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阿嬌泣血化作弱勢姐妹屈辱與尊嚴的“代表”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巴東，一個偏僻山區的貧困小縣；“5·10事件”，一件普通的命案；鄧玉嬌，一個“服務消費”場所的貧賤女子和“故意殺人嫌疑犯”——居然引發一場網絡地震，牽動了千千萬萬人的神經，這一事件的意義，怎么說也遠遠超出其自身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馬加爵事件、楊佳事件、甕安事件、習水“嫖宿幼女”事件……與各地頻發的礦難事件一樣層出不窮——“建設和諧社會”，離開對這些事件的正確認識和處置，無異于緣木求魚——其善者，至多也不過是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其劣者，只能是積累矛盾火上澆油。　　

問題的本質在于：鄧玉嬌事件早已符號化，雙方當事人已經化為民眾心目中不同社會力量的代表：弱勢階層與強勢階層沖突的“代表”。——不是“三個”，而是“兩個”。　　

鄧貴大：鄧大人，貴而且大，作為“公眾人物”，已經不講級別，他扮演的是“貪官一般”的角色，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化為符號和代表，提起他人們就像起諸如：財勢，淫暴、權錢勾結、錢權黑勾結、公款消費、燈紅酒綠、一擲千金、驕奢淫逸、蹂躪女性、橫行霸道、保駕護航、無法無天、等等。　　

鄧玉嬌：受侮辱與損害的弱勢女子的代表。提起她，人們就會想起千千萬萬三陪女，生存所迫操持休閑服務生涯，受盡欺凌備嘗辛酸，豪無尊嚴可言。在強勢階層面前，他們只是“消費”對象：只要老子有錢，你就得提供“特殊服務”。她們只能默默流淚，打掉牙齒往肚里吞。如今，鄧玉嬌拍案而起，向橫暴摧殘者舉起了自衛與復仇的刀，阿嬌身上更寄托了弱勢大眾守護尊嚴的愿望。——作為符號人物，這是鄧玉嬌較之以往同類代表所多出的東西。　　

巴東猿啼，杜鵑泣血，阿嬌的悲劇決不是個人的悲劇和性格的悲劇，它是當代中國時時刻刻發生的悲劇之一，所以，才能震撼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心。　　

“5·10事件”出現后，巴東政府的處理方式令人詫異。　　

公務員進入“夢幻消費”場所，暴力要求“特殊服務”，受害人被迫進行正當防衛，只要不是弱智，是非原不難判斷：一個治下的弱女子，又沒有持刀跑到招商辦行兇，她面對的是幾個“父母官”是“上帝”且又是壯漢，無論如何都與“故意殺人”掛不上構！這樣一個正當防衛案件，真兇逍遙法外從未見偵查，卻將自衛女子強行送進精神病院，警方執法真是無法無天！　　

不過，這一切又在人們意料之中，司空見慣，早已見慣不怪——它也具有很高的普世性，已經符號化。　　

網絡反映的強烈，群眾的激憤，勢所必然——也很典型。　　

網絡炒作，民粹主義——右翼也許會罵。　　

生活自身長期釀造出來的苦酒，不是誰人能夠炒作出來的。先生們壟斷著霸權話語，妖魔化毛澤東30年無所不用其極，你們不是一直在“炒作”嗎，結果又如何？ 　　

中華網有個帖子說到點子上了：“官員落得一個皆曰可殺的地步是誰的悲哀？”　　

人民網強國論壇轉貼時的一個跟帖：“一個讓多數人站了起來、少數人趴了下去的偉人，他的事業開天辟地，卻又后繼無人。一個讓少數人站了起來、多數人重新趴了下去的,這項事業的后繼者，摩肩接踵。”　　

網絡傳聞常與事實出入會誤導公眾。　　

網絡新聞也許與事實有所出入，但與霸權媒體的可信度不可同日而語，“5。10事件”巴東政府和警方的發布前后自相矛盾，有多少可信度？然而，問題癥結不在這里——萬州群體事件、池州群體事件、甕安群體事件，一個誤傳就能輕易激怒公眾，萬州事件欺負路人的還是一個冒牌的公務員，一個假官犯了眾怒造成了包圍政府火燒公車的“群體事件” ——我們的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不是更為可怕嗎？真正“執政為民”，面對這類事件反應應如醍醐灌頂才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奉勸諸公讀讀《紅樓夢》中的這副對聯。　　

有關當局如何應對“5·10事件”，舉國拭目以待。　　

記得60年代中蘇兩黨大論戰，聽說蘇修將反對者送進精神病院，還感到有點不可思議。想不到如今也會出現在中國的巴東和不少地方。　　

北大精英教授不有言乎：上訪者99％有精神病。是的，把他們關進精神病院不失為治理上訪的一個“民主化”的好辦法。《雷雨》中的繁漪，也是被礦老板丈夫周樸園當作“精神病”的，周樸園們從“專制主義”下解放出來成了“先進生產力”，其赫赫炎勢遠非當年可比，自然，繁漪式的“先進文化”也要與時俱進與日俱增了。好好的人，都會被逼成“強迫癥”；沒病的人，關進精神病院更易逼瘋。魯迅筆下的“狂人”不就是精神病嗎？“五四”90周年了，“狂人”和繁漪也該重煥光彩了。“狂人”和繁漪們還都屬于白領和紳士階層，鄧玉嬌們只能與《日出》中的“小東西”相仿佛，市場經濟為他們設計的道路是三陪二奶或“雞”，鄧玉嬌不安于命運安排，于是就變成悲劇。　　

庸醫誤人，偽醫殺人。小醫醫身，大醫醫國——鄧玉嬌式的“精神病”乃是社會病，只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療救。“減員增效”“下崗分流”MBD之類，是致病之源，不是療方——要是，也是鄧貴大們的“雄風”春藥！　　

1930年代有過著名的“七君子案”，抗日有罪關進監獄，輿論一邊倒，連國母宋慶齡都趕赴蘇州要求與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官方十分尷尬——倒與今日頗為相似。　　

還是《紅樓夢》中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用來奉送給巴東當局。一切利用權力歪曲事實的作法只會“越描越黑”，枉法妄行都只會適得其反。遭到損失的是共產黨的威信，是政府與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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