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對算法工資內部結構的探索是對《資本論》執行嚴格意義的矛盾讀法的結果。關于資本工資“術語群落”形成的事者邏輯，文章繪制一個重要的工作示意圖（見圖3）。由商品形式而價值形式，由階級形式而剝削形式：《資本論》工資論貫徹的是“主體統治邏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矛盾普遍性規定寓于階級矛盾之中，算法工資成為階級工資的“階級先聲”，于是有“資本價值形式”總規定。資本工資是算法工資與雇傭工資統一的“事者邏輯”。資本工資整體上和資本利潤并不并列，和資本利潤并列的只是雇傭工資。資本工資不只反映經濟矛盾、同樣反映主體矛盾，不只反映財產矛盾、同樣反映商品形式的異化矛盾。雇傭工資僅僅就處于雇傭關系中的“主體條件狀況”進行考察，算法工資則不然。主體論具有幽靈學的工作意味：價值關系和生產條件整體對應，和生產條件的系統運行對應，不是和局部的某個條件對應，亦不是單單和主體的或客體的社會條件對應。在圖3的思想演繹中，由于商品形式與階級形式的疊合，有了算法工資的“矛盾普遍性”（歷史主體范疇）。生活資料和生活資料價值乃是工人必要生活的“系統肉身”。而算法工資在規定性上先決于經濟肉身條件，與此同時，它并不是“置抽象于抽象之上”。算法工資將“價值算法”（勞動力價值）視作商品生產方式的基本事實。算法工資的范疇必須立足這個地基，由這個地基上延伸，考察價值和價值形式結合的關系機理，從歷史的生產方式轉向歷史的分配方式。階級工資的“內骨”正是算法工資（瓦解共同體的邏輯），和勞動力商品關系（勞動力的買和賣）相伴始終，一路同行！于是可以斷定，本身作為歷史范疇的資本工資，它的“矛盾范疇”規定乃是算法工資。換言之，算法工資是矛盾范疇和歷史范疇的統一，而作為這兩種范疇的統一的規定性只能是“主體范疇”。主體論、主體邏輯和主體范疇可從中得到釋義，人們的種種誤解和不理解亦可從中得到釋謎。

　　文章原名“《資本論》范疇學研究：由工資惡到工資鏡——階級、統治、剝削與拜物教”，載《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03），P99-116；為方便閱讀，參考文獻從略。作者鳴謝資深責編李丹葵老師對原創性學術的寶貴支持！

　　【文章閱讀要點提示】

　　——工資絕非純工具的經濟形式，作為雇傭勞動生產制度，其內在解析式是“生產形式—經濟形式”。階級屬性第一，統治屬性第二，剝削屬性第三，拜物教屬性第四，構成工資一般的理解結構。

　　——工資的幽靈在于主體統治，由此帶來主體危機。從最為廣泛的主體統治內涵邏輯看，工資的成長時空是：使用價值兩儀——價值形式兩儀。從而，決定商品兩儀（唯物史觀主體邏輯）是資本工資的認識論基礎。

　　——《資本論》工資范疇學的要義為：以算法工資為主體范疇，從中分出工資惡和工資鏡，明確價值的社會形式及其鏡像形式的機理聯系；復以雇傭工資為資本工資形式的經濟范疇，在“一體兩面”及多重規定基礎上科學闡明階級工資與市場工資的現實統一，落實工資的具體運行。

　　——既非工具論，亦非收入論，而是和生活資料所有制有關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馬克思工資術語的特殊性由是得以解蔽，價值形式批判功能從中得到弘揚。從處于資本關系中的工資形式到生產方式批判的工資一般，《資本論》工資范疇所展示的理論意蘊是唯物史觀主體論：作為被約定的“主體之事”和“階級之事”。

　　——在數字時代，物質關系與社會關系的意義對視上升為“使用價值兩儀”與“價值形式兩儀”統治功能的整合。這分明為工資一般結構維度的解說提供了極好的理論契機。

一、引言：對資本工資的探究何以由價值形式開始

　　圍繞資本主義批判的主題，《資本論》所關注的重點是資本工資的價值形式。“工資”篇被安放在《資本的生產過程》，本身已經說明價值形式的實在內容只能是“生產形式—經濟形式”，而非直接是經濟形式。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指向是經濟形式辯護性，盡管如此，經濟分析不能局限于經濟形式本身。為了達成破立兼備，政治經濟學批判不能須臾離開唯物史觀生產邏輯。價值形式本身內置有經濟辯護性功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出發的價值形式旨在彰顯其生產方式的批判功能，而非單純進行生產關系批判。質言之，政治經濟學在內涵上必須作為完整的批判規定予以把握。這樣看來，以價值形式作為對象思維學規定（以商品和算法社會為總體把握對象的思維形式）把握經濟形式，客觀上就體現出生產形式對經濟形式的內在支配性。換言之，價值形式之于經濟形式而言，既是生理之呈現、結構之具象，在批判性上亦必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病理之解剖、出路之尋求。

　　在價值形式的各種規定性中，唯有工資突出了資本價值形式的整體功能，突出了統治的價值形態所特有的系統鏡像性。據此可以說，從分配是生產方式的內在特質出發，馬克思的工資學說探究完成了對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破局。作為宏大的學術建構，馬克思的工資學說處于尚未完成的狀況。盡管具有這種性質，馬克思仍舊遺留給人們“大寫的工資邏輯”，為后繼的研究者留下彌足珍貴的工資手稿和大量的研究札記，從中定格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成果——《資本論》“工資”篇。馬克思工資術語的特殊性在于“一身兼二任”：既作為經濟范疇也作為主體范疇，既是“人的規定”也是“物的規定”。馬克思對工資的規定從屬于其對物質生產的探究，所謂“物質生產”，既指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也指人類自身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方式。它的意義由對唯物史觀原理的解析而獲得——這里所說的唯物史觀原理，即《資本論》辯證法。為此，其確定了唯物史觀主體論的基本理論樣貌，鎖定工資一般的探索路徑和方向。這是未竟的事業!應以此為突破點，緊扣《資本論》原理規定分析馬克思工資范疇的要義，從工資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生產方式批判）起步，深入推進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庸俗經濟學工資理論（新古典工資論）殊異之點的研究。

二、工資主體范疇命題意蘊及對工具論的破除

　　《資本論》理論的整體性是原理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從屬于這一原理的科學發掘。就方法論實質而論，“《資本論》建立了‘物的科學’批判與‘事的科學’批判的偉大統一，這就使我們能夠從過程規定上來理解‘歷史對象’。例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和《資本論》四卷總結構，在工作上實際就是歷史向度的‘科學取象’的關系。”其學科建構理想是歷史科學：橫跨各個領域，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相比較而言，《資本論》專注于理論邏輯，從歷史科學各個方面的材料中重點整理經濟的社會形態唯物史觀原理及其辯證法的經濟學方法論形態。

　　【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資本論》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而且未完成的原因可以在《資本論》手稿中找到，乃至在《資本論》內容本身亦可發現更多的專業線索。持有“未完成說”的作者大多忽略了《資本論》的學科建構理想是歷史理論科學。這是和專業理論（實踐科學）迥乎不同的理論科學的規定性（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然則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兩部著作計劃關系的判斷上，《資本論》不應成為“游離物”，而應將其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體系的原理部分?！?/p>

　　甚至可以認為，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時起，就已經設法并習慣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之間來回穿梭：“我打算用不同的、獨立的小冊子來相繼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專門的著作來說明整體的聯系、各部分的關系，并對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進行批判。由于這個原因，在本著作中談到的國民經濟學同國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聯系，只限于國民經濟學本身專門涉及的這些題目的范圍。”說到底，《資本論》是“通過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這一原理發現而形成的綿綿不絕的思想運動，“第一稿說”不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在于指示政治經濟學批判這種工作實質。

　　【注：它的啟航顯然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資本論》研究的整體蘊涵規定?！丁凑谓洕鷮W批判〉導言》第四節標題：“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則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該蘊涵式的存在和特殊工作方式。順著這一理路，甚至在《巴黎手稿》，在馬克思最初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探究階段便觸及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實踐科學和理論科學的有機互動?！?/p>

　　經過多年的思想醞釀和材料沉淀，最終作為理論思維結晶的《資本論》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的璀璨碩果，它反過來極大地支撐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部計劃的展開。如果說專業理論僅僅涉及對象科學（如實踐科學的會計學、統計學等），那么與之不同，理論科學涉及研究對象科學（或曰理論思維科學）。《資本論》打造二者的統一，顯然又以對歷史理論科學的追求為重點。

　　在馬克思看來，工資規律既獨立也從屬于物質生產的發展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工資形式則隸屬于資本關系。“工資范疇是工資惡、工資鏡的合一規定，是辯證法語境中的唯物主義知識，工資供求論則是典型的唯心主義知識。”把工資作為收入工具乃至中性的經濟工具，是直接跌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知識論。如此看來，馬克思的工資論毋庸置疑地屬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學，此創造性的理解活動得以啟動《資本論》解蔽之路。資本必須作為事者邏輯，在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范疇兩儀對立的狀態中，探究工藝者和階級者，從工資形式上具象物質生產的主體。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大科學事件，在《資本論》序言中，馬克思必然要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對象作出回答，尤其是回答資產階級社會形態的科學研究對象。對研究對象進行表述完全體現的是理論思維。“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這說的就是理論思維。理論思維表述載體是主體范疇。經濟的社會形態主體范疇的基本元素和架構是“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資本論》在對象運動范圍內將其提升為“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于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價值成長的歷史場域只能由“商品—資本”的生產方式所構筑。一旦令馬克思的工資范疇離開原理的視野，該研究線索——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價值性即遭到解構或意義遮蔽。

　　以此觀之，工資絕非被統治階級所領取勞動收入的憑證，亦不是統治階級針對雇傭勞動者進行剝削的憑證。一句話，工資無法執行資產階級的知識標準。工具論的問題正是在于對不同本體論（陣營）進行有選擇性的歸屬，而不管選擇怎樣的理論歸屬，均必須是超歷史、超社會和超政治的工具。工資形式的工具命題試圖找到一種系統的分析方法，使得有這一想法的論者傾向于認為：“這種方法可用于所有的經濟制度，所有形式的人類社會，所有的歷史進程。因此，它們從歷史本身抽象出來，切斷了與政治和對特定社會制度的研究之間的聯系。”

　　工資實則是歷史范疇。工資既受經濟關系的限制，也同樣受著價值關系的限制；工資既是經濟形式，也是價值形式。工資當然不是超歷史的市場經濟的工具概念，不由與特定制度無關的供求運動決定。所以，《資本論》工資論的研究不是沒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恰恰是勞動力和貨幣都作為特殊的歷史商品。由商品的勞動二重性至體現在勞動力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資本論》向人們揭示了并行的兩種邏輯，即主體邏輯和資本邏輯。可見，《資本論》的體系結構并非知識所能構造和呈現。拿工資來說，直接排列在剩余價值范疇之后的只是雇傭工資，絕非工資分析的全部內容。就實質而言，《資本論》工資范疇是有關于價值規律的主體論述。和工資勞動銜接的規定是商品生產勞動。由工資勞動呈現的二重性規定乃是勞動和勞動異化的統一；于是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照，“資本工資的結構系統即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其引發資本的階級者行為：工資勞動的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主體統治與剝削→資本主義流通和分配制度的經濟統治與剝削→壟斷和虛擬的危機總爆發。”在歷史上，正是工資勞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兩儀（作為工藝者的勞動過程和作為階級者的價值增殖過程），將商品的主體論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主體論。

　　據此可推論，算法工資實為資本主義主體危機的前提，主體范疇（算法的規定）蘊涵在經濟范疇（雇傭形式）中，使得《資本論》工資的理論建制直接屬于階級論范型。亦即，“《資本論》并不是離開社會關系和歷史的階段去研究抽象的‘經濟’，而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其固有的社會關系……這樣一個前提不是人為的……其基礎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疇是在資本主義方式中發現的實際社會關系的抽象表現。只要這些關系還存在，這些理論范疇就會起作用。”

　　嚴格來說，工資一般作為工資的歷史理論（從生產一般到資本一般），隸屬于階級身體學。猶如馬克思用生產一般表達生產方式范疇（從有機構成中提取歷史范疇），這里同樣可用工資一般表達工資范疇。然則，《資本論》工資范疇學的研究對象正是工資一般。“《資本論》展現了大寫字母意義的工資邏輯，即作為階級關系的工資一般、剝削形式的工資一般、統治（所有制形式） 的工資一般及拜物教意義的工資一般”。

　　作為對算法社會形態的歷史概括，“工資”篇及其分析基礎（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進一步研究）在規定性上絕不限于經濟內容，它深刻闡發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制度的統治特征。從體系路徑看，工資的分析起點是階級工資的主體論；其代表著主體行動，代表著資本對主體的抽象統治（本身接續“共同體—商品”的主體規定）。作為第二卷和第三卷基礎的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是和主體論內在聯系的階級經濟論。“工資”篇的工資社會范疇一名階級工資（以全體勞動力商品為對象的階級最低工資的系統實現），一名市場工資（以勞動力商品的個體為對象的雇傭工資形式的市場實現），形成特殊矛盾名。與之對應的唯物史觀主體范疇是算法工資，經濟范疇是雇傭工資。對主體范疇的運用所形成的研究對象結構（唯物史觀生產邏輯）即為針對工資歷史分析的主體邏輯，而資本邏輯乃為資本工資所開啟。

　　此處，所謂算法工資：資本工資的主體表達。工資主體范疇的深層意蘊，在于聚焦和共同體發展遙相呼應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工資主體論的三大歷史本質：（１）工資＝主體異化；（２）工資＝主體統治；（３）工資＝主體危機。所謂雇傭工資：作為資本工資的經濟表達，乃是“ｃ + ｖ”所蘊涵的可變資本及其市場實現形式。是以在主體范疇的運用上，研究對象應表達為“勞動—價值—價值形式”，下文將詳細交代這一點。

　　其一，既然工資惡被界定為“價值實體—價值形式”（價值象），那么必定具有主體蘊涵式。這一層次的價值形式規定屬于階級內涵的價值象，即價值的社會形式。

　　其二，既然工資鏡是一種鏡像意義的主體論，它的出發規定就只能是交換價值本身，是作為假范疇與真范疇的對立：結構蘊涵式是“交換價值—價值形式”（工具象）。這一層次的價值形式規定屬于拜物教活動的工具象，即價值的鏡像形式。

　　至此，生產方式的歷史意義才豐滿起來，即作為“勞動—價值”與“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相呼應，全面闡明價值形式“何以來”及其性質狀況。資本工資乃是《資本論》工資和工資形式的總學名，“工資”篇的命名委實是資本工資。

　　資本工資命題核心涵義有二：（1）指示“生產—流通”再生產范式，而非反向的“流通—生產”；（2）確立“主體范疇—經濟范疇”唯物史觀知識命題，以學理化主體與算法的統一。與之相適合的工資一般，于是可界定為算法工資與雇傭工資的歷史統一，作為工資原理的內核?！顿Y本論》中，馬克思重點考察了生產工資與流通工資的直接統一，即階級工資（資本統治雇傭勞動的道具）。這樣有了價值一般對流通一般的革命性關系，破除“交換王國”的神秘自足性。

　　洞悉結構事實的關鍵在于把握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的五種趨勢，即（1）商品轉化為貨幣的歷史發展趨勢；（2）勞動力轉化為勞動力商品的歷史發展趨勢；（3）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歷史發展趨勢；（4）資本轉化為資本積累的歷史發展趨勢；（5）資本積累轉化為共產主義的歷史發展趨勢（下文分別簡稱為“發展趨勢I”“發展趨勢II”“發展趨勢III”“發展趨勢IV”和“發展趨勢V”）。《資本論》尤其第一卷整體上以之為考察線索和依據。五種趨勢以共同體，嚴格來說，以共同體發展形態的歷史瓦解進程為起點。其內在錨定一個統一的進程，即共同體——（宗法工資）——商品兩儀——（算法工資）——再生產——（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計劃生產。

　　可見，商品兩儀不是一個知識概念。作為唯物史觀主體規定的語言學發掘，商品兩儀可看作是馬克思重新整理歷史的幽靈學工具。作為“共同體的生產力→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求得主體解放的生產力”經濟的社會形態過程的一個基本事實，商品對象性的兩儀構造形式便可視為對社會形態的全體矛盾運動的一個集約化的表達。在研究路徑上，“馬克思最終尋求到了‘商品兩儀’（以手工時代引出機器時代的生產一般）。顯然，它是幽靈主體的歷史譜系結果，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態商品社會的‘歷史主體’。”

　　馬克思聲稱：《資本論》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該分析方法同庸俗理論家把概念歸并在一起的方法毫無共同之點。一旦越出知識構造和因素分析，商品兩儀的主體演化空間可確定為：宗法工資（共同體轉向發展趨勢I）——算法工資（發展趨勢II轉向發展趨勢III）。這就超出了編纂史學家對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歷史分期，將其作為本身以算法工資的形成和發展為過程中介的前后接續的歷史發展進程：發展趨勢I→發展趨勢II——（算法工資）——發展趨勢III→發展趨勢IV。其中，算法工資的直接依據是勞動力商品，深層邏輯則是商品兩儀。換言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前提之商品與產物之商品的統一運動，作為“共同體—商品”，商品兩儀系經濟的社會形態獨立完備的主體論規定（統一各個歷史主體）。它是對通史的主體邏輯和再生產的歷史主體范疇進行幽靈學思考的深邃結果：既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運動出發點，又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思想至高點。根據商品兩儀的提示，工資同樣既是資本的前提也是資本的結果，其產物是雇傭工資系統。

　　“這位瓦格納還把我列在那些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的人中間。這一切都是‘胡說’……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所以沒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開來’。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工資同樣如此。同時，“只有基于主體邏輯，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勞動力價值作為資本形式，是資本的財產，而非工人自身的財產”“馬克思之所以選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起點，在于揭示勞動解放的道路理性”“總之，工資范疇同時揭示了階級問題和拜物教問題。建構工資一般必須依據唯物史觀原理，從關于主體邏輯的認識論出發，揭示勞動過程的自然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建設和主體斗爭。”

三、《資本論》范疇學的深層構境

　　工資主體范疇命題的理論意蘊在于突出歷史主體論，而非邏輯本體論。商品價值可以作為分析工具意義的邏輯本體甚至是資本的本體論批判認識工具，但無法取消對共同體的歷史追溯。實際上，正是共同體生活資料所有制才真正啟發對個人所有制否定之否定（歷史過程）的察知。立足市民社會個人所有制的通史道路思維，《資本論》工資規定執行“雙重批判”：對資本（資本工資）的批判和對工資自身的批判。雙重批判使得工資研究鎖定自身為特別的主體論規定，具有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屬性——從“宗法”到“算法”，對工資形式的批判只能相應由社會主義來完成。

　　在階級社會中，人和生活資料的結合整體處于一種必然性的狀況：既以身份為中介，也以財產為中介；社會主義工資則是對重建勞動者個人生活資料所有制的“道路眺望”，是對宗法工資（各種身份工資形式）和算法工資（各種財產工資形式）的“雙重超越”。然則，宗法工資正是商品兩儀從歷史中發展起來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雛形規定性，此后有工資的“主體兩儀性”（生活資料標準和價值標準的分立），而后有算法工資的高級發展形態。資本工資建立工資兩儀典型規定：勞動力價值支配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在這一意義上，它是工資一般理論成型的標志。

　　既然商品的二重運動和勞動力商品的二重運動在主體論上可以合流，那么，主體建設之路必然與對主體統治的歷史批判同步同行。這意味著，《資本論》中生活資料所有制及其重建是隱性的論述線索：工資與價值是作為歷史上互促的兩條發展線索來看待的。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工資的收入公式和工資的階級公式、價值公式完全不能夠相提并論。“如果我們把工資歸結為它的一般基礎……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只是它們的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必須充分注意到，馬克思將工資安置在《資本論》第一卷，在于巧妙結合工資研究的兩個維度：（1）價值形式之行（實踐維度），其統一工資之行和危機之知，取消經濟關系的形式獨立性；（2）價值形式之知（理論維度），其統一工資之知和危機之行，堅持由直接生產關系引出經濟關系，乃至最終統一工資一般理解域內的主體范疇與經濟范疇。工資范疇和具有豐富規定性的生產總體緊密聯系，整體上具有結構性理解維度即“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為此只有對《資本論》工資論展開唯物史觀視域的理論探究，以“知行合一”的勞動價值論規定為支撐，這樣才有算法工資的認識論基礎。其目的在于：將原理意義的工資一般從《資本論》“商品”章的辯證講述中引申出來（見圖1）。

　　【圖1：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范疇：主體范疇的引出】

　　然則，工資自然不會是獨立的經濟工具。按照其本性，工資也包含著階級的內容、統治的內容以及剝削的內涵和經濟拜物教的內涵。以矛盾著的實踐事件講述研究對象知識是《資本論》“商品”章的敘事本質。在抽象力上，經濟的社會形態范疇的結構路徑是“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的三代譜系。由此引出一個基本問題：作為對知識予以定制的母范疇，研究對象術語——如生產一般——作為怎樣的唯物史觀范疇呢？顯然，它不可能直接是經濟范疇，如上所述，乃是作為主體范疇——主體范疇對經濟范疇的規定性引入。

　　價值形式是在唯物史觀生產邏輯中引入的統治事件。這意味著：單單看價值，還不能說就是典型生產關系。價值本身只在于確立算法生產方式的類型，只有同時具備價值形式統治的特征性形式，價值才同時是社會生產關系。價值與價值形式的上述歷史成長關系被《資本論》研究對象簡化為：生產關系同它的歷史生產方式的相適應，而且，不僅是生產關系本身，社會交換關系也要同它的歷史生產方式相適應。說到底，一定社會結構的基本內容從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在資本社會形態下，就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關系（財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和交換關系。這里，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作為了“它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顯然，這個“它”（生產方式）合并了物質生產的歷史類型和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幽靈學主體。接下來的任務是區分價值形式和交換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認識徒勞：作為主體統治手段，價值形式所運用的不過是物的統治道具。然而，只要完整地看到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公式的實踐，便能夠消除交換價值的經濟公式和價值形式公式并列等同的想法（見圖2）。這引出主體范疇的“新規定”。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公式以經濟人的理性假設解決知難問題，目的在于炮制“去階級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去階級和統治的資本拜物教”“去階級—統治—剝削的工資拜物教”“去意識形態的市場拜物教”。“去階級”必然“去統治”，進一步必然“去剝削”。于是所謂“去意識形態”（拒絕任何階級問題的“理中客”），即思想統治的假幽靈的面具，實質是去階級、去統治、去剝削三位一體的拜物教形式。

　　【圖2：價值形式統治場：對三位一體的公式神秘性的破除】

　　由圖2展示的價值形式場或曰統治場，只能由工資形式及其背后的實踐規定即工資勞動（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學理化名稱）來統一。所謂工資勞動，乃為工資而進行的謀生勞動，亦即取得生活資料的財產勞動形式。由于工資既是資本的前提也是資本的結果，工資勞動的演化區間可用類似的方式確定為：從簡單勞動到雇傭勞動。如果說圍繞算法工資的勞動區間為“商品生產的簡單勞動——資本主義簡單勞動”，圍繞雇傭工資的勞動區間為“資本主義簡單勞動——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規定是資本主義簡單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生產勞動所具有的普遍簡單化的社會趨勢。

四、作為主體范疇的工資惡：價值形式的批判功能

　　價值形式的批判功能來自于它的思維形式規定，來自它對于鏡像統治的反叛，來自它對社會統治的行動走出。一旦缺少這一視角，唯物史觀主體的革命性內涵即遭到最大程度的刪除。全部的問題在于：價值的本體論預設或曰價值內在論的理論“死魂靈”（絕對的價值實體）的內在制約。一切買賣都是統治形式。如果一味屈從于這種形式，將之視為普適的中性工具，則價值實體非但不能發動革命，轉而支持了資本的實體合法性，從而導致算法的永恒性統治幻覺。一切思考都是價值界限之類的思考。“注定只能在價值關系之內談論危機，價值已經內在地嵌入在資本主義分析的前提之中……價值的內在論死死地咬住了現代人們的頭腦。對于馬克思而言，這正是人們對于一個去價值化的社會為何失去了所有想象的理由。”

　　這是關于資本的一個標準的本體論上的抽象本質理論：資本是《資本論》中唯一構造自己的生產方式的主體，“所以，資本成為‘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中的‘本體論’，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但這樣說時，卻不能同時識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虛假的資本生產性”，即無法確認“生產領域中發生的資本的生產性是一種顛倒性的假象，這種假象不僅來自作為資本具有的勞動資料的‘自我增殖’，而且更深地來自它作為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般社會生產力的吸收和占有者。”

　　可見，如果僅僅立足資本的視野，工人就是“經濟的無聲物”;價值內在論在克服資本拜物教的同時，仍然傾向于將資本視為對價值追求的自然行動，它使得資本的行為價值本體論化，變成合乎價值理性的行動規定。這導致“崩潰的并非是價值關系，而是交換價值的相對平衡”“對于商品生產社會來說，其基本范疇：勞動、價值、商品、貨幣，一直作為生活的‘自然’事實和‘客觀’需要而被拜物教化。”

　　另外，以資本為唯一的邏輯推理線索，則容易疏忽勞動發展與勞動反抗邏輯，以致忽略這一點：“勞動本體論始終貫穿于《資本論》創作過程之中，它成為理解馬克思嚴密而科學的一系列論證的關鍵。”殊不知，“所謂的‘勞動本體論’，是強調資本背后始終立有一鮮活的勞動過程，這是《資本論》執行批判的力量之源。”“這些看起來與勞動者個體無關的社會勞動的一般形式都變成了資本關系支配下的生產力，這使資本仿佛具有了離開工人勞動的某種神秘的生產性”。由此，在資本的虛假主體觀照下，“生產性勞動，是一種特設關系場境，它是指勞動成為資本增殖且再生產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質性。”

　　有一種說法，《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過是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或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這可以看作是對價值形式的批判功能的一個突顯。其同時表明：價值形式的實在內容不可以僅僅作為“知”對待，必然同樣是“行”。只有是行動規定，價值形式才同時是“階級—經濟”的實踐活動，才能在生產的社會形式上把生產關系既視為經濟關系，也作為階級關系的對象性（規定）。以此觀之，價值范疇乃是價值實體、價值量、價值形式三者的統一。作為社會生產的形式規定，價值形式是二重的思維和工具；被價值范疇在內涵上囊括進來的價值形式，實指社會形式規定，而非直接是經濟的表現形式或經濟形式本身。也因此，直接以人為主體的認識在《資本論》中撲了空。其不了解《資本論》所說的主體是“非人格化”和“事格化”的對象歷史運動，如價值實體—價值形式的真范疇（真的主體范疇）。與本體論作為對事物本質的歸因不同，主體論是階級觀照下的“矛盾讀法”。物質生產的歷史運動→價值→價值形式：然則，此處的價值形式專指階級內涵的價值形式。

　　一方面，運動驅趕著結構；另一方面，結構是實體的階級結構，而實體則是主體的運動結果或歷史產物?？梢姡苯由a過程毋寧作為主體引導實體的運動，流通過程毋寧作為階級（對抗）結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毋寧是引出主體范疇的階級運動。主體邏輯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第一個”歷史運動，在《資本論》中，勞動本體論和資本本體論的合題乃是指向這一規定。邏輯本體論始終是排他的；與之相反，主體邏輯關切階級原理如何落實為統治原理，關切階級、統治的行動和剝削理論如何統一。從文本依據看，“《資本論》第一卷的‘勞動價值論’‘貨幣轉化為資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工資’‘資本的積累’五個部分展現了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思想”;于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往往也在于此，即他們強調資本創造剩余價值的同時否定了活勞動所起的作用。換言之，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在于勞動力成為商品，而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又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通商品而言，于是，我們又回到了《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很顯然，‘勞動’是理解資本的前提與關鍵，更是《資本論》本體論思想的題中之義。”

　　為了說明資本惡，《〈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選擇從完整規定的生產邏輯出發，它防止一種錯識：“《大綱》的文本中所包含的雙重邏輯，即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二者分別指向馬克思關于‘生產一般’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結構的理論體系。”這樣來理解生產一般，其顯然不具有階級性，仿佛這又是資本一般與生產一般在抽象上的根本不同，于是抹殺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所謂人類主體，即人同他的物質條件的天然合一。不同于植物界、動物界，人依賴于物質條件而生產和生活乃是一種自然歷史的狀況。囿于將生產邏輯限制在人類主體的制造邏輯這個層面，取消它的歷史轉化功能，便難以看到各種歷史生產形式的概念類集是生產一般，更加不了解：馬克思運用這一特別術語在意義指向上其實是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主體邏輯，為了發掘歷史主體觀。由此導致錯誤指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強調人的主體性與自由；《資本論》則揭示出資本是一個結構化的形式體系……資本才是真正的主體，或者說是絕對客體，這是與勞動本體論完全不同的哲學構架?！顿Y本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雖然有諸多的思想連續性，但在深層構架上是有差異的。”

　　抽象是范疇的底層設施，離開范疇談抽象，抽象就是空洞和想象。一般來說，資本邏輯可認定是抽象統治（抽象主體統治和結構統治），乃至在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化的抽象已經成了既定事實。盡管如此，其不能作為抽象本體，不是“知”，而毋寧是實踐本體論的“行”。人們不應直接忙于直面抽象統治的現實，首要是面對歷史過程，認真搜尋這些抽象事實產生和歷史形成的路徑。由于抽象不直接針對現實個人或經濟活動，抽象必須被提升為思維科學的抽象力。資本結構化何以能夠成行？依照馬克思的科學闡述，結構化系統發生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一卷則為發現結構原理的所在。正是有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努力，《資本論》得以用研究對象規定徹底解決了科學研究的抽象力問題。這里，研究對象包括著三重意義：一是“大寫的對象”，整體書寫唯物史觀主體；二是對歷史主體（主體范疇）的規定；三是作為對象思維學的工作蘊涵式，即主體蘊涵式、對象蘊涵式、結構蘊涵式、事的蘊涵式。顯然，最后一重意義指出：主體論是主體邏輯同時作為生產邏輯的結果。作為“抽象”，生產邏輯只能是唯物史觀生產邏輯；在《資本論》中，它直接是主體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統一。所以，必須記住馬克思關于生產一般的如下論斷：“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了本質的差別。”在這種意義上，商品兩儀顯然是生產一般。這導致：在發生史上商品兩儀直接整合的是發展趨勢I和發展趨勢II，在分析工具上進一步延伸到發展趨勢III、發展趨勢IV，在發展趨勢V階段則變成被重建的歷史對象。

　　正是依據這個前提，商品兩儀致力于解決“危機之知→危機之行”問題。統一它們的是勞動二重性主體邏輯?！咀ⅲ汗べY惡蘊涵工資之行，資本惡蘊涵危機之知。據此，可借由危機與工資的相互識別性，補入工資的分析。】

　　乃至于可斷定：工資惡是以剝削為中介的階級和統治規定性的統一。所謂對象化，即工人的生產及其勞動產品，在對象化中的異化、喪失；所謂異化主體，在于將價值算法以社會統治的工具形式為主體或經濟手段，變身為剝削的算法，工資形式因此必然作為勞動力價值（工人必要勞動的社會生活資料）的轉化形式。故此，工資在《資本論》中就只能是資本工資：作為最典型的階級工資和階級生活資料的理想型的歷史形式。在規定性上，算法工資是工資惡與工資鏡的統一。

　　【注：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作為經濟范疇的雇傭工資。對于資本工資，我們必須“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為政篇第二》）。在此意義上，只有在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條件并與生產資料充分結合的基礎上，資本決定論的結構才能最終廢止并為勞動者的生產決定論所取代?！?/p>

　　這是典型的資本階級的算法統治。人們可從中確認：“在階級社會工作區間內，人怎么異化和物質生產怎么發展是同一命題……在這個統治場域內，工資鏡和工資惡、資本鏡和資本惡是高度一體的。”在流通領域，資本的各種收入——無論企業利潤、利息或地租，均實現為經濟范疇，唯獨資本工資“一體兩面”：既作為主體范疇，也實現為經濟范疇。同時在實現方式上，它們之間亦有區別：作為單純經濟范疇，其實現方式只能是市場競爭過程；作為“一體兩面”的資本工資，實現方式則是循環運動的系統過程。這就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價值規律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始終在場性。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闡述，《資本論》的工資論是關于價值規律的主體性在場的論述。從而，“我們也不能讓一種假定的工資理論從屬于資本理論。當工資的確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現時，相較一串在《大綱》中明確展開的主題，它看起來像是‘獨立的變量’。它的法則從《大綱》出發，主題是抗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勞動。它們直接把自己展現為宣告獨立的章程。一旦工資被引入，整個分類系統就像它的存在一樣必須因此而改變。我們必須從采用絕對剩余價值轉向相對剩余價值，從形式上的包容向真正為資本社會包容……工資、必要勞動力的數量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它也從總體上決定了基礎法則，包括必要勞動力的創新功能及其不可抵擋的上升趨勢。自工資理論成為一種條件以來，它就成為發展規律。”“因此，《工資》恰恰是為了說明‘勞動力價值的發展’而設。”

　　通過對比和性質甄別，可大體了解到：《資本論》“工資”篇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第一卷著眼于考察歷史資本形式，生產資本與流通資本是合一的概念；在這個發展運動環節，資本由于其特定的階級內容——階級者支配工藝者的絕對性質，擁有一個共有的歷史形式;繼而，正是上述合一概念使得資本工資成為統一剝削在生產領域內的形成與剝削關系在流通領域內的實現的唯一規定，或者說是作為生產剝削轉向經濟形式的系統中介。這樣就有了對《資本論》理論邏輯的體系解蔽（見表1）。

　　表1：《資本論》體系化之路：“從階級學到歷史科學”的再生產系統

　　【注：工藝者和階級者作為主體邏輯（質性規定），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中乃是“絕對同一”。從而，商品生產的資本構造式可表達為：Ｗ（使用價值‖價值）＝ c（Pm）+ v（A）+ m（A‖Pm）?！?/p>

　　突出生產形式支配經濟形式的價值形式的批判功能，和對價值形式的社會再生產的功能揭示是內在一致的。算法工資表明：價值剝削從而資本生產方式的內在特征，即是始終不存在有意識的對于生產的社會調節。此乃所謂的價值規律的真理性。這一規定進一步成為資本算法體系化推進的基礎。從而，再生產條件并非單單是流通條件!資本再生產條件是流通手段和統治手段的統一。算法工資作為統治手段，就在于促成各種職能資本的系統共生!這是存在于各種資本社會形式中的基因意識。“勞動力價值被確立為‘工資惡’范疇。伴隨這一發現，工資必須同時被理解為特殊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特殊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它造成以兩極化關系為運動結果的資本統治邏輯和主體反抗邏輯及價值形式的統治場，并把‘階級惡’轉化為‘統治惡’。”

　　這真正解釋了：“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主體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生產邏輯中，勞動本體論確立了主體的主導性地位，但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主體變成了資本實現自身價值增殖的工具。這是理論視域的根本改變：曾被馬克思反復論證的主體，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中變成了主體無法控制的他物的工具，社會運行的過程呈現為無主體的過程，或者說資本才是真正的‘主體’。”

　　以上揭示了《資本論》結構的秘密。其表明：為了說明經濟范疇的系統構圖和平面構圖的不同，最終逼迫馬克思給出二重（身份）的價值形式整體設計。以法文版《資本論》“價值形式”獨立標題為標識，這種設計同時表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理論邏輯業已達到成熟的思想階段。價值形式既是作為價值的價值形式，也是作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

　　在前一種情況下，價值是主體的身份，與此同時，價值形式是階級的身份；在后一種情況下，交換價值是經濟的身份，支應它的價值形式則是結構的身份。進一步，前一種情況顯示：單單是價值并不能導致階級關系的發生，而只有同時帶有作為階級形式規定的價值形式的價值，才是階級的價值；后一種情況顯示：單個的交換價值是物象的價值形式，資產階級學者將其作為物象化的平面構圖的認識基礎，為了瓦解這一基礎，必須設置“階級俱樂部的結構平面”，以作為“有機體”向“平面”結構規定性的過渡。

　　價值形式在總體上分解為階級的價值形式和結構的價值形式，由于矛盾作用的驅使，結構的價值形式又繼續分解為系統的價值形式和物象的價值形式。價值形式的結構身份兼具系統性和平面性，其間穿插有資本的不同的結構策略。此時同資本工資對應的算法共有三種：第一種是價值算法（主體論的活動區域），對應于階級的價值形式，經由《資本的生產過程》落成階級學的主體結構；第二種是可變資本的系統算法（主體范疇和經濟范疇同步系統成長——資本本體論驅趕勞動本體論的區域），在結構的價值形式基礎上繼而生成系統的價值形式規定，經由《資本的流通過程》落成有機體的系統結構；第三種是利潤算法（資本與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關系的本體論區域），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反映階級的價值形式和物象的價值形式的全面對抗。

　　在機理形成上，資本工資一方面是算法工資與雇傭工資的統一（用于解剖本身隸屬于商品一般的勞動力商品特殊），一方面又是階級工資與市場工資的統一（用于解剖作為可變資本的勞動力價值即勞動力價值特殊）。簡單而言，第二重統一的實現由于總是以第一重統一為中介，第一重統一可以視為全部運動和構造的基礎。第一重統一體現主體邏輯對資本邏輯的導引，第二重統一落實價值形式統治場，屬于對資本結構化的系統機理進行一般描述的規定。有了工資惡規定，有了上述二重統一性，對資本工資種種具象形式（多重規定性）的把握也就有了堅實基礎：經由階級關系澄清，直擊剝削事實，復經由統治事件，而擊破拜物教的經濟遮蔽。

五、作為主體范疇的工資鏡：價值形式的辯護功能

　　一旦采用“經濟形式—生產形式”分析模式，則有經濟辯護功能的產生。鮑德里亞是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建構即解構的角度提出“符碼形式—經濟形式（生產形式）”解析式，用鏡像的照妖鏡燭照價值形式的辯護功能。在鮑德里亞眼里，辯護性是價值形式的唯一功能。“如果資本的生死取決于價值的商品規律——如果革命取決于生產方式，那么我們就既不再處于資本中，也不再處于革命中。如果革命就在于解放人類的總體社會生產，那么未來就不會再有革命——因為不再有生產。相反，如果資本是一種統治方式，那么我們就確實還一直處在資本中，因為這種結構價值規律就像剩余價值一樣，是最純粹而難以辨認的社會統治形式，它無法再在統治階級或力量關系中找到參照，它沒有暴力，它完全被吸收卻沒有在困擾我們的符號中留下血跡，它在各處的代碼中起作用，資本在這樣的代碼中終于可以發表自己最純粹的話語了，超越了工業、商業、金融等方言，超越了它在自己的‘生產’階段所講的階級方言。”

　　鮑德里亞所指認的“完全符碼化的價格符號系統”，就是絕對形式的鏡像統治——以系統唯一認可的利潤算法全面替換掉價值算法。這是徹底的經濟統治的運動序列：商品形式→消費社會的擬像→數字時代的擬真→全面和絕對的鏡像統治（經濟形式支配生產形式）。價值的鏡像形式顯然內生于該運動序列，這樣，數字資本邏輯注定是資本邏輯的繼續，直至成為它的最高統治的工具結果。

　　鮑德里亞繼而宣告：“我們從價值的商品規律過渡到了價值的結構規律，這是和那種被稱為生產的社會形式的消失同時發生的。”從而，“革命的要求正是建立在廢除商品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各種本身包含鏡像規定的使用價值一旦頻繁和普遍地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那么它會反過來吞噬自己的等價形式，把數字鏡像視為相對價值形式共同的社會實體?；蜻M一步，如果說鏡像在生產邏輯中還僅僅是物質手段（如數字資料、數字媒介等），在鏡像邏輯中，拜物教與鏡像統治則是意義合流了。“這就是像幽靈般存在于交換價值中心的使用價值。但交換價值也通過后來的螺旋式發展，在占統治地位的代碼等級中成為不在場證明。”

　　沿著鮑德里亞的激進路線，既然“價值的每次形成都被其后的形成在更高的仿真等級中重新理解”，乃至于“每個階段的價值都把先前的機制當做幽靈的參照、傀儡的參照、仿真的參照納入自己的機制”，那么也就意味著：“一切解放都只是向已普遍化的操縱的過渡。革命本身在控制的隨機程序階段不再有任何意義。”“出于對資本主義統治的絕望和對資本主義反抗的絕望，鮑德里亞勇敢地制造了資本統治下的‘斗爭幻象’。由于不再滿足于價值的實踐邏輯和批判邏輯，鮑德里亞轉向‘符碼決定論’。”由于天然持有對“客體的編碼本質”的偏愛性，鮑德里亞宣告了“價值規律的死亡”，試圖以“符碼”置換“價值”，以至于“它假定了在商品的政治經濟學和符號的政治經濟學之間具有辯證的連續性（因此對其中一個的批判也就是對另一個的批判）。嚴格說來，這種連續性的保證，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所設定的。這種根本性假說不再采納生產方式這個概念，而是把它看作特定模式的隨意的內容。”

　　政治經濟學批判包含“實體—鏡像”“真實—虛假”“本質—現象”乃至“實在內容—表象形式”的路線斗爭關系。對于鮑德里亞提及的資本主義傳統生產方式而言，生產向符碼從而主體統治向徹底自主的經濟統治形式的轉換，是依靠鏡像活動和拜物教形式的聯合行動達成的，“傳統符號（在語言交流中也是如此）是對象的有意識投資，是所指的理性計算，而現在，符碼成為絕對指涉，同時，成為對象的邪惡欲望。”

　　回顧經濟鏡像性的符碼過程，是以有經濟學理論的“人體”和“猴體”。為什么會有“斯密教條”？在于執行經濟辯護功能——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借口，這是價值的鏡像形式的“猴體”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典型形式規定的價值形式（價值形態），資產階級學者是普遍予以拒絕承認的，其唯一認可的價值形式是非歷史的價值形式即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形式”束縛住了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視界，使“價值實體→價值形式→交換價值”運動路線發生逆轉，演變成“交換價值→思維規定的價值形式（=價值實體）→價值量”。

　　第一個運動環節即所謂“斯密教條”。斯密令交換形式決定價值的社會形式，并作為價值實體；于是在這里，“交換關系統一了運動，交換關系成了社會實體”，這個被交換形式所內在限制的表征價值實體的社會形式，即思維規定的價值形式。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有了“李嘉圖教條”，即第二個運動環節。也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李嘉圖并不是真正從價值實體中引出他的價值量分析，而是從有關價值關系的思維規定中找出勞動耗費的度量手段，作為價格的“最大近似”。所謂李嘉圖對形式的作用漠不關心，只關注作為實體的勞動時間和勞動量，這并不說明他是實體主義者。李嘉圖對實體的重視在于獲得思維上抽象演繹的方便，其并不真正重視由價值實體所代表的生產的社會關系。此外，實體主義者把價值決定從而價值量視為先驗的，與現實運動無關。與之相反，形式主義者把交換價值完全看作是外在的，“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valeur intrinsèque）似乎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

　　資本關系是在價值形態的地基上得以歷史形成。“商品→資本”演歷運動包含了階級的、統治的雙重內容和轉化形式，即“價值→資本”和“工資→資本”。運動關系顯示：直接生產的勞動形式或勞動過程無法徑直實現向資本的歷史過渡。“價值的社會形式”這一規定的功能不僅僅在于支持價值實體向交換價值和價格的過渡，而且在于支持主體行動邏輯從而勞動過程向現實社會的客觀結構從而資本形式的過渡。“價值”這個術語內在包含了價值形式的意義。須知，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對“價值—資本”起源路線的強調，所征用的即是這一含義。“一面是階級，一面是拜物教，理解中介是‘階級’（階級客觀）與‘拜物教’（階級主觀）的關系統一，是以資本乃‘兩面體的規定’。資本歸根結底是‘價值形式’。”

　　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用直接生產過程統一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分析，在于理論驅趕“斯密教條”，在于統一價值決定的生產主體條件（勞動二重性）和價值決定的系統主體條件（價值形式）。“斯密教條”向“李嘉圖教條”的推進，是取消了價值決定的條件機制的分析，用純抽象的方式思考價值問題；究其實質，“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間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李嘉圖教條”的理論和實踐的庸俗化產物是著名的“三位一體的公式”。這是價值的鏡像形式的“人體”規定。它的出籠使得資本剝削工人的算法被全部掩蓋起來，替代以完全表面化的合理合法的經濟算法形式。亦因此，如果要對上述資產階級公式內容進行歸納，其在分配關系上的規定即李嘉圖所堅持“工人為了工資，資本家為了利潤”二律背反的認識。其庸俗化的教條就是“人人都是自己的老板”：勞動是自己的越來越數據化的人力資本形式的老板，資本是自己的物質財產形式的老板，土地是自己的土地財產形式的老板。

　　從中可再總結出三點結論：（1）價值形式在資產階級工作體系內是必然存在的一種事實，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必然不能回避這一事實；（2）價值形式在規定性上既是主體范疇也是經濟范疇，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設法從經濟范疇的自然本性上逆向追溯主體范疇的性質，從而對主體范疇形成理論的虛假化；（3）于是斯密和李嘉圖所借助的思維規定的價值形式，一步一步地為庸俗經濟學家所利用，直至在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公式中，它定格為特定的鏡像規定。價值的鏡像規定和價值的社會規定是截然對立的價值形式兩儀。

　　以致在命名上，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和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的價值形式應做區分：一者是價值的社會形式及其經濟表現，一者是價值的鏡像形式及其經濟表現。它們分別代表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路徑：“價值實體—價值形式”以及“交換價值—價值形式”。聯結二者的始終是流通過程。為此，馬克思堅持聲明：“我們從流通出發，是為了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這也是歷史的發展進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以商業在另外的、過去的生產基礎上的發展為前提的。關于這一點要詳加敘述。”

　　價值形式由此獲得真范疇和假范疇兩種規定性。如上指出，假范疇（假的主體范疇）代表著特定的價值擬制的鏡像活動，屬于主觀價值論的理論思維工具?！顿Y本論》堅持從價值實體的規定性中引出價值形式，在于執行批判功能!與之顯著不同，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的出發規定從來都是三位一體的公式的本身，理論目標不是要將價值形式歸結于價值的社會對象性，而在于將其認定為是被符碼所操縱的鏡像活動，直至融解自身規定于物表現的交換價值鏡像中。在社會客體體系中，物以虛假形式設定自己。這樣，即有了和價值實體—價值形式的真范疇相對的交換價值—價值形式的假范疇。

　　馬克思價值形式的批判功能和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價值形式的辯護功能，它們相遇在《資本論》“三位一體的公式”一章的寫作。“三位一體的公式”批判的方法論寓意在于：（１）科學說明可變資本的階級內容是由勞動力商品羽化而成的主體統治關系，從而經濟術語的理解前提是資本的主體統治；（２）其在邏輯學上披露：資本對主體的統治必須解讀為“資本決定論”與主體反抗的本體論的事實統一；（３）深層次看，這一對抗矛盾沿著資本惡路線運動深化：在流通王國中體現為“統治惡”，在競爭領域中體現為“分配惡”；（４）據此，資本不是虛假的歷史主體，卻是虛假的歷史本體論。以此觀之，為了防止資本對于勞動的本體論覆蓋，必須沿著自然歷史過程路徑，堅持將勞動力商品視作“一部（階級）整史”。

　　在那里，價值形式之真（價值的社會形式）盡力地驅趕價值形式之假（價值的鏡像形式），卻始終無法驅離。假范疇注定與真范疇共生共存!整體看，這是生產關系研究必須由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對象范疇出發，又必須對其采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立場的基本理由。

　　【注：數字經濟和生產符碼加劇了上述無法驅離性。生產鏡像性無疑是價值形式系統所引致的規定——勞動資料的系統二重化只能在價值鏡像系統中觀察到，反過來，實體生產力與數字的鏡像性生產力的對立必然使價值的鏡像形式的統治加劇，使一切經濟統治符碼化。數字勞動之獲得收入仿佛不是資本的利潤算法的結果，而是自我雇傭的價值算法。在工資鏡中，勞動的真實使用價值被無端消解，勞動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勞動是被給予的。假范疇成為一切經濟形式的出發前提。于是鏡像統治一旦在系統中獲得支配性地位，鏡像的直接在場——假范疇發生系統性作用的結果——就被當成是個體的直接結果。數字擬真（符碼的對象化、符碼強制）必然作為顛倒真實的最為虛幻的手段，作為資本生產方式的終極統治道具而最后出場。這是比生產剝削更為激進的層面?！?/p>

　　資本的主體統治的核心范疇是可變資本。然而在“工資鏡”這里，出發點直接是價值形式統治場。和價值形式直接照面的不是價值，而是作為價值的進一步外在表現的交換價值。中介成為矛盾關系的紐結。價值形式運動的目的不是實現向實體關系的回歸，而在于獲得鏡像性的規定。結構繼而導引運動，于是，在價值實體的結構表現和交換價值的全體運動（總和關系）之間產生經濟形式的運動對接。在這種意義上，以至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又毋寧是引出實體及其結構和事態的運動規定。在商品生產方式中，勞動二重性和價值形式是一對相反相成的規定。在《資本論》中，如果將直接反映主體危機的勞動二重性（工資勞動）記作“Z”，則作為結構表現，價值實體的本體事實即價值形式（統治場）可記作“ZW ”。工資鏡是價值形式統治場規定性的繼續延伸。

　　同時在這里，價值形式和交換價值似乎很難區分，因為價值形式僅僅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規定。此時說交換價值從價值形式引出，不啻是同義反復。可見，促使價值形式和交換價值在規定上截然分開的是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系統實現：如價值構成=價值形式的系統構造。基于這個前提，價值算法和利潤算法分別選擇了截然不同的出發規定：一者由價值從而價值實體本身出發，一者由價值形式即價值實體的結構表現出發。盡管如此，系統算法仍然是聯系兩種不同算法的紐帶，或者說是一個運動轉折的中樞。價值形式本身折射了價值辯證法。

　　【注：價值包含了價值形式規定，包含了價值形式的社會規定向鏡像規定的轉化運動。于是就工資范疇同時反映“價值實體—價值（社會）形式”“交換價值形式—價值（鏡像）形式”不同的引出關系而論，雇傭勞動的工資形式乃為價值辯證法的工作落腳。】

　　從中顯示，工資的主體本質是統治：既是統治階級之于被統治階級的統治形式，又是被統治階級自身的拜物教工具。故此工資由階級行動而生，羽化為剝削的真知識。這項剝削知識的軌跡乃是“階級→統治”。價值剝削體現于工資的價值蘊涵式。這一視角模式鎖定《資本論》工資研究圍繞兩極分化的階級斗爭邏輯：其時間維度是勞動力商品→可變資本‖勞動力價值→階級工資，空間維度是工資統治→利潤統治‖工資形式→地租形式。這決定了工資特殊的經濟質與經濟量。拿工資形式的實現來說，雇傭工資總是系統實現為可變資本，這是經濟危機總爆發的內在根據。資本的事邏輯決定資本工資的質、量統一，是由生產主體組織（價值）到資本實體空間（價值形式）和經濟虛空間（交換價值），作為工資惡和工資鏡交替呈現的整體態勢。

　　“據此還表明，《資本論》布局有兩條線索，明線在資本邏輯上展開，暗線在主體邏輯上展開，兩條線索共同闡釋了工資的動態運動。”工資范疇之定格為價值與價值形式統一，在于價值為真（階級內容之真、剝削內容之真）乃至是價值形式的真假同體（統治為形式之真、拜物教為形式之假）。在資本工資事態世界中，工資一般由歷史的抽象概念（范疇）具象為具體的現實概念（知識）。表面上，無論階級工資、市場工資只是與雇傭工資有關，其實不然，它們一方面是拜物教的生成根據（工資惡）、一方面是對拜物教經濟形式的遮蔽（工資鏡），實則反映資本工資的整體構造。工資惡與工資鏡及其性質上的相生相克運動，于是反過來從結構維度上充分顯露出來。

　　工資是算法。然而如何算？是依“生產條件矛盾”而算，還是依“生產要素矛盾”而算，其性質和結果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依據前者，庸俗經濟學家依據后者。就實踐命題而言，馬克思主義所認可的工資的生產實體是勞動過程、分配實體是人類勞動即價值；與之相反，庸俗經濟學家唯一承認的“實體”是生產要素——無論生產或分配皆然，而這一實體不過是生產條件的鏡像形式。庸俗經濟學家理性分析活動的唯一功能在于對實踐進行庸俗化，并把庸俗化的東西視為“理論命題”。工資突顯了勞動與生產要素的系統矛盾性。結構維度為兩儀所生：是在主體范疇基礎上，由“剝削術（工資惡）”“統治術（工資鏡）”化生而成。階級性、統治性、剝削性以及拜物教性澆鑄了實體與主體的統一，以及“統治—拜物教”對于剝削的刻意遮蔽，兩重結構屬性的路線斗爭其實就是工資主體范疇所定格的資本社會形態的實體結構規定。

　　如何言說剝削？《資本論》沒有把新古典經濟學意義的工資（市場中的工資形式）作為獨立的對象，相反，設法使之從屬階級工資規定性。這樣，科學闡明市場工資必須借助資本工資范疇。而一俟算法工資完全表現為它的雇傭形式的工資算法（工資作為商品生產本身實際的耗費）——自此刻起，伴隨工資作為獨立的生產成本項目被工廠事務所對待（工資＝成本），階級工資開始向市場工資進一步轉化。市場工資是工資在經濟核算上被賦予單獨形式的結果，它本身相應成為工資鏡的經濟具象形式（工資＝生產成本或工資＝經濟收入）。當這一切完成之后，工資與資本的現實關系有了最為直接的表現：階級工資與市場工資的現實統一。從階級化的算法制度角度看，工資的主體本質是統治：既是統治者之于被統治者的階級統治形式，又是對于被統治階級自身而言的拜物教工具。正是經由統治，階級工資被鎖定在勞動力價值的量的水準而不能逾越。一旦否認這一點，就取消了工資的剝削規定性。勞動力價值和工資形式于是必須作為連體的規定，也就意味著：“勞動力商品—可變資本—勞動力價值”是作為總鏈條和總行動，啟動了“階級工資—市場工資”資本工資的現實行程。

　　至此，可做出初步總結?！顿Y本論》法文版中，馬克思對價值實體（商品生產社會關系的算法主體）、價值量、價值形式（以使用價值為物質承擔者的社會形式）以及拜物教的開篇論述，引導人們徜徉于“商品的歷史知識”這一科普化的語境。但就是在“價值形式”這里，馬克思指出，這個資產階級社會最為一般的形式顯露了商品生產方式的特殊的社會歷史性質。于是為了把握工資的唯物史觀，我們必須區分工資形式所指向的“歷史事”和工資作為分配關系規定的“事者邏輯”。一般而言，前者指示物質生產的社會歷史內容和形式，和資本工資形式相關的歷史事顯然是價值的生產方式及其生產的社會形式；后者進一步指示生產的社會形式（或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本質和現象，就資本工資形式而論，則立足于將歷史生產社會內容對社會形式的關系推進為經濟本質對經濟現象的關系。這勢必引發對價值的歷史范疇的再思考，它本身包含著兩種運動系列：價值實體的運動系列和價值形式的運動系列，分別對應歷史事（范疇）和事者邏輯（范疇）。為簡明起見，我們把上述價值范疇的不同運動系列稱之以“系列I”“系列II”，將考察鎖定于“系列I→系列II”的整體運動。由此可以認識到，堅持系列II對系列I的依從，堅持主體本質對經濟本質的運動化入，以解決邏輯本質的無根性，這樣有了資本工資術語群落的形成（見圖3）。

　　【圖3：資本工資術語的群落形成（事者邏輯）與價值算法的體系推進（歷史事）】

　　【作者注：本文中，圖1，圖2，圖3，確實高度邏輯關聯！王亞南指出，“把工資這個分配形態放在生產過程考察，在習慣于傳統講法的人看來，簡直是太意外了，太不可理解了。但仔細體會一下，就知道這不只是第一卷的重要關鍵，也是全三卷的重要關鍵，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在理論體系上的一個徹底的革命的重要關鍵。”進一步，“我們如果按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采用所謂三位一體公式，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將得出什么結果呢？那就只能說是各出一份力量，各得一份收入，誰也沒有剝削誰。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這個看來像是整齊的系統，只要把工資這個分配形態與利潤、地租等等形態，從本質上區別開，顯出一方面是被剝奪去生產資料，向他人提供剩余勞動、剩余價值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占有并利用生產資料榨取他人的剩余勞動、剩余價值的結果，它的欺騙性，就被徹底揭露出來了，它的整個體系就被瓦解了。”工資一般是破解資產階級三位一體邏輯的理論利器。圖1和圖2的貫通，不過就是對圖3的孵化。這樣，就可以把工資從分配形態推進到研究對象的整體邏輯予以建構。】

　　在價值范疇規定性上，一旦系列II在管控系列I，在系統中工資鏡就將起支配性作用。為此，只有深刻理解價值實體與價值形式的統一，堅持從價值實體的規定性中引出價值形式，才能識別主體統治的本根與物象：如上所述，一者是價值的社會形式，一者是價值的鏡像形式。在本根與物象的關系得到根本厘清的基礎上，主體范疇的規定性順利推進為經濟范疇，進而識別經濟形式的本相與末相。階級工資是工資形式的本相規定。對照來看，市場工資乃是工資形式的末相規定。從運動系列的內部對應關系看，本相規定依從于本根的主體統治即價值的社會形式，而末相規定依從于物象的主體統治即價值的鏡像形式。以此觀之，工資鏡的規定性本質上在于模糊主體規定！“顯然，這一研究規定是神秘性質的。但是，它確立了物象科學基礎。”

　　“在整個工作布局中，‘社會結合’是平面化的對稱結構，交換關系和生產關系就好似是主觀本身和客觀、主體本身和客體，是它們的‘自然結合’；進一步，‘社會運動’是自然秩序上的運動結構形式，它們自然生長，猶如已寫就在結合規定中的那些性質的固有經濟特性?？茖W的任務似乎即在于把握物象結合的運動以及物象結合的本身，賦予社會自然性。”以交換形式規制生產形式，以市場交換關系統帥生產的社會關系，這就是鏡像關系的經濟實質。如果說在實踐上，價值的社會形式從而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已然解決了拜物教意識的根據與來源的問題，那么在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指向直接就是價值鏡像這種虛假形式?；蛘呖梢哉f，價值形式的鏡像理論按其實質而言，不過是拜物教理論本身。

　　以上論述彰顯《資本論》工資論探究的實質：對價值形式歷史結構進行機理解析。人們對馬克思理論長期陷入只“知”不“行”，嚴重遲滯了對于《資本論》原理的深入發掘。分配不是純知，而是行知！為此，工資研究必須拒絕普世價值語言。一切物象科學在理論上的操作都指向一種規定，那就是物象化的顛倒行動。“換言之，也就是力圖把‘歷史主義對象’全部吸干吸盡，全部替換以‘物象研究對象’，相應使歷史存在全部被置換為物象存在的規定。這當然是徹底顛倒的一種工作結構：物象存在（物象的對象存在者）——物象對象（物象的歷史存在者）——社會對象（物象的社會存在者）。

六、工資的價值形式本質：一個總說

　　工資不僅反映工人的經濟狀況，也反映勞動者的歷史發展狀況。工資在《資本論》中既與資本價值構成同時也與資本技術構成相對應，突出地反映了主體與本體、實體乃至經濟形式的統一性。工資形式的理解本位不是孤立的生產關系或交換關系，甚至不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是生產方式本位、生產關系本位、交換關系本位三者的統一。

　　全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工資的價值形式本質。資本工資范疇突出地反映了這一本質，但它同樣不是孤立的認識事件，必須提升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主體事件，從運動的高度整體看待工資關系歷史的形成、系統的構造及其瓦解和重建的全過程。價值形式以價值的分配者統一資本工資的多重規定性，然則，如何分配是隸屬于如何生產的統治職能。

　　在這一意義項下，資本的社會職能包括再生產職能（價值職能、基本職能）、拜物教職能（交換價值的統治職能）、鏡像職能（使用價值的統治職能）三大權屬?？捎靡唤M關系式予以總結：

　　a. 實體關系：產業資本（職能資本——剩余價值生產的各種職能形式）：

　　b. 工具Ⅰ：虛擬資本（金融資本——資本虛擬活動的各種職能形式）：

　　c. 工具Ⅱ：數字資本（符碼資本——資本數字活動的各種職能形式）。

　　——作為分配者的資本形式，在數字時代，一切資本統治由“符碼”發動。所謂“符碼資本”，即指示這一極化的經濟統治鏈條：鏡像統治→拜物教統治→貨幣統治→商品統治。這就是鮑德里亞的結論。鮑德里亞從統治工具II出發，作為制高點，他似乎看到了“鏡像的真理”：普遍化的仿真與仿象、擬真與擬像。其實，這一切都不過是價值形式場所具象的統治景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呈現，而非外在景觀。這是強化版的意義互看與關系斗爭：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兩儀對視使人們得以觀察到數字時代更深層的景象，即實體性的使用價值和鏡像性的使用價值的依存對立以及在價值統治的社會形式及其鏡像形式之間發生的同種關系。

　　這就是第二自然即客體系統的使用價值兩儀和價值形式兩儀。它突出了生產方式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意義合流：由客觀而主觀，由歷史而范疇。商品兩儀是對批判路線的設定：包括主宰內容辯證法的商品形式的生產力批判和主宰形式辯證法的商品形式的生產關系批判。只有在符碼化的數字時代，“物體系”才有望以統治形態自行獨立。以致在激進路線中工資不再需要爭取：“勞動的饋贈和接受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代碼一樣，像歧視代碼一樣直接發生作用。工資則是這種帶毒禮物的標志，是概括全部代碼的符號……工資接受者在消費中，在物品的使用中再生產的，恰巧是和他在勞動中所經歷的緩慢死亡完全相同的象征關系。”

　　數字鏡像工具的社會普及，令鏡像統治與拜物教統治彼此拱衛著對方。這一切皆為強化算法統治所設。所謂“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之共食追求，即溪水之旁，住一草房，擁書幾冊，若干粗糧，吾身足矣!這是對宗法統治的逃離。“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由系統鎖定的結論，則使得雇傭勞動逃無所逃。工人生活的雪泥鴻爪的運命乃至工資的文明規劃（除了生活資料而一無所有）的統治形式使經濟場域的人隸屬于結構禁錮之中，相反，為資本鑄就持續自我積累的社會動力。

　　——使用價值不是拜物教的物質基礎，而是價值形式統治的物質基礎，帶有鏡像性的使用價值進一步是商品拜物教發揮作用的社會物質基礎，乃至是拜物教的社會統治的載體和道具。在資本工資形式的多重規定中，“一體兩面”始終是核心性的統一規定!所謂“一體兩面”，指示階級工資內在質是工資惡、市場工資內在質是工資鏡，以及工資惡、工資鏡生成工資形式的“身體”，算法工資（主體范疇）、雇傭工資（經濟范疇）相應生成“身體的兩面”。“一體兩面”是對多重規定的統一性的內在限定，從而生出工資惡與工資鏡、算法工資與雇傭工資、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階級工資與市場工資乃至勞動力價值本身與勞動力價格形式等資本工資形式的多重統一規定。“一體兩面”的多重矛盾統一，規定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的結構維度。從廣義來看，上述實在元素恰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范疇之結構形式四維：階級維、統治維、剝削維以及整體借助鏡像工具而對經濟形式進行多重歪曲表現的拜物教維。資本的結構化顯示：工資在規定性上始終是統治的道具，是套在工人頭上的“緊箍咒”。工資形式定格于價值形式的生產邏輯、流通邏輯和分配邏輯。一旦堅持價值形式的規定由價值實體所引出，工資和危機即可相互識別。繼而，設若于資本惡和工資惡展開自身規定的鏡像活動空間中繼續堅持價值范疇的系列Ⅰ決定系列Ⅱ，那么交換形式的鏡像價值（如市場均衡價格）將被極大地予以理論驅除。

　　——生活資料本位（宗法制）向價值本位（算法制）的轉化，是所謂的“價值算法”。價值算法的核心內容是建立算法統治的生產剝削與經濟剝削。工資（w）作為資本價值形式，是自身賦予的統治場。這是一個總體規定，也是一個特殊規定；勞動力價值（v）作為資本對主體（Z）進行社會統治的特殊理論和經濟實踐，于是有了Zv和Zw的關系聯合：W（L）— v（L）～ w（v）。借助鏡像規定的使用價值媒介，工資鏡進一步催生了物象形態的收入鏡（各種經濟收入形式）。以上分析表明：價值形式統治場在經濟形態上的完成路徑為“Zw（工資鏡：下標為小字字母）— ZW（資本鏡：下標為大寫字母）”，資本工資說到底具有算法與雇傭的系統兩面性。在“工資一般”這里，《資本論》的體系結構之謎將得到澄清。這是“最后的解蔽”。故唯有在這個階段，主體范疇與其經濟范疇表現之間的認識矛盾才完全顯露出來，“工資=價值”“工資=成本”“工資=收入”的性質差異直接反映為《資本論》“工資三種算法”（幽靈學的價值算法、“以資本為中介”的人和生活資料結合的階級工資規定或系統算法、執行統治功能的價值形式的利潤算法）的對立統一。

　　——資產階級教科書在工資理論方面僅僅認可資本鏡像系統的唯一公式：市場工資=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形式的理論辯護功能以及統治場在表象生活上的同體共相，令知識邏輯有了和諧統一的形式。如前所述，《資本論》三位一體的公式的核心內容是指出資本拜物教的表象生活形式。于是一旦工資僅僅作為經濟知識（在表象領域呈現出來的經濟知識）被對待，利潤算法即構成工資的邏輯象?？梢娫诠べY三種算法中，唯有第三種算法是根本違背價值原則的。

　　為此，社會主義工資可采取“限制而不廢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市場實現方針，在對資本工資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前進。與此同時，必須放棄作為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和種種“中性論”劃清界線，堅持二重性分析。社會主義工資所依托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服從于對“卡夫丁峽谷”的跨越，而不是“補資本主義的課”。改革開放后，工人階級探索到了公有制的新形式。中國雇傭勞動階級是以必須、也只能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壯大，在最大限度地逃離算法統治中求取自身的經濟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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