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重寫文學史”是八十年代最有效的社會文化實踐之一。不僅是在寫史者心照不宣的邏輯與謎底“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 之中, 而且是在一種深刻的默契與共識之下, 整個新時期, 對文學史?歷史的重寫, 都是關于并針對著當代中國、直面并規避中國當代史的自覺的文化策略之一。但是,在這一過程中, 當代史, 準確地說被種種的斷裂說所切割的前三十年, 成了一處特定的禁區與棄兒, 在種種“借喻”與“修辭”間膨脹, 又在各色“官方說法”與沉默不屑間隱沒。當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斷被借重并繞過、在眾聲喧嘩之中分外沉寂的時段。正是在這樣一種特定的語境和參照之下,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顯現出了不同的姿態與厚重。
歷史、記憶與失憶
這份不同與厚重不僅來自直面當代史所必須的勇氣, 而更多地來自一種創痛與深思后的執著與平和。如果說, 任何治史者對當代史的忌憚, 大多來自現實脈絡的紛繁、親歷者的切膚之感與種種權力格局的糾纏; 那么, 當代中國史的書寫, 與其說更需要勇敢與力度,不如說它索求的, 可能正是某種冷靜而寂然的姿態。因為面對陰陽雙面的當代史(尤其是前三十年) 的敘述: 輝煌燦爛或災難頻仍, 面對同樣主流強大的、卻彼此深刻悖反的歷史書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拒絕了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的同時, 拒絕依據某種權威說法而修訂或篩選記憶。
如果說, 歷史是對記憶的書寫, 那么, 它通常只是對某些人的某種記憶的記錄而已;一如本雅明所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八十年代聲勢浩大、蔚為壯觀的重寫歷史或曰重寫文學史的運動, 無疑成為一次對曾遭暴力改寫的歷史書寫的“補白與鉤沉”; 在從不會留白的歷史書寫之上, 因遭壓抑、被掩埋的記憶的再現, 歷史自身顯露出了不同的格局,并進而成為新的文化權力結構的支撐與佐證。從某種意義上說, 現代中國史書寫中的這一中心與邊緣、主流與潛流的相互位移與格局重構, 是一個始自八十年代, 在整個九十年代不斷演進的過程。有趣的是, 如果說, 八十年代是一個現代中國的記憶自歷史忘懷洞中漸次浮現的時段, 那么, 它卻同時伴隨著關于當代史的失憶癥的發生。這一重構過程不僅在歷史斷裂說的不斷構造中, 使完整的當代史成為難于觸摸的時段, 而且它甚至成功地構造了我們作為親歷與見證者的體驗與“合法”經驗間的碎裂。在筆者的視域之中,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正是對穿越這一新的歷史失憶癥, 直面當代史?當代文學史的執著嘗試。這與其說是一位當代史學者選擇的必然, 不如說它始終是一份冷靜、盡管不無痛楚的沉思與自覺。洪子誠先生曾明確地指出:“我們對五六十年代, 以至八十年代出現的文學問題和藝術形態特征的談論, 由于多少失去‘歷史記憶’而常常反應失措和缺乏深度”1。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之中, 這一選擇并非僅僅是某種姿態, 更不是、準確地說不僅是某種立場的選取或申明。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撰寫, 顯現了某種不同的姿態, 那么, 它是切膚之痛與戰勝切膚之痛之中對當代史的思索; 如果說, 它確乎表現了某種立場, 那么它并非單一的或簡單概括所可能表述的。因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所表達的那份自覺與直面, 首先是對某種冷戰式思維、那種清晰簡單的二項對立式表述的平和的拒絕。在嚴格的治史?治學的態度與方法論的探求之間, 是返歸親歷者的繁復體驗, 以重組歷史的經驗表述的努力, 是穿越多重的權力話語的霧障, 重新觸摸與展現當代史的嘗試。
筆者曾經寫道, 在一份后見之明中, 我們或許可以看出, 八十年代中國文化重建過程的誤區之一, 在于我們頻繁地以種種“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在這種意義上, 我們間或可以將《中國當代文學史》視作一次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發生的文化再反思的一部。
斷裂、延伸與透視
拋開風行于歐美的“年鑒學派”與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不論, 歷史的經典書寫方式是編年史鋪陳; 在時間的線性展現中構造一處綿延不絕的歷史?話語景觀。然而, 經典史學的書寫同時建立在斷代或曰斷裂的構造與書寫之上。參照某種權力話語或利益集團的需要, 其作為勝利者的歷史, 類似斷代?斷裂通常被書寫為一種徹底的終結與全新的開端。從某種意義上說, 歷史的敘述便是在這綿延與斷裂張力間展開。而八九十年代, 當代中國史的敘述, 以別種方式凸現或曰強化了這份緊張。如果說, 當代史的確立, 曾經以“天翻地覆”與“徹底決裂”的表述, 標識了一處絕對斷裂的存在; 那么, 整個八十年代, 人們便是在種種綿延的敘述中使之成為并無絕對差異的“章節”。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正是通過對1949 年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深入, 以及某種程度上對遭再度遮蔽的體驗與記憶的返歸, 直面這份綿延與斷裂敘述的政治或曰意識形態張力。如果說, 現代性的討論, 為人們提供了一份重新進入當代史的可能與視點; 那么, 其作為一種拒絕簡單化的敘述, 卻可能剛好為別一種綿延說提供證詞; 如果說,“現代性”是當代史及當代文學的惟一支撐,那么“當代中國”或曰“當代文學”, 便成了一種并非充分必需的敘述。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則不僅是在當代文學的“現代性”層面上建立他的當代史敘述, 而且是在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學傳統與四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轉型與重組的具體史實間, 準確呈現了那份斷裂間的歷史綿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直面當代史的書寫者,《中國當代文學史》一書的意義, 不僅是對當代與現代、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斷裂綿延中斷裂, 同時是某種事實上不可彌合的斷裂的再度凸現; 而且在于, 這斷裂的再敘述, 同時成為對曾經支撐這一斷裂說的意識形態單一表述的裂解。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中, 當代史所呈現的斷裂不僅是意識形態或政權意義上的斷裂或曰轉移; 在當代文學史的表面上, 這一斷裂亦不僅呈現為文學文本上的截然分立的內涵。洪子誠先生所提供的歷史透視在于,他極為準確且深入地把握住一個似乎盡人皆知、卻始終遭到無視的基本史實: 1949 年以降當代中國文學所經歷的特定機構化的過程, 以及這一頗為特殊的機構化過程對當代文學所產生的、或許是空前絕后的影響。不是、或曰不僅是在文學經典、文學規范、大學教育體制及教科書層面上的機構化、或曰現代化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 后者剛好是新時期中國文學得以完成其顛覆性重建過程中的重要而基本的內容) ; 而是文學生產的社會化機構的建立, 是對作家、藝術家的社會組織方式; 是這一頗為龐大而獨特的社會機構所確認并保障下的、對文學的社會角色及功能的實踐。也正是在這一機構化過程的描述、及其他所限定的歷史前提下, 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文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歷次“文代會”資料、文藝論爭及當代文藝理論讀本)、歷史事件(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紅樓夢》研究討論、對《文藝報》的批評及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清算、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及至今仍在影響當代文學生產(盡管已不再是惟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 的文學機構(文聯、作協系統、駐會作家——文學作為一種職業、專業出版社制度、文學創作會議或“題材規劃會”) , 獲得了清晰而明確的闡釋和整合。
正是在機構化的層面上, 洪子誠以其歷史的透視和體驗, 展現了斷裂與綿延。在文學機構化對五十到七十年代(準確地說, 包括了八十年代的大部) 的文學生產所產生的深刻、不可逆的意義上, 現當代文學顯現出巨大的斷裂; 而同是這一機構化的過程, 事實上成為對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體制化確認的實踐,歷史又是在這里顯現出它綿延的足跡。因此,當代文學才不僅是在文學文本、或意識形態的角度上顯現了它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意義。當代中國, 因此不僅僅意味著政治權力的轉移、社會體制的巨變與更迭, 不僅意味著光榮夢想或災難頻仍; 而且意味著一個迥異的社會結構。在這一文化建制和社會結構之中,《中國當代文學史》展示出歷史之手在這一特定時段的書寫方式。
當代與學科
頗為有趣的是, 當代文學, 其作為綜合大學中文系一個學科的建制, 與新時期同齡。而這正是“當代中國”除卻作為一個政治歷史概念, 開始為多重文化或曰話語霧障所籠罩的開始。
從一開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作為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熱潮中最響亮的聲音,便在質疑著當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根基。更為重要的是, 當代文學自身, 在整個八十年代彼此矛盾又和諧整一的“歷史”當代史敘述中, 似乎成了一些難于彼此穿透、銜接的破碎時段。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倡導, 嘗試跨越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會巨變所造成的深刻斷裂, 以完成對中國新文學的再度整合; 那么, 與此同時, 當代文學或曰當代中國的敘述, 卻在“十七年”、“十年浩劫”、“新時期”、“后新時期”的斷裂或曰“斷代”的敘述中失陷于“歷史”整合與不同質的被述時段的悖反之中。于是, 不僅關于“十七年”或“十年浩劫”的敘述, 事實上大都成為政治史的“華袍”或“血衣”式的價值判斷的副產品,將當代文學(一個已在年代上長于現代文學的創作時段與事實) 剝離于簡單的政治判斷的努力, 常常間接或逆向參照意識形態的敘述而難于整合。“文革”十年成了通常被剔除或以“廢墟”、“毒菌”的意象來簡單涵蓋的時段, 一如八十年代的社會重構過程,“文革”年代成為當代中國史上一個異己的單元。“當代文學”研究中最“合法”、因之最富于活力的段落, 經常是新時期文學研究; 它卻因此在僅僅是“現狀”而非歷史研究的層面, 受到其“學科合法性”的批評和質詢。在此, 姑且擱置“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的立場討論, 姑且擱置“現狀研究”的學術意義及價值的討論; 共和國五十年、新時期二十年, 已毫無疑問地為當代文學賦予了伸延開去的歷史視野; 問題在于, 這比現代文學更長的時段、更繁復因而更深遠的歷史視域, 卻被重重歷史敘述的霧障所割裂或曰阻斷。甚至以后1979 文學的敘述, 亦為“新時期”、“后新時期”或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斷裂敘述所切割。當代文學研究的眾多著作因此通常是“斷代”中的“斷代”敘述。
正是在這一層面和意義上,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顯現了它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部當代文學的編年史, 其別具慧眼的對文學建制左翼文學傳統的機構化過程的著眼與洞見, 成功地實現了對當代文學敘述的歷史整合; 它決非某種意識形態敘述, 亦非簡單的“立場”顯現或選取, 而是一次成功而深入的文學史敘述。它事實上成了對當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必要性的論辯, 而且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個具有豐富生長點的切入口。洪子誠以“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學”的概念替換了“十七年”、“文革十年”的說法, 它不僅對應于海外中國學研究中的“PRC 文學”(暫譯為“共和國文學”) 的提法,而且意味著一個新的觀察和進入歷史的可能。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意義還在于, 作為對當代文學敘述的一次成功的整合,它并非為整合而整合的努力; 它在提供一種感知歷史、體驗歷史與書寫當代史的方式。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 明顯有別于經典文學史的敘述, 它著眼于作家與文本, 不僅僅為作家論或作品論所貫串; 它是對文藝思潮史的再梳理, 卻不僅僅是一部思潮史(當然更不是政治運動史) 的串連方式。在對機構化過程的把握中, 洪子誠不僅討論了文學創作, 而且討論了文化生產、文學建制、文藝政策、托名為文藝或文學的政治運動、文藝思潮或論爭、作家作品的命名、“專業的”與“群眾的”文藝批評; 將其視為文化生產的環節性因素, 藉此勾勒出當代文學不同的歷史輪廓。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和出版, 事實上成為當代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建設的重要一步; 那么它最有意義之處, 在于它在提供了當代文學特殊的生存方式的描述的同時,還提供了我們把握和進入當代文學史的不同空間。或許可以說, 在建制、機構的層面上去認識歷史, 在文化生產的過程中去把握文學,不僅為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生長點與可能, 而且更為廣義的文化史與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間和前景。
事實上, 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 洪子誠近年來的工作, 始終集中在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之上。考慮到圍繞并糾結于當代文學當代中國敘述的重重話語霧障與二難困境, 為當代文學之為學科的工作及其申辯, 便具有遠不僅于某一學科建設的意味深長的含義。此間洪子誠的重要論文《“當代文學”的概念》2, 作為對當代文學學科生存的最基本的關鍵詞的梳理, 不僅意味著某種極有價值的知識“考古”、知識譜系的工作, 其自身便成為圍繞著“當代文學”的思想史及文化史的描述過程。而如果說, 此間洪子誠的工作、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 顯現了對當代文學研究以及廣義的文學史寫作的方法論的拓展, 那么, 其另一個可稱道之處在于, 它同時成為經典的文學史寫作文學的或曰審美的歷史評判標準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伸延。從某種意義上說, 在當代文學史的書寫, 尤其是對“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學史的書寫中, 如何有機地納入文學價值審美價值的判斷、如何平衡社會與政治歷史與狹義的文學史的敘述, 始終是當代文學面臨的困窘之一。如果說, 反思簡單化的冷戰式或曰二項對立式思維, 是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嚴肅課題之一; 那么, 在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 便意味著它不應僅僅是別一領域或別一視野中的社會立場的表明和發言。《中國當代文學史》一書, 不僅開宗明義地表明了這一努力作為全書的充分必要前提, 而且在全書或曰全史的寫作中為此還付出了具有建設性的努力。
當然,《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 相當成功地建立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社會文化文學轉型(即現、當代文學的分野處) 的敘述, 在重述中展露了歷史的斷裂與綿延; 并成功地通過在“文革”十年文學的人造空白之頁的填補中, 顯現了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另一處斷裂中的綿延; 但對文學機構化的討論, 對這一機構在新時期的重組,功能, 乃至某種程度的失效或改觀的描述(或許世紀末一度沸沸揚揚的新生代作家的“問卷”及其“斷裂說”可堪成為一個參考點) , 尚未能成為對新時期文學討論的更為有機的內容。或許正是在這里, 它將作為一個新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生長點, 成為學術傳承過程中的一處驛站。
1 《目前當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趨向筆談》,《天津社會科學》1995 年第2 期, 第113 頁。
2《文學評論》, 1998 年第6 期, 第38-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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