張承志：凡生命盡予收容

一
　　
　　理解這片土地需要一個入口。
　　兼顧地理語言宗教等因素,或許挑選東鄉最為合適。
　　——東鄉苦、東鄉旱,天下最窮數東鄉、東鄉的男子虎背熊腰、東鄉的山頭拱北數不清、東鄉話聽不懂、東鄉人不打井、東鄉的山是倒立的……往昔,東鄉本是河州八坊的小販在攤子上消磨時間的話題;如今隨著東鄉的急劇變貌,它更成了一個廣泛散播的傳奇。仿佛提起東鄉,人會不由得興奮。
　　東鄉是什么?名從地意,它原本指的是河州城(今臨夏市)以東的鄉下農村。五十年代國家進行民族識別時,當地人不愛聽這個稱謂,以為這個詞暗含河州人對鄉下人的歧視;更不喜歡因為說自家的土話就成了“蒙古尕娃”、從回族中被剔出來單另劃一個民族,覺得這冒犯了他們堂堂穆斯林的身份。后來雖然習慣了當一個民族,但仍不斷有更改族名的提案。根據一個古老稱謂“撒爾塔”,要求更名撒爾塔族的呼聲起伏不息。最近剛剛移山填壑、奇跡般建成的縣城廣場,已被正式命名為撒爾塔廣場。
　　哪怕在八十年代,東鄉確是一塊難以抵達的、遙遠的異境。它的四周各有一道河流隔斷:北黃河、東洮河、西大夏河、南廣通河,四水之間聳立著這片神秘高山。雖然西、南二河都不是什么險阻,洮河也捉襟可涉,但是閉鎖的含義是多重的——無水的水文、破碎的地理、絕對的貧窮,還有歧視、壓迫、無援,那片壁立東鄉的大山,即便對河州而言也是一塊絕地。幾十萬人星點居住在近兩千條山梁和三千多道溝壑里,耕作對面的一塊麥地,要先下到深澗般的谷底再攀上陡峭的溝崖。一場暴雨過后,壑更深了一丈,溝又多了數條。媳婦回十里外的娘家,要繞過三五座大山;縣長下鄉辦些公事,司機先擔心恐怖的山路。里面的人難能出去,外界的人也不想進來。東鄉是一切意義上的死角,東鄉意味著無望的棄土、最惡的生存。
　　但是山頭再陡峭也不會撒手放棄,因為再貧瘠的黃土也是耕地。只要多少慈憫些雨水,山頂坡麓就能生養小麥、洋芋和胡麻。東鄉人的家屋,散亂疏離地搭蓋在溝壑山峁之間。泥屋繚繞炊煙,靜靜蹲踞山頂。秋冬之際,門口一塊空場上大都堆著兩垛莊稼,金黃的麥子,黑紅的胡麻。更多的洋芋,則藏在自家窖里。水土流失,但四條河圍住了人的土語,沒讓它也流失。東鄉人在這旱苦的家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發自己艱辛的日子,也調養自己獨特的精神。
　　場上要緊的是水窖。在無水的世界里,水窖是生命的保證,也是財富的象征。夏日的暴雨冬天的大雪,都被挖溝引進或背簍運來,傾入窖中,蓄成夠一家人喝幾個月的窖水。打窖的匠人現在已不易尋到了,他們用膠泥反復捶打,把窖壁磨得光硬如石。挖成的水窖深寬各有丈余,窖口卻不滿兩尺。再小心罩上蓋子,不能進了污物。至今人們喜歡追憶窖水的故事;說窖水滑膩,微微發甜,吃了有利腸胃,而且特別長力氣——遠比瓶裝水好過百倍。
　　窖水不夠,就要遠路馱水。一頭騾子掛兩個桶,上下三五十里,整整一天馱來的兩桶,不像是水,簡直是血。前幾年有兩個北京記者為著體驗,跟上馱水的農民跑了一趟,人精疲力竭,鞋也磨破了。縣里覺得感激之情難表,一人送了一雙皮鞋。
　　東鄉縣戰勝無水命運的決心,和當年愚公一般大。除了付出過巨大犧牲的南陽渠工程之外,八十年代以來,以大小水泵、不銹PVC管、人的吃苦為手段,向白白淌掉的外河索取,在焦渴縱橫的腹地布局,二十年里,以縣城索南壩為中心,幾大干渠如放射線般建成。同時——尕西塬和九眼泉、龍泉與董嶺、百和及坪莊,十余條叫做“人飲工程”的引水線,在高高的梁峁山脊蜿蜒游走,如一條條動脈持續輸血。夢境于是成真,亙古以來窖水度日的東鄉人,如今認識了自來水。我曾沿著尕西塬的山梁,目擊劉家峽的黃河水被揚到山頂,又沿著山梁的脊線,抵達了一個個村落。在北莊,宗教長老親手為我轉動水龍頭,我親眼看見清亮的水嘩嘩流出,伴著老人喃喃的感贊。
　　若把引水渠比喻成動脈,那么公路就是靜脈。自古與世隔絕的東鄉,一定要鑿通出口。如今的東鄉,讓司機談虎色變的溜肩土路已快絕跡,通向四方已不止四條公路。最值得紀念的,是東鄉人不顧險阻跨過洮河、劈開攔路的砂子豁豁山,從大坂鄉鑿通一條直路的壯舉。那條路連接了蘭州走四川的高速道,是東鄉最短捷的命脈。修路期間也來了兩個記者,但不是來體驗民間艱難,而是想表演“媒體牛二”。我想,他們若聽說過東鄉的烈性就斷然不敢玩火了:據說他們險些被東鄉人裝進麻袋,一甩手扔進洮河。
　　東鄉氣質的一部分,可遠溯到蒙古的遺傳——如今說說蒙古話題,已經不再會引起糾紛了。東鄉語是一種古代蒙古語,日本蒙古語言學家小澤重男稱之中期蒙古語。涉及語言唯恐說錯,我只能說:在現代蒙古語中脫落的詞首送氣音h,如尚保存未丟,一般即是十三世紀前后的特征。
　　有趣的是近年來東鄉族更改族名的訴求。他們說自己原來的民族自謂是“撒爾塔”,而不是意為“河州城東邊鄉下”的東鄉。而這個撒爾塔大名鼎鼎;在十三世紀文獻中,它是一個波斯語詞(sārt,商人),專指當時的穆斯林隊商。在蒙文中它常以sartaγul的形式出現,這個詞在《元朝秘史》的旁譯中,被清晰地寫做“回回”。而在同期的回鶻文獻(元代畏兀兒文書)中它被寫為sartalar,其中的-γul/-lar都是復數后綴。
　　換言之,十三世紀的北亞諸族,曾把西來的穆斯林行商用波斯語稱為“撒爾塔”、或用漢語稱為“回回”。于是,如果原屬回族一部的東鄉人改名為撒爾塔,就等于用波斯語恢復了原名——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來。顯然這是個語言學的小小玩笑,活潑而有學問。
　　東鄉是伊斯蘭的淵藪。甚至可以說,東鄉的色彩,就是白的帽子、綠的蓋頭,以及黃色的山。登高遠眺,清真寺和先賢墓宛如棋布,星點綿延天邊。派別林立,門宦群集,最富中國色彩的門宦和最具改革思想的新教,都在東鄉匯聚誕生。信仰是生活中的鹽;這里沒有歌廳、沒有色情業和酗酒者。齋月里所有飯館都白日打烊,夜晚卻燈火通明地營業。在銀行里農民取走存款,但把利息擲回窗口。德高望重的長者極受尊敬,為修葺穆罕引迪尼(相傳是一位祖籍伊朗的大賢)的墳墓,大灣頭的百姓擔水植樹,在旱海中造了一座綠山。前不久與我交深的北莊老人家辭世,東鄉發來的短信說,送葬那天有十三萬人趕來,密密的白帽淹沒了撒爾塔廣場。
　　他們帶著元代的痕跡。雖難定論,但“撒爾塔”的稱謂提示說,他們的伊斯蘭或許自外攜來,而并非在河州皈依——也有充分的可能。無疑他們與蒙古淵源很深。他們可能正是——那次覆蓋世界大半的蒙古運動的一點尖銳的解說。
　　只是愈靠近這解說,證據就愈嫌不夠。還必須環顧他們的同伴,那些散落在甘青大地上的族群。
　　
　　二
　　
　　需要從祁連山脈的西端開始,繼續這個討論。
　　今天,在從祁連到東鄉的大地上,已經能數出八個小的族群或集團。
　　這些大小不等的群體是:被政府認定為少數民族之一的,操蒙古語的東鄉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中的東部裕固人(xara-yōhur,黃裕固);和操突厥語的另一半西部裕固人、未被認定一族的康楊人和說晚期蒙古語的托茂人。最后是河州西面積石山關門內的撒拉人——他們是地理位置最靠東的突厥民族。
　　太多的族名可能使讀者疲憊,簡單說,曾有一大群說著古代蒙古語的人群(混雜著少量突厥語成分),從祁連山脈以西,朝著莽莽的青海更朝著遙遠的甘肅,實行過一次(或數次)遷徙和投奔。
　　語言仍是一個最清晰的提示。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隨口做了幾句話的調查。當記錄到“那人是回族”的問句時,回答使我震驚。Eni kun sardur,簡直可以翻譯成“那人是撒兒塔兀勒”,幾乎原樣的《元朝秘史》蒙語!
　　裕固族如解讀這一批族群的鑰匙。
　　據裕固族作家鐵穆爾的調查,東部人所說的蒙古語中,“語音與土族語、東鄉語、保安語之間共性較多”,詞首保留著h,“十”是harwen。他們更有一致的民族認同;無論東部或西部,無論講的是蒙古語或者突厥語,所有人都有一樣的自己稱謂“撒里堯乎爾”(突厥語是近似的sarevh yovhur)。這不能不催人聯想歷史上天災引起的回鶻西遷,以及甘州回鶻、黃頭回鶻、撒里畏吾爾等名稱。
　　與東鄉毗鄰的土族,也提供了早期的信號。土族語也帶有明顯的古代特征。如數詞“十三”的發音也是“harven gurvan”(現代蒙語為arban gurban),詞首的h,亦未脫落。以前學術界記載土族自謂是“白蒙古”(aγan mongul),其實“白”可能僅是一個炫耀的形容詞,如“黑”有時表示落后、粗糙、“生”一樣。
　　信仰伊斯蘭教的保安族和康楊人的語言,與土族語幾乎沒有差異。甚至連“保安”一名,也來自黃河對岸信仰藏傳佛教的土族保安三莊。人們笑道:“三個莊子里頭過了河的當了回民把名字也拿上走了,沒過河的守著保安三莊可給人叫了土族。”——至于康楊人則是一個很小的人群,住在出產著名的大杏子、并私造槍械的群科附近。我猜想,如康楊人一樣的小群體以后還可能不斷被人覺察,以證實當年那場大遷徙的規模。
　　在抵達之前他們當然早有自己的色彩。但是獲得牧場和獲得土地永遠更加重要。妥協和依附,都無疑曾經有過。依附主人的規矩、選擇主流的信仰,是最顯著的現象。東鄉族以全民篤信伊斯蘭教著稱;而語言近似的青海土族和游牧祁連的裕固族,卻以信仰佛教并擁有一系列藏傳名剎而驕傲。再向東,流散黃河北岸的同仁佛徒被認做土族,而渡河到積石山信仰了伊斯蘭的親戚,卻被劃為保安族。兼之在撒拉人的強烈影響下,貧瘠孤立的卡力崗藏民改信了伊斯蘭教而變成“藏回”;耕作于湟水流域的密集漢民中,能數出一群群漢化的蒙藏成分(如樂都縣的祁姓蒙族)——為了求得生存,人們經歷了很多。唯因如此,由八個藕斷絲連的族群所勾勒的大地,呈著一幅語言、宗教、民族的斑斕圖畫。
　　撒拉人和突厥語裕固人的關系誘人遐思。他們的語言,挑逗著猜測他們同出一轍的想象。若這兩批人真是姊妹,那么就——或者裕固的一支在祁連山改宗于藏傳佛教,或者撒拉的一支在大夏河潛入了伊斯蘭。雖然遠遠沒有證據,但有可能對撒拉族的一些推斷,還應該對照說突厥語的裕固人。他們兩家的淵源傳說,一旦契合而不相悖,這盤棋就會一目了然。撒拉人說自己十世紀就從撒馬爾罕來了,駱駝上馱著《古蘭經》——那么,裕固人也在同期抵達祁連山么?不敢浪言。
　　如果這一想象錯了,那么撒拉人就與上述諸群緣起不同,乃是一個獨立遷來的群體。如那樣,就唯獨剩下托茂人,是晚期的一例。
　　與另五個語言古老的蒙古語群體不同,托茂人的語言與現代蒙語出入不大。托茂人原來駐牧在新疆東部的哈密一帶,因在清順治年間卷入丁國棟米喇印起義,后被安置于青海的蒙古王爺旗下。屢經輾轉流離,今天他們游牧于祁連托勒川草原和新疆的博斯騰湖畔。“托茂”一名含義不詳,但他們的稱謂記憶和伊斯蘭信仰,卻一直傳承未變。由于他們與明代史料中記載的“哈喇回”糾葛甚深,也許會被判定為蒙古運動后期曾發生過的、大規模伊斯蘭化過程的一個活化石般的例子。
　　這樣就無意中觸碰了浩瀚的蒙古運動的一角。也許我們闌入的,是一個深具學術意味的觀點。
　　
　　 三
　　
　　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人遷來此地,已經不能細究。
　　分散的、各式各樣但多是蒙古人的一些群體,遭逢了難以抗拒的強力。或是戰爭,也可能是雪災,使家鄉變成了地獄。總之在故鄉活不下去了,求生的欲望發動了向東南的逃亡。向祁連山、向青海湖的大遷徙就這么發生了。浪潮催動東移,人群繼續涌動。難斷一個準確年代,也不知延續了多久。這一浪潮的息止,是在積石關外,四閉的東鄉。
　　這些從漠北或新疆出發、只知向東南移動的人群,在從祁連山到積石山之間的大地上,得到了收容。
　　收容的過程,依然無法細考。收容的過程也不會是和風細雨。或許曾有過殘酷的瞬間,摩擦、談合或拼殺;但總的來說,收容實現了。
　　也許這塊土地慣看了人群的逃難。也許他們自己也有過亡命與投奔。這片熱土的主人,主要是胸襟寬闊的青海藏族,給落難的來客敞開了大門。不僅青海,從祁連到東鄉,這塊青藏邊緣的大陸,慷慨地把牧場劃出,把荒山相讓,使他們活了下來。
　　催動了我心里的熱情、使我也數十年如一日地向它投奔的青藏邊緣的一隅,是一個巨大的十字路口。它以祁連山脈為北緣,用河西走廊隔開了北方的蒙古草原。它的西方連著中亞新疆,神奇的突厥和伊斯蘭文明在那里根深葉茂。祁連南麓便是茫茫無際的藏區,黃河從青藏高原向中原低地跌落。在黃河孟達峽的東面,只要過了東鄉的荒山,洮河東岸便是傳統的漢文化世界。
　　凡是活不下去的,凡是遭了劫難的,凡是孤獨苦罪、無處容身的人或民族,就往往朝這個方向跑。他們為什么不往北走?他們怎么不向西去?只能說,青藏邊緣的一隅,確是收容的大地。
　　這就不是什么學術觀點了:在這塊土地上,凡生命盡予收容。一個樸素的真理,唯在此地不斷地被證明。于是人對土地懷上了感情。這是一片寬容的大地,像母親把手臂伸向孤兒。從祁連到東鄉,這片大陸對人的接納,是一個感人的過程。它原本是地理的結果,后來卻成了土地的性格。
　　一九二一年外蒙古革命時,一批外蒙人逃亡入境。他們跳過河西走廊,一頭鉆進了祁連山。如今他們定居在裕固牧區的白音鄉,沒有加入劃分民族,而是被認定為僑民。
　　同樣,從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新疆的兇惡軍閥一直固執地對哈薩克人民追殺不已。盡管天山的美麗和哈薩克對天山的感情遠非人們所能想象,但在殘酷的命運之手的推動下,他們趕著羊群,馱著婦女兒童,不斷向東遷徙。又是在甘青交界,阿克塞和柴達木的曠野,接受了苦命的哈薩克人。
　　我在馬海——青海柴達木西端的一片荒漠,它是本文所述運動的最后一次遷徙后的安置地——和一個哈薩克村長一起,并肩漫步在草灘上。
　　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上中學時在德令哈當過紅衛兵,如今卻黧面寡言,徹底蛻變回一個牧人。
　　我問:Bul jel de jaylaw jakse ma? (這地方夏牧場好嗎?)這是在新疆天山的美麗夏季,最常用的問候語。
　　但他心情沉重地回答:Jaylaw jaman(夏牧場很差)。
　　我想起《荒蕪英雄路》中與哈薩克老人的對話,心中感慨無限。
　　二○○九年七月初次于德令哈以講座發表
　　二○一○年三月寫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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