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現在人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甚至有些人給它蒙上了一層神秘化了色彩，其實，改革開放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一直沒有停止過。無論中國歷史上也好，世界歷史上也好，都一直有改革開放的情況出現。改革開放的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比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俄國也有過彼得一世改革，日本也有過明治維新，當代前蘇聯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以來就一直在進行改革，等等。從中外歷史上的改革來看，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衡量改革開放成敗最關鍵的問題，主要是看是否能夠實現國強民富，這是一個最通用的標準。

　　但是，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賦予改革開放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比如，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后，對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舊制度、舊傳統進行了一個底朝天的改革。這種改革是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巨大變革。通過改革，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和剝削壓迫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那么，1978年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這個改革就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否定新中國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改革，就是要集中力量改掉、革除非社會主義的東西，促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和建設速度。

　　然而，現在有一個奇怪現象，在網絡上一些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大肆鼓吹私有化，一些人不僅提出農村土地私有化，進而提出全面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我們不禁要問，這是社會主義改革嗎？很明顯，這些人完全是扭曲了改革的真正內涵。

　　最近看到一個網名叫“匆?匆那年”的一篇小文章，他在文章里把“改革開放”做出了這樣的解釋，他說：“改革?開放，除?了時間?上?的自然?延續?之外?，所有?的一切，絕?不是前?三十?年的延續?，更?沒有?任何的銜接?，它?的歷史?內容?，恰恰?相反?，截然?不同。”

　　“改革?開放這場?偉大革命，又?稱?為中國?的?二次?革命?……它?與?前?三?十?年除了?時間?上?的自然?延續?之外，沒有?任何?銜接?關系?，更?不?可能?，也?根本?不可能?提供?什么基礎?！”

　　這個人以絕對化的方式把1978年的改革開放和前30年完全撇開關系，說什么“除了時間上的自然聯系之外，所有的一切，絕不是前三十年的延續”。那好吧，我們先來看看國家憲法是怎么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就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國家憲法的意義，“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法律的依據，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這個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同志說黨的基本路線要堅持一百年不動搖。

　　我們必須要弄清楚，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革開放的主基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則是經濟建設發展的路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忽視，更不能否定。

　　“匆匆那年”的說法，就是要改掉新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改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改掉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公地位，完全置國家法律與黨的基本路線于不顧。這完全是一種典型的反動言論。

　　在這位叫“匆匆那年”的人看來，“搞經濟”一切都不要了，前30年國家確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都不要了，國家憲法也可以不要，黨的基本路線也可以不要了。你這個所謂的“二次革命”，難道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革”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命，“革”中國共產黨的命，“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命？究竟是誰給了他這么大膽？這樣的言論竟然出現在共產黨領導下互聯網平臺，真的讓人不可思議！

　　其實類似“匆匆那年”這樣的人還大有人在，一些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公開鼓吹私有化，鼓吹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鼓吹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自由，鼓吹全盤西化。在“匆匆那年”們看來，改革開放就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他們心目中的改革開放就是全部西化，走完全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不知道究竟什么叫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

　　因此，必須向“匆匆那年”們大喝一聲，要讓他們清醒頭腦，要讓他們知道改革無原則就是背叛，開放無底線就是賣國。

　　社會主義改革，從決定意義上來說，就是要把被歪曲、錯誤的事物改正過來，也就是要把負能量改成正能量，達到“公平可及，群眾收益”的真正目的。

　　社會主義改革，就是要集中力量改掉、革除“非社會主義”的東西，真正促進科學社會主義健康發展和建設。

　　而不是制造問題，擴大矛盾，導致對立，更不能改旗易幟。檢驗改革“真偽”的實踐和事實標準是要看是否實現“公平可及，群眾收益”，而不是是少數人發財致富。制造新的不公平，損害絕大多數群眾利益的一切改革，都是“偽改革”，或者叫改旗易幟，是走邪路。上面那位叫囂要改掉前30年“所有的一切”，就是明顯地提出要改旗易幟，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是對中國人民的背叛，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行逆施。

　　改革不可以把社會主義的人民政治改革為資本主義的權貴精英政治；不可以把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架構改革為以官商勾連為基礎的政權架構；不可以把人民民主專政改革為資產階級民主專政；不可以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改革為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不可以以犧牲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來換取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畸形發展成果；不可以把敵人改革為朋友，而把朋友改革為敵人等等。

　　而“匆匆那年”竟然公開踐踏國家法律，與國家和人民作對，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這種言論與當年蘇聯赫魯曉夫以來改革如出一轍。

　　我們來看看前蘇聯的情況，前蘇聯在斯大林時代，曾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能與美國抗衡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魯曉夫一上臺，就以所謂改革的名義，公開全面否定斯大林時期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時，義無反顧地向美國靠攏。到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階段更是變本加厲，特別是戈爾巴喬夫，公開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行所謂的“改革與新思維”，摒棄了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放棄了斯大林留下的政治經濟體制遺產，以建立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名義，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取消了蘇共的法定執政黨地位和公有制經濟對國家經濟的有效控制，造成了蘇聯黨和國家在思想、政治上的混亂和國家經濟的惡化，為西方國家宣傳資本主義，攻擊共產主義，從而解體蘇聯提供了可乘之機。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持下，利用改革形成的混亂將蘇聯推向了有利于西方國家的方向，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蘇聯的解體，根本原因就在于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社會主義軌道，摒棄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從而形成了一個腐敗的特權階層。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潘多拉魔盒打開了，一切牛鬼蛇神都跑出來了。這樣，當戈氏被西方的物質社會所迷惑，接受西方的理論，大肆宣揚西方的自由民主，蘇聯人民也就已經完全中毒了，就這樣，一個曾經輝煌強大的社會主義終于毀于一旦。前車之鑒，后事之師，這個沉痛的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很明顯，“匆匆那年”們所主張的這種“改革開放”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完全如出一轍。一方面全面否定前30年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和人口等各方面的基礎作用，說什么改革前30年“沒有任何銜接，也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基礎”，這就是徹徹底底割裂新中國的歷史，徹頭徹尾的歷史虛無主義。那些人之所以要瘋狂地對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進行打壓，并扣上“極左”的帽子，很明顯，就是因為阻止了他們走資本主義邪路，所以，他們恨的牙癢癢的，這是一種極右言論，我們對這種現象必須要保持高度警惕！

　　可以這樣警告這些人，既然要割裂新中國歷史的前后聯系，有本事到非洲去改革開放試試！在中國，絕不能允許把改革開放當成私有化和全盤西化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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