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原名李亭芳，黑龍江省巴彥縣人，畢業于國立北京法政大學。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組織派遣打入國民黨上層要害部門。他從中尉辦事員干起直至國民黨少將，曾任汪偽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淞滬行動總指揮部軍法處長等要職，深得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信任，成為搜集汪偽第一手情報的“竊聽器”。像他那樣潛伏于敵偽政權核心并握有實權的中共秘密特工甚為罕見。

　　張學良部下的“中尉辦事員”

　　1934年，李時雨在北京法政大學法學院畢業后，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入東北軍，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先由法學院地下黨支部書記張敬載介紹到同鄉張學孟那里，張學孟當時任東北軍張學良公館警衛室主任。由于這三人都是黑龍江巴彥縣同鄉，李時雨便順利留了下來。

　　1935年秋，蔣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調東北軍進入陜北“圍剿”長征勝利到達那里的紅軍。這樣李時雨隨軍來到古城西安。后經張學孟舉薦，李時雨到“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由此開始了危險的潛伏生涯。當時西安地下黨的領導人劉宇新找李時雨接上關系，他說李時雨的黨組織關系已由北平轉到西安，自己是黨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受周恩來的領導。劉宇新給李時雨交待兩項主要任務：一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二是做張學良公館內警衛人員及“剿總”各廳處人員的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思想，鼓勵官兵打回老家去。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上午，劉宇新即來到李時雨家，他們一起分析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當時，他們對形勢的變化尚無肯定的估計，但總的認為是會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發展。劉宇新囑咐李，要沉著應對，一方面做好掩護身份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與已經聯系好的官兵進一步加強聯系，策動他們跟著我黨走。

　　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被迫應承了6項諾言，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扣押問罪。這對東北軍來說，真是晴天霹靂。李時雨當時聽了也十分震驚。東北軍上層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主張不一致，產生了矛盾，1937年2月2日，主張抗日的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被槍殺。3月，東北軍開往蚌埠，不久又轉移蘇北。到蘇北后，東北軍總部各廳處人員駐淮陰、淮安一帶，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的部隊也調到這一帶駐防。6月間，東北軍宣布整編改組，成立綏靖公署，由于學忠任綏靖公署主任。整編時，東北軍總部大部分官員被裁減下來，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經黨組織的安排，李時雨到了已被日軍占領的天津，公開職務是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繼續在平津一帶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他的直接領導是何松亭（建國后曾任輕工業部顧問、遼寧大學第一任校長）。

　　有一次何松亭交給李時雨一項任務：向外運送電臺機械和馬達。當時，黨組織在天津購置了一些電臺機械和馬達，分裝在兩個箱子里，寄放在英租界達文里李時雨家中。何松亭指示將這批東西運送出去，交給河北一個地下轉運站。于是李時雨要到汽車，把兩箱電臺機件運經日軍檢查口，安全帶到了法院辦公室里。不久何松亭又送來一個裝有電臺機件的箱子。此時，李時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車，但又急著把東西送出去，只好另想辦法。為了早日一齊交運這些電臺機件，李時雨壯著膽子，冒險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輪車，把這箱機件運到“法國橋”邊。日軍不準三輪車過去，他只得夾在人群當中，一手提著箱子，一手舉著通行證，順利通過了日軍檢查口。緊接著，李時雨把這3箱電臺機件送到了指定地點，對上暗號交付了。后來，這批秘密電臺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聯絡作用。李時雨因機智勇敢地完成轉運任務，得到上級領導的嘉獎。

　　汪精衛指定的“常務委員”

　　1939年8月起，汪精衛加快了投敵賣國的步伐，第一步棋是策劃建立偽政權，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是派遣人員到各地網羅代表，國民黨元老朱晶華負責平津“選區”。朱晶華到天津后，通過朋友認識了李時雨。朱晶華見他年輕有為，又是東北同鄉，便有意招為代表。李時雨感到事關重大，假稱“與家人商量”而請示上級北方分局社會部，北方分局社會部進而請示黨中央。此時，我黨正在密切關注汪精衛的投敵賣國活動，這是個獲取情報的好機會，當即復電表示同意。

　　接到黨的指示后，李時雨便于次日同朱晶華商量：“我愿意當代表，為汪先生效勞，可我不是國民黨員，怎么能參加國民黨‘六大’呀？”“這不用擔心。”朱晶華馬上說，“你不是，可以讓你是嘛！其實，我也不是汪精衛的人。我的真實身份是受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來調查汪精衛問題的。”朱晶華把李時雨這個同鄉當成知己，表示：“從現在起，你就說自己是在北法上學期間，經我介紹加入國民黨的。”朱晶華為完成網羅代表的任務，不惜弄虛作假，“汪精衛眼下急于拉人，壯大勢力，沒工夫審查。”李時雨解除了顧慮，同意以國民黨北方代表身份去參加汪偽“六大”。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極斯菲爾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秘密舉行。出席會議的各地代表有 233人。會議選舉汪精衛為臨時主席團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陳璧君等為副主席，梅思平兼秘書長。大會通過了改組中央、修改國民黨政綱、調整中日關系、還都南京等一系列決定，還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確定了“和平反共建國”的賣國投敵綱領。李時雨詳細記錄了會議情況，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會部匯報，為黨中央提供了汪精衛政權賣國投敵內幕和偽“六大”若干決定等第一手情報。李時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上級組織的表揚。

　　當年12月，汪精衛主持六屆一次常委會，決定改組天津、北平及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李時雨等人被指定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并赴上海參加汪精衛的接見。在愚園路公館一間會客廳里，汪精衛在與新任常委一一握手之后說：“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必須與日本攜手，才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實現共存共榮。”他在講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方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當時，李時雨幾乎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傳給中共北方分局。他在《回憶錄》中說：“通過參加大會過程，我對汪精衛一伙投敵賣國的罪惡活動，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對我黨來說十分珍貴的第一手情報資料。”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偽政府成立，一群漢奸粉墨登場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及各院、部、會主要負責人陳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職。在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由汪精衛授意提名，任命李時雨等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并指定他為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就意味著，李時雨必須離開天津到南京履新。

　　開始，李時雨對于去南京曾有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因他在平津已打下相當好的地下工作基礎，現在又要單槍匹馬、赤手空拳地闖入敵營，不知何時才能站穩腳跟。何松亭聽了他的想法后鼓勵他說：“你具有開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大顯身手，為黨做出貢獻。”北方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建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代表組織很快批準李時雨打入汪偽政府。李時雨堅決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為行動方便，并為回北方匯報有“探親”借口，李時雨決定暫不帶家屬，其夫人孫靜云仍留北平工作。

　　陳公博賞識的“秘書長”

　　李時雨到南京后，每次在立法會上的發言，都觀點鮮明，一語中的，為立法院院長陳公博解決了不少難題。加上不失時機地吹捧，很快博得陳的信任與賞識，倚為親信。僅3個多月，李時雨就在偽立法院打開局面。陳公博的女秘書莫國康曾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根底，是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李時雨像個“竊聽器”，不僅從陳公博的談話中得到許多重要戰略情報，汪偽政府的人事組織及他們罪惡活動等情況，都進入他的視野。1940年7月，李時雨借偽立法院暑假休會的機會，回北平向何松亭匯報工作。10月，以探親為名又帶回一批重要情報。為達到長期隱蔽、防敵生疑的目的，北方分局社會部決定派李時雨的妻子孫靜云（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中共黨員）去南京，以行醫為掩護，擔任情報傳遞工作。

　　1941年4月，陳公博擔任上海偽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其“親信”李時雨則被委以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的職務。上任之初，陳公博讓李時雨負責籌備成立保安司令部，李時雨趁機安排了幾名中共地下黨員。由于還保留有立法委員身份，李時雨可以自由來往于寧滬之間，收集敵偽情報也可以進入更廣闊的領域。孫靜云不久也來到上海，負責內勤和情報交換工作。但他們的情報活動還是引起了日本憲兵隊的注意，一天深夜，孫靜云在家中被捕。日本人企圖通過孫搞清李時雨的身份，還追問她和何松亭的關系（天津地下黨組織被日軍破獲）。憲兵隊向孫靜云動用酷刑，灌涼水、跪磚頭、用棍子打……孫靜云強忍巨痛，始終未吐露一字真情。最后由陳公博親自出面，發了火，日本憲兵隊才放人。

　　不久，偽上海市警察局要組織一個赴日考察團。李時雨想這是個躲避日本人糾纏的好機會，便向陳公博提出要求。陳公博說：“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們就不再找麻煩了。”李時雨等四人參觀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監獄、看守所、警察機關及防空、消防設施。只見日本經濟一片蕭條，工作人員幾乎全是女人。侵華戰爭給日本社會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李時雨回國時途經沈陽、長春、哈爾濱等東北大城市，所到之處，也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李時雨回滬后，將日敵危機四伏的窘境和淪陷區的敵情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寫并偽裝好，由交通員送到北平。

　　李時雨主管的秘書處是掌管保安司令部文書檔案、收發汪偽政府機密文件的要害部門。為了及時收取李時雨所獲情報，北方分局社會部建起了聯絡網，并在南京下關車站設立情報轉運站，任命李時雨為情報特派員，孫靜云為機要員。為充實力量，又增派楊寧（化名楊德修）赴上海做聯絡員（掩護職務是保安司令部少校軍官）。三人組成黨小組，李時雨任組長。由于日偽加緊勾結，忙于圍剿我抗日力量，陳公博無暇顧及保安司令部，重要文件都由處長李時雨送市政府面呈批閱，日常事務歸李時雨處理。他聰明干練，敦厚老成，深受陳的信任，任秘書處處長僅五個月，便又兼任軍法處處長。陳公博對李時雨說：“你懂法律，又能秉公執法，讓你當軍法處長我放心，一定能做出成績來。”

　　這期間，日偽開始對新四軍進行“清剿”。汪偽政府成立了“全國清鄉委員會”，陳公博除擔任該委員會副委員長外，還任上海分會主任。分會下設四個處，具體負責組織“清鄉”。李時雨任第四處處長，專司清鄉人員的監管與督察。由于有李時雨這個“孫悟空”鉆進了“牛魔王”的肚子，日寇的“掃蕩”計劃等情報都能及時準確地傳遞給新四軍。因此，凡遇日軍和保安隊的大規模行動，新四軍提前就轉移了；而敵小規模的騷擾，則因新四軍預先設防，十有八九遭到慘敗。于是日本人就訓斥保安司令陳公博無能，陳公博則罵參謀長和團長們是飯桶，他萬沒想到泄密的竟是自己的“親信”李時雨！

　　李時雨打著陳公博“廉潔政治”的旗號，利用執法隊長的身份，嚴懲了一批趁“清鄉”橫行鄉里、敲詐勒索的偽軍官和煙、毒、賭等罪犯。此舉除受到陳公博的贊賞外，還得到日軍聯絡官五十嵐大佐的褒獎，稱他是“執法如山的清官”、“快刀子李”。一時間，李時雨成了上海灘炙手可熱的人物，各色人物都來巴結。為搜集情報，李時雨也多方結交，與各界周旋。1943年8月，汪偽政府將上海租界區改為區公署、成立偽警察局時，署長陳公博讓李時雨兼任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孫靜云在一次回北方匯報工作時，許建國曾說：“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對偽組織不管它什么部門，應廣泛打入之！”此時，李時雨集黨、政、軍、警幾個處長大權于一身，他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收集到許多極珍貴的情報。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南京偽政府在一陣騷動之后，很快就以陳公博代理政府主席而恢復平靜。沒搶到主席位置的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只好就任上海市長兼警察局局長。本來陳公博去南京赴任時，已委任李時雨司法行政部次長之職，但周佛海極力反對：“陳先生，你不能把人都調走，尤其不能調走李時雨。”陳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鬧翻，只好收回成命——他們竟為一個蒙在鼓里的“竊聽器”而爭執。李時雨被周佛海任命為偽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處長。李時雨像跟隨陳公博一樣，每天“一心為公”，出入周佛海的公館批閱文件，及時將收集到的情報送出。周佛海主政上海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投降，汪偽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早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初，工于心計的周佛海就給自己留了后路——與重慶蔣介石政府秘密勾結。此時，重慶國民政府要接管上海，蔣介石便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李時雨則任行動總隊軍法處少將處長。

　　一天，周佛海把李時雨叫到官邸，秘密交代任務：“蔣委員長已通電全國，命令淪陷區日偽軍在中央受降部隊到達前，負責維持治安。我們的任務是維護上海秩序，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軍法處要全體出動稽查，發現可疑人員，立即拘捕！”李時雨馬上鏗鏘作答：“請周先生放心，從明天起我就徹查內部。”李時雨開始行動了，不同的是，他沒去追查誰與新四軍有聯系，而是按照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書記張執一指示，策動偽警保安一團和三個保安大隊起義，悄悄改編成一個師，擬任師政委。但因形勢發展變化，黨中央決定集中力量進軍東北，暫停解放上海。李時雨接到電令后，策反工作只好停止。黨組織重新布置了工作，李時雨等仍在張執一、劉人壽的領導下擔任偵察敵情的工作。

　　戴笠身邊的“上校組長”

　　1945年10月，蔣介石政府軍統局局長、特務頭子戴笠率隊乘虛而入，開始接收上海。

　　一朝天子一朝臣。戴笠接管上海后，開始大規模“肅奸”（即逮捕懲治汪偽人員）。作為汪偽“紅人”，李時雨此時面臨選擇：要么深度隱蔽，繼續潛伏在上海；要么去解放區。在等待黨組織指示期間，李時雨的舊日“好友”、大律師余祥琴由浙江回滬，來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說他此時是軍統上海滬郊情報站站長，他勸李時雨不要離開上海，跟他干。李時雨本來不愿和軍統打交道，但想到如打入軍統能為黨獲取更多的重要情報，便說：“我愿意跟祥琴兄干，但聽說軍統要肅奸……”余祥琴不以為然：“我既讓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滬郊情報站過去報了些吃空餉的名額，隨便給你安一個就行。”余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為進“組織”的見面禮。

　　李時雨將與余祥琴的談話內容向劉人壽、張執一作了匯報。幾天后，他們通知李時雨說，黨組織已研究決定讓他將計就計，打入軍統去進行工作。這樣，李時雨便以“黨國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進入了軍統。其實戴笠對他還是有所了解的。有一天，余祥琴約李時雨去見他的老師、青幫頭目杜月笙。恰巧戴笠來了，余即向戴介紹李。戴笠頭一句話就說：“我知道你。聽余祥琴同志說過，你能干，你在東北組織過抗日義勇軍，打進南京偽組織后為黨國做了不少工作。”李時雨說：“那是戴先生領導的好。”戴笠接著說：“你在陳公博旁邊工作，沒有被李士群的76號發現，能混下來，就算有辦法，不容易呀！”此后，李時雨又聽過戴笠幾次講話，對這個特務頭子的印象是“陰險狡詐，時而兇神惡煞，時而道貌岸然，變化多端，反復無常”。在余祥琴推薦下，戴笠親自任命李時雨為軍統上海二站第二組上校組長。

　　二組是社會組，專搞上海社會動態，即每日發生的重大事情。李時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職權之便，既能經常同特務頭目接觸，又能直接看到軍統總部對上海所屬各站的指令、通報及通知等機密文件。他及時把耳聞目睹的情況寫成情報，上報組織。由于黨組織較早地掌握了軍統的行動計劃和迫害、暗殺的“黑名單”，得以及時通知已被監視、跟蹤甚至要被暗殺的共產黨地下人員和進步名流，使他們盡快擺脫險境。同時第二組的首要任務是“肅奸”，總部列出100多名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名單，要李時雨提供詳細地址。李時雨對名單上的漢奸早已恨入骨髓，現在正是以惡除惡的好時機。他迅速把掌握的情況報給軍統本部，那些漢奸紛紛落網。李時雨在“肅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獎，但危險卻于此時不期而至。

　　◆晚年李時雨。

　　原來，軍統特務在審查漢奸時獲悉，日本憲兵隊曾經破獲的天津地下黨組織與李時雨有牽連，并為此逮捕過他的太太孫靜云。軍法處處長沈維翰立即向正在北平搞“接收”的戴笠發去密電，請示逮捕李時雨。而戴笠認為李時雨是內部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不可能是共產黨；況且他入軍統后卓有建樹，不同意逮捕。但不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轉南京途中墜機身亡。戴笠死后，軍統內部相互傾軋更為加劇。督查處和軍法處開始對李時雨暗中偵察。李時雨將危險處境向張執一作了匯報，張執一決定讓李時雨找機會撤出上海，到東北去找陶鑄接關系。于是李時雨買了去北平的飛機票。

　　可是，就在9月17日李時雨欲乘機離開的前一天，軍統特務搶先一步將其逮捕，關押在軍統看守所。由于李時雨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敵人就用毒打、壓杠子、灌涼水等酷刑拷問，但始終未查出“異黨”罪行，加上外邊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３個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時雨轉押至上海提籃橋監獄。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蔣家王朝風雨飄搖，1949年2月李時雨終被取保釋放。他出獄后很快與張執一接上了關系，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以上海匯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名義繼續從事情報工作。李時雨往來于國民黨軍警機關之中，婉轉宣傳我黨政策，正告他們要保護一切公共資料和卷宗檔案。李時雨的活動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長、保密局頭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務進行盯梢。張執一再次決定李時雨撤出上海，并送來接關系的信件和路費。

　　同年4月，李時雨和孫靜云取道香港來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將中共駐香港辦事處提供的情報資料轉交軍管會。由此，這位在魔窟里戰斗了15年的共產黨員，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他激動地賦詩曰：“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曾在中共中央社會部、政務院情報總署、軍委聯絡部等部門任職。孫靜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中李時雨備受沖擊。1978年李時雨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離休后，他將平生積蓄奉獻給家鄉巴彥縣，被縣委命名為“李時雨獎學金”，用以獎勵優秀學生。然而那無形戰線上的刀光劍影，崢嶸歲月，無時不在他心頭縈繞。李時雨為此筆耕不輟，撰寫了《敵營十五年》《烽火歷程》等書，回顧歷史，啟迪后人。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同志病逝于北京，走完他91載傳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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