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寫作—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


□尾崎文昭

　　從199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兩極化傾向在不斷敲起警鐘，這種社會現實危機投射在文學作品中，并寄希望于后者能解決問題，從而形成了文學中的“底層寫作”。2004年，“底層寫作”占據舊文壇的主流，但在主流化過程中問題迭出。與此同時，極具社會批判性的新左翼文學開始被提倡。

    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的文學景觀中，“底層寫作(或表述)”一語被頻繁使用，越來越引人注目(注1)。此“底層寫作”不僅是提倡和口號，作為作品來說也相當多了，盡管因人的判斷不同，對其作品的印象也各異。據有評論家說，在重要的文學雜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說，都可算是“底層寫作”(注2)。那么“底層寫作”已經蔚為潮流，或者說成了文壇的主流——果真如此嗎？
    另一方面，有分析近年文壇狀況的文章指出，商業主義甚囂塵上，讀者遠離文學的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底層寫作”的口號及其創作嘗試，很顯然是被當作對這種商業主義的抵抗。那么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呢？
    這里所使用的“底層”一詞廣義而言，是指除了社會精英和新中間階層以外的社會中下層。假如說這些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八比例的群體，長期以來其生活狀態在文學敘事中總被漠視是不應該的，那么這個說法本身不必多考慮很自然會遭到懷疑其正當性。為了尖銳化這個問題，就得取其最狹義的標準“極端貧困層”，這么著與“底層不能說話”這樣的屬性定義比較適合。據說“底層”一詞源自葛蘭西，但估計印度的底層研究和斯皮瓦克的 subaltern（一般被譯為“屬下、臣屬、庶民”等——譯者注）概念在中國也被引進，然后獲得了自己的說法以及相關的概念的。而社會學的階層分析論認為，由于客觀條件的差異來可析出底層(=78%)，但如果無差別地使用“底層”這些不同概念，只會讓它變得越來越曖昧和混亂(注3)。以大概而說，不論農村都市，只要處于社會的底層，在醫療、教育、生活保障等方面存在困難的人大概都屬于“底層”吧。
    同時，根據階層分析論的所謂客觀的“社會底層”其表現形式而言，是總帶著貧困的這樣一類負面形象，是同情的和慈善事業的對象，甚至是被侮辱的對象。另一方面，文學景觀中反復表現的“底層”至少包含有“應該同情”的情感，伴隨著對社會不平等而憤怒的倫理意識。它還與以前所使用的“人民性”概念有重合的一面，最后還被賦予“忍受苦難”、“真實的”、“純粹的”、“崇高的”等正面含義。
    這些詞語在文藝評論和論壇中頻繁出現，其來有自。
    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后，雖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對文學的指導姿態強化了，其強化本身并沒有做到回1980年代初的態勢。1992年再次進行“改革開放”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面滲透，社會自上而下（共產黨率先）地陷入了拜金主義。其結果，共產黨對文學的統制(=包養)與思想指導反而明顯弱化了。利用這樣的縫隙，形態各異的文學興盛起來，但其中也出現了投機的商業化作家。同時，各種視覺媒體特別是漫畫、動畫片以及電子游戲迅速發展，由于這些視覺媒體的影響力急劇擴大，學界在哀嘆文學邊緣化的同時，也流行起文學特別是小說的終結論。
    另一方面，在文學商品化浪潮中，為了滿足都市小康市民的娛樂要求，大量生產特別受歡迎的長篇通俗小說。據中國作家協會統計，2000年以來，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在800到1000部。而持傳統文學觀的評論家們則慨嘆文學作品精神性的稀薄和價值觀的偏頗。其中包括那些高中生創作的校園青春小說，憑借壓倒性的人氣和火爆的銷售量，作家獲得巨額收入，于是少年富豪作家不斷涌現。文學創作被普遍認為是發財的捷徑，甚至一些家長也不斷鼓勵自己的孩子搞創作，從而產生了一批初中、小學生作家。這些低齡寫作現象也成為廣泛議論的話題(注4)。
    文學評論家白燁把前述的文學現象分為三個文學之“場”加以說明。即持傳統文學觀的文學雜志之場，被商業主義覆蓋的單行本出版之場，以及網絡之場。一方面，呼吁文學或者說小說危機的文學雜志之場的讀者和購買者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單行本小說卻相干無事地層出不窮(注5)。
    如果就社會情形而言，那么大概從1997年開始，社會貧富擴大、階層固定化迅速推進；到了2003年左右，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連政府再也無法漠視的程度。最早意識到并提出這些問題的，是后來被稱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以及能稱得上是社會良心的一部分媒體。《讀書》早在1996年刊發了農村問題的文章，1999年刊登了溫鐵軍的有關“三農問題”。《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報道了包括愛滋村在內的農村貧困問題，此后還有若干后續報道。2002年春，陸學藝等人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甫一出爐就引起很大震動。該書把社會分為全部十個階層，本應屬于國家主人翁的工人和農民則被劃歸在最低下的三個階層中。
    此外，孫立平在《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03年）以及續編《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同一出版社 04年）中指出中國社會的1990年代后半以后差距擴大化和階層固定化的嚴重問題，也引起社會很大震動。2004年1月出版的陳桂棣、春桃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由于揭露了農民受地方官僚壓抑之苦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農民的集體暴動到1999年左右日益嚴重，據說到2005年，農民集體暴動事件已超過八萬起(注6)。
    這種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什么？向哪個方向解決這些問題？帶著這樣的疑問，自1998年開始的數年間，大規模展開所謂的“自由主義論爭”或者是“新左派論爭”，是后來被認為是文革終結以來知識界最大的論爭。
    2000年的話劇《切·格瓦拉》無疑是以上述的論爭為背景的。其大獲成功也許就具有象征性(注7)。該劇對革命精神和理想主義的褒揚頗受廣大的年輕人贊賞。可以感受到，在以都市學生為中心的年輕人中明顯出現了左翼思潮。這些非常真誠而且洋溢著著正義感的左翼年輕人同時也深受民族主義思潮的思潮。因為他們意識到，中國的腐敗和貧困差距擴大化的一個根源在于以美國和日本為中心的多國籍企業（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滲透和潛在支配。但是，他們的左翼傾向，與他們的民族主義志向相似，相當表面化、機械化，且趨于簡單淺薄。
    同年，評論家孟繁華在《資本神話時代與無產者寫作》（《南方文壇》第四期）一文中，提倡應該繼承1930年代以來的無產階級文學。廣州評論家謝有順就在他的《我們內心的沖突》（廣州出版社）一書中抨擊了漠視社會切實問題的文壇。另外，作家摩羅的《恥辱者的手記》（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開領的《激動的舌頭》（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后來被視為“底層寫作”的先行之作(注8)。
    翌年的2001年，著名文藝評論家李陀發表《漫說“純文學”》（《上海文學》第3期）的采訪錄，對1980年代以來文學界的純文學追求志向進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揚現實批判意識。
    2002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的全國學會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在第1期推出《左翼文學筆談》的特輯，文學“人民性”概念也被重新召喚回來。受到這個問題的啟示，著名評論家陳曉明圍繞“人民性”這個概念做了批判性論述（《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也于2005年第六期推出“文藝與人民性”專輯。就這樣，有關“左翼文學”以及“人民性”的討論繼續開展下來。
    2003年完成的九個小時紀錄片《鐵西區》給予的社會影響也可不算小(注9)。
    特別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當代》2004年第5期）。《當代》雜志一向關心現實、大眾與人生，刊登了多涉及批判社會問題的作品。前述的《中國農民調查》也最初登在此雜志。
    在人文界有頗負盛名的《天涯》2004年刊出“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專輯，此后并繼續就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上海文學》與之遙相呼應。
    2004年及翌年被稱為是“底層寫作”文學作品集中發表的年份。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編纂的《2004年最佳小說集  點評本》（曹文軒、邵燕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可算充分反映了這一傾向。
    通過這些過程，所謂的“底層寫作”文學潮流浮出文壇。大概與此同時，2003年執政的胡錦濤溫家寶政權為縮小社會差距而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宣傳口號，明確表現出救濟貧困階層的努力。跟著這種形勢，舊文壇主流勢力合流了“底層寫作”主張。國家級別的中國作家協會也開始關注起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作品。2004年，權威性的文學雜志《人民文學》也很明顯有意識地開始刊登這種傾向的文學作品。其間著名小說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的意識，仿佛又回到198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氛圍中(注10)。
    邵燕君指出，“底層寫作”已經成為“主流性寫作”，有的作家隨波逐流竟將“底層寫作”衍變成“殘酷敘述”、“仇恨敘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確的“功利敘述”，這種狀況令人對整個“底層寫作”的正當性產生懷疑(注11)。
   也就是說，從反權力的批判性立場出發的倡導與權力方面的賞識混同和糾纏在一起不能分別，于是被引發了的各種議論同樣現出混亂。

    我們思考此問題時，如果對“底層寫作”的敘述主體進行分類的話，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1）社會中上層小說家、詩人的敘述。“底層”是敘述的對象和題材。有時當“底層”的代言人(或“替代”)。
（2）雖出身“底層”，如今已躋身社會中上層的小說家、詩人的敘述。
（3）出身“底層”如今依然身居“底層”的寫作主體的敘述，如“打工文學”。
（4）“無法表述自身”的“底層”。
    發議論的論者，由于作為“底層寫作”的主體認同許可其四種主體之中哪種，而自然分別出他們的立場和判斷。舉個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也許會有人責難第一類主體敘述是“虛偽的”，但從理論上對其加以肯定的情況也有。
    其實，社會民眾的聲音由誰和怎樣去反映到文學作品這個的問題意識，是近百年間中國現代文學從一開始就討論的中心議題。并且總不能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19世紀末以來，為了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國民國家的建設做出貢獻自我建構的中國現代文學，自愿當了西方文化輸入的窗口和啟蒙教化的主要手段，為了造就與西方式社會秩序相匹配的現代人——即造就國民盡心努力。但為達成其目的，中國現代文學承擔了敘述大眾、被接納于大眾、做到表現大眾意思和情感的使命。但是在現實中，大眾并不那么輕易地去接受他們的“啟蒙”。以西方文化素養為背景的知識界與接受傳統文化的大眾之間發生分裂，是在后發現代化國家隨處可見的現象。按照此意義，由社會底層本身敘述的現代文學作品出現，可算是百年以來的基本課題。
    對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來說，文藝大眾化也是它的基本課題。文藝大眾化既然可以幫助把勞動大眾組織起來的任務，由勞動者本身的文學理所當然地被追隨。只是，在當時的馬列主義理論背景下，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政治先鋒代表著勞動大眾的潛在未來而作起指導教化作用。因此即使出身于非社會底層的作家，在標榜自己是在創作無產階級文學時，也沒有遭到質疑。然而要組織勞動者大眾和農民文藝活動的努力也得以持續不斷地進行。如舉獲得成功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應是建國后不久的連漢字都認識不了幾個的人民作家高玉寶創作的《半夜雞叫》(注12)。另一方面，眾所周知，1930年代被視為位于左翼文壇中心地位的魯迅，對這個問題反復思考，總相當懷疑知識分子的替代想法(注13)。
    現在，到了政治先鋒的替代主義論破產的二十世紀末，問題又回到出發點。
    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文學，由于它的“啟蒙性”（由上而下的現代化）特點，大眾（=“底層”）用自己的手以作為現代文學來表述自己事本身從理論上說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變成“可能”的因素有賴于現代文學自身屬性的改變和寫作主體的“越界”。與“底層”有著相似構造的有女性文學。為了女性的而且由女性本身敘述的文學如何可能(不可能)這個問題。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學語言，是男性“啟蒙”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即使出現了女性作家，如果她們不接受這種文學語言，不僅無法登上文壇，自身寫作都很困難。在這樣的制度中敘述，無論是無意識的還是有意識的，只能接受其制度并模仿它。
    以此意義上說，剛才分類中的第二類主體，他們出身于“底層”但現在躋身于中上階層，這些小說家和詩人已經接受了現有的文學語言來進行敘述，即使他們還在強調自己現在也過著極端貧困生活，也仍然不能逃出這個陷阱。因此，雖然他們的作品的確反映了“底層生存”的體驗，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底層寫作”，但以嚴格的觀點來說，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底層寫作”。這種類型的作家，例如1930年代的蕭乾、1950年代的胡萬春，還可以舉得出來的，如現在的蔡翔呀摩羅等，以及顯然也出身于“底層”、現在紅極一時的莫言、閻連科等。
    那么，近年來引人注目的“打工文學”到底是什么？有一個有利的條件。由于革命和四十年來的社會主義政策，在全國普及最低水平的教育，即使生活在相當“底層”的人，他們也能讀書識字。進入學校體制最后接受大城市高等教育的，會被看成是上述分類中的第二類。但有些依然身處底層的人中間，從1980年代開始，出現了寫詩和寫小說的人。柳冬嫵指出，1980年代后半期出現了“打工詩人”這個詞，并大量介紹了由于進城民工本身創作的詩歌。據所說，這些打工詩人非公式地在1994年創辦了《龍華報 詩特刊》、1999年創辦了《外遇》、2001年創辦了《打工詩人》、2002年創辦了《行吟詩人》、2003年創辦了《打工作家》。并給了很高的評價：“一種接近生活原態的寫作，把底層生命的真實存在不加修飾地傳達出來”，“如果從先鋒詩歌的”藝術”角度去解讀，打工詩人的詩歌在語言和結構上都有不少問題，但那種發乎心性的真情實感，那種源自本真狀態的致命的憂傷感，以及那種不計成敗的投入精神，真讓人驚心動魄”。此說法是對第三類主體寫作所給予的倫理評價的一種典型姿態。看所介紹的詩歌，的確能看到對人生的摯誠態度。作為這類小說家，安子和王十月似乎有名氣，還有人列舉出丁樺的名字(注14)。
    然而，與那些女性作家一樣，如今，他們突破既有的文學語言的窠臼并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語言與否，還很難判斷。或者說，與女性作家不同，很有可能極難看出他們的這種語言特征。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因為其自身的被壓抑性，他們更容易落入陷阱。為了被現在的文壇容易承認，他們自愿學習模仿現成的文學語言，試圖反復現成的表述視角和感覺，這樣的誘惑肯定很強烈。在此應該想起，之所以被稱為“subaltern(臣屬)”，是由于雖然他們是被壓抑的底層民眾，卻強力支持的支配權力，愿意吸納主流意識形態這種現象。
    權力方面則抓住他們的這種心態，來加強他們對自己的依附，想湮滅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其一斑。中央級別的共青團中央主辦面向打工青年的嚎叫“第一屆勤勞青年鯤鵬文學獎”的“打工文學獎”活動就可算是比較典型的例子。2004年6月開始征集作品，2005年1月，在廣州，由著名作家參與審查，評選出小說七篇，報告文學六篇，詩歌九篇，散文八篇。分別授予一、二、三等獎(注15)。
    但是也有對這種“底層寫作”的泛濫持強烈懷疑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例如，被視為“底層寫作”代表作的《那兒》的創作者曹征路就尖銳指出：“因為它（指底層敘事所指——引用者注）本身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納到主流敘事當中去，又變成什么“底層人寫底層”，“打工族寫打工”，好像這就是底層表述了，其實它已經歪曲了“底層敘事”原有的含義。(中略) 當我們尋求用底層來敘事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尋求一種表達，希望用這種表達的方式來突破我們的困惑（指中國現實的困惑——引用者注）。所以底層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底層的困境，就是知識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謂底層敘事，實際上就是我們大家的敘事。如果僅僅把底層寫作當作一種苦難題材，一種關懷姿態，我認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中略) 所以它不存在誰為誰代言的問題，因為它就是我們自己的敘事。”(注16)
    另外，在與新左派文藝評論家曠新年的對談中，劉繼明認為，“我覺得“底層”概念不僅無助于解釋當下的中國現實矛盾，反而掩蓋了其中的某些真相。(中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左翼文學的“復蘇”，為我們敘述當下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途徑。”他又強調作家的獨立性：“必須始終與之 (=國家意識形態) 保持著適當的距離。”曠新年則認為，新“左翼文學正如內容上的激進性和批判性一樣，也必然充滿形式上的實驗性和探索性”，而強調為避免陷入舊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窠臼，必須努力擴大其多樣性和可能性。他們列舉了一些作家作品，如除了曹征路的《那兒》、《切·格瓦拉》之外，還有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韓少功的《是嗎》等和李銳的近作，以及詩楊春光。但對莫言、余華、嚴歌苓的近作，批判這些作家作品對現實的理解，是以“傷痕文學”的方式展開的，無法捕捉歷史的復雜性(注17)。
    他們通過對1930年代以來的左翼文學進行批判性繼承，來提倡新左翼文學的。以其含義說，他們要站在與現行政府基本對立的立場，那么今后的發展不會是順利的。但對于站在局外來觀察的我來說，饒有趣味。

［注］
1) 參看加藤三由紀的論文《いま、中國社會の『底層』を語ること》，《季刊中國研究》第86號 (2006年秋季號)，其中有相關的作品介紹并介紹得很得體。
2) 王曉明《對現實伸出尖銳的筆》，《上海文學》2006年第1期。
3) 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薛毅·劉旭《有關底層的問答》，《天涯》2005年第1期。陸學藝等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4) 白燁《八 批評實踐與研究前沿》，《中國文情報告 （2005-200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殷羅華《低齡寫作》，《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  第二卷 /文化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5) 白燁《前言》，《中國文情報告 （2005-2006）》同前。
6) 清水美和《中國農民の反亂》（講談社+α文庫、2005年）中有詳細的敘述。最早的農民大規模抗爭是在1993年。另外，還可以參考《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紀要》，《亞洲時報》網，2006年4月12日登，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180&Itemid=64 。
7) 黃紀蘇作。李新宇《劇本《切·格瓦拉》及其反響觀感》，《走過荒原  1990年代中國文壇觀察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另外，劉繼明、曠新年《“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當代文化研究”網站，2006年6月7日登，http://www.cul-studies.com[InstallDir_ChannelDir]contribute/200606/3996.html 。
8) 孟繁華《無產者寫作群體的出現》，《眾神狂歡 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修訂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0月。
9) 王兵導演。中國國內未公映。2005年國內出現盜版。此前，批評家們觀賞該影片。呂新雨《《鐵西區》——歷史與階級意識》《文化研究》第11期，《文化研究》網，2004年4月17日登，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277 。
10) 《文化事件  三月》，《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 第二卷》同前。陳駿濤、馬相武《現實主義仍將是小說的創作的主流》，《2005年中國文壇記事》白燁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白燁《前言》，《中國文情報告（2005-2006）》同前。邵燕君《2005 文學創作和文學期刊》，《2005 文化中國》花城出版社，2006年。
11) 邵燕君《“底層”如何文學？》，“北京大學 當代最新作品點評論壇”網站，http://www.eduwww.com/pkupk/ShowArticle.asp?ArticleD=8782 ，以及“中國教育網”網站，2006年2月6日登。
12) 高玉寶《半夜雞叫》，西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
13) 例如，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
14) 柳冬嫵《打工：一個滄桑的詞》，《天涯》2006年第2期。《丁樺：打工簇中的“文化名人”》，“中國廣告/人才網”網，http://www.ad-rc.com/gglt/new.asp?id=100361 。
15) 《全國首屆“鯤鵬文學獎”評獎揭曉公告》，“中國青少年計算機信息服務網”網站，2005年1月23日登，http://vweb.cycnet.com/cms/2004/ccylhuodong/jchwxzt/kpdtbd/200501/t20050123_16804.htm 。
16) 曹征路《我們的時代困惑》，2006年6月2日錄音，“當代文化研究網”網站，http://www.cul-studies.com[InstallDir_ChannelDir]contribute/200607/4120.html 。
17) 劉繼明、曠新年《“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當代文化研究網”網站，同前。

                                                       （陳玲玲翻譯）

         原登在《アジア(亞洲)游學》月刊94號，《中國現代文學的越境》特輯，日本 勉誠出版，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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