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顧海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摘要：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中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闡釋，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對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作出了開創性探索。在1958年11月《關于讀書的建議》信中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四個基本問題的基礎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基礎、經濟規律中客體和主體的同一性、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根本任務探索的方法論要義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方法、批判方法和分析方法等問題作出深入闡釋。毛澤東對這些問題作出的開創性探索，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依然有著深刻的學理和哲理上的啟迪。

　　關鍵詞：毛澤東；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個月里，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方法、理論和體系等問題發表了系列談話。這一系列談話成為毛澤東當年“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的歷史記錄，也成為他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開創性探索的重要文本。時光荏苒，思想永存。在毛澤東誕辰130周年之際，重讀64年前這一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闡釋，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依然有著深刻的學理和哲理上的啟迪。

　　一、《關于讀書的建議》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挈領

　　1956年，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之際，經濟建設和發展問題凸顯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課題。1956年1月，毛澤東以“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為主題，提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重要思想。在同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講話的最后部分，毛澤東發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號召。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毛澤東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斗目標。隨著1958年實施的第二個五年計劃進程強力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上的新課題。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快速發展過程中，一些矛盾和問題也開始顯露。1958年11月初，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面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作出多方面的深入探索，對當時出現的“浮夸風”和“共產風”等現象多次作出尖銳的批評。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新的實踐中，如何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時成為毛澤東關注的突出問題。在鄭州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要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的“偏向”問題提出：“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的這本書盡管“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斯大林“有分析”的地方，突出體現在對社會主義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的闡釋上。針對當時我國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如何對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的疑惑，毛澤東特別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毛澤東對當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一些觀點作出嚴肅批評，認為這些觀點“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以下簡稱《教科書》）的問題。當時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述，除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外，“成篇的東西，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過”。除此，毛澤東還提出要研讀《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為了強調讀這三本書的重要現實意義，毛澤東在1958年11月9日親筆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們寫了題為《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信中表明，寫這封信“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還提出“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的這封信對于糾正當時黨內出現的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偏向”有著明顯的針對性。毛澤東在信中提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毛澤東的這封信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也有著獨特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價值。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闡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問題，凸顯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特有的基本方法和根本遵循。

　　第一，關于要讀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要堅持“用心讀”，特別要堅持“隨讀隨想，加以分析”。這里講的“用心讀”，就是要讀懂弄通悟透這些著作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這里講的有“分析”地學，就是要聯系實際、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在思想理論上搞清楚哪些觀點是“正確”的，哪些觀點是“不正確”“不大正確”的，或者是“模糊影響”“不甚清楚”的。

　　第二，關于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的問題。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做實際經濟工作的各級領導更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深刻分析和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做經濟理論工作的特別是從事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人，同樣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如毛澤東在準備《論十大關系》講話調研中指出的那樣：“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三，關于澄清是非、甄別真偽，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方法問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毛澤東歷來堅持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對“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的辯證法”問題作過深刻的闡釋。毛澤東提出，要“澄清是非、甄別真偽”，“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經濟建設上忙于上產量、上速度，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偏向”，毛澤東強調“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在學習和運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意義。能否以“清醒的頭腦”來理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階段和基本情勢，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就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天，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再次提出，“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并沒有搞懂、沒有搞清楚，還是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思想認識上“澄清是非、甄別真偽”、保持“清醒的頭腦”是至關重要的。

　　第四，關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一切從“本本”出發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要澄清“混亂思想”，反對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那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所提出的“混亂思想”，只是停留在書本上，在具體的實際問題面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這些“混亂思想”產生的根源就在于脫離中國的國情，不能從中國現實、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實際出發，只是迷信“本本”，從過時的“條條”出發，即如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毛澤東提出的這四個方法論方面的基本問題，既涉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風和方法問題，也事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遵循和方法指向問題，在根本上就是如何把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思想，落實和運用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和政治經濟學研究之中。

　　在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這封信之后一年，從1959年12月開始，一直到1960年2月，毛澤東組織了專門的讀書小組，對《教科書》中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特別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問題作了闡釋。

　　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為基礎，這一觀點貫穿于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全部內容之中。

　　毛澤東認為：“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這一概述，同他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探索密切相關。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因此，“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講話中，把這一理論看作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成就之一。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而這一生產關系總是在與社會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的聯系中存在，并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要搞清楚社會主義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關系問題，一方面必須在與之相應的社會生產力的聯系和矛盾運動中作出探索，另一方面必須在與之相應的上層建筑的聯系和矛盾運動中加以探索。在社會主義一定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過程中，無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還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不平衡是絕對的”，它們之間相適應“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毛澤東強調，在這一矛盾運動中，“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要始終把握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中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關系問題，“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

　　同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在學理上又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毛澤東在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關系的闡釋中指出：“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在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研究對象的界定中，要清晰這一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及其相關學科相結合的規定。毛澤東強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教科書》存在的“偏誤”之一就是，《教科書》雖然提到了國家問題，但對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卻“沒有加以研究”。

　　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的講話中提出：“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在社會總體結構中，“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同時，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這一論述對毛澤東關于政治經濟學要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基礎的思想，作出了適合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闡釋，是對政治經濟學要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和指導這一學理和哲理遵循的新闡釋。

　　社會生產關系在本質上是一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直強調：“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這種聯系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也能理解了。”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一本質規定，毛澤東不僅肯定“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同時也把這一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實際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生產關系與經濟運行過程的聯系上提出“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這種生產關系所體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滲透于經濟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環節，即使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仍然“有很多文章可做”，如毛澤東提出的“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的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是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在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解中，如果只見物不見人，如果只看到物與物之間的所謂“資源配置”，而排除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就在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規定，也在根本上脫離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三、經濟規律中客體和主體同一性的問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揭示經濟規律的本質，也要發揮好經濟規律的作用。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馬克思就談道：“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政治經濟學中的“規律”既有作為對象的客體運動本身的規定性，也有主體本身在思維過程中對客體運動認識的規定性。主體認識的規律是否符合客體運動自身的規定性，涉及政治經濟學中經濟規律的本質和人們對這一本質的認識相統一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這也是哲學上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例如，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過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現一次，經過多次反復，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規律。但是，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以經濟計劃規律的認識和應用為例，毛澤東提出：“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主體對客體作出“合乎規律”的認識，是通過實踐而且只能在實踐過程中完成，實踐是認識和檢驗對客體規律性理解真理性的根本標準。毛澤東指出：“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在經濟計劃中，諸多“計劃”是否“合乎規律”，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計劃”是否經過實踐的檢驗，是否合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毛澤東特別提到：“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例如，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年間，主要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過程中，沿海省份沒有進行什么新建設包括新的工業建設，一直到1957年以前整整耽誤了7年時間；1958年以后，沿海才開始進行大的建設，兩年內就得到了很快發展。毛澤東認為：“這就說明，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人們對規律認識程度的加深，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經受實踐檢驗的過程。對當時的計劃經濟實際來說，“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毛澤東關于經濟規律的這些思想，運用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之中，強調認識經濟規律、把握經濟規律的重要性。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時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貫徹各項大政方針。”這一論述中“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等關鍵詞，是對毛澤東關于經濟規律的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創新性理解和運用。

　　1959年12月10日，在一開始讀《教科書》時，毛澤東就對書中關于“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說法表示贊成，認為“這個提法好”。要立足中國具體國情，把握經濟規律本質，運用和創新具體的經濟形式和方法。以中國探索自己的經濟體系結構為例，毛澤東指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揭示了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體系結構，這一結構的缺點在于過分強調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忽略了農業發展；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毛澤東指出：“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這一“并舉”的體系結構“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過程中，“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澤東關于經濟規律的認識，經過對經濟現實和把握實踐過程的深入探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運用仍然有著重要啟迪。

　　四、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根本任務探索的方法論要義

　　1959年12月10日，在讀《教科書》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了兩個需要著重研究的問題：一是“什么叫做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的問題；二是《教科書》關于“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觀點為什么“提法好”的問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更需要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及其根本特征問題作出判斷，需要對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問題作出定位，毛澤東從方法論上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

　　對于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是準確把握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目標和根本任務的重要問題，也是科學理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基本問題。1959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中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過渡，必然是這兩個階段自身的量變過程，也必然是這兩個階段在量變基礎上的部分質變過程。毛澤東認為：“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來到。”在毛澤東看來，“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的這一論述言簡意賅，形成其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解的方法論上的寶貴思想和核心要義。

　　2021年1月，在對新發展階段內涵及其性質的闡釋中，習近平總書記詳細引述了毛澤東的以上論述，提出“馬克思主義是遠大理想和現實目標相結合、歷史必然性和發展階段性相統一的統一論者，堅信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但實現這一崇高目標必然經歷若干歷史階段。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歷史進程來看，新發展階段必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

　　在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量變和質變關系的方法論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經的階段，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必經的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發展階段內涵及其特征的闡釋，是對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運用。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時還提到，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社會主義從“建設”到“建成”要經歷一個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也要經歷一個長的歷史時期。需要清醒認識到的是：“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的論述，對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要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經濟建設的根本任務。1959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讀到《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問題時指出，從各國社會主義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并不表明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力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從世界歷史來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18世紀60年代，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顯著發展的工業革命并沒有發端于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前，而是在這之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之前，而是在這之后。正是在“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毛澤東認為，“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例如“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以史為鑒，通過對英國工業革命后新興的資產階級致力于“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的分析，毛澤東從歷史規律上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的理論作出科學論證。

　　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發展，無論是改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上的一切痼疾和弊端，還是不斷優化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改進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歸根到底都是以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為重要目標和根本任務的。回顧改革開放40周年時，習近平總書記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之一。

　　毛澤東闡釋的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及其變化、關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辯證法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學理和哲理。

　　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方法

　　在讀《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認為，《教科書》的不足就是“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因此，“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F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在這里，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馬克思《資本論》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代史”為研究對象和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不發達”的生產方式“形成史”為研究對象的關系問題。無論是“現代史”還是“形成史”，都是以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為基本前提的。當然，毛澤東當時并沒有看到馬克思有關這一問題的具體論述。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資本“生成”和“產生”的“條件和前提”，顯然“屬于資本的歷史前提，這些前提作為這樣的歷史前提已經成為過去，因而屬于資本的形成史，但決不屬于資本的現代史，也就是說，不屬于受資本統治的生產方式的實際體系”。在馬克思看來，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后來的《資本論》研究對象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史”而不是其“形成史”。但是，以“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在整體上是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發達階段的“形成史”為研究對象的，而不是以其完成形態的“現代史”為研究對象的。無論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和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以“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或者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的“形成史”為研究對象的，在根本上都是以中國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和發展的“形成史”過程為主導線索。這就是說，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形成史”過程中，以接續演進的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和發展為理論要旨，以這一過程的生產方式演進的“形成史”為對象特征。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不斷發展的實際為基礎、以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最具特征和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內容。

　　“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在方法論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要同社會主義經濟史和社會主義“通史”研究結合起來。毛澤東認為，對于“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在對過渡時期中國經濟關系變革歷史的回顧中，毛澤東提出，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革命中實現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中，有對民族資本的改造，也有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我們在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如果不從過渡時期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入手，我們就不能真正揭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及其理論創新。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方法涵蓋著對經濟范疇歷史性的理解。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時，馬克思就提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因而“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經濟范疇的歷史性是由社會生產關系的歷史性決定的。毛澤東提到：“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毛澤東提出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就是：“能說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經濟范疇都是永久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范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疇一樣都是歷史范疇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范疇的歷史性及其內在規定性總是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總是在社會經濟關系性質及其特征的演進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從根本上破除對經濟范疇非歷史性和非社會性理解的觀點和方法。

　　在對經濟規律的把握和運用過程中，要堅持與中國經濟關系具體實際的變化相結合，也要經受這一過程的歷史檢驗。毛澤東特別強調經濟范疇的歷史規定性是由社會發展過程的根本性質決定的方法論意蘊，提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在社會生產方式的演進過程中，就其根本性質而言，既有異質的生產方式的階段性變化問題，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質變過程；也有同一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在不同階段的演進過程，這是生產方式量變的過程和量變中的部分質變的過程。毛澤東指出，社會階段發展中的“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無論是在“量變”“部分質變”還是在“質變”過程中，經濟范疇的內涵和生產關系的性質都會發生歷史性轉變，其中同樣包含“量變”“部分質變”或者“質變”的規定在內。

　　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和分析方法

　　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在讀《教科書》的最后一天再次談到，“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理解和運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要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的現實出發。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所要分析的矛盾總是發生在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一定場域和既定環節中，例如，在分析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中的矛盾問題時，就要處理好經濟過程中生產與流通、分配、消費的矛盾和關系問題，就要處理好發展中的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和關系問題，就要處理好經濟運行中螺旋式發展與波浪式發展的矛盾和關系問題。毛澤東對這些矛盾和關系的分析，是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開初幾年的發展現實的根本要求為基礎和根據的。

　　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在實踐過程中提高認識、總結經驗，不斷提升理性思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或體系的形成，“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毛澤東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在實踐過程中，理論思維要接續而上；理論思維的結論反過來又能指導實踐，并在新的實踐中得以升華。毛澤東提出：“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理論體系，總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實際發展而接續前行并不斷完善的。

　　要高度重視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及相互貫通。《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督炭茣房雌饋?ldquo;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的著作。規律本身不能說明本身”。毛澤東對《教科書》寫法上的批判性見解，揭示了政治經濟學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論要義。

　　在毛澤東看來，寫好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應該實現“兩種人、兩個方面”的結合。“兩種人”的結合是指“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于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個方面”的結合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毛澤東還指出，不僅“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要結合起來，還要有辯證的思維方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集中思考的問題。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讀《教科書》問題時指出：“讀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探索，要用“批判的方法”而不用“教條主義的方法”，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始終堅持的方法。在對《教科書》基本理論和方法的評價中，毛澤東認為：“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針對《教科書》“沒有運用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的缺陷，毛澤東強調，寫好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教科書》“寫法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

　　1959年12月10日，在讀《教科書》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只有這一條是不行的，還“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寫的《實踐論》《矛盾論》，就是適應當時的需要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本文原載于《經濟縱橫》2023年第10期，編發時有刪減）

　　引用格式：顧海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開創性探索——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64周年[J].經濟縱橫,2023(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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