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的認識論問題

　　——生產力理論與生產要素理論的性質辨析

　　【作者按】鑒于人們一味滿足于生產力的知識讀法，本文嘗試提出“生產力的矛盾讀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識論問題。何為生產力的矛盾讀法？以生產力革命論工作PK生產力中性論之謂也。矛盾讀法的根據只能是《矛盾論》，也就是要突出地強調“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特點”：階級性和實踐性。為此，文章提出三對矛盾關系：科學的生產力理論——庸俗的生產力理論、生產力革命——生產力中性、主體革命——科技創新。全文在處理上，是將“科學的生產力理論——生產力革命——主體革命”作為一條矛盾讀法的思想線索和實踐線索，相反地把“庸俗的生產力理論——唯生產力中性——唯科技創新”視作拒斥矛盾讀法的知識讀法線索和一條庸俗化的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線索；前者的實質在于彰顯階級性和實踐性的高度統一性，后者的實質則是拒斥統一，瓦解階級工作內容的革命實踐性。在認識論上，決不能“刻意分割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一性，故意忽略馬克思在墓碑上對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差異的叮囑警示”，必須深入研究勞動生產力和資本生產力的歷史道路的斗爭關系。

　　一、引 言

　　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主體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由此限定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學科命名是歷史事件、發展事件和實踐邏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新質生產力”界定社會主義生產力，旨在標識主體革命的進步性質，作為社會主義主體論理論成型的標志。黨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成為主體性？在于黨在行動品格上成為人民主體性的集中化表述，在于確立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知”“行”統一。

　　對生產力“知難”與“行難”之解決聚焦于“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主體范疇：從生產方式批判上發力。作為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在認識論上，唯有堅持以“人民主體”為尺度，立足新時代實踐，才能厘清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同樣在歷史高度上，唯有堅持唯物史觀主體（勞動、生產方式）這一行動真理，才能真正厘清“科學的生產力理論”與“庸俗的生產力理論”、“生產力革命”與“生產力中性”以及“主體革命”與“科技創新”的對立統一關系。

　　二、科學的生產力理論與庸俗的生產力理論

　　時代之風帆由“新質生產力”而起，但絕非什么“空穴來風”。人們樂于高談闊論先進生產力的“質態”，卻對先進生產力的“本體”保持緘默，或將二者胡亂地混合在一起。先進生產力的本體是生產力的始終革命性，并非是發展水準或智能化程度。人的實踐能力是生產力本體，先進生產力的本體是對生產力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因素和最革命的實踐活動的性質指認；這個“本體規定”被馬克思主義者識別為生產勞動實踐，或直接稱為“勞動的生產力或社會生產力”。可見，本體不是懸置的、無聲的。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勞動本體論”統稱人類生產方式的“實踐本體”，是把“新質的勞動”作為生產方式變革的運動始基。與之相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強調勞動“質的內容”的同時，在生產能力上，把勞動者、家畜和機器并列。資產階級庸俗學派總體延續了并利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混亂”（物規定與勞動本體乃至工藝主體與階級主體在意義上的混同使用），從中發展出“生產力的要素本位”。至于庸俗學派所鼓吹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則意味著具有革命功能的資產階級生產力理論的歷史終結！

　　本體論是邏輯工具。歷史科學的工作本位是歷史本身，是從“勞動本體”進到“實踐本體”。為此，馬克思主義本體論是具有矛盾工作意涵的實踐命題（統一“實踐”和“矛盾”），唯物史觀決定論是與之契合的理論命題（統一“主體”和“實體”）。決定論是主體論的邏輯，同時作為本體論批判的認識工具；沿著這一思路，我們也可以說：決定論其實是實踐和理論對話的“橋梁”。然則，內蘊實踐本體論的“生產力決定論”乃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理論觀點形成的內在標識。以勞資關系為例，本體論與決定論的互為基礎在于說明“資本決定”與“主體反抗”的本體論事實的統一。資本決定論旨在瓦解資本本體論、資本解釋學、資本現象學“三位一體式”邏輯自洽，這個理論科學的認識論命題說明：資本不是虛假的歷史主體，卻是虛假的歷史本體論。為了防止資本對于勞動的本體論覆蓋，于是必須沿著自然歷史過程路徑，堅持將勞動力商品視作“一部階級整史”。這也是“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活動物統治的歷史空間。

　　實踐本體論是在勞動本體論的地基上前進的，勞動本體論毋寧說成是實踐本體論的一個內核規定。只有勞動（人類勞動），才是真正的“實踐命題”，它提供主體和實體相互紐結的基礎性規定。勞動既是“人類主體”，又是“人類實體”；為此，“馬克思的勞動概念整體鑲嵌在勞動過程和勞動二重性語境結構中。”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的出發基礎就是“勞動二重性”這一規定，它和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整體相適應。勞動二重性作為主體邏輯，在思維工具上即為勞動本體論，它提供對“物質本體”的工作批判性。作為和上述思維形式契合的規定，實踐本體論由此獲得“勞動＋批判的物質本體”生產邏輯的運動構造。這表明：實踐的本質是革命。

　　在仰海峰教授看來，馬克思作品中有兩種不同意義的主體：一是“傳統主體”，二是“新主體”。其眼中的傳統主體乃是“人類主體性”（以人為主體），而新主體則是對《資本論》主體規定（即“無主體性”）的特別指認，所謂：“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主體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生產邏輯中，勞動本體論確立了主體的主導性地位，但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主體變成了資本實現自身價值增殖的工具。這是理論視域的根本改變：曾被馬克思反復論證的主體，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中變成了主體無法控制的他物的工具，社會運行的過程呈現為無主體的過程，或者說資本才是真正的‘主體’。”“主體邏輯（生產邏輯）→資本邏輯”是實體關系的歷史發展，并不構成認識論的斷裂，相反是意味著“主體革命的發生”。仰海峰教授從中推定出馬克思認識論斷裂的基本成因，所謂：如果說傳統主體乃是促成了“勞動本體論”，那么反過來，新主體恰恰導致了“勞動本體論的失效”。繼而在其看來，正是上述理論失效性最終促成《資本論》偉大結構。因其意味著，“人與物、主體與客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都只是商品的現象，都受到商品特性的規制。”然則，“商品而不是物，應該成為哲學的審視對象。哲學的批判不再拘泥于主體、物的探討，而是對商品的批判，這一批判要進行下去，哲學就會成為一種面對社會歷史的批判理論。”

　　延續此思路，更有爭議主張說：“《資本論》不是一部對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學進行改造、以使經濟學更加完善的經濟學著作，而是提供了關于資本主義的一個真正的歷史理論（或曰‘歷史批判理論’）。”在哲學家看來，商品是《資本論》的“哲學開端”和“結構開端”。“以‘商品’作為哲學起點，本身就是一個‘歷史事件’。”“這種抽象能夠成立，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商品成為一種普遍化的存在，商品交換成為統攝社會生活領域的一切力量。只有這時，這種抽象才是可能的。這意味著，當馬克思將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時，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期出現了：商品經濟的普遍化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區別開來。”然則“商品的世界只是資本邏輯的現象界”，“在現象層面體現為商品的形式化結構”，以致，“馬克思關于商品及商品交換的討論已經表明，處于交換之中、力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實際上只是在商品的結構化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的職能，‘經濟人’所設想的利益最大化只是將已經存在的剩余價值實現出來。”最后的結局是：“在這個形式化的世界中，物的有用性這一‘質’的規定，只是商品世界的一個借口，一種多余的存在。商品交換過程，就意味著進入形式化的世界中，不管是商品持有者還是購買者，都成為形式化世界的表演者。這表明，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是一種形式化的存在。這個形式化的社會存在如何展開，根據馬克思后來的討論，實際上表現為一個結構化的過程。”

　　與之相反的思路是對“超歷史的生產力”抱有理論憂慮，甚或有所期盼。且看霍奇遜迷津。霍奇遜不懂得生產方式是由主體論，以歷史學家的工作身份引入的唯物史觀規定，試圖把歷史歸結為歷史的演化路線和經驗概念。其總體認為：“仔細研究《資本論》可以發現，在論述的關鍵階段，馬克思也經常依賴一些超歷史的和非歷史的概念。最明顯地，資本主義概念本身就援引了生產方式這個非歷史的一般性概念。然而，問題遠不止于此……馬克思在討論商品和交換時，也引用了使用價值這個非歷史性概念。”霍奇遜想當然地認為，《資本論》的使用價值術語是一個對全部社會經濟系統普遍適用的知識工具和概念。

　　——霍奇遜用這種觀念繼續著自己對于馬克思的不當指責：

　　其一，“馬克思的分析中充滿相似的例子……對生產過程的分析，利用了一個重要的概念上的區別。一方面，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勞動作為一種人類活動滲透到了所有種類的社會—經濟系統之中；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生產組織和過程的勞動。同樣，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在概念上是相當一般性的，盡管勞動力被雇傭這個特定的現象遠不是普遍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

　　其二，“馬克思的兩個概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出現在他的一般性和超歷史的理論中——這在他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被描述出來，這個理論表明，當生產力的發展超越陳舊的生產關系時，社會經濟就會發生變化。”

　　其三，“的確，在馬克思分析中，勞動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幫助他為一切社會經濟系統的生命血液——勞動進行了超歷史的描述……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價值’進行分析時強調歷史特性，但是價值卻在本質上依靠勞動這個非歷史的和‘自然主義的’概念。”

　　其四，進一步可以推論，“馬克思的超歷史的社會勞動概念，意味著個體的行為能夠按照普遍的理性來事先計算……而且，值得一提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假設在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同樣占據顯赫地位。”

　　其五，為此，“馬克思需要做的是，至少在兩個層次上進行深入分析。一個層次是資本主義系統的特性……另外一個層次，也就是比較一般性層次的分析卻是不充分的……這種分析可能有能力更加詳盡地闡述一個社會形態向另外一個社會形態的過渡。關鍵是，馬克思缺乏關于過渡的恰當理論。在方法論和分析上僅僅側重于一個系統的特定概念，使得馬克思沒有足夠的概念原料供其加工，進而分析從一個系統到另一個系統的變遷過程……我們需要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解釋這種個人本質和定位的轉變。結果是，一個關于變遷的恰當理論需要一個超歷史的方法論和跨越不同社會形式的理論。”

　　以上議論無一例外地沒有看到《資本論》商品章與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規定的理論關聯。仰海峰教授的問題是僅僅將生產力決定論視作“哲學認識論”，這樣，主體論就被本體論“卷入其內”；生產邏輯為此失去了主體革命的靈魂，被簡單歸結于“人類學意義的生產形式”，歸結于勞動的本體論事實。出于對唯物史觀主體邏輯（勞動發展矛盾）工具屬性的忽略，仰海峰的資本結構問題，是獨立于生產力決定論加以考量的。

　　在《資本論》的結構史觀中，勞動本體論與資本本體論“對立統一”這一巨型的斗爭規定，是仰海峰教授完全不能夠看到的。他在本能地拒絕生產力理論的庸俗化的同時，未能認真解決“資本本體”的何以來。對這個問題的疏于考察，導致仰海峰仍舊混同所有制特性的生產條件和一般經濟特性的生產要素；繼而生產力一旦淪為資本的手段工具，支持革命力量的經濟基礎在規定性上也會被掏空。相比較而言，霍奇遜是樂于調和“科學的生產力理論”（唯物史觀的生產力革命理論）與“庸俗的生產力理論”（經濟系統的生產要素理論）兩個不同性質的邏輯。這是他的“迷津”所在。“迷津”是霍奇遜所自詡的一種“理論的內在限制”。作為對生產要素理論價值的“辯護”，他這樣詭稱：“離開某些較為一般性的概念，我們就無法討論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使用一些超歷史的和非歷史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對于哪些適用于多種不同歷史時期，或者適用于不同社會構成的概念或者理論，我們使用‘超歷史’這一術語來定義。對于那些聲稱適用于所有社會—經濟系統的概念和理論，我們用‘非歷史’來表示。這兩個概念都超越了任何單一的社會形態。”

　　三、生產力革命與生產力中性

　　按照霍奇遜的建議，“生產力革命”屬于超歷史的理論，而“生產力中性”則屬于非歷史的概念。在這個基礎上，資產階級庸俗學派得以理論發現經濟學的“生產要素論”，使之運用于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進行意義置換。在成功驅逐生產條件的有機構成論之后，“生產力中性”得以由語言概念話術提升為“理論邏輯”。“生產力中性”旨在以虛無的本體規定消滅“勞動的實踐概念”。所謂：勞動是和各種生產要素并列的“要素”，既是價值實體也是物質實體，與此同時，既作為社會實體的屬性也作為自然實體的屬性。這就徹底取消了勞動本體論，取消了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區別。從深層的理論邏輯看，生產要素理論（庸俗的生產力理論）在于鼓吹“使用價值的決定論”。

　　其無視了：“使用價值只是商品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當然，當使用價值涉及經濟形式時會進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但它不可能成為價值的‘本質上的規定’，也不可能在‘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然則，“以上剖析表明，必須將勞動和歷史理解成‘雙向’建構過程：一方面，勞動內在于歷史過程，在規定上是歷史的；另一方面，歷史根植于勞動，以勞動為本體。由于‘歷史’——發生學意義的歷史，而不是歷史主義的歷史——維度的缺失、扭曲或斷然拒絕，必然會導致關于勞動概念的種種誤讀，直至產生否定的認識取向。”

　　生產力革命是主體革命的譜系學。每一時代均具有每一時代的主體革命，為了查明勞動性質在其中的變遷，馬克思主義拒絕對主體革命進行孤立考察，而賦予其歷史總體意義。生產力革命在規定性上就是這個“歷史總體的意義”所在，是對各個主體革命進行歷史考察的總結果。“哲學家總是通過認知構架來表達自己看到和理解的世界。當一個哲學家的認知構架發生改變時，其視野和思想邏輯也隨之發生變化，兩者是內在一致的。當一個哲學家感到過去的構架已經不足以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時，就會推進自己的思想，形成新的認知構架。”

　　而無論如何，《資本論》不是通常意義的哲學作品，馬克思也不是通常意義的哲學家。“就性質而論，《資本論》是馬克思為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而準備并有針對性地撰寫的理論著作……作為勞動哲學，《資本論》采取‘非A的A’表達式；作為資本哲學，則堅持走出哲學之讀的否定辯證法研究路線。”從整體上看，生產革命的成長路線是：由生產力革命而生產方式變革，故此在馬克思看來，“主體論的生產力”（生產條件革命）集中體現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之不斷獲得歷史成長性。然則作為《資本論》開端的“價值范疇”，其指示一種特別規定的主體革命。正是在這一主體革命的基礎上，機器化大生產在物質工藝和社會關系兩個方向上全面革新了封建時代的實體生產力：一是勞動主觀條件獨立性、創造性的逐漸養成，二是勞動客觀條件社會性、系統性的組織塑造。

　　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對于舊有的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發動一場“真正意義的生產力革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賴以統治的生產形式和經濟形式從中得以確立。這場革命后的景象是，勞動生產力連同它的社會生產力一起并入資本系統——成為“資本的生產力”，資本轉而主動抑制直至極力扼殺任何有意義的勞動組織或社會生產力的“生產主體革命”。仰海峰教授關注了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主體異化”，得出的結論是：“非物質意義上的價值形式生產統攝著具有物質實體意義上的生產……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普照的光……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不再基于先驗的設定與現實的狀態之間的對比關系，而是資本的運轉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換言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思想以資本邏輯為支配性構架，生產邏輯受到資本邏輯統攝，這是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第三次重要轉變。”

　　仰海峰教授指認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的“統攝性顛覆”的真實意指是：在資本高度化統治的發展階段，勞動發展與物質發展不再是“同一性命題”，而是一個“非同一性命題”：物質發展只是意味著“勞動本身的不發展”。“相比較而言，資本的生產力標準謂為‘物質生產力發展標準’；其以商品生產的簡單勞動類型為對象內容，執行‘勞動生產力并入資本生產力’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特殊使命。物質生產力發展標準與剩余價值標準對立統一，這種生產力標準本質上是排斥主體發展的：對生產力作自然機械的理解，作為諸要素的物質加總，把智力發展和精神因素與勞動力的社會使用對立起來，把勞動者畸形化，使勞動能力單向度化、局部化、片面化。”資本邏輯的研究站立主體服從而無反抗力，進一步“物質發展而勞動不發展”的立場審視資本出路問題，為此斷然主張“激進的結構革命”。亦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不再是從先驗設定的本質出發，而是從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空間出發，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是一部以現實的科學分析為基礎的面向未來社會的著作，這個未來社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和激進的結構路線相比，資產階級庸俗學派既不站在物質發展立場上看問題，也不站在勞動發展立場上看問題，“從而一句話，沒有從批判的角度將勞動規定認定是物質發展與勞動發展本身的統一，這個體系始終固執于勞動是天然就有的人的自然規定這一庸俗成見。”于是在這里，資本邏輯與要素邏輯形成尖銳的對立性，因為后者在訴求上恰好是要求生產邏輯對資本邏輯的“統攝”。為了獲得普世價值的解釋學理論語言，生產要素論連同生產力中性論者一起要拒絕勞動發展與物質發展之間客觀存有的社會矛盾性，堅持把勞動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包括它們的發展形式和發展方式，統統說成是“同一個東西”。伴隨著對這種要求的理論意識的增長，一個虛假的生產要素實體構造形成了：以“勞動＋非批判的物質本體”形態置換“勞動＋批判的物質本體”，以虛假的本體論置換實踐的本體論。

　　一旦馬克思主義者和要素論者不約而同地認定馬克思持有“生產力的中性思想”時，那么“生產主義”（有關發展物質要素財富的生產體制）：注定成為“一種革命理論的幻覺，是生產的幻象……它到處支持著沒有約束的生產浪漫主義”，“也就是說，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看起來是要批判現代資本主義，但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這一理論目的，生產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當馬克思以一種高生產率超越資本主義時，只是完成了生產主義的另一種解釋，并沒有跳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更為要命的是，這種批判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只是建構了一種生產主義的批判話語，并滲透到了對文本、意識、權力的分析中。”與此同時，“市場要素”是西方生產要素論特有的主體假設，它所利用的理論道具也不過是“生產力中性論”。其隱秘性邏輯是“物的解釋學”。其理論目標是在商品形式的生產力內部，確立“資本物象的統治理論”，以“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清除“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在場性”。“據此，物象化是對資產階級‘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認，是對社會物質生活的現象錯識。”物的解釋仿佛是隱身的一個事先預備好的自我顯像裝置，不過，“不同于勞動二重性是建立物質發展（物質內容的存在者）對勞動發展（社會內容的存在者）的工作對應關系，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質自身的物象工作關系，從而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方便了把物質的方法同時說成是社會的方法，把物質的規定同時說成是社會的規定。可見，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內涵是尋求物質內容和物質形式層面上的‘物質’與‘社會’意義的對接。”

　　四、主體革命與科技創新

　　勞動并非生產力的抽象本體，不同時代勞動生產力具有特定的發展內容和方式。此外，在形態學上生產力總是階級者的生產力，以“工藝主體的歷史生成”即工藝者的實踐科學的特征為主體格，以“工藝者與階級者的對立統一”為主體矛盾的依托。其破除唯“新”論。須知，一味地強調主體和客體等同化意義的優化組合，一味地強調人和物作為“要素”同等程度的升級運動和結構高級化，把“高素質”“新介質”“新料質”視為無矛盾的“新型生產要素組合”，其結局必然是技術主義路線的“理念空想”。設若認定新質生產力僅僅是“由科技創新主導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那么恰恰是割裂理解了新質生產力的“新”和“質”，繼而混同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在主體革命上具有的不同意義。

　　質言之，新質生產力是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而非生產要素理論。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的主體幽靈是“社會支配的總體勞動”，以此主體規劃發動“勞動方式變革”。顯而易見，這是勞動生產力本位復歸的一個社會歷史過程。“對生產條件歷史類型的追問超出了唯物主義的有機體‘肉身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素研究肩負特殊使命：一是拒絕西方生產要素的平面構圖理論邏輯，向‘歷史主體論’復歸；二是從主體唯物主義起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策論中，深化社會生產條件的理論性質與實踐邏輯研究。”[1] 作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實踐，新質生產力同樣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科技創新活動。須知，資本生產方式對物質生產力與勞動生產力“同一性命題”的破壞性就表現為：它在提供“新質的物質生產力”的同時，從制度上拒絕同樣提供“新質的勞動生產力”，使得資本的生產力性質越發淪喪為“單向度的科技革命”。科技創新術語為工藝學和管理學科所廣泛使用。在意義指向上，生產要素理論對這一術語的采納，具有對“唯科技”先進標準的推崇性。在總體勞動的生產設施發展方面，《資本論》運用的術語是“生產工具的革命”“勞動資料的革命”“生產條件的革命”乃至“工業革命”等。說到底，“生產條件不僅作為勞動的先決條件，也作為人類勞動的共同產物。生產力不是單純的自然力，生產力是生產方式能動的革命因素和人類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得以統一的質。”

　　“范疇說到底是主體范疇，而主體范疇正是主體革命所依托的對象。”“黨的二十大報告立足新時代際遇，創造性表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偉大認識論，張揚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主體理論，時代烘托并工作聚焦于社會主義主體批判，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主體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然則，生產力的不斷變革是理解勞動矛盾及其實踐解決的一把鑰匙。從經濟的社會形態看，價值形式無疑植根于人類勞動矛盾，是人類勞動矛盾不斷累積的一個發展產物。矛盾是理解事物對象的辯證法原則，同時也是一個實在的規定，即作為事物的運動秩序、彼此聯系和發展的規律性以及事物存在的暫時性特征，等等。而“勞動矛盾”這個術語很好地杜絕對矛盾普遍性進行抽象的、絕對的普適公式理解，將其牢牢鎖定于“運動和秩序”領域。也因此，“離開主體（人類、階級、社會、勞動、階級者的解放運動……）抽象談論生產力，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為此深入唯物史觀的生產理論，以有機構成為主體論的結構工具，尋求階級者的統一邏輯。”

　　與此同時，《資本論》將勞動過程列作生產過程兩個組成因素的一個，旨在告知讀者：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人類勞動從來不是獨立的分析，而是和異化現象一起，作為“勞動方式批判”和“勞動形式批判”。勞動矛盾規定性從中醞釀出來：當《資本論》將起點由物質生產轉為商品形式時，即意味著在運動和秩序上，主體矛盾以“主體”演化矛盾，而非以“矛盾”演繹主體。質言之，這是勞動發展層面的矛盾，而非勞動組織機體矛盾——勞動方式的微觀場域沖突、勞動條件的配置矛盾或勞動形式的生產矛盾事件。

　　勞動作為物質生產和人類生產統一之“主體魂靈”，勞動矛盾作為物質生產的矛盾根之規定性所系，理在于此。所謂“勞動內部矛盾的發展決定社會的發展”的說法是對唯物史觀主體矛盾的嚴重誤讀，這是將勞動“實體構造”生硬地扭轉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矛盾分析”，借以演繹哲學的“矛盾決定論”。所謂：“勞動分析法確定了勞動具有整體性，是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的統一，而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之間的矛盾是勞動內部矛盾。更進一步地，勞動整體中的勞動主體的作用又分為勞動主體的智力因素作用和勞動主體的體力因素作用，而勞動整體中的勞動客體作用又分為勞動客體的自然條件作用和勞動客體的資產條件作用。”在本體論上，勞動是勞動過程，但它僅僅指認物質生產力的本體是勞動生產力，勞動是唯一有創造性和目的性的生產活動，本體原則并非就是“矛盾原則”。勞動成為“矛盾主體”，在于勞動的生產性與階級性同步生長的擴展秩序，而作為目的設定論的勞動、作為實踐模式的勞動、作為社會中介的勞動、作為實體的勞動、作為文明基因的勞動等等，則構成勞動譜系學的建筑材料。在實質性上，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本質在于對主體革命的發動。換言之，社會主義是生產力的主體工作者，為簡明起見，我們以構圖方式表達這種觀點（見圖1）。

　　【圖1  經濟的社會形態之生產力革命全息系統】

　　為了突出資本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的“生產力革命性”，馬克思使用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這一術語，表明它對剩余價值生產基礎的物質技術條件的革命性支撐。如果和圖中的“主體革命”意義進行對應，則“簡單協作”以及“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相當于主體革命I，“機器和大工業”相當于主體革命II；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以“資本有機構成”術語集中表達勞動發展與物質發展在資本主義系統中的“對立統一”。其表明，單純的技術性突破乃至科技革命不會是先進生產力。須知資本一旦竊取主體的位置，一切精神生產和智力研究均作為資本追逐利潤的鏡像手段了（如資本控制的人工智能不過是機器體系或智能化的機器體系的“一個面相”），是在利用工資形式的主體統治的魔術的工具箱中增添更多的一些智慧性道具罷了。“換一視角看，物質生產力標準僅僅是資本的生產方式標準，勞動生產力標準是本原的人類生產方式的標準，在社會主義社會，物質生產力是個工作落腳點。如果說《資本論》客觀敘述了‘兩種生產邏輯’，即作為勞動本體論的生產邏輯（主體邏輯） 和作為資本本體論的生產邏輯（資本邏輯） 的體系并存，那么，社會主義生產邏輯的任務是‘亦破亦立’：在發展方式上，堅持破‘資本的生產邏輯’，轉而立‘勞動的生產邏輯’。”

　　新質生產力——作為國家生產條件和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于是突出了發展標準的矛盾性化解。商品生產的發展標準是“生產力標準”與“生產關系標準”的對立統一。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在發展方式上引入“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標準”，可以極大抑制資本發展的異化問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元論（生產力標準與生產關系標準的“實現和解”）實踐要求，從“矛盾的一元論”走向“自我革命的一元論”。

　　總之，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主體革命論”。新時代際遇下，主體革命論的價值在于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至上，把行動主體的發生醞釀在革命行程中，把革命行動培育于社會主體蓬勃發展的實踐發生中；其執行生產力的“矛盾讀法”，將生產力發展看作一個有機的矛盾體系。從而為了實現物質與勞動協調發展的革命之路，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大力發展實體性使用價值生產，才能實現勞動生產力的歷史跨越性發展。然則，新質生產力既是“廣義的”，亦是“狹義的”。其目標是漸進實現“智能的人”使用智能的生產工具，對同樣“智能的對象”進行工藝學加工和社會塑造，使之能動地為人服務，創造和諧共生的人與自然的共創發展的局面。這是人的漸次解放的過程，是支配生產的力量由生產工具本身轉向“人手”和“人腦”的自然歷史的社會主義文明進程。為此，人對科技創新活動要始終具有主導性、自覺的控制性。為了徹底瓦解物的統治，克服資本矛盾，恢復物質生產乃至精神生產過程中“人的自覺的、主動的勞動意志”，新時代需要構建“去鏡像統治”的最具有創造性和最富有社會主義活力的新型生產形態。

　　五、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知”“行”之路

　　從通史路徑看，人類生產力在發展類型上由“共同體生產力”而來，向著主體解放的“勞動聯合的生產力”而去，橫亙于中間過渡地帶的是經濟的社會形態類型學。然則“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工藝者與階級者對抗的生產力歷史類型，從“商品形式的生產力”向“資本形式的生產力”邁進突出了階級區間的生產力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激烈對抗性，總體而言，這是一個高度具有發展的“矛盾必然性規定”的歷史時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沒有逾越商品形式的生產力的歷史發展階段，但生產力革命類型已然由物的實體對象徹底轉向主體自身——以人為中心的勞動主觀條件與勞動客觀條件的結合。在社會主義生產體系中，新質勞動的生產方式的內源趨勢明顯增強。

　　與此同時，沒有普遍存在的數字賦能的活動，就沒有新質性的革命語言產生：以實體性對抗鏡像性。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是亦知亦行的歷史范疇：作為同一性命題之轉化，源自第二自然；作為理論命題之實踐區間，它對應于馬克思所稱的“第二大社會形式”（人的獨立性主體革命時代）。這一生產力內部積蓄的革命功能伴隨資本統治的系統性強化，最終能量喪失殆盡！

　　所謂社會主義新質，指示這一生產方式的文明規劃形式和路線：新質的專業范疇和形式→新質主體范疇（生產力規劃）→社會主義主體范疇→社會主義經濟范疇（生產關系規劃）。一言以蔽之，“新質”不唯資本形式、不唯經濟形式，而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革命的主體形式。在這一時刻，是時候總結并理論反思商品形式的生產力結構屬性的顯著性歷史特征了。它的第一結構屬性是實體屬性，即通常所了解到的“新質功能”（尤其物質生產力，總是不斷提供越來越多的“新質工藝”）；它的第二結構屬性則是由階級生產形式所引致的經濟形式屬性，我們稱之為“鏡像功能”（這或許可以界定為“符碼的新質”或“符碼生產力”）。

　　很明顯在資本邏輯的數字時代，生產手段或勞動資料已然在系統的層面二重化、對立化了。在某種意義上，這便是“盧卡奇式的物化”：“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都制約著在商品中對象化的人類勞動的抽象。”數字經濟及數據商品的鏡像性統治將物化的原則推衍到整個社會范圍，產生數字資料與實體生產工具在系統中分庭抗禮，造成物與物的關系對于人而言的更為虛幻的統治形式。其觸發新質標準的內部矛盾性：新質勞動與新質物質的本位之爭，盡管如此，這不是對主體分析的否定，相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原則在生產力領域內的進一步延伸。

　　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說到底是勞動價值論“行動的質”，作為其實踐基礎。科學的生產力理論與庸俗的生產力理論的區別就在于：一者是主體論的實體觀、實踐觀（圖2中以“主體＋”表示），一者是知識論的實體觀、要素觀（以“主體－”表示）；與此同時，在行動規劃上：一者執行矛盾原則的本體論批判（圖2對應以“本體＋”表示），一者執行無矛盾原則的本體論辯護（以“本體－”表示）。是以對《資本論》商品章而論，生產力以矛盾規定形態存在其中。“生產力二重性質的統一性，就在于生產力性質的一元性。生產力性質的二重區分，目的不是否定生產力性質的一元性，而是恰恰證明：生產力性質的一元性存在于二重性質的統一之中。”

　　【圖2  生產力理論與生產要素理論的性質辨析：一個總結】

　　與此同時，生產力在規定性上絕非“唯實體”，同樣是“革命主體”和“實踐本體”。商品章第一節是“存在者的革命主體”出場（存在論批判），第二節是“存在者的實踐本體”出場（本質論批判），因而前兩節內容是對生產力實體性主體發展標準的規定。第三節轉入“存在者的存在形式批判”（概念論批判）：對鏡像性表現活動所形成的技術路線進行刻畫和批判。即如果說等價形式是來自主體論的實體標準（社會客體）這一規定性，那么，相對價值形式所依托者乃是知識論的“社會客體形式”，在規定性上即生產力鏡像標準（一物成為另一物的“符碼之鏡”）。故此，實體標準、鏡像標準的二元對立決不是實踐標準的二重化，指的是生產力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性質”。所謂：“商品作為‘定在’，乃是物質的社會存在。這是從認識上予以根本對立的同一屬性，即物質的社會屬性。”

　　進一步，“商品的概念其實是歷史發展（以歷史發生為基礎的矛盾運動）上的一種客觀結果，即歷史商品生產的直接結果。商品的最高概念，亦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形式）運動形式反映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及社會存在的生長關系。”矛盾論轉向實體論，復轉向本體論批判，第三節分析同時是對“異化主體”的歷史診斷。由是有第四節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在價值形式分析的基礎上，拜物教由“物化統治”（由道路發動）上升為“鏡像統治”（由系統發動）就有了歷史路線的規劃，“主體遮蔽”由可能轉為現實的秘密被徹底揭露了。在某種意義上，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基礎的規定，而生產要素理論則不是。圖2因而也就揭露了：生產要素的非批判的中性規定乃是“庸俗的生產力理論”，即“由于將勞動價值論拋出理論用于解釋現實的范圍，也就將歷史逐出了社會視野，經濟科學的科學性繼續被越來越嚴重的粗制濫造的要素概念及數據謊言所編造！”

　　社會主義生產力何以名“新質生產力”？一個重要的理由，恐怕就是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的主體承擔者是“新質”（以“新質勞動”支配和解放“新質物質”）：這不是什么“新知識”，是掙脫簡單勞動歷史區間的“行動綱領”。沿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向繼續前進，社會主義生產力在主體功能上所突出者即“生產方式批判”，由是有了行知路線的“生產力的拜物教批判”。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思是使系統分裂的生產工具與數字資料重新合一，以走出價值形式統治場。令勞動資料經由“去數字活動的符碼化”轉為勞動者自己手中的專用生產工具，揚棄“生產本位”與“數字本位”的二元斗爭，物質生產力得以由資本主義的異化軌道轉入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軌道。也因此，“生產力經濟學意義的濫觴和生產力研究維度的創立是同步的，兩者相生相克。這需要我們在生產力研究中，同樣堅持批判性。如果不能夠把生產力發展作為‘歷史總體’的現象看待，那么，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規定的‘邏輯隔板’就沒有可能得到徹底打通，有關于‘生產力的發生’和‘生產關系的發生’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終統一。”

　　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突出的“知”是公有制的生產形式和主體范疇，以此尺度對經濟范疇的認識與批判，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行動規定從中得到支持。為此在發展數字經濟過程中，需要切實加強黨對民營經濟的領導，堅持去“數字（雇傭）勞動”；相應在“數字”與“金融”矛盾的新時代解決中，堅持去“數字（符碼）資本”。設若缺少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論規定的內置，新質生產力的意義恐怕真的要淪落為“高質量的科技創新活動”了。

　　唯物史觀第一次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矛盾的對立統一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合稱“生產方式”，突破工藝勞動者所從事的、自然科學家業已在進行研究的生產實體對象范圍，將其提升為“主體論的研究對象”。唯物史觀所突出的是生產力革命（主體規劃和生產方式規劃的統一），以此引導對勞動過程各個組成要素的性質變遷的研究。通過區分“作為生產力的生產力”（工藝者的實體性質）和“作為生產方式的生產力”（階級者的實體性質），生產力分析由“實體分析”進階為“主體分析”，主體功能重回生產力研究視野，生產力革命據之界定為由主體革命所發動的“生產方式變革”。于是只有立足生產力主體分析，才能真正識別“鏡像的規定”，沿著“鏡像批判”路線彰明新質生產力工作真諦。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于新時代實踐獲得澄明化的理論之路：以主體范疇為“知”，以生產方式為“行”。生產力革命必須視為新質生產力的行動真理，其主體內涵由此得到明晰：與“人民主體意志”，而非“資本意志”時代結盟。

　　注釋：

　　[1] 許光偉：《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要素論——馬克思主義主體規定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23年第11期。

　　【本文原刊于《馬克思主義哲學》2024年第4期；注釋、參考文獻從略；作者鳴謝紫虬老師對按語的思想點撥！】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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