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到底:《建國大業》,注進“新階層”的強心劑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09-26
(本文大意:《建國大業》側重寫了“政協”,主題詞是“鬧革命我們是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資本家,要把人家請回來;只強調工人階級的做法也不妥,我們一貫堅持政治協商聯合政府,突然變了說法,不好”。這不是1949年的語言,而是2009年的語言。 1949年的語言是將革命進行到底,2009年的語言是將改制進行到底。“新階層”登上了政治舞臺,但受到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扼制。《建國大業》是注進“新階層”的強心劑,也是自編自唱的挽歌。資本主義的滅亡與社會主義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
重金籌拍,明星扎堆,高調推介的《建國大業》是什么貨色呢?
我們先聽聽飾演毛澤東的演員唐國強的說法:“《建國大業》側重寫了‘政協’,但是我不敢茍同里面的觀點。共產黨取得天下是靠三個法寶:第一個是武裝斗爭,第二個是群眾路線,第三個才是統一戰線。把統一戰線放到一個過高的位置,不太妥當。而且群眾路線這一塊寫得不夠。”
我們不妨再看看其中的一場戲:
毛澤東轉了兩條街,沒有商店開門營業,買不到煙,大發雷霆,責怪縣委書記成俊。
成俊:進城后,傳言說資本家和商人全是剝削階級,要革他們的命,嚇得這些商人買賣全不敢做了。
朱德:這不是個小問題啊,鬧革命我們是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他們(資本家)。
毛澤東:沒有商販,連香煙都買不到,還談什么市場繁榮啊,要把人家請回來。
劉少奇:現階段還不能消滅資本家,生產關系的改變不是過家家,不能胡來。一旦搞出問題,那比在戰場上打了敗仗還糟糕啊
周恩來:政治協商,協商的對象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和民主人士,我們是請人家來共同執政的,不是來消滅人家的。
毛澤東:搞垮了人家,自己又不懂經營生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這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這個飯碗我們剛剛端上,砸不得。
影片還對原劇本加以修改,讓劇中的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臺詞:
“蔣介石在南京當選了總統,我毛澤東就在山溝溝里自封萬歲,不好看也不好聽,口號二十三條里那個萬歲必須拿掉,蔣介石想當皇帝讓他當,我們不湊那個熱鬧。另外第五條,只強調工人階級的做法也不妥,我們一貫堅持政治協商聯合政府,突然變了說法,不好。”
電影是文學作品,不是歷史文件、照像或教科書,編劇可以根據劇情,為了突出歷史人物的個性,可以濃縮一些場景,編寫一些情節與人物對話,但是,這只能是為了突出歷史人物的個性,而不是改變這一個性,將他寫成另外一個人。什么“毛澤東轉了兩條街,沒有商店開門營業,買不到煙,大發雷霆,責怪縣委書記”呀,我們且不說毛澤東會不會自己上街買煙,會不會為了買不到煙就“大發雷霆,責怪縣委書記”,單將毛澤東塑造成不懂得戰爭會破壞建設,革命戰爭更是為了革命建設,就令人無法置信。而在事實上,“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就是當時毛澤東為解放軍向前推進提出的口號之一,老解放區的生產更是搞得轟轟烈烈,卓有成效,不然,山東老鄉哪來的棉花做軍鞋,哪來的糧食推著上前線呀?周立波在《暴風驟雨》里還寫什么“分馬”呀?曲波在《林海雪原》里寫什么夾皮溝小火車恢復運營,遭到了土匪襲擊,戰士為保護糧食還犧牲了好幾個呀?編導還讓劇中的朱德說什么“鬧革命我們是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資本家”,讓劇中的毛澤東說什么“沒有商販,連香煙都買不到,還談什么市場繁榮啊,要把人家請回來”,既然如此,那還“鬧”的什么“革命”,打的什么仗,還要什么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干脆將解放軍撤回來,解甲歸田算了。更有什么“政治協商,協商的對象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和民主人士,我們是請人家來共同執政的,不是來消滅人家的”,什么“只強調工人階級的做法也不妥,我們一貫堅持政治協商聯合政府,突然變了說法,不好”,這些是完全違背歷史真實的胡編亂寫。任何人都可以打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來看一看,那時的中共政權尚未建立,誰主張過“消滅資本家”,改變生產關系呀?無數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奮斗了幾十年,就是要建立無產階級,也就是工人階級政權,強調工人階級又有什么“不妥”呢?政治協商就是政治協商,但從來也不是不能強調工人階級,恰恰相反,政治協商正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政治協商,而不是取消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政治協商。聯合政府也的確是中共的一貫主張,但那有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資產階級也要與中共聯合。蔣介石根本就沒有與中共聯合的意思,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他連個成形的方案都拿不出來,緊接著又是“三個月消滅共產黨”,是誰在聯合政府上“突然改變了說法”呢?更有深意的是,劇中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言論,一個個還都粗鄙不堪,“感性”得很,只有劉少奇的臺詞,什么“現階段”呀,什么“生產關系”呀,上升到“理論”,符合到“主義”,鶴立雞群,顯出一位大學問家,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實際上應該是以他為核心的愿望來。
只要稍稍具備一點1945到1949這幾年的歷史常識,這些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挨著個兒地對資產階級、資本家做檢討、表歉意,唯獨劉少奇被塑造得分外英明,是連當時的基本史實都不顧及的。將毛澤東扭曲、丑化成“專制暴君”,還可以看出當年被專政對象一旦翻天得志后的猖狂,將1949年的毛澤東們編排成投降派,實在令人不可思義。《三國演義》極演曹操之“奸”,但仍然不想遮住他“雄”的一面,并沒有將他演義成整日哭天抹淚的劉皇叔。將連續代表中共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別了,司徒雷登》《唯心主義史觀的破產》,明確表達了中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毛澤東硬是塑造成“要把資本家請回來”的投降派,并將這樣的“影視作品”作為60大慶的“獻禮片”,而且重金籌拍,明星扎堆,高調推介,人們就不得不問一問這是為什么了。
這并不是編導的弱智,也不是他們的乏才,這只能是《建國大業》的故意為之。什么“鬧革命我們是天下第一,搞經濟我們可比不了資本家”呀,什么“要把人家請回來”呀,什么“政治協商,協商的對象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和民主人士,我們是請人家來共同執政的,不是來消滅人家的”呀,什么“只強調工人階級的做法也不妥,我們一貫堅持政治協商聯合政府,突然變了說法,不好”呀,這一些,并不是1949年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毛澤東們的語言,而是2009年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化進行到底的改制派的語言。40年前,以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40年后,以影視推動改制也算得上一個“創新”。所不同的是,反黨小說還有個隱晦曲折,還用個影射手法,“改制影視”則連隱晦曲折、影射手法也懶的用了,刀削斧砍,七拼八湊,生拉硬拽,無中生有,“逮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那管它不堪入目,那怕它少人問津,佔住這塊陣地就是符合了“改制主旋律”。什么是“主旋律”?改制就是主旋律。
以影視推動改制的故意為之,其實也并不是以《建國大業》為始,它不過是《大宅門》《大染坊》《大國醫》《喬家大院》《闖關東》《走西口》一類作品的繼續與發揚。豪門惡少成為民族中堅,街頭乞丐化作實業大亨,村姑遇儒變成巾幗英雄,孔子之徒開山中國金融,官匪兩便的豪主原是抗日后盾,富二代的飄零子弟儼然共和元勛。 這些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節,不同的人物,共同打造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史上新階層”,其立意與主題不過是為現實中的“新階層”鼓與呼,為 “生產關系”上不“過家家”,“請人家回來”,“共同執政”造勢。而在現實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人家”也確實“回來”了,“共同執政”了。
稍為有點記性的人們,當不會忘記,在中共十七大前夕,為繼續改制,為“新階層”上臺執政,中國政壇上掀起了怎樣的波瀾。這里,我愿意將《南方周末》2007年5月間的一篇述評附在文后,人們都可以來看一看《民營企業主競逐黨代表》如何在十七大前夕成為了一種“政治現象”,他們的熱情怎樣與“北京高層密不可分”。2006年晚些時候,《關于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以下簡稱“雙新組織”)的要占“適當比例”。 2006年10月,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確提出了新的概念:“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 200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再次強調,黨代會代表不僅要有先進性,也要具廣泛的代表性。“要按照中央精神,堅持代表的結構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構成比例,盡可能做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為科學合理,使廣大黨員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這些信息很快被嗅覺靈敏的溫州官員和商人捕捉到。浙江溫州,中國民營企業最發達的城市,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干部承認,對溫州市參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額分配,由于競爭太過激烈,名額一再增加。 新雅集團董事長、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選人鄭步良承認,溝通的機會對于企業發展的確很重要。他舉例說,新雅集團此前曾在蒼南龍港鎮投資3.5億元,打算在310多畝土地上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引發當地居民不滿。但他在黨代會上,“與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對,解釋了征地的問題”,事情就很快解決了。“必須和黨保持一致” “我們必須跟黨保持一致,這不是套話,共產黨是執政黨,否則怎么行?”浪莎集團董事長翁榮金如是分析入黨熱、黨代表熱的成因。這已成為所有受訪民營企業主的共識。時間過去兩年多,期間“人家”的入黨熱、黨代表熱熱度不減,企業改制,林業私有,土地流轉,生產資料私有化闊步向前。
還僅僅在兩年之前,中國“新階層”盡情地享受著來自北京高層的特別關懷與頻頻善意。最權威的主流媒體不時報導著“新階層”的威力: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從業人員人數已超過1.5億,約占總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中央黨校的黨建專家也一再指出:2006年中央統戰部網站上開設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一欄,“這絕對是很有意義的舉措”。“現在如此強調對非中共人士的培養任用用意是很明顯的,我們需要廣攬新社會階層人士,直接參與國家的治理,與執政黨一起挑起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 而在“踐行”層面上來看,從1978年到2006年,中共黨員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8.7%下降到11.1%,農民從46.9%下降到31.7%,解放軍從6.9%下降到2.2%, “白領階層”(包括管理層和技術人才)背景的黨員已經占了21.4%,私營企業主(或資本家)占了5.1%,達到了解放軍代表的2倍以上。以“三個代表”理論為標志,中共已經給予私營企業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勵非國有部門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大業》劇中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要資本家回來”,“請人家共同執政”,是如愿地實現了。(以上資料采自人民日報記者沈柬貝2006年9月12日發自上海的述評《新社會階層人士登堂 11.5%人口掌管10萬億資本》及鄭永年《十七大與中共的發展方向》)
但是,“資本家回來了”之后并非一切都如所愿,“新階層”到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2008年,到了紀念人民共和國60周年的2009年,已經少人問津,鮮有提及了。相反,被抓起來的頭面人物,大都是頂著“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紅帽子的“新階層”“成功人士”。然而,真正扼制了“新階層”席卷天下包攬宇內這一趨勢并不是中國左派,他們還在有氣無力地歡呼“新政”,迎接“偉大轉折”的到來呢。中國左派的影響還大致局限在自己的“沙龍”以內,與能夠列席十七大的李銳比起來,還算不上值得當局重視的一股政治力量。 “新階層”也不是在所謂“黨內健康力量”那兒碰了壁,他們照舊視其為先進生產力,并繼續大膽鼓勵“非公資本”向僅余的“國有”企事業進軍。扼制了中國改制趨勢,“新階層”登堂入室的,在國際方面來說,是“世界金融危機”;在國內方面來說,是工農大眾的“群體性事件”。以“通鋼事件”為代表的“群體性事件”沉重地打擊了“新階層”,他們大致上可以認識到,為所欲為的改制不好辦了。對這一方面,本文不作展開討論。本文想展開討論的是“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新階層”的致命打擊
“世界金融危機”是什么?它不是別的,它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三十年來,世界資本列強橫行霸道,顛覆蘇聯,瓦解東歐,二打中東,除滅南斯拉夫,真是得意到了極點。中國奴才外罵斯大林,內罵毛澤東,一面要報“文革”一箭之仇的意思,一面也真是覺得馬克思主義完蛋,中國革命搞錯,社會主義末日到了。他們那雙似豆鼠目,能看多遠?昨天還自詡為“新階層”洋洋得意,哪里想得到一覺醒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大棒已經掄到了頭頂上。先是廣東告急,接著是浙江“淪陷”,整個長三角一片風聲鶴唳。然而,這還只是一個開頭。世界根本就不理睬中國躊躇蹣跚之后的訴求哀告,除了扔給中國一句“保證在美資產安全”的空諾之外,資本列強接二連三地對中國展開“特保” “雙反制裁”。截止昨日,“55國聯軍進北京”,從鋼管鋁轂到褲子鞋帽,“中國制造”幾乎全軍覆沒,中國“新階層”的“成功人士”難有幸免。
“請回”了資本家,實行了“市場經濟”,中國資本主義“補課”到頭來弄到了這個份兒上,這是中國以“改制”為主旋律的“改制派”沒有想到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大棒已經掄到頭頂上,“改制派”還在部署“土地流轉”,為“資本進入農村”掃除最后的障礙,倉惶之中又不得不暫息旗鼓,就是一個明證。中國高官多方出征,懇求資本帝國高抬貴手,給中國留下一線生機,但是,從山姆大叔到越南兄弟,沒有一家給中國面子。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里,在中國獨唱什么世界經濟出現復蘇跡象的歌聲中,55國聯軍不約而同,大舉犯京。
其實,這也不是世界資本主義特別與改革開放的中國過不去。毛澤東早就說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建設中國,中國發展不了資本主義,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不會讓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中國不分社資,也就是放棄了社會主義,只能淪為資本帝國的殖民地,加上復辟了封建殘余,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眼下所謂的“經濟結構性矛盾”,一則輪胎“特保”就幾乎毀掉了中國的輪胎業,幾項“雙反”就讓一省、數省制造業陷入滅頂,無以自拔,正是殖民地經濟最根本的特征。殖民地經濟的脖子,就是卡在資本帝國的鐵腕中,他們要你死就死,許你活方可茍延殘喘。在殖民地經濟中,沒法活的不僅是資本帝國與本國買辦階級雙重壓迫下工農民眾,“新階層”的日子也很難混得下去。對外WTO不給做主就對內“加強管理”,“加強管理”又會遇到“群體性事件”,“新階層”遇到了“老問題”,他們很清楚,被“告別”了的革命,又要回來了。如果說前幾年對“新階層追究原罪”那一關還算是蒙混過去了的話,那么這一次,內外交困,前景就十分暗淡了。
《建國大業》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1949年的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就是在這樣硬操起2009年的腔調來的。這是注進“新階層”的強心劑,希望能使之起死回生。然而,它只能是“新階層”的挽歌,如何明星扎堆,也只能反映了政治上的預感一致,明星們本身也是“新階層”的組成部分。他們不計報酬,不顧主角配角或一言未有、一閃而過,干跑龍套,迅速麇集了空前未達的200來人,這不是藝術熱情,而是政治熱情,但這一切于事都是毫無所補的。無論你怎樣想將改制進行到底,你都挽救不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也從而無以自救。《環球時報》說:“這次美國先動手,中國還以顏色,現在就看美國接下來怎么出招我們再接招。不過,中美之間利益廣泛,早就坐到一條船上,不可能斗得連船都翻了。”這是一廂情愿。“中國與美國早就坐到一條船上了”不假,“不可能斗得連船也翻了”也對,但是被攛下船去絕不會是船老大,而船上的小伙計。至少,從眼下看只能如此。不犧牲其殖民地就無法自保,犧牲掉殖民地自已則無以賴存,這是兩難選擇。所以,如果再稍稍看遠一點,那么,資本主義的滅亡與社會主義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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