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鼓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由此才沖破了束縛我國發展的桎梏，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引下取得了經濟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從而彌補了我國物質文明建設的短板，但我們主流學界的洋迷信仍未能徹底破除，思想仍未能徹底解放，我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雖然對外越敞越開，但理論思維的大門卻依然緊閉，本本主義仍然大行其道，針對精神文明建設這一短板，我們黨又鼓勵“第二次思想解放”，終于使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進入了深水區，而能否啃下這塊難啃的硬骨頭要看我們能否破除迷信，也要看學術理論界的思想解放程度如何，并沿著我們黨指引的方向能走多遠。

長期以來，洋學問對我國學術理論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通過馬列人類起源于“勞動”這一大本大源，并將其本土化補充進我們的人道文明（即人類文明新形態），由其所形成的人文經濟學與其西方“政治經濟學”進行比對，會發現其對我國學術理論的影響既隱蔽又具體，既全面又深刻，如果不理清這些，我們中華文明將沒有活路，更沒有出頭之日。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比如：1）其對我們本土理論范式發揮著屏蔽作用，2）其對我們傳統的人文科學發揮著屏蔽作用，3）更為嚴重的是，它深刻地轉化了我們大腦思維的基因，將我們傳統理論和文化轉化成了西方模式，幾乎覆滅了我們的中華文明，并且其隱蔽性很強，很難察覺，而本文主要就是要探討我們本土理論思維和文化怎樣逆勢復燃的問題。

在此先墊上一句，由于在破除洋迷信的檢討中有些話可能說得重一些，還望能給予理解為盼。

一、人文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異同在哪里？

在我們傳統文化中，由于經濟學一直屬于我們的一塊短板，所以改革開放后便首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速經濟的發展，目前正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形勢非常喜人，其不但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物質文明的短板，而且在一些科技領域反而出現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反超，有力提升了我國的四個自信，也進一步增強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然而伴隨著經濟短板的彌補和高質量發展的不斷推進，其也映襯出我們目前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學發展的缺欠與不足，同時也會發現一直在運用的“政治經濟學”與我們正在研討中的人文經濟學存在著深刻矛盾，故對其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運用“0”的扶正祛邪功能，先對中西方經濟學理論進行定性分析

對于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我國學界雖然研究頗深，但對其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則基本都忽略了，由此說明，其在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雖然挖掘出了“剩余價值學說”，但對其西方理論范式卻并未傷筋動骨，仍需要我們后繼者繼續。

根據《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將西方政治經濟學展開來所進行的批判，事實上還沒有竟全功，說明馬克思主義正處于發展中，雖然其后來欲向歷史的順序運動邏輯轉變，并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但其仍不夠成熟，顯示其帶有人為拼接之嫌，因原始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然而眾多追隨者則對這些不加綜合性分析，而是將馬列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拿來做教材，直接將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學習并教學，反而誤人誤己，不但越學離馬克思主義原理越來越遠，最終反倒成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言人。

馬克思曾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產生的”。而根據資料介紹：“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科的總名稱，廣義地說，是研究一個社會生產、資本、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學科”。由此說明，政治經濟學屬于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所產生的一種理論范式，馬列雖然意識到其屬于一種斷代史研究范疇，并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意圖為其補充歷史維，然而其著述卻都已經發表，已成為“歷史文獻”并被世界許多國家的追隨者所運用，再說最后其也因年齡和生活貧困問題無力再對其整個理論體系進行改寫，所以其并沒能將其系統整理并擴展為人類通史，其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就缺失最后的統合，由此馬克思主義的通史研究仍需要我們后人接續前行。

還有，當時的科學發展仍處于唯物論時代，沒有像后來的宇宙大爆炸理論那樣揭示出暗物質與暗能量的存在，其更沒能掌握我國古代的氣一元論，這些都限制了其理論體系的發展，所以，其思想雖然正向著以勞動為人類本根的方向發展，但其理論表達形式仍帶有濃重的西方色彩和資本主義殘留，其政治經濟學理論范式并沒能發生那種脫胎換骨的蛻變，這屬于非常清楚的事實，不容置辯。

請參考下面的附表，我們根據馬列本土化所產生的人文經濟學，則是根據近現代科學考察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首先轉換為我們傳統理論的順序運動邏輯予以思維，再根據馬列人類誕生的大本大源由“勞動”邁出第一步這一基本事實（恩格斯對此實質上運用了人類歷史運動從“0”開始的本根思維邏輯），沿著其順序運動邏輯的自然運動，由此得出其基本矛盾是由本根所生發，并將其深入到“形而上”境界，這一切的發生并沒有半點人為因素，而是有根有據，無懈可擊，然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則是由“生產力”作為立論基礎，明確反映出其一著手就錯了（當時還沒能研究出人類起源本根），再加上其承襲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范式，所以其所發表的大量著作只能做參考，不可照抄照搬，這也就是我們黨歷屆領導人都主張反對本本主義的根本原因。

在對各種理論體系的辨析中，一定要注意那個“0”的運用，其一直在發揮著密鑰的作用，首先就是鑒別各理論體系的立論基礎正確與否，它具有扶正祛邪的特殊功能，在下面的探討中，其也一直在暗中發揮著作用。

（二）繼承馬列遺志，繼續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展開批判

由于我們教科書仍以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基本范式繼續教學，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就以其為例進行一下系統性剖析。

1．人文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區別在深層。伴隨著西方科學的近現代發展，由于“暗物質與暗能量”的出現（屬于目前西方科學的“前沿”），其在發展中便遇到了種種謎團難以破解，整個西方科學界也都認為，如果證實了“暗物質與暗能量”的存在和運動，它將改寫物理學理論體系的全盤（即顛覆“唯物論”）。同樣，西方政治經濟學中的“上層建筑”在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也被推上了與自然科學“暗物質與暗能量”相同的位置，其也處于目前社會科學的“前沿”，由于其缺失自然科學做支撐，沒有解決宇宙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大本大源（本質）問題以及其緣何會運動的基本原理，由此其屬于一個發育不全的“早產兒”，所以其也就難以產生有根有據的人文科學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其在深層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理論缺欠，由此，如果搞清楚這一問題也會改寫或顛覆其整個社會科學的全盤，并對其出現的種種亂象給予撥亂反正，其對“摸著石頭過河”并怎樣“過河”的問題也會提供重要參考。

所以，在此也對我國學界那些本本主義者提出批評，其對鄧小平理論的詬病顯然是有失深刻，因其理論的深刻內涵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與行動之中，在改革開放的事理里，由此才使我們擺脫了對西方學術理論的依附，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導向了正確的軌道，從而開啟了我國的獨立發展之路，并開辟了我們中華文明復興的另一片空天。

通過這一比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究竟是繼續依附本本主義還是要獨闖江湖，現在就以我們領導人的兩段話作為結論：

（1）鄧小平：“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2）習近平：“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

再重新回味我們領導人這些講話，其意蘊何其深刻而雋永！

2．西方“政治經濟學”嚴重束縛著我們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在我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其基本理論框架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樣就框死了我們中華本土理論范式的復蘇并運用，這里面的問題其仍然屬于中西方理論思維的問題，比如西方屬于“透過現象看本質”，而我們中華思維則是“透過本質看現象”，這樣就反映出了中西方理論思維的本質性不同。

請參考下面的附表，根據我們中華本土理論范式，其“本根（氣）→基本矛盾（絕對運動）→特殊矛盾（相對運動）”，其順序運動邏輯決定了我們中華民族基本的順序思維，其是“以道馭術”、 “由體率用”、“由知率行”、“由戰略決定戰術”，由此說明，西方政治經濟學中的“上層建筑”明顯應該屬于我國“道、體、知、戰略”的層面，然而其理論生成順序則是根據其“唯物論”由“術、用、行、戰術決定道、體、知、戰略”，并形成了其理論思維的定式，由此其也就“以現象為根”，這就等于一棵大樹以其枝葉為根，由此也就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老底徹底揭穿了。通過這一對比分析，說明西方“唯物論哲學”理論范式與我們中華學術理論思維完全是本末倒置，背道而馳，于是便導致其由現象“抽象”而生的上層建筑產生了一片混亂，始終找不到北，更找不到其真實的本根究竟在何方，只能像無根的浮萍一樣隨風漂移（比如其“民主政治”），并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波濤中隨波逐流，其“戰略”的混亂必然將“戰術”搞的也是紊亂不堪。

非但如此，由于西方學術理論“以現象（枝葉）為根”，從而由“術、用、行、戰術決定道、體、知、戰略”，并形成了其理論思維的定式，其對我們中華之“道、體、知、戰略”還發揮了針鋒相對的欺壓作用，始終壓制著其難以翻身，由此也就能理解我國學界以西方學術理論為圭臬的那些“大老爺們”，他們為何對宇宙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基本矛盾與絕對運動都視而不見，閉口不談，并對馬列本土化不但諱莫如深，而且對鄧小平拋棄洋本本像挖其祖墳一樣暴跳如雷，所以，對我國學界那些“大老爺們”，說他們“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一點也不為過，因他們自己就一直是稀里糊涂，一直就不知道自己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該信仰什么，導致我們這個以文明著稱國度的意識形態和信仰產生了一片混亂，并無以皈依。

（三）對西方“政治經濟學”展開系統性質疑

在我們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鼓勵下，其實質上是在推動我國的理論研究向縱深發展，由此我們就更能夠根據實事求是基本原則，對西方政治經濟學展開系統性質疑了。

1．先對西方“政治經濟學”基本概念產生質疑。伴隨著研討的深入，目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些基本概念也需要梳理一番，通過梳理會發現，我們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重建已不知不覺來到了我們面前，并且非常迫切，其也深刻影響著我們中華文明復興的全盤。

（1）勞動。目前我國學界對于“勞動”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與闡釋很亂，漢語詞典是一種解釋，政治經濟學又是另一種解釋，而網絡中則基本將其理解為體力活，甚至有些高知認為蜜蜂和螞蟻也會勞動，顯然是將小人書文學中的擬人化描寫當真了。

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勞動”這一概念運用起來與新華詞典的釋義是不同的，其基本局限于人們運用生產工具從事產品（商品）的生產這種狹義的范疇，透過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其應該屬于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所“抽象”出來的一種基本概念，因其是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將其聯系起來基本就能看出這些基本概念的緣起和出處，其明顯居于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三維時空之中，缺失人類通史縱深的歷史維，不具有入選人類通史的資格。

根據恩格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一基本觀點，其顯然指的是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的最基本運動，更包括對人類自身的認知與改造，其概念囊括的范圍非常廣泛，包含著人類從誕生至現在的整部歷史及其一切運動，所以我們教科書中的勞動概念是偏狹的。

（2）生產力。網絡釋義：“具有勞動能力的人跟生產資料相結合而構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這一闡釋說明，其顯然指的是工業化生產中的一種概念，尤其指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原始社會的采集與狩獵活動中人類為了生存而覓食哪能談得上什么“社會生產力”？

這一概念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更是不小，將資本主義斷代史所產生的一些概念作為人類通史予以通用，顯然屬于張冠李戴，哪能不亂套？

如果我們再運用本根思維追問一句：“人類究竟是誕生于生產力，還是誕生于勞動？”那就會更被問得亂了陣腳了。

（3）生產關系。網絡釋義：“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中相互結成的社會關系”，其也同樣屬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一種概念，將其運用于人類通史理論闡釋也顯然同樣不妥。

（4）經濟基礎。網絡釋義：“指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是與之相應的上層建筑的基礎”，說到底，其繞了那么大一個彎子，實質上仍然是“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這樣反而將問題復雜化了，違背了“大道至簡”的原理，還是恩格斯闡釋得簡潔明快，如：“其實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與前文在討論“貨與幣”的基本關系時，曾將“貨”簡化為“資源+勞動”基本相符。

（5）上層建筑。統觀我們目前的“上層建筑”，可以說是很亂很亂，我們的那些專家們不但解釋不清我們的意識形態與信仰（缺失本根），甚至連什么是社會主義也解釋不清（同樣缺失本根），我們教育中的“思政課難講”和社會教育工作難做已給出了明確的佐證，其核心內容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又再次擺在了我們面前。

根據中西方不同的思維邏輯，在對西方政治經濟學改造收編過程中并非將其簡單地顛倒過來就可以了，而是其話語體系也會產生根本性改變，比如其異常混亂并怎么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上層建筑，在我們人文經濟學中卻將其深化為“形而上”境界，并根據人類誕生的本根變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如：人道文明的“人性+勞動性”?獸道文明的“獸性+寄生性”對立統一運動，其既包含著我們的24字價值觀，也包含著世俗與虛擬人文科學的“真善美?假丑惡”的對立統一運動，更包含著我們的意識形態與信仰，其不但涵蓋深廣，而且明確無誤，條理清晰，一清二楚。通過我們中華本土理論思維這一梳理，其便在西方“政治經濟學”一團亂麻中理出了頭緒，達到了“大道至簡”并能夠提綱挈領的境界，其含義既深且廣，既明確又精煉，既包括無神論也包括有神論，更符合國際國內社會運行的實際，為人類文明的世界通用走出了一條既源于社會又高于社會的新路。

2．再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思維邏輯產生質疑。關于這個問題，在前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需要調整”一節中已經有所涉及，但在網絡研討中發現，西方政治經濟學由于其屬于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所以其對我國學界的理論思維禁錮得非常嚴密，可以說有些嚴絲合縫，密不透風，形成了一個異常堅固的堡壘，所以我們在網絡中又繼續對其展開了深入研討，現將其輯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系列關系中，最終是由“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沒錯吧？那么由此說明，其整個社會文明的理論、政治、法律、國家機器等都由生產力所決定，即我們的四個自信都要由生產力所決定，這也沒錯吧？

其實這樣看問題還不是很清楚，若將其運用本本主義所慣用的哲學分析就很能說明問題了，比如我們可以試問：

（1）在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的“本質與現象”關系中，究竟生產力是本質還是上層建筑是本質？它們兩者究竟孰“本質”孰“現象”，孰“本根”孰“枝葉”？

（2）在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的“內容與形式”關系中，究竟生產力是內容還是上層建筑是內容？它們兩者究竟孰“內容”孰“形式”？

（3）在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的“道器（術）”關系中，究竟生產力是“道”還是上層建筑是“道”？它們兩者究竟孰“道”孰“器（術）”？

（4）在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的“知行合一”關系中，究竟生產力是“知”還是上層建筑是“知”？它們兩者究竟孰“知”孰“行”？（毫無疑問，生產力在“知行合一”關系中屬于一種行為能力。）

（5）在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的“戰略與戰術”關系中，究竟生產力是戰略還是上層建筑是戰略？它們兩者究竟孰“戰略”孰“戰術”？

很顯然，在西方政治經濟學“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組基本關系中，明顯是前者決定后者，其明顯是“以現象（枝葉）、形式、器或術、行為、戰術為根”，難道這樣的一套理論和思維邏輯我們不值得質疑并反思一番？

運用我們中華的“道器（術）”理論思維，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組基本關系中，前者顯然屬于“器或術（現象）”范疇，其包括“階級關系”（即生產關系），而后者則顯然屬于“道（本質）”范疇，由此也就可追究出其“以階級斗爭為綱”或“以階級斗爭為根”的緣起了，原來其是“由生產力決定一切”而來，并且這種理論思維邏輯非常嚴密，嚴絲合縫，不留任何空隙，由不得人們不信。

本來在西方哲學中，其“透過現象看本質”說明其一直在尋求本質，并且還沒有找到本質，然而在其社會科學中，根據其“形式邏輯”卻已經找到了本質，無論其說生產力是“本質”也罷，也無論其說上層建筑是“本質”也罷，反正人家是把這一套說辭全部給圓起來了，說明其進展顯然已經超出了其理論思維的哲學，因其哲學還不敢說自己已經找到了本質，而其政治經濟學卻自認為已經找到了本質，盡管其仍然說不清究竟是生產力是“本質”還是上層建筑是“本質”，但人家卻堂而皇之地運用了起來，并成為了本本主義學者不折不扣所尊奉的信條，難道這不屬于一種迷信？并且這種迷信已經將我們大腦的思維轉了基因，將“本質與現象”的基本關系進行了徹底的顛倒，難道其不屬于對我們中華文明理論思維基本邏輯的一種徹底顛覆？

我們都知道，“科學社會主義”緣起于烏托邦的“空想社會主義”，難道其政治經濟學“以現象（枝葉）、形式、器或術、行為、戰術為根”不仍然帶有“空想”性質？難道其說不清道不明的“本質”將其整個理論體系搞亂套不值得我們質疑并反思一番？幸虧我們中國出了個鄧小平，其不迷信權威，毅然決然領導我國拋棄了本本主義，實行了改革開放，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從而使我國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之路，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此才實現了我國的高速發展，在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的探索中趟開了一條新路。

3．再對我國學界的極左與極右派提出批評。通過以上研討，有些問題也就基本清楚了，原來馬列仍處于發展階段，其正處于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斷代史的批判向人類通史過渡的進程之中，連馬克思本人都不承認自己屬于“馬克思主義者”，說明其已認識到自己的理論研究還有欠完整，而我們一些后繼者卻著急忙慌地將其作為一種成熟的理論體系不加思考加以運用，并根據其“階級斗爭”思維搞起了極左派與極右派之爭，并且斗得死去活來，甚至一次次引起了社會的動蕩不安，為我們的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對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深思一下？

還有，由于自己對我們古老的“唯氣論”一無所知，更是對其與“唯物論”的區別一竅不通，所學習并掌握的理論不夠成熟，卻自認為明了一切，根據洋本本“階級”思維寫了那么多文章并發出視頻去評判一切，甚至在領導人之間制造矛盾煽動社會動亂，難道對自己這種半拉子水平不也值得反思一番？

根據我們古老理論先天五太中的“太易”和近現代科學考察中所得出的那個“0”，古今中外有史以來沒有一種理論是十全十美的，其都帶有自己的缺欠與不足，所以我們黨根據馬列本土化，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并整合各種宗教文明，正在主導研究并構建一種“人文經濟學”，這屬于由政治經濟學向人文經濟學轉進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它會產生一種思想理論與社會革命，對我國歷史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自己作為一個老百姓，雖然不才，但也能看出我們黨對人文經濟學的指導是正確的，也努力在其基本矛盾的對立統一運動中，探索那種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中庸之道”，從而消除那種不應該發生的左右派之爭，并將其統一到我們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來（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就運行在這個區間）。

以上這些是因為在網絡中觀察到我國的左右派之爭又趨激烈，“文革”思潮又有所抬頭，有些極左派又想為“文革”翻案走回頭路，由此所觸發的一些感想，在理與否，僅供參考。

二、“政治經濟學”向人文經濟學轉進中的中華文明復燃

回顧近現代歷史，我們黨引入馬克思主義，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當時的現實原因，因為在我國救亡圖存的一片混亂中，蘇聯革命向我們透出了另一道亮光，其給迷茫中的社會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它既比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看得更高更遠，也更比國民黨在社會中沉得更深（直接深入農民和工人），并更加務實（直接進行土地革命），尤其是出了個毛澤東，在其領導下，還將我們黨的文化建設沉入了我們中華文明的深層，由此才領導我國的革命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征程。

然而在對馬列的借鑒中，政治上主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因社會主義比國民黨追求的那種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更加高遠，也更加符合中華文明道德歷史的實際，但對于其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憑著其深厚的中華文化功底，只是借用其提示在所遇到的一些具體情況中加以具體應用，并不死搬硬套，而是靈活掌握。他老人家是何等人物，其風格就像其狂草書法一樣在我們中華文明史上天馬行空，豈能被本本主義的一些條條框框所束縛，由此，其便用傳統的毛筆為我們古老的中華文明重新開篇并書寫出了嶄新的篇章。

（一）關于馬列本土化的守正創新與兩創問題

在此需要強調一點，我們黨媒一再強調守正創新，既要守住我們中華文明之正，也要守住馬列之正，尤其對馬列，其需要根據我們中華本土理論范式要求，1）既要守住馬列人類誕生于“勞動”的本根之正（這屬于我們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2）又要對其西方“哲學” 理論范式的“透過現象看本質”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因其逆序思維邏輯與我們中華文明“透過本質看現象”的順序運動邏輯完全相反，最是需要徹底的“顛倒顛”，在這一點上沒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根據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將“中華之道”重新請回現代理論研究的正殿，并使其恢復了我們傳統理論體系的正統地位，它為我們在近現代科學研究中重新開辟了一片廣闊的天地，由此也為世界歷史的運動發展廓清了基本的脈絡與思路，從而使其回歸正途，并為人類文明另立新規。

請參考以下附表，這次在其下面的“注釋”中又對我們黨所倡導的人文經濟學特意給出了補充說明，現粘貼如下供大家參考：

在人道文明的人文經濟學中，其基本矛盾說明：1）人文科學基本矛盾：“人性?獸性(人類進化矛盾)”，這屬于人類區別于自然的最基本也最明確特征，人類是從普通動物進化而來，人性也自然是從獸性中進化而來，其獸性屬于“自然屬性”（見恩格斯論述），也自然屬于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的基本內容（即人類的存在和運動也屬于一種自然）；2）經濟學基本矛盾：“勞動性?寄生性（經濟學矛盾）”，其實質上既反映著人類與普通動物在本質和能力上的區別，也反映著其與自然的基本關系，能否認知并改造自然便屬于經濟學的基本矛盾。

注意：從馬列研究成果中所反映的基本內容看，其顯然也認識到了這些關系，但由于西方缺失我們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和思維，再加上其對人類通史與斷代史的認識還處于初級階段，（比如其五種社會形態劃分與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斷代史批判為基礎研究，就反映著這一矛盾，恩格斯后來實質上已發現了這一問題，并在《宣言》再版序言和后續文章中做出了補充說明），所以運用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將偉人的這些認識進一步條理化系統化，屬于我們后繼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由此，人類對自然的基本認知很有用，其在經濟學研究中都會碰到，比如：1）人類誕生于自然，唯有依賴（寄生于）自然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命基礎；2）人類唯有認知、利用并改造自然才能維持生存，否則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將無從談起。

對我國人文經濟學如此補充說明，其是否符合人類社會運行的客觀實際，請大家展開討論，并發表高見。

（二）“政治經濟學”向人文經濟學轉進中文化的自然形成過程

近現代以來，由于中西方文明和我們古今文化的相互激蕩，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復雜，社會的動蕩也異常劇烈，當然，社會的變革也異常深刻，由此，對于我國近現代這段歷史，既需要歷史的長鏡頭進行遠眺，也需要進行一些近鏡頭特寫。

1．馬列思想在我國戰爭時期的運用中自然轉向了中華文明。對于我們的黨史，我們那些專家們在書寫中總是忘不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卻對我們中華文明不屑一顧，但在紅軍被迫長征來到遵義的特寫鏡頭中，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脅，那些馬列大秀才們卻都沒招了，最后不得不再次請出“不懂馬列主義，只照著《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指揮打仗”的毛澤東來收拾殘局，由此才使我國的革命又轉危為安，從而在血與火中繼續書寫我們的黨史。

越是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越能激活人的潛能促使思維活躍，也越能檢驗理論的實用性，毛澤東思想就是在救亡圖存的戰火洗禮中淬煉成鋼的，其既屬于我們傳統軍事理論在現代戰爭中的自發運用，也屬于我們中華文明的自發復燃，由此，毛澤東思想的最閃亮部分應屬于軍事理論和軍事文化學。

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由于其國學功底深厚，并深通《孫子兵法》等，他對我國的軍事理論在我們戰爭時期運用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其實質上屬于我們古老理論的現代化運用和創新性發展，所以我們前文曾將其“戰略與戰術”經擴展與我們傳統的“道與術”和“綱與目”統一在了一起。但由于社會主義對全人類來講屬于一種新生事物，各國都在摸索中前進，包括馬恩兩位偉人，其也是在借用烏托邦的“空想社會主義”闡述自己的理論，所以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都不夠成熟，我國在對其的運用中出現一些問題也在所難免，由此才導致我們不得不通過“摸著石頭過河”重新摸索，這也就是我們特色社會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

憑心而論，馬列理論的主要著述屬于政治經濟學，所以其對我國的經濟建設影響較大，而其軍事研究則相對較少，所以其軍事理論較為薄弱，再加上紅軍時期其指導戰爭的失敗，由此我國的軍事理論則以毛澤東思想為主。

（2）馬列本本主義在我國革命與建設中的作用該如何看待？關于馬列本本，其在我國戰爭時期所發揮的作用，上面已做了一下簡略性回顧，其并不像我們黨史專家們寫得那樣神奇，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反而是我們的國學和傳統軍事理論自發地頂了上去，從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那些專家們顯然是對我們的國學和傳統軍事理論缺乏研究，或者說為了突出馬列在反傳統的聲勢中有意為之，用洋筆寫出的黨史顯然是將其給淡化了，這種歷史的敗筆值得深思。

再看馬列本本在我們建設中的作用，上面已經提到，馬列理論的主要著述屬于政治經濟學，其思想雖然很值得稱道，但其哲學理論基本范式卻與我們本土理論范式存在著根本性矛盾，再加上我們古代經濟學研究內容不足，于是我們教科書基本在推行拿來主義，并沒有將其予以本土化，而是采取全盤馬列化的教育方式，所以馬列政治經濟學在我國建設中曾發揮了主導作用。

政治經濟學研究屬于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涉足這一課題必須要具備深厚的政治經濟等知識和文化功底，其積累這些條件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奏效的，再加上馬列哲學理論邏輯嚴謹，令人難以質疑。還有，馬克思才華蓋世，其《宣言》從一個“幽靈”寫起，其《資本論》從一個“商品”開始，竟能寫出那樣的皇皇巨著，讀其文章真能產生些“力透紙背”的感覺，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崇拜感，讀著讀著自然會產生“造反有理”的啟發，但也會忘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副標題，我們那些馬列專家們對其產生的那種迷信并不是沒有道理。

但通過對近現代科學學習與考察，通過追根究底產生那個“0”再與我們古老理論的“先天五太”聯系起來，在分別追究出宇宙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大本大源后，然后再去回味我們易經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和道德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會認識到其應屬于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所有圣人團體的共識（否則不會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其包括佛經等也甘拜下風），會使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由此再聯系我國古代對道德理念的崇信有加并對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天然抵制，就能夠有所理解了，同時也對我們黨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在思想上搞通了。

然而通過我們易經和道德經等經典形成過程中由“1→0”再由“0→1”的兩道基本程序，再去審視西方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生成過程，突然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之感（見下面附表），原來其仍處于“透過現象看本質”由“1→0”的初始階段，還沒能深入到“透過本質看現象”之由“0→1”的成熟境界，由此，中西方圣人的境界也自然就高下立判了。

由此，我們建國后在建設時期曾以西方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其“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何會搞得天下大亂的謎底也就基本揭開了，若以“現象”為根，“以術代道”，“以目亂綱”，無論這種政治如何強勢，其在我們這個古老文明國度也行不通，遭遇失敗是其必然的宿命。所以，我國在摸索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曲曲折折，不應將其算在哪個領袖人物頭上，而是我們的學術理論仍然沒能挖掘出其大本大源，其研究仍然不夠到位，原來其是喪失了我們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及其所蘊含的理論構建和思維的基本運動邏輯所致，說來說去那些裝大爺的“理論家”或“大明白”們也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最終這個賬也應算在他們自己頭上。

然后回過頭看待西方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我國戰爭時期和建設時期均遭遇失敗的結果，再去領悟鄧小平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摸著石頭過河”就明了其深意了，然而將其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加以批判，是否在理解上有些膚淺了？這可由自己得出答案。

（三）鄧小平在由西方理論向我們本土理論轉進中發揮了歷史性作用

如上面所言，如果順著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再到習近平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文化思想這條線索重新梳理一番，其會梳理出一條非常明晰的線索，它們都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都反對本本主義，這屬于它們的共同點，但其中也存在著區別，即毛澤東思想的閃光點主要集中于軍事學，當然其建國理論和社會主義改造也閃耀著光輝，然而相比較而言不如其軍事學那樣深邃而全面，而習近平則主要是在主導人文經濟學理論構建與運用，在它們中間，鄧小平則根據“文革”期間所出現的本本主義以及在社會運行中所出現的偏差，通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進行糾偏，并采用“中國特色”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發揮了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事實上它使我國的發展發生了歷史性轉折，從而開啟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階段。

由此說明，我國歷屆領導人在反對本本主義并在推動我們中華文明復興之路上是連續的，一脈相承的，并且相互之間在不斷地補充完善，出現問題也能不斷地予以糾偏，由此才保障了我們中華民族在復雜多變的歷史環境中不斷地辨明是非，并不斷地在摸索前進。

透過毛澤東的軍事理論、鄧小平的特色理論和習近平主導的人文經濟學研究，其都非常明確地反映出來一個基本問題，即它們共同的閃光點都屬于我們中國特色理論，并且其本土理論特色越來越濃，不管是“無心插柳”也罷，還是“有心栽花”也罷，結果它們共同成就了我們中華道統理論范式的“柳成蔭”，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現實就擺在面前，不容置辯。

再看馬列理論，雖然其思想褒揚勞動創造而貶斥獸性寄生，但其理論范式卻仍然沿襲西方唯物論哲學，與我們中華本土理論范式無論在理論構建還是在思維邏輯上都格格不入，由此我們就不得不照章辦事了。

根據我們中央堅持我們“文化主體性”的基本原則，我們的“文明邊疆”應該寸土不讓，任何外來文明進入我們中華文明領地都需要根據我們本土需要對其予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小打小鬧修修補補（或“裱糊”）解決不了問題（更不應掩蓋問題），否則又會做成一鍋半生不熟的夾生飯。然而根據世界局勢的劇烈激蕩和加速演進，（本本主義自己）吃著順口的那碗“夾生飯”已難以端上世界臺面，它需要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

所以，馬列本土化屬于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其所牽涉的問題既需要貫通古今，又需要融通中外，并需要結合近現代科學對我們古老的中華文明進行系統性重構或再造，很需要我國學術理論界的通力合作。

由此再回看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摸著石頭過河”，還能硬說其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嗎？其在我們中華文明復興的進程中，也是立了大功的，比那些整天哇啦哇啦的本本主義極左派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根據馬列本土化所解讀的馬列原理，其應屬于勞動原理，那么我國改開后，其已經成為了世界最大工業化國家，勞動生產能力已居于世界之首，中國已成為貫徹落實馬列原理最徹底的國家，我們通過混合所有制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實上是在馬列原教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采取了一種“中庸之道”，其既符合我們中國社會的運行實際，也能承繼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并在其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從而為世界文明的接續發展中重新理順了其通往未來之路。

（四）新中國成立后，文化沖關難題仍有待破解

前面曾有篇《破解文明之謎需先從讀懂“0”開始》，從而理出了我們中華文明的成型過程，并對周文王曾對我們中華文明怎樣重構也能反映出其基本思路，由此而將“0”當做了破解文明之謎的密鑰，然而近現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列強推行殖民統治和文化滲透，使我們中華文明遇到了一次更為艱難的歷史性大考，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文明，我們中華文明該如何應對，究竟是堅持自我對其予以消化吸收，還是舉手投降，由此而演繹出了我們中華文明近現代以來一段五彩繽紛，色彩斑斕的歷史。面對歷史和文明的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事實上我們黨早就在進行一次次系統性梳理與思考，并在歷史中一步步不斷前進。而在我們中華文明復興的進程中，每個歷史階段所面對并克服的困難都不盡相同，也都“關關難過關關過，前路漫漫亦燦燦”，走過來之后我們這些后人才慢慢恍然大悟，從而敬佩領袖們的高瞻遠矚，大智大勇。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我國摸索前進的曲曲折折中，既有本本主義因素，也有個人因素，對此還是采取鄧小平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對近現代以來在摸索前進中一些歷史問題的梳理“宜粗不宜細”，主要以總結經驗教訓為主，不應太追究個人責任。

在改革前后兩個階段，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其都涌現出了文化建設問題，由此，我們黨提出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并兩手都要硬的要求是正確的，對于經濟建設，通過改革開放，在摸索前進中我們基本掌握了一套適合于自己的方式方法，但對于文化建設，則屬于一塊難啃的硬骨頭，我們在“文革”中曾努力啃過一次，結果失敗了，但其卻屬于一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否則也會影響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現在就談談我們文化建設的三次沖關問題。

1．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曾經歷三次沖關。在歷史上，我們中華文明曾遭受過數次劫難，學界對其說法不一，然而對于近代這段歷史，大家則是比較清楚的，其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向全球展開殖民侵略的過程中，通過內外夾攻使我們面臨著一次亡國滅種之災，除西方列強殖民侵略外，我們內部一些學人由于不明就里也與西方文化滲透遙相呼應，主張全盤西化，甚至要廢除漢字而實行拉丁化，我們建國前后的文化建設就是從這樣的歷史泥濘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在歷史的一道道難關之中，當首推我們黨的誕生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面對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和文化滲透，并對內克服本本主義阻力中所經歷的困難之巨，無人能及，而其領導我們黨和國家所開辟的偉大事業以及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在我們中華歷史上也是首屈一指，其已經載入史冊，永垂不朽。

我國的領袖們每次領導沖關都冒著極大的風險，都需要披荊斬棘的勇氣并力挽狂瀾的謀略和膽魄，其實每次回味并梳理這些歷史，他們在我國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不但都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而且也都自覺地系統梳理歷史，從而做出正確的歷史抉擇。這屬于我國有別于他國的一種特例，因只有我國才擁有永續不絕的歷史和文明，所以我們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其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也理應勇挑重擔，挺膺擔當。

對于我國的文化建設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領導人都發現這一問題非解決不可，因其也直接關系到我們的經濟發展，現對其概略性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1）第一次沖關（文革）。新中國建立后，我國便開始了自己的經濟建設，伴隨著經濟建設的啟動，于是便出現了官僚貪腐現象（如劉青山、張子善等），由此而引起了我們黨的高度重視，經“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和“四清運動”不斷演化，于是便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對于“文革”，當時雖然年齡小有些搞不太懂，但后來發現許多大人也有些搞不懂，所發表的許多“破四舊立四新”文章批這批那有些強詞奪理也說不清楚，慢慢就開始對“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等理論問題產生了初步的質疑。

后來隨著不斷學習，逐漸搞懂了我們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對“文革”問題基本能得出些獨立看法了。請參考下面的附表，“階級”屬于社會運動現象，其屬于“特殊矛盾”范疇，并且屬于階級社會斷代史所出現的經濟學運動現象，與我國的人文科學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界面，所以其不屬于文化軟實力范疇，運用“階級”這種社會運動現象去求解思想文化軟實力明顯屬于“跨界操作”，也顯然屬于“文不對題”，其不可能實現“破四舊立四新”的目的，所以第一次文化沖關最終失敗了。根據我們中華本土理論予以分析，“文革”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對于“文革”問題，我們黨已對其進行了總結，也形成了決議，其基本是正確的，然而現在一些極左派卻要鼓動為其翻案，并否定我國的改革開放，自己是不贊成的，因愚出身于農民，也是過來人，比如將其上升為路線之爭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70年之后一些生產隊就開始像小崗村那樣，暗暗實行包工，也有些開始瞞產私分，其說明改開后所實行的“生產責任制”是正確的，其符合三農的實際，并獲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所以這個案由農民做底，翻不了。

然而結合目前又有些回潮的極左思潮而回顧這段歷史，它也向我們提出了另一個重要課題，即我們中華文明的發展究竟是要馬列化，還是要馬列中國化、現代化并本土化？難道“文革”的失敗不正是對這道難題的一次歷史大考？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一下這道歷史大題？

（2）第二次沖關（改開后精神文明建設）。對于“文革”所提出的這道歷史大題，我們的改革開放事實上開啟了對其的另一種試解，通過鼓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拋開洋本本，采取“摸著石頭過河”方式，又重新開始了探索。

一直以來，我們黨領導我國發展的基本思路無非是兩點：1）努力實現工業化，2）努力建設新文明，而改開后所提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文明一起抓，所以改開前后我們黨的基本思路沒有變（其精神文明仍指的是“文革”所強調的文化建設），只不過對其在實行過程中有些偏差進行了調整或糾偏，并不屬于什么“路線問題”，一些極左派的聒噪顯然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后來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官場、學場、商場的貪腐和兩極分化現象，其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對此我們黨“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也是正確的，自己也讀到過一些具體措施和解決方案，認為還是比較可行的。只要我們黨下決心要解決的問題，通過群策群力，基本沒有解決不了的，其只是時間和所采取何種措施的問題，由于自己屬于政治素人，所以對其談不出更多看法。

然而對于我國學界一些極左派的觀點，在下是不贊同的，其認為鄧小平沒寫多少理論文章就稱其講話為“鄧小平理論”，存在著譏諷之意，但根據其樸素的語言及其思維的深邃、膽魄和政治決斷力，其一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摸著石頭過河”，卻此言無聲勝有聲，其改變了一個時代，將我國導向了改革開放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軌道，也使我國的思想文化和理論研究發生了轉折，勝過那些片湯八股文的千言萬語，其理論潛在于事理中，而不只是屬于嘴上功夫，即便再給那些只會跟風或照本宣科的所謂“理論家”們10個膽，恐怕他們也沒有這樣的戰略思維和政治決斷力，鄧小平被稱為一代偉人當之無愧。

（3）第三次沖關（中華文明復興）。這次沖關本來可以與第二次合并在一起予以闡述，但其又與前兩次擁有一種明顯的特征，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鼓勵下，其所主導的發展方向與我們淵源流長的中華文明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其不但事關我們中華文明的重構與偉大復興，而且也事關我們的本土理論與思維，事實上這一課題已擴展得更深更廣，甚至包括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全球化，目前其正在向前運行中，大家對其還沒有形成共識，如果說第二次沖關屬于撒網捕魚的話，那么第三次沖關該主導收網了，所以有必要將其單列出來進行研討。

無庸諱言，對于兩個文明建設，由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國雖然已經全面脫貧并實現了小康，但精神文明建設卻有些落后了，其又成為了我們社會建設的一塊短板，所以我們又將文化自信置于了突出位置，并強調“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延續我們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繼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提出要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正處于我們中華文化建設第三次沖關的進程之中。至于這次沖關能否成功，那要看我們上下共同努力的程度如何，如果能夠成功，不但會補齊我們兩個文明建設的短板，而且會為世界文明發展闖出一條新路，有力推動人類文明的全球化。

通過以上回顧，再根據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的政治和文化主張進行梳理，其說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是一脈相承的，并且基本思路一直都很明確，而對于在摸索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偏差都能夠及時予以矯正與糾偏，知錯就改（能如此心胸坦蕩很不容易），反而為我們黨在國內外贏得了世人的尊敬，并對其寄予了更深切的厚望。

長期以來，由于推行西方教育，我國的思維方式基本仍屬于“透過現象看本質”類型，然而在不斷摸索前進中，其通過曲曲折折探究到了深層的文化建設問題，與我們傳統的“透過本質看現象”思維實現了完美的對接，并積累了更加充實的社會實踐經驗和更加充分的條件，這樣反而更有助于我們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2．突破西方“民主”話術陷阱，勇探中華人道文明之大道。自己屬于改革開放的親歷者，當時雖然很年輕，但對理論問題卻并非漠不關心，而是也進行著一些淺顯的思考。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屬于我們黨的一種大智大勇，其明顯是既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也冒著很大的經濟風險，由此才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情況下（先框住政治風險），勇敢地向世界敞開大門，無論姓社姓資，對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我們都要學習并消化吸收進來（不怕亂），但由于理論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黨采取了一種“不爭論”的策略，由此而展開了一場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勇敢探索，其實質上屬于一次社會轉型。歷史已經證明，由我們黨發動并領導的這種勇敢探索非常成功，它較蘇聯的社會改革既高明又深邃，既大膽又謹慎，雖然也經歷了一些亂象，但由于四項基本原則的保駕護航，有些逾矩的地方隨時可以予以矯正或糾偏，我們黨始終掌握著主動權，隨時可以進行調控，所以其始終沒有脫離我們特色社會主義運行的基本軌道。現在回看我國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和所經歷的那些風風雨雨，不得不讓人感慨萬千，其不但在我們中華文明發展中沖破種種條條框框的束縛，取得了一次社會歷史性轉型的巨大成功，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并為世界文明發展闖出了一條充滿光明的前行之路。

自己是根據中華文明之根，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和馬列本土化，沿著我們中華文脈捋過來的，順著這條線索再看我國的改革開放，由我們黨所倡導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個文明建設，結合“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文化思想，其事實上又根據世界文明和近現代科學發展，通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亂交織中披荊斬棘，又重新回到了我們中華道統運行的基本軌道。

由此再回看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其意義何其重大，這句樸實無華的語言卻蘊含著那樣深邃的內容，我們對其有些嚴重低估了，其除促使我們由原教旨社會主義向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轉型外，實質在理論上也發生了由洋本本中抬起頭，重新梳理歷史、現在與未來，從而為我們的人文經濟學等本土理論探索和研究發揮了歷史性過渡的橋梁作用。現在又有些人重新拾起“階級斗爭”洋教條煞有介事地發起左右派之爭，意圖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然而其已經“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歷史已經回不去了，其正在沿著我們的中華之道向前揚長而去。

請參考下面附表，根據極左與極右兩派的基本觀點，運用我們中華本土理論和思維對其予以權衡，它們實質上就像“精神與物質”哲學之爭一樣，都屬于西方學術理論的產物，因其都不符合我們的“中國特色”，更不屬于我們的中華之道。

然而根據以上探討，結合我們的中華之道，我們的兩個文明建設就需要做些調整了，在物質文明短板得以彌補并取得高質量發展后，就需要將精神文明建設提到首位了，因其實質上屬于我們的中華之道，所以我們需要明確，沒有“道”何來“德”，失道必失德，道才是根本，由此就更可以領悟我們黨兩個文明建設的深意了。

3．人道文明也將我國的道德建設推上了一個新臺階。前文和以上研討中一再說明，我們新型的人道文明屬于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其既得益于近現代科學發展所披露的基本事實，又得益于我們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的現代化，更得益于馬列本土化，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在前文《中華道德文明獨步天下》中有這樣兩個小節（為行文所需稍有修改），不妨粘貼過來繼續供大家參考：

（1）馬列在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中的歷史作用。請看以下解讀表，中華文明欄中“人類本根：勞動能量（中+馬）”豁然位列中華之道高位（屬于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由此而能夠提綱挈領統合我們儒道釋而生成人類學系統論，這既得益于我們傳統的“道德”系統性理論框架和思維，也得益于馬恩研究成果齊備的基本事實。然而得出這一系統論并非易事，唯有我們中華系統論才能做到，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學術理論的一片混亂中做到撥亂反正，從而使整個世界文明走出迷茫與泥濘，并走向世界太平。

宇宙與人類的本質只有一個，而現象則林林總總多了去了，而一般情況下，人們無論在研究宇宙自然還是人類社會以及整個世界運動發展中，雖然掌握了許多知識，但基本都屬于現象學范疇，而能夠上升為本質學認知的，有史以來唯有我們先祖宇宙學的“氣一元論”和恩格斯人類學的“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然而馬恩并沒能掌握系統性理論框架和思維，唯有我們中華古老理論才能為其提供幫助，由此就更能彰顯出我們易經（道德經）之更加偉大之處。

將自然科學的氣一元論運用于社會科學，其就為其作出規定了，無論其思想還是人性等概念，都不能隨便杜撰，其必須要符合人類社會的能量運動，而能夠推動人類社會運動的最基本動力則屬于“勞動能量”，若缺失勞動能量，任何自以為是的理論和學說都玩不轉，都屬于偽論，這是肯定的。（注：這屬于我們網絡研討中的一個段落，也將其歸在這一節。）

（2）馬列勞動原理填補了我們國學的關鍵性空白。根據以上探討說明，我國雖然以儒學為代表的道德文章卷帙浩繁，甚至鋪天蓋地，但由于其側重于人文科學，并且缺失人類誕生之根，所以嚴格說來，儒學的發展有些失道，空談較多，由此也助長了我國學術理論界的空談學風一直盛行，并難以矯正，在外族的連續入侵中難堪大用，被我國后來救亡圖存的新文化運動批得體無完膚，甚至出現了“砸爛孔家店”的一幕。

理論體系缺根少魂（失道）屬于其最致命的硬傷，比如我們的儒學，雖然其一開始就強調“人性本善”，并一直圍繞著其向前發展，但“人性本善”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卻一直缺位或缺失基本依據，由此才導致其“道德文章”基本都居于空談之列（缺失能量運動本質），追究其原因有二：1）缺失人類誕生的勞動本根，2）缺失經濟學基礎，這屬于儒學的兩大致命傷。而我國引入馬列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隨著研討的深入和反復的社會實踐證明，也唯有馬列才能填補我們以儒學為代表國學的這一理論空檔。

在此需要強調三點：1）勞動并非僅僅屬于體力活，也并非僅指具體的“工人和農民”勞動者，而是一種（勞動）能量，根據馬恩“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本意，它涵蓋認知并改造自然的所有內容，由此其涵蓋經天緯地，既包括對整個宇宙自然的基本認知，也包括對物質改造等知識的學習與科學技術研究以及創新發展，其能夠涵蓋整個宇宙學（自然科學）；2）經濟學作為人類賴以生存并運行的基本運動，它必須要以勞動作為立論基礎，這是不言而喻的，否則就會流于空談；3）既然勞動為人類誕生與生存之根，那么它也就決定了人性的本質和對人類的基本認知，由此也就自然產生了教化并改造人類社會的職能，并為其提供了基本依據而產生了人文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是以“人性”為基礎，其屬于馬列所稱的“上層建筑”范疇，其源于勞動，并高于勞動，所以它能夠指導勞動的運動并主導人類社會的運行，也能夠衍生出色彩斑斕的文化現象，從而衍生出人類特有的人文景觀。為此，在以下表格中特將其簡稱為“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直接反映人道之綱的基本矛盾和絕對運動，由于其直通人類本根與本性，所以也就直通民心或人心。而通過網絡辯論中所舉各種實例也可以反映出，真正戰勝各種偽論或歪理邪說的利器，其都屬于中華人性與馬列勞動觀相結合的結果。

通過馬列為我國的道德文化補充勞動這一深刻內涵，其不但會杜絕我國學界空談學風這一文化頑疾，也必然會促使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文明建設大放異彩，這也就應該屬于習近平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的原因所在，所以在下表中將“人文”置于“經濟”之上。

然而得出這一結論卻并不容易，在學術理論的一片混亂中，我國曾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在長期的探索中，雖然曲曲折折，反反復復，但最終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終于找到了馬列與我們國學的結合點，并最終終于能夠將它們融合為一體，從而使我國的道德文明建設終于克服重重困難，又出現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煥然一新的一幕，它將迎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比翼雙飛的盛況。

由于宗教神學的“信仰”主要指的是人類本原問題，加之馬列為我們傳統人文科學（儒道釋）補充了人類勞動之根，所以人道文明自然也包含著我們社會主義文明的人道信仰和意識形態，其屬于政治思想范疇，也屬于教化社會的主要內容，而德則屬于各行各業具體操作的規范（嚴格來講其屬于各個歷史階段的不同文化范疇）。

既然“道德”概念蘊含著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并且其主指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那么我們黨所倡導的理論創新重點也就在這里（經濟已基本實現全球化），它既屬于我們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所急需，也屬于推動整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大革命的一個最為得力的突破口，從而顛覆西方科學文化霸權，有力推動我們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4．續談“知行合一”的基本關系。前文曾著重談過這一問題，并明確了“由知率行”的基本關系，但在網絡研討中，有網友又專門提出了歷史周期率問題，所以再次對其從不同角度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知行合一”概念在我國也已經由來已久，但對于人類的大本大源，除恩格斯一句“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之外，古今中外還沒有一種理論達到“真知”的程度，包括儒道釋和馬列理論體系自身，雖然其都洋洋灑灑也都成龍配套，但可以說都不夠究竟，既然各種理論都不夠真正，還欲想讓社會全拜全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是歷史周期率還是官場、學場和商場貪腐等社會問題，首先應該追究到其“真知”的大本大源問題。

我們黨自毛澤東開始就一直非常重視大本大源的挖掘問題，并將其作為“動天下之心”，“變換全國之思想”，由此而為“天下之事”的基礎與關鍵，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出了“向大本大源處探討”的課題，所以，我們黨在認知問題上對大本大源以及求真務實問題歷來就非常重視，這也是我國學術理論研究的頭等大事。由此，我國學術理論界更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加強對這一根本性問題的探索與研究。

請參考下面附表，在宇宙學系統論（天道文明）項下，人類學本根“勞動能量”也赫然在列，其不但解決了人類認知的大本大源問題，而且還形成了人類學系統論（人道文明），其理論體系既包括人文科學也包括經濟學，由此而產生了文理兼備的人文經濟學（即人類文明新形態），其通過去蕪存菁涵蓋了無神論與有神論等以及人類文明一切成果，為我們理論體系補齊了這一短板，在社會教育問題上不留空白和死角，也使空談無可乘之機。通過認知改造人的思想，繼而改造人的行為，這樣才能起到“對癥下藥”并“由知率行”的求真務實作用和效果，從而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

為強調這一問題，這次在下面附表中又緊跟“戰略與戰術”標注了“知與行”基本概念，其不但將人類真知標注了出來，而且也對“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和“階級斗爭”觀念的矯正比較直接，從而提示其與西方唯物論“以現象為根”的本質性認知區別。

各方面綜合反映，唯有重構我們的人道文明理論體系，也唯有其所形成的人文經濟學（人類文明新形態）才能引導我們走出誤區。

綜上所述，經進一步梳理與思考，感覺其對政治問題涉足有些過深了，雖然有違自己的初衷，但又感覺有些不吐不快，不過其僅屬于個人管窺之見，僅供參考，究竟在理與否，歡迎大家給予批評指正。

附表：

中華本土理論體系現代化重構闡發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論體系）

注釋：前文中曾有所介紹，本表是根據近現代科學考察，像我們古老易經和道德經等形成過程一樣，是經過了由繁入簡“1→0”，再由簡入繁“0→1”兩道基本程序形成的，其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和看法，基本都是從其由簡入繁“0→1”這道程序通過表中所列基本矛盾和特殊矛盾運動推導而來，其基本依據都存在于本表中，所以其需要先掌握本表原理，并轉化為我們本土理論思維，才在運用中能夠得心應手。

這次又對表格內容進行了一些修訂，特作說明如下：

1．本表屬于在近現代科學考察基礎上，運用那個0清空所有理論，依據考察中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重建理論體系，并對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根據無機界與有機界能量運動基本規律進行了一番去蕪存菁地回爐再造而統一進行了解構重組，所以，其所列內容都屬于各理論體系能夠入選的最核心要素，亦對其進行了精簡壓縮，即便十分復雜的西方物理學，也只是在其“緯學（戰術）”欄一提而過，由此可反映其視野和體系之宏闊。

更為重要的是，根據近現代科學發展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通過這次重建理論體系，它收復了我們中華文明曾經獨有的失地，從而收復了我們傳統的文明版圖（表格左側淺黃底色部分），并在近現代科學條件下劃清了我們文明主體的邊疆（與西方物理學劃清了界限），并通過文明主體與客體的劃分，也將西方物理學作為客體收歸麾下。

2．該表實質既屬于根據近現代科學發展，對我們古老太極圖的現代化闡發，也屬于愛因斯坦研究未果的《統一場論》（即《大統一理論》），其既包括古代也包括現代，既包括無機界也包括有機界，既包括宇宙學也包括人類學，既包括無神論也包括有神論，既包括基礎理論（基本矛盾的絕對運動）也包括應用理論（特殊矛盾的相對運動），既包括務虛也包括務實，既包括中華文明也包括西方等文明，既包括文明也包括文化，既包括通史也包括斷代史，既包括特色社會主義也包括資本主義，既包括能理學（含中醫藥學）也包括物理學（含西醫藥學），既包括理論主體（道、綱、本質）也包括理論客體（器或術、目、現象），既包括軍事學（戰略與戰術）也包括王陽明的心學（知行合一）等，內容涵蓋非常廣泛，可細心體會。

3．有網友提示，我們古代講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既包含我們古代一直遵行“敬天法祖”的優良傳統（與蒙族的“長生天”信仰近似），也包含我們的“文武之道”，由此可以將我們中華文明的淵源追溯得更加久遠，也可以更加豐富我們中華文明的內涵，其雖然在我們的天道文明中已有所列出，但由于表格寬度所限，仍難以將其全部詳細列明，所以在參考中希望也不要忘了網友的這一提示。

4．根據中華本土理論范式和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由于其宇宙本根屬于“氣（能量）一元論”（否則就與神學無異了），所以其人類本根也就屬于“勞動能量”，其基本矛盾也就屬于能量運動的對立統一，由此其矛盾雙方諸概念也就都帶有能量，如：“人性+勞動性”帶有正能量，而其“獸性+寄生性”則帶有負能量，其既與古代儒學中的概念不同，也與目前網絡中的許多概念不同，所以其運用起來會更有力道，由此需要將其與其它概念區別開來，以保障其含義準確，不被混淆。

5．在人道文明的人文經濟學中，其基本矛盾說明：1）人文科學基本矛盾：“人性?獸性(人類進化矛盾)”，這屬于人類區別于自然的最基本也最明確特征，人類是從普通動物進化而來，人性也自然是從獸性中進化而來，其獸性屬于“自然屬性”（見恩格斯論述），也自然屬于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的基本內容（即人類的存在和運動也屬于一種自然）；2）經濟學基本矛盾：“勞動性?寄生性（經濟學矛盾）”，其實質上既反映著人類與普通動物在本質和能力上的區別，也反映著其與自然的基本關系，能否認知并改造自然便屬于經濟學的基本矛盾。

注意：從馬列研究成果中所反映的基本內容看，其顯然也認識到了這些關系，但由于西方缺失我們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和思維，再加上其對人類通史與斷代史的認識還處于初級階段，（比如其五種社會形態劃分與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斷代史批判為基礎研究，就反映著這一矛盾，恩格斯后來實質上已發現了這一問題，并在《宣言》再版序言和后續文章中做出了補充說明），所以運用中華本土理論基本范式將偉人的這些認識進一步條理化系統化，屬于我們后繼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由此，人類對自然的基本認知很有用，其在經濟學研究中都會碰到，比如：1）人類誕生于自然，唯有依賴（寄生于）自然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命基礎；2）人類唯有認知、利用并改造自然才能維持生存，否則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將無從談起。

6．這次修訂特在最上面一欄增設了“戰略與戰術”內容，用以反映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和文理兼備，通過“氣（能量）”運動將古今中外科學理論貫通一致，并將其系統化、范式化、簡單化，從而使我們黨的理論與淵源流長的中華文明完全融為了一體，并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更加現代化。.

同時為了貫徹履行我們傳統的“知行合一”理念，也緊跟“戰略與戰術”標注了“知與行”基本概念，從而提示其與西方自然科學唯物論“以現象為根”和社會科學“以生產力或階級關系為根”的錯誤做法，用以闡明我們黨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依據，并使其理論化、范式化，進而引導學術理論走出誤區（我國學界的“階級”思維已有所固化，很難克服，對此需要將其歸類于我們傳統五行之“行或運動”并強調“知行合一”予以矯正）。

7．由于根據近現代科學考察和馬列本土化重新確立了我們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兩大理論體系都能夠反映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擺脫了本本主義束縛，克服了學界的空談學風，也克服了在社會生活中愛慕虛華的不實之風，使我們黨“求真務實”的指導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便于其因時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學科和具體工作環境中的實際應用。

8．中華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實質上已將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精華消化吸收在內，而下面將“西方文明”單列出來是為了與其原版神哲科體系進行比對，以彰顯其癥結所在。

9．對于宗教文明，除網絡詞條介紹的情況外，在與一些有神論者的接觸中，他們也主張懲惡揚善，所以根據其宗教信仰，其神性實質上屬于虛擬的人性，所以在其本土化過程中，便將其歸并為我們世俗的人性，由此，前文表格中的“神獸文明”和“神獸性”就需要重新做出修訂了。

所以，在我們“天道文明”之后括號內便注明“與神道文明對立統一”，而在“人道文明”后括號內則注明“與獸道文明對立統一”，并將西方宇宙學的基本矛盾運動調整為“神學（上帝推動宇宙絕對運動）”，這樣既符合中西方文明的實際，也符合它們相互間真實內容的對立統一。

根據各種宗教信仰，其原教旨主義基本也屬于崇尚“真善美”而貶斥“假丑惡”類型，與我們傳統文化聯系在一起的佛教自不待說，即便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對其予以區別對待，比如在與某原教旨基督徒的網絡辯論中，他也反對美國等清教的叢林法則，有鑒于此，表格中所列“獸道文明”和“獸性”主要針對的是美國等從基督教中分裂出來的清教，而其用以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人性”也隨之劃歸“獸性”，如此更符合美國等所遵奉的叢林法則。經這樣一番梳理并歸類，既可以團結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比如俄羅斯），也可以團結穆斯林等保守性宗教信仰者（比如亞非等穆斯林），有利于我們在文戰中形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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