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祝賀《建國大業》得到蔣家后人盛贊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介石先生的孫子蔣孝嚴先生，日前赴西安與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國臺辦主任王毅會面時盛贊新中國成立六十年獻禮電影《建國大業》，認為中共對歷史評價更加客觀。　　

尤其令人興奮的是：蔣孝嚴先生說，一套《建國大業》光碟，回臺灣后他一連看了兩遍。——兩遍！這意味著什么？這是對《建國大業》全體制作人員的最高獎勵，這說明黃建新大名導、一百多位中、外實力明星的汗水沒有白流，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先生的贊賞和表揚，就是對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的最大回報。　　

但是，他們決不會就此驕傲自滿，把成績當成包袱，而是要把贊賞和表揚當作鞭策和動力，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拍出比《建國大業》更好、更真實、更客觀的影視作品，奉獻給所有支持《建國大業》的觀眾和海內外友人。　　

他們深知，《建國大業》取得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蔣孝嚴先生在表揚中用了“更加”兩字，只是與以往的革命題材作品相比“更加客觀”而已，這也只能說明以前的同類作品不客觀，而決不能說明《建國大業》已經完全客觀了。　　

眾所周知，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建國大業》還不能完全真實地再現那段歷史的畫面，達到蔣孝嚴先生完全滿意，這有待于今后的影片中一點一滴地、循序漸進地、堅持不懈地還原它的本來面目。　　

與以往此類題材的影片相比，《建國大業》取得的歷史突破，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本片較之以往的主旋律電影有新的突破。——即導演所說的，“蔣介石失敗、毛澤東勝利的根本原因。就看誰代表的群眾意志更多。毛澤東代表著更多的人的追求和希望，這和西方選舉有什么本質區別？”　　

2．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被挖掘、表現，其中就有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之間關系的深入描寫。可惜受片時的限制，沒有把1925年至1937年蔣經國在莫斯科拿著沖鋒槍和德國鬼子干架的英雄形象，很好地表現于本片中。　　

3．在角度和題材上有出新，而在領袖的塑造上，《建國大業》盡了一切努力，突破種種局限，盡力還原歷史中生動的人物，包括設計了周恩來發怒摔板凳，中共五大領導醉酒唱歌，毛澤東因買不到香煙大發雷霆的片段，把領袖還原成一個個普通人，使其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并充分展示出領袖的內心世界。　　

4．1915年，美國導演大衛·沃克·格里菲斯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拍攝了《一個國家的誕生》。從此開創了全世界史詩巨片的先河。同時也開創了好萊塢電影人關心政治，積極對歷史和政治發言的傳統，這一傳統一直保存至今。　　

《建國大業》使用的宣傳口號也是“史詩巨片”。它雖然無法重現《一個國家的誕生》的成就，但出現在當下，它的制作模式和它承載的各方賦予的意義，或許也將確實成為今后一種電影制作模式的先河。　　

當然，眾口難調，不能對各方面都能照顧得很好。我們側重刻畫蔣介石及國軍將領的形象蒸蒸日上，已得到了蔣家后人的贊賞。至于毛澤東及中共將領的形象每況愈下，帶給毛家后人什么樣的感受也就不能兼顧了。

最后感謝蔣孝嚴先生，對《建國大業》及其制作人員給予的充分肯定和莫大榮譽。

相關：蔣家后人為何盛贊《建國大業》

《建國大業》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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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電影《建國大業》在全國上映。這一部票價高達百元，由眾多“外籍華人”出演的“紅色史詩”早在拍攝中已經引起了人們極大關注。今天我想談談對《建國大業》的看法。　　

　　一、一個問題：國民黨反動派應該如何拍攝解放戰爭？　　

　　那么，《建國大業》的政治立場是什么呢？我認為，《建國大業》的政治立場就是站在國民黨反動派角度，是反共反人民的一部反共宣傳片。有的朋友可能會說，太夸張了吧，《建國大業》是60年國慶的獻禮片，縱有錯誤，也不能說是一部反共宣傳片吧。說實話，我也不敢相信這個結論，因此題目用了個問號。下面聽聽我的分析，如果大家不同意我的觀點，也歡迎批評。　　

　　判斷拍攝的解放戰爭的文藝作品的政治立場是不是反共宣傳片，必須首先弄明白一個問題：國民黨反動派逃到臺灣之后，應該如何拍攝解放戰爭？怎樣拍對國民黨反動派最有利？如果要是絲毫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派的錯誤，甚至硬說解放戰爭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勝利和共產黨的失敗，那樣不僅達不到反共宣傳的效果，徒然惹人發笑。如果希望達到最佳的反共宣傳的效果，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就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必須承認一些錯誤，主要是腐敗問題，但是絕對不能承認國民黨反動派是和人民根本對立的這一根本問題。同時，必須宣傳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是真心反腐敗的，反腐敗沒有成功是因為腐敗深入骨髓，積重難返，和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態度毫無關系。這樣，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就可以在臺灣這一剛剛“光復”，腐敗尚未深入骨髓，積重難返的地方重新開始。特別是對于蔣經國，一定要極力美化。這樣臺灣人民即使對蔣介石失望了，還對蔣經國抱有希望，可以讓蔣家王朝統治延續下去。　　

　　其次，就共產黨方面，必須承認共產黨的一些優點，但是絕對不能承認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得到廣大人民踴躍支持的這一根本問題。應該把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描述成為一群善用權謀的奸佞小人，通過挑撥離間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盡管國民黨反動派失敗了，在臺灣人民眼中也是值得同情的悲情英雄。另外，最好把共產黨的領導人丑化為一群粗俗無禮的土匪，讓臺灣人民厭惡共產黨，使臺灣人民跟隨已經窮途末路的國民黨反動派。　　

　　再次，應該極力夸大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的作用。這樣可以更好的回避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得到廣大人民踴躍支持的這一根本問題，把國民黨反動派失敗描述成內部叛變造成的。這樣也可以暗示，共產黨的統治是不穩固的，主要依靠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支持才能維持，而這些人是搖擺不定的中間派，如果國民黨反動派占優勢可以再倒回來。從而宣傳“反攻大陸，反共復國”的“大業”還是有希望的，給逃到臺灣的殘余力量打氣。　　

　　此外，可以適當的培育“臺灣主體意識”，把共產黨解放臺灣的努力丑化為侵犯臺灣人民臺灣家園的行徑，使臺灣人民跟隨國民黨反動派共同反共。還可以宣傳美國的“公平公正”，以為自己的賣國行徑辯護，等等。　　

　　二、兩個選項：《建國大業》的主旨是“獻禮”還是“反共”？　　

　　以上我們說了國民黨反動派逃到臺灣之后，應該如何拍攝解放戰爭才能達到反共宣傳的最佳效果，下面看看《建國大業》是如何拍攝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獻禮”和“反共”哪個選項才是《建國大業》要表現的真實主旨。以下韓三平先生等人的話主要引自《誕生記：拿什么來吸引80、90后？》中三聯生活周刊對他們的采訪。特別聲明，筆者就是80后，但是一點沒有被韓三平先生等人的觀點吸引，也許這就是代溝吧，韓三平先生等人并不真正明白應該拿什么來吸引80、90后。　　

　　1．“末路英雄”蔣介石與“熱血青年”蔣經國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說：“蔣和毛都是英雄”，“張國立有時沉默的時候，臉上有一種末路英雄的狀態，有英雄氣但又有點茫然”。也許我是孤陋寡聞，獻禮片把蔣介石定位為“英雄”，而且是“末路英雄”，恐怕還是第一次。《建國大業》的確充分體現了蔣介石的“英雄氣概”，蔣介石在片中變成了一個清廉、正直、一心為國的人，從各個戰區的報告得知，林彪的部隊搶占東北，陳毅、粟裕的部隊威逼南京才不得不反擊，面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謀權奪位的壓力“引退”奉化時，還表示不做劃江而治的千古罪人。還提出了“貪腐，反則亡黨；不反，則亡國” ，一個無奈的“末路英雄”躍然紙上。　　

　　蔣介石真是個“英雄”嗎？我認為那要看對“英雄”如何定義。如果認為“英雄”就是殺人如草、好色如命、飲酒如狂、陰謀層出的黑社會老大式的人物，那么蔣介石不僅是英雄，恐怕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人。蔣介石本人就是黑社會出身，先是與陳其美結拜為“盟兄弟”，后來又拜黃金榮為師，靠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起家，靠“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跡，對待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斬盡殺絕、毫不留情，把“盟兄弟”張學良關了幾乎一生，對“友邦人士”則異常寬宏大量，抗戰剛一結束，馬上宣布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無罪釋放”，并且聘請這位“有8年剿共經驗”的“友邦人士”為顧問共商“剿共大計”……可惜這些“英雄事跡”，《建國大業》都沒有好好表現。片中表現的蔣介石清廉、正直、一心為國的另一種“英雄事跡”則不是事實，蔣介石統治的時代，廣大人民饑寒交迫，即使是被吹噓為“黃金時代”的1927到1936年仍然有70%至80%的人吃不飽飯，每年餓死300萬至700萬人，1949年四大家族掌握200億美元資產，是世界上的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蔣介石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巨貪。解放戰爭期間，蔣介石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商約》，將國統區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在敗退臺灣后，蔣介石還與美國簽訂了《中美防衛協定》，將臺灣以殖民地的形式，置于美國的勢力范圍之下。清廉、正直、一心為國又從何談起？　　

　　《建國大業》把蔣經國塑造成了一個完全正面的人物。《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說：“蔣經國這個人物，在當年是一個30多歲的青年，就憑他當年30多歲這一條，說他有多么徹底的腐朽沒落，他不可能的。他當年還是想勵精圖治，想改變現狀，甚至想推動國家民族發展”，“蔣經國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在蘇聯衛國戰爭時候，是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過仗的，他是職業軍人，跟那種大少爺完全不一樣。他身上有許多應該是很優秀的東西，《建國大業》可以說是真實地表現了這種東西”。的確，《建國大業》大力宣揚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的事跡，蔣經國、宋美齡和孔令侃的一場室內戲，蔣孔這對表兄弟為國事執槍相對，一個英勇的“熱血青年”被刻劃的栩栩如生。　　

　　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首先，年輕未必是借口，侵華日軍中不少20多歲乃至更年輕的青年同樣是狂熱的法西斯分子。年輕的蔣經國或許想勵精圖治，想改變現狀，但是所作的只能是維護以他和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統治，絕不會觸動自己的統治根基。其次，蔣經國根本不是職業軍人，他是1937年回國的，蘇聯衛國戰爭1941年才爆發，怎會有“在蘇聯衛國戰爭時候，是拿著沖鋒槍跟德國人打過仗”的“英雄事跡”呢？抗日戰爭時蔣經國擔任過江西省第四區（贛南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但是不過是蔣介石鍛煉他，蔣經國從未去危險的地方。何況以腐敗著稱的國民黨軍隊，即使真是職業軍人身上又能有多少“很優秀的東西”？再次，蔣經國主導的幣制改革，實質是對各階層人民的又一次大洗劫。1948年8月19日發布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金、銀、外幣，逾期不兌一律沒收，大量的黃金、白銀、美鈔，被政府強制收兌而去。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實質是依靠暴力掠奪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來維持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內戰。當然，蔣經國也是有貢獻的。1949年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進行中央銀行外匯黃金移存臺灣事宜，把外匯黃金全部移存臺灣。1950年蔣經國擔任總政戰部主任，正式統籌臺灣的情治工作，通過法西斯手段嚴厲鎮壓左派和臺灣人民要求統一的“民主臺灣聯盟事件”等運動，對臺獨勢力則大力縱容，一方面于1987年宣布解嚴，使臺獨勢力的民主進步黨合法化，另一方面提拔臺獨分子李登輝為副總統，成功制造了臺獨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這一切為《建國大業》的明星們去臺灣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對于不少夢想去外國去臺灣發展的明星們，蔣經國的貢獻難道不大嗎？　　

　　2．匪氣十足的“人性化”共產黨領導人　　

　　《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說：“既然這部電影是豐富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那就所有歷史人物或者說重要的歷史人物都要有所表現，不能忌諱”，“我們在創作時有一個觀點：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質畫等號。政治態度沒落的人道德品質并非必然敗壞，政治態度進步的人，道德品質也并非完美無缺”。《建國大業》也的確是這么攝制的，像驚悉馮玉祥海上遇難后，毛主席摔碗，周總理也勃然大怒，甚至怒發沖冠，拍桌子砸板凳怒斥部下“都是豬腦袋”。還有喜聞淮海戰役得勝，中央政治局五個常委酒醉失態，毛主席醉依炕上，四常委醉吼國際歌，把個國際歌唱的非常難聽（這應該是改編自劉邦戰勝項羽后和部將唱大風歌的傳說，以暗示毛主席是劉邦式的善用權謀的“奸佞小人”，蔣介石是項羽式的“悲情英雄”）。甚至還有毛主席開書記處會議熄滅半根蠟燭沒，周總理說“這不就成了開黑會了嗎”等更加離譜的鏡頭，讓人感覺共產黨領導人匪氣十足。　　

　　事實上這種說法是毫無道理的。的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質畫等號。政治態度沒落的人道德品質并非必然敗壞，政治態度進步的人，道德品質也并非完美無缺。但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確對道德品質有決定作用。絕大多數政治態度沒落的人道德品質同樣是敗壞的，絕大多數政治態度進步的人，道德品質也同樣是高尚的。試問，能指望一個殺人如草、好色如命、飲酒如狂、陰謀層出的黑社會老大式的人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事實上毛主席為革命軍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過之處，秋毫無犯；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到處抓丁拉夫，燒殺搶掠，完全是一伙土匪。至于雙方的領導人，國民黨反動派多是黑社會老大式的人物，共產黨領導人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戰士，更不在一個層次上。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同樣是“去臉譜化”，國民黨反動派就要表現“英雄氣概”，共產黨人就要表現匪氣？難道不能把國民黨反動派政治態度沒落同時的道德品質敗壞描述的更深入一些，把共產黨人政治態度進步伴隨的高尚道德品質攝制的更突出一些？莫非　韓三平　先生內心深處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領導人比共產黨領導人道德品質更加高尚才是有血有肉、尊重歷史事實？　　

　　《建國大業》不僅有對共產黨領導人的丑化，還有對中國共產黨整體的丑化。《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還說：“當時中國大多數人要求什么？要求耕者有其田，要求民主，要求溫飽，反對獨裁，反對特務，反對法西斯。其實這和西方選舉有什么區別啊？你是54%，我是46%，你當總統我不當，這不是一回事兒么？你仔細想通了都是一回事。毛澤東為什么勝利？是他代表更多的人。只不過那時候不是選舉，而是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英雄、優秀人物怎么才能夠獲得最后的勝利呢？看你是不是代表著更多人的利益”。《建國大業》也的確是這么攝制的，像影片中就有毛主席“把土地分給農民，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就是我們的”的話。這其實是完全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本區別。　　

　　解放戰爭是一場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派代表的反人民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斗爭，根本不是什么誰代表更多的人的問題，和西方選舉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一種金權政治，或者說是權錢交易。大體上呈“我資助你選舉，你上臺照顧我，下臺我再給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職務補償”三部曲，即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被選擇的雙方都是反人民的壟斷資產階級代表，廣大人民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今天美國，總統大選一半人根本不愿去投票，州長議會選舉投票率更低。廣大人民可能為支持根本不感興趣的壟斷資產階級政客而舍死忘生嗎？中國共產黨也決不僅僅是和歷代農民起義一樣，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建立一個新王朝，而是一開始就以跳出歷史周期率，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耕者有其田不過是實現農業集體化，永遠杜絕地主階級復活的第一步，絕不是終極目標。然而，《建國大業》對共產主義理想竟然只字不提。片面強調“耕者有其田”同樣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本區別。《建國大業》被剪掉的一場戲中，蔣介石對蔣經國說：“你要把土地分給農民，做到耕者有其田，贏得民心。贏得民心之后，十年之內反攻大陸才有希望”，事實上蔣介石在臺灣也的確搞了土改。試問，按照《建國大業》的邏輯，解放臺灣豈不成了“不得民心”？不僅如此，《建國大業》還偽造毛主席的話“搞經濟我們不行”，“要將資本家請回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搞經濟比資本家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強的多，建國初期就穩定了物價。而且榮毅仁等民族資本家根本沒有走，跑到臺灣的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反動的官僚買辦資本家。通過3年解放戰爭好不容易才把他們趕到臺灣了，難道還要把他們請回來嗎？　　

　　除此以外，《建國大業》丑化中國共產黨的細節數不勝數。例如，電影里有個細節，蔣介石和蔣經國談心，蔣介石說：要是你，你談嗎——都這樣了，還談什么啊……這顯然是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誠意。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的《關于時局的聲明》的八項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并未關閉和平的大門，反而正體現了和平誠意。如果不堅持八項條件，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反動派有有何區別？“懲辦戰爭罪犯”只是要明確戰爭責任，不是真的要置蔣介石、李宗仁等人于死地。這一點蔣介石、李宗仁等戰犯也很清楚。事實上不僅傅作義等“戰犯”起義后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在1949年1月27日，“二號戰犯”李宗仁就致電毛主席，表示同意以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難道他是想自殺嗎？　　

　　3．沒有民主黨派就沒有新中國？　　

　　《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說：“毛澤東勝利了，是因為他團結了大多數人，眾多的第三黨派，眾多的風云人物，比如宋慶齡、李濟深、蔡廷鍇，包括張瀾，等等等等，這些人當時在中國政壇都是有影響的人物，各自都影響著一批人。毛澤東團結了他們，就團結了大多數人，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真實地表現那段歷史”。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影視文學委員會委員《建國大業》最重要的編劇之一王興東先生說：“唯有經過人民政協會議民主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向世界昭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符合中國人民意志的。否則，沒有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一切都被認為是非法的”，“毛澤東作為中共主席，要實現多黨合作，必須請來這三位（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非中共的領袖”。《建國大業》整部影片也是圍繞人民政協會議召開展開的，特別是注重描寫了毛主席邀請宋慶齡、李濟深、張瀾三人的內容。　　

　　事實上，這是無限拔高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的作用反人民的英雄史觀。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地位絕不是民主黨派賜予的，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也絕不是人民政協會議授予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地位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是廣大人民在解放戰爭用鮮血和生命賦予的。十月革命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就解散了立憲會議，由蘇維埃制定憲法，這不僅不能說是非法的，而且應該說代表廣大人民的蘇維埃比各個黨派組成的制憲會議合法性更強。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加起來不過幾萬人，他們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超過中國人口的1%，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是起了一個錦上添花的作用。而且，馮玉祥在蘇聯客輪上因失火遇難后，馬上有程潛補上；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在飛往北平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后，馬上有賽福鼎補上，絲毫沒有影響新政協召開。（附帶說一句，一般認為馮玉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之死是事故，《建國大業》說成是特務破壞是為突出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的“英雄氣概”。）盡管不能說民主人士可有可無，但是更不能認為民主人士對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起了決定性作用。　　

　　而且，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的缺點、錯誤甚至罪行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因為他們參加了人民政協會議就過分美化。以李濟深為例，1927年4月初，李濟深到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會后，返回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派軍隊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等革命團體，殺害鄧培、肖楚女、熊雄等兩千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建國大業》盡管對此曾有表現，即毛主席和李濟深談話的時候，李濟深說“我殺過共產黨，蔡和森就是我殺的（并非如此，1931年8月4日，蔡和森遭國民黨反動派廣東軍閥陳濟棠秘密槍殺，而陳濟棠1929年就跟時任他上司的李濟深分道揚鑣了。1929年3月15日　李濟深就被蔣介石軟禁，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才被釋放，不可能殺害蔡和森）”，但是后來又為“尊重歷史”刪除了。而且，在參加人民政協會議之時，少數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就提出了“輪流坐莊”的要求，盡管因為中國共產黨嚴厲批評有所收斂，但是“輪流坐莊”之心未死，1957年又表現了出來，而《建國大業》對此毫無表現。　　

　　真正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廣大人民在《建國大業》中則受到了漠視。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是唯物史觀的基礎，而這部影片通篇沒有講人民，只講領袖、黨派頭目和將軍、政客。人民在本片中只是花瓶，只知道獻花和鼓掌。據記載，遼沈戰役解放軍陣亡14009人，傷53328人，失蹤1874人，共69211人；平津戰役解放軍陣亡7030人，傷31478人，失蹤936人，共39444人；淮海戰役解放軍陣亡25954人，傷98818人，失蹤11752人，合計136524人。另據記載，三大戰役共動員支前民工880余萬人次，人民群眾出動支前的大小車輛141萬輛，擔架36萬余副，牲畜260余萬頭，糧食4.25億公斤。然而，這些在電影中幾乎是一筆帶過。建國大業變成了一小撮“精英”的大業，而廣大人民變成了無足輕重的角色。　　

　　4．解放戰爭精神是“蘭博精神”？　　

　　《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先生說：“我認為，主旋律影片這個概念是不確切的，應該是主流意識形態影片。主流意識形態影片將來會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流：你看美國電影，愛國主義，勵志，歌頌美好愛情，這都是每個電影的主流，90%都是這種電影，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幸福，追求愛情，追求愛國主義，為國家獻身。蘭博就是為國家獻身啊，跟我們的李向陽有什么區別啊？”，“追求陽光，追求向上，追求愛國，追求愛人，追求幸福生活，追求美好愛情，我們這一代和你們是一樣的。因此表現和歌頌這些會成為主流”。　

　　蘭博何許人也？是美國好萊塢巨星史泰龍的《第一滴血》系列的主人公。60年代起美國掀起了很大程度上受了毛澤東思想影響的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等一系列新左派運動，《第一滴血》系列塑造的蘭博形象就是為抵制新左派運動塑造的一個美國法西斯侵略軍“英雄”形象。《第一滴血》系列塑造蘭博形象是希望通過蘭博形象為美國的侵略行為開脫，“蘭博精神”實質是一種法西斯侵略精神。　　

　　解放戰爭精神和“蘭博精神”是根本不同的。愛國主義是有階級性的，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于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李向陽和松井都是愛國主義者，但是一個愛的是廣大人民的國，一個愛的是反人民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國。解放戰爭精神是李向陽式的愛國主義，“蘭博精神”是松井式的愛國主義，兩者豈容混淆？把解放戰爭精神說成是“蘭博精神”是把解放戰爭的性質由民族的人民的革命戰爭歪曲為“侵略戰爭”，如果解放戰爭精神是“蘭博精神”，那么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的努力就成了侵犯臺灣人民臺灣家園的行徑，應該被譴責了。　　

　　事實上，《建國大業》中不僅大力宣揚蘭博式個人英雄主義，大力宣揚美國式反人民的“普世價值”，而且極力美化美國。《建國大業》中描述了宋美齡赴美求援做最后一搏，待遇大不如前，四處碰壁的情況。馬歇爾國務卿義更正言辭的說，我們給你們的貸款是為建設和平的，并不是打內戰的，所以不能再給了。《建國大業》中還有蔣介石要空軍轟炸開國大典的內容。因為美國人不同意任務飛機在釜山加油，這樣如果飛過去轟炸，就一個都回不來，于是蔣介石都“出于人道”毅然取消行動，才使開國大典順利舉行。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毛主席在《“友誼”，還是侵略？》中指出：“‘戰時和戰后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余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余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如果不是美國大力支持，蔣介石未必敢打內戰。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指出：“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愿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且，美國最終還是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了，1950年的侵略朝鮮戰爭提出“三個月打過鴨綠江去”，派空軍轟炸中國東北難道都忘了嗎？就算這些都忘了，難道美國前幾天要賣給臺灣小牛導彈也是為支持中國和平統一的表示？　　

　　通過以上分析，結合第一部分對國民黨反動派逃到臺灣之后拍攝解放戰爭如何達到最佳的反共宣傳的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驚人的一致。如果說有什么不同，只能說《建國大業》作為60年國慶的獻禮片，顯然比國民黨反動派逃到臺灣之后拍攝的反共宣傳片影響更大。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建國大業》是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立場上反共反人民的一部反共宣傳片嗎？　　

　　三、冰凍三尺：“《建國大業》現象”是怎樣煉成的？　　

　　“國慶獻禮片”變成“反共宣傳片”的“《建國大業》現象”不是偶然的，應該說，這是文藝界主旋律長期蛻變的必然結果。　　

　　在毛主席時代，所有的文藝作品可以說都是主旋律作品，塑造了無數英雄形象。有人說毛主席時代的文藝作品概念化、簡單化、公式化，這是不值一駁的。是否概念化、簡單化、公式化不是判斷文藝作品優劣的標準，文藝作品如果要被大眾廣泛接受，必然會有概念化、簡單化、公式化的色彩。美國的好萊塢大片難道不是概念化，簡單化，公式化的文藝作品？像《第一滴血》系列的蘭博在越南、阿富汗，次次都被重兵圍著，但是次次都化險為夷，神奇無比，不是典型的概念化，簡單化，公式化的文藝作品？ 不同的是，毛主席時代的文藝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正的英雄，美國的好萊塢大片塑造的英雄形象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法西斯“英雄”。　　

　　毛主席逝世以后，文藝界主旋律迅速出現了不協調的聲音。從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非主旋律”文學作品迅速崛起，影視界亦是如此。在“非主旋律”文藝作品的強烈沖擊之下，以“去臉譜化”為旗號，影視作品中的國共兩黨的形象也悄然發生變化。　　

　　1980年電影《廬山戀》首開國共兩黨的形象變化之先河，其劇情是：中美建交之后，僑居美國的國民黨將軍周振武的女兒周筠回國觀光。在廬山游覽時，與在山上潛心攻讀的小伙子耿樺相遇，彼此產生愛慕之情。耿樺結識周筠后因和周筠的頻繁接觸受到傳訊，周筠懷著惜別的心情回美國去了。“四人幫”被粉碎后，周筠再次來廬山舊地重游，對耿樺倍加懷念。已是清華大學研究生的耿樺，來廬山聽學術報告，不期與周筠重逢，兩人欣喜若狂，約定結婚。耿樺征求父親耿烽的意見，給他看周筠一家人的合影。耿烽認出周筠的父親周振武是他當年在黃埔軍校的同學，后來成了在戰場上拼殺的敵手，怎能允諾這門親事呢？經過一番波折，兩位老相識在廬山相會，變冤家為親家。周筠和耿樺更是歡天喜地，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影片中“四人幫”成了反派，國民黨將軍周振武則不再是反面人物，相反共產黨將軍耿烽倒是顯得頑固不近人情。　　

　　隨后，又開始為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進行篡改，首先從國民黨內部愛國將領開始，1981年的電影《西安事變》歌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精神是一個標志。事實上張學良、楊虎城作為國民黨的將領或曰軍閥，盡管有一定的愛國精神，但是缺點、錯誤甚至罪行也是很明顯的，張學良、楊虎城不僅曾積極“剿共”，他們的軍隊亦存在燒殺搶掠等惡行，但是電影《西安事變》對此幾乎只字不提，張學良、楊虎城被美化成了一心為國的英雄。1986年電影《血戰臺兒莊》的上映，不僅把“二號戰犯”李宗仁徹底平反，而且電影中蔣介石臨危不亂，發表講話，鎮定自若，連蔣經國在臺灣看到《血戰臺兒莊》后，都說:“這個影片沒有給我父親臉上抹黑”，對《血戰臺兒莊》很滿意。到1989年，電影《開國大典》已經開始了對解放戰爭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美化，盡管《開國大典》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仍然是反派人物，但是黑社會作風、賣國罪行在影片中所剩無幾，倒是表現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祖國、對家鄉的深切眷戀。到了近幾年，無數抗戰影視作品把屢戰屢敗，龜縮在大后方的國民黨軍隊吹捧成抗戰主力。2007年的《色·戒》更是把汪偽政權特務頭子也“去臉譜化”，公然宣傳漢奸文化。　　

　　伴隨著抬高國民黨反動派的同時必然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丑化，近幾年影視作品從《亮劍》開始極力渲染共產黨將領的軍閥習氣、土匪作風。對個人丑化的同時當然不會少了對組織的丑化，2007年的《集結號》把共產黨組織的“冷漠無情”表現的淋漓盡致，人稱“看了《集結號》，方知組織不可靠”。其實，這些丑化是毫無依據的。以今年曾經熱映的電視劇《紅日》為例，因為胡編亂造遭到了親身經歷孟良崮戰役的原華野六縱的老同志的痛斥。空軍指揮學院原副院長，90歲的徐超說，“我看了電視劇《紅日》，確實不像話。本來張靈甫是被我們打死了，現在電視劇卻演成了自殺，雖然沒有明說，但用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意思就是自殺了。電視劇里美化宣傳了74師、張靈甫和張小甫。小說《紅日》中沈振新軍長原型是王必成將軍，電視劇里卻把他丑化得很厲害。一個軍長那么粗魯，還是個酒徒，王必成從來不喝酒啊，談戀愛還這么粗魯。我看了，根本看不下去” ，總后勤部原政委，80歲的周克玉說：“《紅日》這部電視劇拍得非常糟糕……丑化解放軍，美化張靈甫。張靈甫那些國民黨軍官，從形象上看都是威風凜凜的、儒雅、很有人情味的，比我們解放軍的領導干部高雅得多，能干得多啊。把我們的解放軍卻丑化得簡直是沒有比這個更嚴重的了。說到王必成司令，我和他接觸很多。王司令非常沉穩，很善于思考，作風很老練的一個指揮員，我們很敬重的。結果電視里出現的沈振新，非常叫人惡心的感覺。還把一個老紅軍寫成個強奸犯，完全是個捏造”。這些影視作品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解放軍真是匪氣十足的烏合之眾，怎么可能打敗人數是自己三倍半的（解放戰爭開始時，解放軍130萬，國民黨軍隊430萬）威風凜凜的、儒雅、很有人情味的國民黨軍隊？　　

　　今天，即使公認的拍的比較好的主旋律作品，如《潛伏》之類，或多或少的都有描述共產黨組織的“冷漠無情”，共產黨將領的粗魯無禮，國民黨軍官的忠誠、儒雅、富有人情味的情況，真正意義上反映代表廣大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和代表反人民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歷史真實的“主旋律作品”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建國大業》由國慶獻禮片變成“反共宣傳片”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幾年之前，一部為李鴻章、袁世凱涂脂抹粉的《走向共和》最終被禁演。前幾天，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中心問題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顯然，把《建國大業》這樣宣揚反共反人民的一部反共宣傳片作為國慶獻禮片在全國熱映是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極大侮辱，是沖擊中國共產黨執政根基的行為。是否禁演《建國大業》并且借機對文藝界美化國民黨反動派，丑化中國共產黨人的反共反人民的“《建國大業》現象”進行清理整頓，已經成為考驗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重要試金石。我相信，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一定會做出正確的選擇，決不會放任《建國大業》之類打著“國慶獻禮片”旗號的反共宣傳片壟斷文化市場而不聞不問。就讓《建國大業》去開拓韓三平、王興東等人向往的臺灣市場、美國市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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