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建國大業》有幾個情節設置得很突兀、別扭，比如離開西柏坡進京前的“醉酒狂歡”，以及五大領袖“坦承”共產黨不懂經濟和離不開資本家的對話。細細體味，這些突兀的安排恰恰表現出編劇瞻前顧后、左右權衡，最終顧此失彼的窘態。在這些窘態背后不難看到一種極力為現實服務的“執著”努力。

五大領袖離開西柏坡進北京是中國革命一個重要轉折點。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這個歷史節骨眼上進行過一次非常沉重的歷史思考。這種思考可能來自于更早五年毛與黃炎培的那次關于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的著名對話。毛把這種思考形象地比喻為“進京趕考”。他們思考的結論是一定要“考”好，“絕不當李自成”！作為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勝利階級，如何鞏固政權、保持革命斗志和艱苦奮斗精神的思考，理所當然是建國大業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部以“建國大業”為名的影片展示其表現深度的彌足珍貴的素材，很容易成為影片的精彩一筆。但是影片的作者卻莫名其妙地放棄了這個早已被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真實情節，生硬地編造了一次領袖們的“醉酒狂歡”。沉重的歷史思考變成了淺薄的高興高興高興！筆者以為，離奇的編導思路反映了離奇的窘迫——稍加思考就不難看到這正是編導者為現實服務努力的一部分。誰都知道，所謂“趕考”，主要反映了革命領袖在己方歷史角色轉換的重要關頭對于拒腐防變挑戰的擔憂。而建國以后三十年的歷史，證明了我們黨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果真維持了有目共睹的、干干凈凈的三十年。1978年以后的另一個三十年怎么樣了呢？我們的黨風政風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建國大業》的編導們（或者還包括審查者）發現，如果如實表現“趕考對話”，勢必讓觀看者聯想到這種巨變，勢必極大損害資改派們打壓前三十年、抬高后三十年的努力。于是一場“醉酒狂歡”就被生硬地“貼”上去了。欲蓋彌彰，這種舍真求虛、舍深求淺的刻意安排，恰好暴露了有關方面理屈詞窮的尷尬與無奈。

當然，蔣氏父子“打老虎”的戲也會引發同樣的聯想。它的得以保留是因為：1、它只會引發間接聯想，而不是直接聯想；2、影片的編劇、修改、送審涉及人員較多，難以連貫地體現某種考慮；3、這種考慮畢竟還不便公開登上臺面。

影片的另一處生硬安排是“毛主席買煙”。注意：不是微服私訪式的考察市場，而是開會之前，在別人等待中的專程購物——區區一包香煙。編導以此“巧妙”地引出了領袖們關于“共產黨不懂經濟”、“搞經濟離不開資本家”的感慨。我感到編導者們繞了這么個大彎子，是要苦口婆心地告訴觀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讓資本家入黨是多么重要多么英明！

如上兩例，可謂影片的戲中之“戲”，無形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很多戲外的東西。

順便指出，實事求是地說，影片中毛主席、共產黨誠心誠意邀請和安排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共同參與建國大業的情節，比較好地表現了已經在軍事戰線穩操勝券的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以及民主建國的真誠愿望，是影片比較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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