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描述的那個時代，我深有體會，但并不全是電影中的滋味。
電影故事的發生地在黑龍江省某農場三分場，時間開始于1977年的夏秋之間。
那個時間，我也生活在黑龍江某農場，我所生活的那個連隊有二三十個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
后來，他們中的九成一兩年內都“返城”了，有一些知青留在農場，甚至一些已經在農場混出名堂，不舍得丟下大好前途。
所以說，《高考1977》里王學兵飾演的潘志友確然反映了那一代人的一個真實側面，他們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他們最后選擇留在這下鄉之地，并不在乎冰天雪地的自然環境和并不富足的個人生活，除了心里裝著現在可以打上引號的“革命精神”，更多的是懷抱著偉大的個人理想。
任何時代，都不能否定那種偉大的個人理想，當然那些茍茗且且的小理想不在此列。
1970年代末，大規模的知青返城潮里，確不乏悲悲戚戚，但那悲悲戚戚多不是因為生活的困苦，若以現在人的生活水準觀當時，自然窮苦不堪，但當時，平常的平民生活一樣是樂多于苦，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總能隨遇而安，而且戰天斗地，在那個時候并不是一句空話，而近似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在東北我幾乎沒聽說過如云南知青遭遇的那些無限悲慘的境況——就是生活富足的今天，其實人們的煩惱并不比當年少多少；當時，當地人與知青們的融合已經相當密切，所以，返城之時的悲悲戚戚多緣于人與人之間的傷離別，而當時作為“坐地戶”的我家已經成為知識青年們的第二個家，那段家史中記載的也多是生活的歡欣，大時代有大時代的哀愁，但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幸福，這本來就不沖突。
所以，看到《高考1977》在這些往事過去30年后還只用無盡的痛苦來注解“知青返城”這樁大事件，總覺有簡單化處理的嫌疑。
返城，即回家，在東北農村“生活和戰斗”了近10年的知青們總得在青春期的末尾找到歸宿，而且當年上山下鄉之初的“上意”承諾并不是讓他們永遠變成農民，把鄧小平主持推動的恢復高考注釋為給了所有下鄉知青們一個“勝利大逃亡”的機會，這樣的注釋對現在的觀眾的引導是曲意的。
即使是恢復高考之前的工農兵大學生“推薦制度”雖然不盡合乎選拔人才的規律，但那個時代，利用此制度作奷犯科者還是極少數；而且，恢復高考的指令一來，歡欣雷動者有之，但無所謂者更多之，人們只是把它當成生活的又一次變遷機遇，不會如電影中抒寫的那樣，這一大群棉衣襤褸的知青在四野茫茫的大山里沖刺，望著錯過的火車哭泣，似乎趕不上這趟車，他們的生活將墜入萬劫不復的無底深淵。
悲情，更從來就不是生活的最大公約數，既然要生活，你總得承受，也總得在生活中尋找樂趣，在我們所受到的傳統教育里，“舊社會”就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在這部電影里“沒有高考”的東北知青生活也好像成了“舊社會”，起碼這部電影并沒有算準生活的“最大公約數”。
其實，任何時代，只要經歷過去，回頭看都有它們的不幸和美滿，《高考1977》里一直很自卑的小根寶的死不足以用來抨擊1970年代末期的東北農村，高考確實轉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但更多人的命運——畢竟極少數人讀過大學——是靠著自己的奮斗和努力一點點改變的，30年后我們也用不著為某些人的一紙指令不停地感激涕零，那只是一個必然發生的生活過程罷了，而真正沉淀下來的永遠是中國人樂觀生活的精氣神。
改革開放30年之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但改革開放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它也只是這個政權和國家經歷的一部分時間，我不喜歡也不同意《高考1977》里那種一朝高考恢復，那群下鄉知青就你1959年的西藏農奴獲得徹底解放一樣從地上飛到了天上，那時的每一天的改變，我也是親自經歷過的，也是一占一點過來的，電影表現得并不客觀；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做很多事在為改革開放30年樹碑立傳的過程中連帶將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開始這段30年時間打低到無底深淵里，這部電影顯然是受了這樣的理想，顯出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導演們在政治上有點兒白癡。
如果真是這樣，哪還有現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呢？
明明聊電影，偏偏又談回政治，但拍這樣的電影也繞不過去政治。
這就是我沒有被《高考1977》感動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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