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是一部精心設計，政治性極強的電影。是民社派的大作，號召精英階層大聯合的集結號。是他們獻給祖國六十華誕的墓志銘（生于民主共和，亡于獨裁腐敗）。片尾的演職人員表，就是時代新戲《竊國大業》（the founding of A Elite's republic》的序幕。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千古定律

明星串演，一是為擴大影響，二是一種掩護。恰如廣告洗腦，他們讓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數明星上，便輕松實現下意識的宣傳。恰如“鶴舞白沙、我心飛翔”的廣告，絕不會明著說宣傳香煙的。

《建國大業》這部電影本來是政協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片，應該叫《政協大會》。可是把它的名字改成《建國大業》，將政協成立六十周年和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相提并論，本身就是制作人的春秋筆法。

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革命的基礎上的；而政協的合法性，是國家制度“民主共和”還是“獨裁”的基礎上的。簡單來說，前者要實現人民民主共和，后者要實現精英代議共和所以電影的英文名，都是“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而不是“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要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普通的Republic，而是people's Republic，“人民”二字前綴是新中國與一切西方“共和國”相區別的特點。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橫向分工，軍隊、工業、農業、商業、學術、種族、血統（貴族）等等。舊的共和，只是針對封建來講的，不能由血統上的貴族統治國家（君主制），也不能由軍隊掌控國家的命運（軍國主義），而應該建立橫跨工業、農業、商業、學術、軍隊等等各種分工的大聯合政府。

然而社會除了橫向的分工，同時存在著縱向的分工。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勞動者和管理者的科層分工、階級對立。

舊的共和制度，并不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制，而是“精英代議”的共和制。包括美國在內，西方列國直到19世紀還把“民主”視作洪水猛獸。中華民國就是精英代議的共和制，其實是軍閥、資本家、大地主、學閥、買辦、官僚的大聯合政府。

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主張，在西方人眼中，是由一個強勢的政府控制軍、工、農、商、學一切領域，是反共和、反自由的。在中國人眼中，則是由軍、工、農、商、學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人民群眾大聯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掌權的政府，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專政剝削階級；通過解放勞動者的自由，解放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來建設和保衛祖國。

所以區分“共和國”，一定要看是精英代議的共和國，還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

懷著這樣的疑問再看電影，就能敏感地抓住編導的春秋筆法。憑觀影記憶稍作總結，編導的核心歷史觀有三：

第一、國共兩黨是“共和”道路上的兄弟黨；
第二、政協建國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基礎；
第三、國民黨亡于對精英獨裁和內部腐朽，是被自己打敗的；

這些是不是本人的誅心之論，根本沒必要去爭，看了電影每個人心里有數。這三個問題本身，就值得在建國六十周年的時候再次探討。

第一：國共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兄弟黨？

電影的第一個情節，毛澤東和蔣介石會見，毛澤東俯身與蔣介石握手，兩人都穿中山裝，蔣說是中華民國公務員穿中山裝，毛說我們本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并回答孫紅雷扮演的記者，說兩黨都是孫中山先生的弟子，這本身就是雙方的共同點。

首先這個情節就是杜撰的。重慶會談，蔣介石會見毛澤東，非但不是穿中山裝，穿的是軍裝。從唐國強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俯身握手也是他們演職人員設計的細節。

國共兩黨可以說是兄弟黨，那是從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角度來講，是中國革命道路上的兄弟黨。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固然是孫中山的子孫，共產黨難道也是孫中山的子孫嗎？答案為否。

孫中山在世時，國共兩黨就是兄弟黨。孫中山想用精英大團結的道路實現中國革命，卻只得到了一個軍閥割據、戰亂不斷的民國，越往晚年走，他越傾向于社會主義道路。才會促成國共合作，把他精英大團結的三民主義詮釋為民族問題聯俄、民權問題聯共、民生問題扶助工農。

在精英（民盟為主的民主人士，主要是知識精英）眼中，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只有兩個毛病：法西斯式獨裁 和 腐敗。但在精英代議還是人民民主的大是非上，這幫民主人士和國民黨一點分歧沒有。

國民黨的政治基礎是一切社會精英，他們要為精英的評價負責。但共產黨不是，共產黨的政治基礎是人民群眾。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看待蔣氏國民黨，他們不但腐朽無能，而且殘酷地鎮壓和奴役百姓。國民黨的生理缺陷，排第一的正是精英路線。所謂豺狼當道、不得復問狐貍，軍閥、資本家、大地主、學閥、官僚黨這些才是豺狼，那些所謂獨裁、腐敗，都是狐貍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共之爭，是走人民民主道路，還是走精英代議道路，是中華民族兩條道路的斗爭。走人民民主道路，就要社會主義；走精英代議的道路，就搞資本主義共和國。但相同之處，在兩次世界大戰、民族國家紛爭不斷的大背景下，國共都要求建立一個政治穩定的中央政府。

而精英階層和國民黨之爭，爭的是走開明的精英代議道路，還是一黨獨裁的精英代議道路。這是精英治國的內部爭斗。他們寧要民主但分裂的精英代議共和國（在內戰時公開贊同劃江而治，為此周恩來大怒；后毛周又斥梁漱溟等人一貫反共），也不要獨裁但統一的代議共和國。然而他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相比之下獨裁還是開明都不重要。精英階層六十年前如此（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越弱勢，精英階層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就越大。

《建國大業》從第一個場景，就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定義為精英代議制度下的兄弟黨，就把建國大業的合法性定調為“雙十協定”中的政協建國，就把國共之爭定義為獨裁專制和開明專制的兩黨私斗。這種曲筆可謂心狠手辣，表面上符合史料，卻完全違背歷史真相。

第二：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是來自于“政協建國”嗎？

簽訂雙十協定的過程中，只有國民黨、共產黨，以及作為社會輿論的廣大精英階層參與。然而共產黨的背后，還有近億解放區的人民群眾，幾百萬民兵和自愿參軍的正規軍。國民黨要對大資本家、大地主、官僚集團負責，共產黨要對誰負責？對國民黨嗎？對民主人士嗎？對大資本家大地主嗎？對歐美列強嗎？對蘇聯嗎？都不是。共產黨只要對“人民群眾”負責——所以隨后進行的解放戰爭，敢于違背蘇聯、違背美國、違背國民黨、違背民主人士、違背大資本家、違背大地主、違背軍閥和官僚，僅僅因為共產黨不對他們負責。解放戰爭，唯有各地人民群眾歡聲動地。

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視野中，國共談判的合法性不是“共和”、“民主”這些忽悠精英的形而上學概念。重慶談判唯一合法性，僅僅是八年抗戰之后全國人民“反對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政協建國，無論對國民黨而言，對共產黨而言，都不是目標，都只是妥協，是為了降低“革命”的歷史成本，是對中華民族負責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的誠意比國民黨高，但雙方都沒有所謂“民主人士”那么執著。

共產黨堅持政協建國的道路，從來不等于放棄革命，放棄建立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更不是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放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上。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歷來對內、對敵都有寬仁的傾向，但在革命道路上絕不搞調和。這點新中國前三十年斗爭史證明得很清楚。政協建國，是團結-斗爭-團結，與后來和平贖買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是相似的，是一種“溫和革命”的方法。再說直白一點，是要那些軍閥、學閥、黨閥、資本家投降，放下抵抗，與人民政府合作，接受和平改造，作為人民一份子共同為新中國建設出力。

蔣氏國民黨要資本主義的精英共和國，毛主義共產黨要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都不是雙十協定能實現的。精英階層、民主人士期待的政協建國、南北分治的道路，正是美國、蘇聯兩大勢力發自內心期待的。這種心態，現如今又被民社派為代表的改開既得利益者繼承發揚了。《建國大業》正是號召精英階層再次大聯合的集結號。

第三：國民黨是被自己的腐朽和獨裁打敗的嗎？

沒錯，國民黨死于腐朽和獨裁。但腐朽、獨裁不是病因，而是并發癥。他的病根在于從孫中山時代就確立起的精英路線。辛亥革命本身，就不是發動群眾的、由下而上的根本性革命。而是靠知識精英領導，大資本家和地主支持，聯合進步軍閥進行的一場精英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國民黨的病根就是精英路線。

軍閥、學閥、土豪劣紳、買辦式資本家、腐敗的官僚集團等等……這些全都是在1840之后，經過近一百年的慢性腐敗后形成的權貴集團。殖民戰爭歷史對當時的中國精英進行了進化論式的自然選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任何人只有依附一種勢力，才有可能爬到權貴地位。不妥協的“社會精英”要么自殺了，要么被殺了（譚嗣同），要么有名無實無所作為（張瀾）。不換腦子就換人，屁股決定腦袋，這個鐵律古今中外千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精英階層中絕大多數的人，無論是否愛國，無論是否擁護革命，他們都要捍衛自己在殖民地歷史進程中獲得的權力、地位和財富。一旦革命的矛頭指向了自己，指向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他們就立刻在進步和反動之間徘徊，陷入生死抉擇。

政協建國雖然反獨裁，要民主，但在民主人士的眼中，是不是還打算走精英治國的道路？那么一定仍會走向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和政治上的獨裁。因為老百姓反的，正是你們這些依附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勢力的社會精英。

于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民族國家戰亂不斷的大背景下，精英階層眼前的兩條道路，革命就反對自己，喪失權力；不革命就要對內鎮壓百姓，外憂內患導致亡國。在這樣的背景下，走精英道路的國民黨，不可能不腐朽，不可能不獨裁。抗日戰爭相對于民國政府，恰如秦國亡于阿房宮、隋朝亡于大運河、元朝亡于治黃河，一到國家利益與階級利益發生沖突的關鍵時刻，精英階層反人民的本質就以腐朽和獨裁的形式展現。非但國民黨如此，共產黨自己也同樣如此。所以毛主席在反修時說過，帝國主義不會讓你中國順順利利走上資本主義強國道路的。一旦共產黨變修，必將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官僚買辦漢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黨

《建國大業》必然被春秋筆法貫穿始終。它本身就是政協策劃的。從最初籌劃時的《政協大會》，到現在上映的《建國大業》，應該注意到電影的幕后策劃者底氣越來越足，自信越來越強。這種底氣，自然是來自于他們對歷史的再次詮釋；自信，則是來自于拍攝一部歷史大戲所必須的話語權。這部電影能拍出來，本身就足以證明它整合了官方、資本家、社會精英的歷史觀，建立了精英階層的新統一戰線。否則通不過審查，得不到贊助，更不會有兩岸三地的、中國外國的、由不同派系的權貴集團籠絡的影視明星共同參演。精英的歷史觀，怎么也不可能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隊伍相符合。

最后，再舉兩個特別讓人反感的杜撰情節：

1、土改是為了兵源

（書記處會議）
毛澤東：把土地分給農民，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就是我們的。
周恩來：后勤分隊走散了，吃穿都成問題。
（毛澤東熄滅半根蠟燭）

唐國強也在有關《建國大業》的談話中，講道：

首先，毛澤東覺得盡管國民黨有400萬軍隊，共產黨軍隊不到100萬，但是從兵源上來說，誰能給農民以土地，誰就將是這個國家的領導者。所以他搞土改，就有了《土地法大綱》。農民分到了土地，他就要保衛土地，他就會踴躍地參軍，這樣就保證了兵源。對待國民黨俘虜兵的教育也是這樣：你幫助國民黨打，就是幫助地主老財，打贏了家里還是沒有地。你幫著共產黨打，打完了就分地。

只要了解反反冒進的歷史，了解人民公社的歷史，了解毛澤東反對單干風黑暗風……就知道編導設計這個情節時多么陰損。唐國強發言不敢茍同《建國大業》只提政協、統一戰線，不提武裝斗爭和群眾路線，可他也接受了土改是為兵源、籠絡民心的方法。

從當年包產到戶到現在的土地流轉，再爭土地政策已經沒有意義了。這已經不是觀點的沖突、理論的較量，而是兩種歷史觀，兩條歷史道路的斗爭。不提也罷。

只是必須指出，“公有制”本身才是共產黨人的目的。毛主席對蘇聯人說過中國農民比工人更具革命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土改解釋為籠絡人心，歷來都是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人史觀，為精英階層的失敗狡辯。這種觀點，必然引出“共產黨忽悠窮人推翻富人，搶劫富人合法獲得財產，從而奪得天下”一類的推論；以及共產黨的軍隊隊伍里主要是自利的農民、無知的愚民這類看法。

精英有精英的人性論，人民有人民的道德觀，“屁股決定腦袋”，沒什么好爭的。我們只要明白這么關鍵的細節，居然是編導居心叵測的再創造，就足夠了。

2、新中國沒有資本家不行

這也是電影中的一段：

毛澤東轉了兩條街，沒有商店開門營業，買不到煙，大發雷霆，責怪縣委書記成俊。
成俊反映：進城后，傳言說資本家和商人全是剝削階級，要革他們的命，嚇得這些商人買賣全不敢做了

朱德：這不是個小問題啊，鬧革命我們是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他們（資本家）
毛澤東：沒有商販，連香煙都買不到，還談什么市場繁榮啊，要把人家請回來。
劉少奇：現階段還不能消滅資本家，生產關系的改變不是過家家，不能胡來。一旦搞出問題，那比在戰場上打了敗仗還糟糕啊
周恩來：政治協商，協商的對象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和民主人士，我們是請人家來共同執政的，不是來消滅人家的
毛澤東：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經營生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這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這個飯碗我們剛剛端上，砸不得。

電影不演資本家在上海投機倒把，擾亂市場，不演陳毅對付資本家的鐵腕，不把共產黨治理上海的方略和蔣經國打虎做比較；反過來杜撰了一個毛澤東買煙的情節，就讓五大領袖得出保護資本家的地位，就是保護共產黨建國合法性的觀點。

同土地問題一樣。社會主義中國應該如何對待資本家，不是觀點沖突，不是理論的較量，而是兩條歷史道路的斗爭。這個問題用語言是爭論不清的，“屁股決定腦袋”，爭論等于與狐謀皮。我們只要明白這么關鍵的情節，竟然是編導居心叵測的再創造，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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