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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與人民公社的問題區分開來

鐘之說 · 2024-08-26 · 來源:鐘建民的理論思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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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那些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發展階段相重合的特殊發展階段所產生的問題清理出來之后,我們就會發現,人民公社的制度模式,是一種普遍適用于公有制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勞權公有制模式,因為它全面地體現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它才是勞動者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

  對于人民公社,許多人分不清是人民公社的問題還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許多人實際上是把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當作了人民公社的問題,并以此來否定人民公社的實踐。

  什么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呢?

  我國人民公社的25年時間,恰好處于我國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國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包括了如下特殊發展階段:

  1,我國農業和農村由原始種植狀態向現代化農業生產和農村轉變的過程;

  2,我國整體處于從一個農業大國向一個工業化國家轉變的過程;

  3,我國人口處于一個快速增長到逐步放緩增長的發展過程。

  4,我國社會性質由半封建的社會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中。

  在這四個方面中,前三個方面的問題屬于人民公社時期特殊發展階段的問題,而只有第四個問題屬于人民公社本身的問題,事實上許多人對人民公社抱怨的問題,客觀上屬于以上述三個特殊發展階段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事實上,前三個方面的問題會隨著這些特殊發展階段的結束而自然消失。而人民公社本身的問題,則有待于它的制度的不斷完善而得到解決。

  現在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這種誤解。

  一,吃不飽飯的問題。

  這一問題既與我國人口快速增長有關系,也與我國農業由原始種植狀態到現代化轉變過程相關。

  “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飽”,這句話聽起來的意思,就是因為建立了人民公社體制導致了吃不飽飯。但事實上在經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后,人民公社形成了以生產隊為基礎、以公社各方面服務系統相結合的體制之后,我國糧食生產從1965年起,隨著農田基礎工程和農業水利工程的展開,就開始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上升通道,而且越是往后,增長的速度越快。而之所以存在“吃不飽”的問題,原因在于我國人口的增長在從1963年到1974年期間的人口增長率超過了2.00%,其中增長最高峰的是1966年到1971年,增長率在2.57%-2.79%之間。這是我國人口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人口增長速度快于糧食增長速度,因而產生了吃不飽的問題。而從1972年開始,我國人口的增長率明顯出現了遞減趨勢,從1972年的2.46遞減到1984年的1.31。因此,這吃不飽飯并不是因為人民公社的糧食生產不行,而是因為人口增長處于我國歷史高峰的特殊發展階段形成的特殊現象。

  二,“生產隊時期 ,為什么人們總是貧窮呢?”

  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是貧窮的,這幾乎是一致的看法。

  但這個貧窮是因為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造成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認為人民公社時的農民貧窮,是因為許多人把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收入狀況與改革之后相對比,這種對比方法本身就有問題。

  如果我們把人民公社的農民與之前的農民相對比,貧窮嗎?回答是否定的。

  有了人民公社,農村很快有了通了電,而有了電,就有了電燈,甚至普及了廣播。電燈與洋燈相比,是窮了還是富了?從不知收音機為何物,到家家戶戶可以通過廣播了解新聞,聽戲劇歌曲,是窮了還是富了?在人民公社經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人民公社的體制和生產活動趨于正常,公社沒有幾年就普及了中學教學,普及了到大隊的醫療體系。從沒有學校到大家可以就近上學,從沒有醫院到就近享受醫療服務,這難道是比原來更窮?

  第二,人民公社時期是窮還是富?如果僅僅用吃飯、穿衣來與今天相比,實在是貧窮。但如果從農民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來看,過去的農民并不就比現在的農民窮。生產隊時的夫婦兩個農業勞動力可以養活一個七、八之家,可以負擔三、五個孩子的生活費用,而今天就是夫婦兩個都在廠里打工,養一個孩子都勉強,兩個孩子就不行了。過去的發展是一家變兩家、三家,而現在的發展趨勢是兩家、三家將變成一家,許多人都要斷子絕孫。能說那時貧窮嗎?

  第三,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收入低,這是因為人民公社時期正處于從以人力和畜力為基礎的原始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的特殊階段。在這個特殊階段,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不高,缺乏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的工業支持,主要處于以肩挑手挖的作業狀態。如果人民公社有進一步的發展,實現了高度機械化,勞動生產力有了大幅提高,農民的收入也會大幅度的提高。

  第四,人民公社時農民收入低,也與人口的快速增長相關。從1956年到1983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億人,平均每年要增加1600萬人。從人民公社開始的兩個人,到人民公社結束時變成了三個人,相應地,在較低生產力水平基礎上形成的生產成果自然也要在快速增加的人口上進行攤薄,大家得到的收入就少了。

  第五,人民公社農民收入低還與我國的工業化過程相關聯。因為當時國家工業化的資金積累的很大一部分也只能靠農業來積累和貢獻的。由于國家處于艱難創業時期,艱苦奮斗是唯一的選擇。

  第六,人民公社農民收入低,還與人民公社時期的農田建設基礎工程和農業水利工程沒有進行貨幣計價和按勞分配相關聯。據統計人民公社時期完成的基礎工程的土方量有3600多億立方,即使按30元人民幣一個立方計算,其價值總量也要達到1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把其中的一半進行勞動投入的貨幣支付,也會使社員的收入水平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就不存在貧窮一說。在前30年,因為這些勞動成果沒有進行計價、進行貨幣核算,因而許多人沒有把這些工程當作積累財富來對待。這是所謂人民公社貧窮說的產生的原因之一。

  總之,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收入不高,與人口發展的高速度和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狀態相關,更與計劃經濟時期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特點相關,而不是人民公社體制造成的問題。

  三,“物資短缺”問題。

  改開之前,國家采用的是生活物資憑票供應。因為物資短缺,因而國家只能采用票證的方式來平衡老百姓的生活物資需求。在許多人看來,這也是因為人民公社體制的毛病。

  我是59年的。我記得小時候,我的伯祖母還用那種老式的仿機紡棉線,家里還有用腳踏的織布機織布,那時是洋火、洋釘、洋油、洋皂等,大多數的生活用品都帶一洋字。

  這種物資短缺的局面主要是與我國處于工業化過程的特殊發展階段相關,而不是人民公社的過錯。

  在人民公社時期,我國無論是工業化過程還是農業現代化過程,都處于一個爬坡階段。就農業來說,從畝產二、三百斤到畝產五、六百斤再到畝產八、九百斤、上千斤,從人工積肥為主到化肥為主,從人工除草到使用除草劑,從沒有良種有良種和良種的多次推廣,從靠天吃飯到建立完整的灌排系統,無論哪一個方面,都有一個艱難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總是由慢到快地變化的。

  四,人民公社農民的自由被限制?

  認為人民公社時的農民自由被限制,這是許多人常說到的一個問題。但這其實與人民公社本身沒有多大關系。

  即使是土地是個體所有制,那農民也只能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進行生產,同樣是不自由的。除非個體所有的土地可以賣買,否則,個體農民同樣會被束縛在土地上。

  事實上,但凡是土地或生產資料所有者,他們都是不自由的。一個個體的農民生產者,他不可能脫離自己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而去別的地方去工作;一個店老板,他也必須守著他的店,甚至每天都要10幾個小時;即使是企業所有者,他也必須無條件地滿足一個企業正常運行和發展的一切需求,當老板也不自由。

  在現實社會中,能夠稱為自由的人,只有雇傭勞動者。因為他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因而他可以到處流動,他可以給這個老板打工,也可以給那個老板打工;他可以在這個城市打工,也可以在那個城市打工。

  在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之后,農民的確自由了。因為你自己的責任田,由你自主經營。你可以精耕細作,也可以廣種薄收;你可以轉租給別人種植,你也可以讓它荒蕪。所謂的自由,不就是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理自己的責任田嗎?但社會給你的選擇也不多,那就是你不靠自己的責任田生活,那你就去打工,把自己作為商品出賣,選擇合適的企業成為一個農民工。對大多數人而言,所謂的自由也就是可以作為雇傭勞動者的選擇自由。

  其實在生產隊時,如果你有自己的手藝,也可以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而可以靠手藝賺錢生活的。在人民公社時,自由職業其實是有很多種的。木匠、瓦匠、補禍、理發、裁縫、……,這些關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種行業都活躍著不少手藝人。

  但是,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打工的機會還是非常少的,因為過去的工業本身也沒有現在發達,處在發展過程中。在人民公社大部分時間,農民脫離了農業是難以生存的。因此,作為農村集體所有制的一員,你一般只能在自己的生產隊、大隊或公社范圍參加勞動,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五,人民公社的制度問題和管理問題。

  在現實中,許多人創業創辦私營企業。但是有10家企業創辦,出現8家企業失敗的情形,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是,對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卻吹毛求疵。在私營企業中,在100家企業中,有50家企業經營狀況很糟糕,大家也以為很正常,但在人民公社,有部分生產隊搞得不好,許多人就會很不滿意。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因為人民公社是一種新型的經濟體制,習慣于小農生產方式的人看不慣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更是要否定它。這是人民公社體制遭受許多人反對和否定的基本原因。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對人民公社發生的問題,到底是因為制度方面造成的問題還是管理不到位的問題也分不清。因此,有許多人會把本來是管理不到位的問題當作人民公社體制的問題來反對。

  現在我就來談談人民公社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1,人民公社體制的性質與特點。

  1),人民公社開始的幾年,由于遭受了挫折,因而在1962年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調整,然后形成了生產隊為基礎的、以公社服務體系相結合的生產管理體制。自1962年之后,人民公社事實上才開始處于正常發展的狀態。到1983年人民公社結束時,其實它的正常發展時間也就2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這時經過了調整之后的人民公社體制已經形成了比較健全有效的經營機制。

  2),在生產隊這個基層單位,形成以社員為主體的管理體制和分配體制。生產隊建立了社員大會、隊委會領導下的隊長負責制,客觀上體現了社員的勞動管理權;而由于采用了工分分配方式,生產隊在分配上也體現了社員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利益要求,體現了勞動分配權。從經濟實體的角度看,生產隊有明確的生產主體,有滿足以這個主體的利益要求為核心的價值運動和管理運動,因而它是一個真正獨立的經濟實體。

  3),與生產隊的發展要求相適應,公社形成了物資供銷系統,農技服務系統,農機服務系統、金融服務系統、文化教育系統、醫療保障系統等等。

  4),人民公社體制本質上是以社員為主體的、體現勞動所有權的企業集團體系。這個體系它兼顧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要求,在生產資料的保值為基礎上,生產隊由社員自主經營并收支處理自理,自我發展;同時又通過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結合,以滿足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為主導的生產力發展體系。

  2,人民公社體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問題。

  1)從經營機制角度說,人民公社形成的是不同于產權企業的按勞分配機制。這種機制表現為社員勞動投入、形成糧食和現金,然后再返回給社員家庭消費形成勞動的新的投入能力。在這里的生產方式,已經是不同于資本運動的生產方式一一即工本生產方式了。所謂工本也就是勞動者形成消費價值的勞動能力投入。在采用工本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勞動者是具有很強烈的學習生產技術和知識的要求的。從本質上說,勞權企業本質上就是一個學習型組織。因此,與生產隊體制相適應的,還應該有一個與社員學習生產技術和知識的需要相適應的教育體制。

  因此,人民公社在體制上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建立與生產隊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對于這一點,我們只要對比華為的體制就可以很明顯看出。華為作為一個按勞分配的企業,員工具有提高自己技術能力和學習知識的強烈愿望。因此,華為自己有一個華為大學,來滿足員工提高自己工作能力的要求。原則上所有的按勞分配企業都需要有自己的教育培訓體制。

  2),所有公有制企業的運行和發展,涉及到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因此,在人民公社事實上還應該建立相應的三者利益關系的調節體制。在產權企業,一般是通過建立工會組織來調節勞資關系的。工會,性質上就是勞資關系的調節體制。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同樣也是需要建立相應的利益關系的調節體制的。我把這種調節體制稱為制度管理委員會。即由管理人員,社員代表及相關主管部門人員構成的制度管理委員會,通過制度管理的方式來調節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關系。

  由于人民公社發展的時間過短,其教育培訓體系和利益調節體制都沒有能夠建立起來。這是屬于人民公社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

  3,人民公社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人民公社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計劃經濟體制與生產隊自我發展的管理問題。

  這個問題表現在有時上面指令性的要求與生產隊利益的沖突上。譬如在我們隊,上面要求種一定面積的雙季稻,而生產隊因為工本大,產量低,就不愿種雙季稻,從而發生矛盾。事實上,人民公社由于處于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過渡階段,因而需要服從國家指令性要求,常常會出現實際的種植狀況與計劃要求的矛盾。生產隊所以會出現“高產窮隊”的狀況,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的扭曲有關系的。如果糧食價格能夠了隨市場需求情況浮動,農民就不存在貧窮一說。

  2),工分制與勞動狀態的變化規律與管理者適應的問題。

  一說到人民公社,一說到生產隊,人們便會想到“做多做少一個樣”、“做好做壞一個樣”,就會想到“平均主義”、“大鍋飯”。似乎生產隊就是“平均主義”的代表。而事實上,這種認識卻是完全脫離生產隊實際的。

  生產隊確定是存在著“干多干少一個樣”和“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現象,但這只是在生產隊工分制具體形式處于不適應階段存在的現象。而生產隊的經營機制客觀上會促使生產隊改變這種過時的工分制具體形式,從而形成新工分制形式,來滿足生產發展需要對勞動狀態的基本要求。因此,生產隊勞動狀態在大多數時候是基本適應生產發展要求。這才是生產隊工分制和勞動狀態的基本面。

  當一種工分制的具體形式采用時,總是體現了當前勞動狀態的基本特點和生產發展的要求的。但是某種具體工分制形式在反映社員的勞動狀態的同時,也使社員的勞動狀態發生變化。當勞動狀態產生了基本的變化時,這種工分制的具體形式也就由適應階段發展到不適應階段。因此,生產隊的發展就需要改變工分制的這種具體形式以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因此,每一種工分制的具體形式,總是由適應階段發展到不適應階段。因此,具體的工分制形式形成的勞動狀態,在適應階段表現為干多干少不一樣,干壞干好不一樣;而在不適應階段就會表現為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這個時候需要有生產隊管理人員來改變工分制的不適應生產發展要求的狀態。

  工分制的變化規律,客觀上需要人民公社的管理者來認識和適應這一規律。在實踐中有的管理者自然地適應了這種規律,因而能夠較快地改革工分制具體形式不適應的狀態,而有些生產隊的管理人員不能適應這種規律,那不適應生產要求的勞動狀態就會較長時期地存在。

  事實上由于人民公社實踐存在時間較短,社會科學對于生產隊工分制變化規律還沒有系統的理論認識,更談不上指導社隊管理實踐。這就是人民公社在管理上不適應的問題。

  人民公社是十月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真正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公有制模式。它與產權制度與公有制相結合的蘇聯模式相比,因為采用了工分制而實現了真正的按勞分配,并形成了勞動者真正可以當家做主的勞動管理體制,是真正獨立的、以經濟實體形式存在的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

  人民公社模式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股份制相對比,我們不難了解這種生產模式的先進性。它所形成的生產資料整體性優勢遠遠勝過股份制;而它由于以每個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要求為動力機制,因而又比股份制具有更強大的自我發展動力。這是一種與按資分配相對應的按勞分配的生產模式。

  要理解這種模式,不僅需要有勞動階級的立場和基本觀點,還必須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既要看到它體現勞動者利益要求的先進性,又要承認因為實踐時間過短而存在的制度不完善方面的問題,承認由于其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尚未為理論界認識而存在著管理者不適應的問題。

  當我們把那些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發展階段相重合的特殊發展階段所產生的問題清理出來之后,我們就會發現,人民公社的制度模式,是一種普遍適用于公有制經濟的按勞分配模式,勞權公有制模式,因為它全面地體現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它才是勞動者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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