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兒出走怎樣？

劉潤為（原《求是》雜志副總編輯）

今秋，《云南日報》載文，為楊白勞們免費策劃了一個“新活法”。據說，“思路不同，矛盾和情節不同，結局也是會不同的……假若喜兒與大春雙雙出走，楊白勞不但支持還參與策劃。出走后喜兒與大春組成新家庭，在外地做豆腐賣，進而經商，老家的欠賬由楊白勞頂著，小兩口賺了錢寄回老家幫父親還債。于是我們發現楊白勞一家的新活法還是有的。”聽了這番高論，人們不能不喟嘆天不作美。假若論者提早出生半個世紀，楊白勞就不會喝鹵水尋短見，與喜兒、大春相同命運的農民則不必追隨“土八路”去弄刀弄槍，黃世仁也不至于在后來吃槍子，天下自然也就太平……
然而，再一想，既然楊白勞們的命運可以“假若”，何不思想再解放一點兒，膽子再大一點兒?比如去投靠蔣宋孔陳家的某位“太子黨”，大春做保鏢，喜兒做小蜜。二人走后，黃母、黃世仁由拜佛而成佛，憫于楊白勞的煢煢孑立，接到黃家優禮有加、奉若至親。在爭奪一樁走私買賣的大戰中，大春為保衛主子“犧牲”，喜兒則被派往美國代理“太子黨”的財產。后來回國，楊白勞備頌黃世仁之德，喜兒由感激而萌發愛情，遂與黃世仁結為伉儷。喜兒從國外帶回的巨款和黃世仁的大片地皮合璧，辦起了“寬容博愛公司”，普渡天下窮人，目前正在與牟其中先生競爭炸喜瑪拉雅山的大買賣……這一番曲折跌宕悲歡離合母雞變鴨，豈不勝于“賣豆腐”之所云耶?
遺憾的是，“假若”畢竟只是假若，作為文人墨客夸耀想象力的扯淡似無大礙，但是切不可跌落在地上。就說出走以后“去做豆腐賣，進而經商”罷，就須過得三關。其一，既然黃世仁垂涎喜兒的顏色，憑著他在官府的勢力，大抵是不會輕易放過“小兩口”的。其二，無論出走到哪里，總要有個房住、有個地方磨豆腐，這第二關恐怕又要難住手無分文的“小兩口”。其三，即使賣上了豆腐，還會有不少麻煩。假若是小本經營，能賺幾個錢呢?何年何月才能積累起“進而經商”的資本呢?到頭來，恐怕還要重蹈楊白勞的覆轍。假若起手就是氣派宏大的買賣，例如什么綠色食品集團之類，若不是跌個跟頭從地上撿到百兩黃金，就是癡人說夢了。退一步說，就算這個“新活法”靈驗得很，楊白勞一家也當真因此而脫貧，也不可作為一條普遍的經驗在中國推廣，因為在那時的中國，像楊白勞那樣窮得叮當響的農民數以億計，這么多窮困農民是不能都來“做豆腐賣，進而經商”的。可見這個“新活法”既輕薄又脆弱，一落到地上，便被楊白勞們的窮困碰碎了。那么，楊白勞們為什么會陷于窮困呢?這就又回到了民族壓迫、階級剝削的舊思路，那“活法”，自然也僅剩下《白毛女》指出的一種。論者埋怨中國的藝術家們死腦筋，想不出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那樣的好點子，“無論是話劇、歌劇、舞劇還是電影”，把個《白毛女》弄得“矛盾情節一模一樣，因而結局也一模一樣”。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尼羅河上的慘案》是洋人消閑解悶的推理游戲，《白毛女》是舊中國窮人命運的寫真，這本來就是不搭界的兩回事。
從文中可以看出，論者對于自己的新發現是頗為得意的，這就透出了幾分輕浮，因為這個“新”實在是不夠新的。晉惠帝司馬衷上臺之初，有大臣奏報天下荒亂、餓殍遍野。這位萬民之主說：“怎么會沒有飯吃呢，可以吃肉粥嘛!”此后，為中國農民這般改革食譜、倡導“新活法”的還有，比如教導貧困地區的農民早餐要喝牛奶、吃巧克力之類。總之，說這位論者是拾人牙慧，大抵是不會冤枉的。
人們大概還能記得，四年前，曾經發生過“新解”《白毛女》的事。作者似應歸于新潮經濟學家一丘。他居高臨下地說：“新的時代需要有新的看問題的方法”，“從現代經濟法的角度來看，黃世仁和楊白勞的關系本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而債權人以適當的方式向債務人索取債務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根據這個“現代經濟法”，他教訓楊白勞說：欠賬就須還賬，切不可“頭腦發熱，產生破壞性的沖動”。比起新潮經濟學家那副惡狠狠的面孔，這位論者對待楊白勞們的態度算是極好的，但在不滿意《白毛女》的思路、矛盾情節和結局方面，他們就沒有兩樣了。至于他們為何在今天如此熱衷于吹《毛》求疵(學習當今某些廣告的修辭格式)，除了他們自己，只有天知道。
199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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