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在土地改革勝利之后，毛澤東就提出了地主階級被消滅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也提出了必須團結和逐步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建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偷稅漏稅、勾結腐化的干部、腐蝕社會、賣劣質藥品殘害志愿軍戰士……我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展了“五反”為代表的有力反擊。但是，在“五反”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仍然保持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反對四面出擊。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大規模開展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革命是個長期的過程，必須逐步的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倒逼”而刻意的“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同時，客觀上，“五反”運動對資產階級囂張氣焰的有力打擊，確實為提高社會主義革命效率提供了重要條件。

　　關鍵詞：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總路線，“五反”運動，長期。

　　1、建國后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領域的表現

　　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戶數增加了11%，生產總值增加了39%，私營商業戶數也增加了11.9%，批發額增加了39.9%，零售總額增加了36.6%。資本家唯利是圖，欲望貪婪大肆偷稅漏稅。部分調查顯示，天津市有偷稅漏稅行為的占82%，且偷稅的稅額相當巨大，一般占應付稅款的50%，有的甚至高達80%。

　　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的電報說，很多重大貪污案件的共同特點是民族資產階級和腐敗分子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的財產。

　　1951年12月20日華東局的報告提出，黨政內部的貪污往往是由非法民族資產階級從外部勾結而來的。

　　沈陽裕興源油房經理與同行串通，在為國家加工豆油時，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使國家每月損失三萬斤豆油，三年來，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億元。

　　有不法資本家在抗美援朝物資中，制造和販賣變質罐頭、偽劣藥品、帶菌急救包，如武漢福華藥棉廠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軍急救包時，把從國家那領來的好棉花換成廢爛棉花使受傷的志愿軍戰士致殘致死；上海大康藥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機手段騙取志愿軍購藥款項達3億元（新幣3萬元），將失效藥品供給正在浴血奮戰的抗美援朝前線，造成一些志愿軍戰士致病、致殘甚至死亡；還有天津40多家私營鐵工廠用廢料次料為志愿軍制造17萬多把鎬、鍬運到前線后，一用就壞，影響了工事修筑。

　　民族資產階級偷稅漏稅普遍存在，行賄行為也很普遍，一些不法資本家在承建國家工程，和完成國家加工訂貨任務中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弄虛作假。

　　在工業比較集中的重慶地區，私營鋼鐵機器業的不法資本家利用“星四聚餐會”的形式，進行一系列嚴重違法的地下活動。他們先后拉攏重慶市工商局副局長、西南工業部經理處科長等，壟斷了重慶地區國家委托加工訂貨的分配權，對上蒙騙國家，對下擠垮、吞并中小企業。

　　成渝鐵路動工后，民族資產階級腐蝕西南鐵路局機務處副處長，包攬鐵路器材的加工訂貨業務。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過抬高工價、多報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億余元。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送來報告中反映了一些資本家賄賂和勾結干部，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誘使政府工作人員貪污。他們極力擺脫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國家法令的限制，用“打進來”、“拉出去”的辦法，向國家機關特別是經濟部門派遣和安置他們的經濟密探，放肆地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活動。

　　2、主要領導人在建國初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由于急需恢復國民經濟，主要采取聯合又斗爭的態度。

　　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面要同他們作斗爭，另一方面要團結他們。要向干部講明這個道理，并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面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于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我們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是以服務于工農業品的流通、服務于人民為主的，必須防止投機現象。對私人資本方面，要提倡、鼓勵和幫助它發展工業生產。對私營商業，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也可以給予幫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產幾乎都破壞了，只剩下商業投機，這種情況要改變過來。——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既然以公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業了呢？不，當然要管的。現在整個工業中有一半是屬于私人經營的，它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政府是會幫助它的。國營企業應該起帶頭作用，使私人企業對我國的生產發展有利。我們允許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存在，但是要引導它不走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我們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使我們的國家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我們對于私人資本取得利潤也有兩個條件：第一，不允許有非法的利潤，只許可有合法的利潤；第二，不能有過分的利潤，只能有合理的利潤。工人不應該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過高的工資，那樣會使資方無法經營而企業倒閉，結果會弄得自己失業。我們不要為一時的利益而損害長遠的利益。工人的勞動是應該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但現在一般還得工作八個多小時到十個小時。工人的生活水準應該同中國的現有情況相適應。今天的主要問題，是先做到不失業、不饑餓。勞動條件不可能一下子變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階級應該用自我犧牲的精神來努力生產。我們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保護勞動和限制資本。——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3.主要領導人對民資態度變化的表現

　　“三反”、“五反”時期，對民族資產階級中違法犯罪分子堅決打擊同時，也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團結多數孤立少數，基本上堅持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又斗爭。

　　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斗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于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在一個大城市中，在猛烈展開“五反”之后，大約有三個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這個統一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于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順利地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斗，請你們速作部署。——毛澤東，(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后從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一九五一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望各級黨委在“五反”中掌握這幾條原則。——毛澤東，(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買辦的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中國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因此，解放后，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檢舉的，常常以行賄、欺詐、謀取暴利、偷稅漏稅等犯法行為，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腐蝕國家工作人員，以遂其少數人的私利。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打擊和鏟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著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不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是我們國家五種經濟成分之一，但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人民中國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發展的。——周恩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第一，不能孤立地講公私兼顧，而一定要在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條件下講公私兼顧，就是說，要在符合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的和長遠的利益的原則下照顧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講勞資兩利，而一定要在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前提下講勞資兩利，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產，而一定要逐步實現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無論公與私，城與鄉，中央與地方，大公與小公，都必須逐步納入計劃。否則，工農業的盲目生產，就會發生過剩與不足；商業的盲目經營，就會擾亂市場，波動物價。第四，不能容許謀取暴利，而只能在國家規定的限度或議定的價格內取得合法利潤。第五，不能容許行賄、欺詐、偷稅漏稅、盜竊、引誘等犯法行為繼續發生，聽其侵蝕人民政權，損害國家財產，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凡有犯者必須懲辦，坦白自首者則從寬處理。人民政府所保護和歡迎的是那些擁護《共同綱領》、服從政府法令的工商業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領導和限制而想自由發展、盲目生產、貪圖暴利的工商業家。——周恩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一方面，在新民主主義的方針下，不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而是節制資本。公私兼顧是在國家領導下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資兩利；生產要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反對盲目發展；規定合法利潤，反對暴利。這些原則還是必須堅持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合法利潤？什么是暴利？還要經過經濟改組，經過工商業恰當地發展，才能逐步規定。——周恩來《關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4. 民族資產階級的表現和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的關系

　　第一，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是我黨既定方針，不論有沒有資產階級的“步步緊逼”。

　　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共產主義于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于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第二，已知“五反”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主要領導人對民族資產階級仍然采取具體區分、團結多數的態度，但是毛澤東在總路線規劃中明確提出——土地改革勝利，地主階級被基本消滅之后，社會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可見并不是資產階級的“步步緊逼”才“導致”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而且，關于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問題，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強調了社會主義革命、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反對操之過急。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 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 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澤東，（一九五三年八月）

　　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因此不應該發生震動和不安。——毛澤東(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什么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完成這個任務要經過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采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第一，有些工商業家對國家還保持著很大的距離，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不允許唯利是圖的，對此必須限制。第二，在工人群眾中，有些人也沒有看清楚這個問題，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這樣就不好了。毛主席說：“我們應向這兩方面的人們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地（爭取盡可能快些）適合國家的方針政策”。要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私人工商業如能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就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這樣就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了。——周恩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第三，在“三反”、“五反”運動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有力打擊、管控，是我們高效率的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條件。

　　我們打倒了蔣介石，沒收了官僚資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三反”、“五反”，實現了合作化，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市場。這一系列的變化，一步一步地逼著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我們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權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資本家簡直沒有發言權，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的臉色。后來，又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由國家工作人員、職工群眾、資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參加，實際上企業的管理權是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的手里。公私合營以后，政府決定給資本家定息，工人開始還不愿意，經過黨和政府的說服，工人才同意。這些說明，我們從那次“三反”、“五反”后，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實行了強有力的工人監督。——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綜上所述，第一，社會主義革命是我黨在建國以后的既定方針，并非“民族資產階級倒逼“才進行的；第二，在“五反“運動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依然堅持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具體區分、堅持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第三，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再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仍然堅持逐步進行對民族資產階級長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倒逼操之過急”；第四，在“五反“運動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有力打擊，確實為提高社會主義革命效率提供了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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