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賈康先生近期的《把資本家當“吸血鬼”,這種危險認知對當下的社會意味著什么》(以下簡稱“賈文”)等多篇文章中,出現了一系列違背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提法和觀點,接二連三,造成了思想混亂,有必要澄清是非。
一、資本“中性”論妄圖掩飾資本有害性
賈文提出:“要認識到‘資本’的中性屬性,承認其‘逐利性’,才能更好地引導、鼓勵其發揮健康的功能作用”。
大凡提出資本“中性”論者,不懂得資本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資本不是公家或私人誰都可以拿來用的“物”。
資本由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構成,勞動力商品構成資本的可變部分,在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中,資本依賴雇傭勞動增殖,無償占有剩余價值,這是馬克思一生的第二大發現,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特有,其他社會形態不具備的生產方式。
正因為是資本主義的特有性質,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國家對資本的利用不屬于社會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列寧選集》,第3卷,第528頁)同時,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可以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通過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同前,第525頁)。
毛澤東高度評價列寧的這個觀點,稱贊列寧“是個干實事的人”。毛澤東甚至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韓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7頁)”
抗美援朝后,美國和西方封鎖中國近二十年,在七十年代尼克松訪華,封鎖鐵幕崩潰之際,毛澤東、周恩來在第一時間從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石化為主的技術設備的計劃,在克服艱難困苦石油自給的條件下,為他們去世后我國跨入高效石油農業,為新中國激增的人口取消糧票、布票,打好了一切基礎。
歷史沒有給毛澤東時間,利用資本為社會主義打基礎的任務落在后人身上。但和資本相處的第一刻起,始終面臨著涇渭分明、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一是承認資本的增殖性,在和中外資產階級合作中,“付給國家資本主義大宗貢款,不僅不會葬送我們,反而會使我們通過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見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另一條路是,如賈康先生認定資本“中性”,取消社資界限,使資本榨取勞動永恒化,打著社會主義國家旗號,培育一個和工人階級對立的,占有絕大多數財富的特權階層。
賈康先生對國際壟斷資本打壓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視而不見,對我國部分金融資本脫實向虛、無序擴張置若罔聞,大談什么資本“中性”,試圖混淆資本的非社會主義性質,把黨管資本要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原則拋諸腦后腦后。即使賈康先生引用了毛主席一段話,也表現出其沒有讀懂,不過是斷章取義而已。
承認資本的逐利性,是要將其控制在國家法律的允許范圍內,決不允許其無限度逐利。比如,新冠疫情大爆發期間,國家有關部門打擊囤積居奇、惡意漲價的違法商家,實際上是對市場經濟秩序的保護,而非打壓。此外,近年來,有關部門對某些互聯網企業的壟斷行為開出巨額發單,不過是在引導資本的逐利行為,讓市場秩序保持穩定。而面對一些與境外勢力勾結、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資本,必須嚴格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在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求甚解的基礎上,侈談所謂“與時俱進”者,很容易陷入西方理論的泥坑。
二、關注資本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具有破壞性,是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是對資本的污名化
在東升西降的大勢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然為不斷深入的社會主義事業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
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中,我們發揮了社會主義特有、西方望塵莫及的“一盤棋”的協作精神組織產業鏈、供應鏈,國有資本在內外循環、一帶一路中發揮了骨干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作用下,私營企業也可以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企業更具有社會責任,以人民為中心的前提下資本驅動的科技研發,淡化了資本增殖的目的,使科研、生產和交換的效率不斷超越西方。
另一方面,我們也經受了資本帶來的一系列惡果和消極因素,結構性平均利潤率降低,資本投資疲軟,資本對貨幣無止境追求的本性導致巨額債務和人民幣購買力大幅度下降,產能、勞動力過剩,絕大多數人陷入不敢消費、不愿生育的困境。我們用幾十年時間,工業化和貧富分化均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上百年的路,中國產生億萬富翁的速度同樣趕英超美。這些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特征,正在對社會主義構成嚴重挑戰和致命威脅。
十八大召開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講話指出:“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講話,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中國社會現狀劃出了主線和底線。
一些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如賈康先生,以資本是生產要素為據,引用庸俗經濟學創始人薩伊的主張,進而為剝削合理化站臺。賈康先生所謂的“資本概念已更新,不能再被污名化”,不過是不能實事求是對待幾十年來的社會實踐,在理論觀點上大樹折中主義。透過這種折中主義理論,怎么能準確認識和分析當前形勢,又何談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呢?
習近平指出,“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求是》,2020年第16期)
賈康先生的折中主義,只是在對資本涂脂抹粉,不可能完成“‘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這個任務。
三、混淆資本家剝削行為和股民食利行為的性質,是蓄謀已久的指鹿為馬
資本家是資本增殖的人格化。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后,資本家脫離管理,不參與直接剝削勞動,巨額收入完全依靠股息分紅。而經理人的高額收入,通過組織指揮協調的管理勞動取得必要收入,但根據剝削程度,經理人的必要勞動和剝削勞動合二為一,經理人通過分享剩余價值,加入資本家行列。
而參加股市投資的股民,股市凈收益能夠成為家庭主要收入的,就成了食利階層,這是極少數。至于大多數散戶股民,多年來自我調侃為“黃世仁進去,楊白勞出來”,往往是股市投機的犧牲品,他們的股市收入微量,聊補家用,是小利得者,股市收入不構成家庭的主要收入。小利得者和資本家的收入雖然都屬于剩余價值,但收入構成、數量的懸殊決定了二者是不同性質。賈康先生長期關注現實,絕非不食人間煙火之人,他將幾億股民與資本家相提并論,是指鹿為馬,捆綁絕大多數占被動地位的股民為其歪論站臺。
至于企業員工持股,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情況。少數骨干持股,不過是資本家對管理層的收買;多數員工持股,以勞動者為主體,“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20頁),很清楚,此資本家非彼資本家,因為有了員工持股現象,就否認資本家剝削性的存在,這是認識上的荒唐。
把個體戶和資本家混淆在一起,甚至把幾億股民統稱為資本家,所有這一切,不是賈康先生自己的思想發生了混亂,失去了分析鑒別的能力,而是為四處散布“資本被污名化”、“資本家和非資本家界限模糊”的錯誤觀點尋找的借口,制造社會思想混亂,客觀上起到了綁架眾多勞動群體,為少數資本家吶喊助威的套路。
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指出,“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對于生長在紅旗下中國的第一代先富者,他們多多少少受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因此,馬克思的這段話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他們中有為富不仁的暴發戶,更不乏有品德有人格者。資本吸血,是對資本機制的揭露,說資本家是“吸血鬼”,是對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描述,并不是對具體個人的一概刻畫,更不是要資產者“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特別是對于這些具有程度不同的社會主義觀念,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資產階級,他們屬于人民范疇,是“自己人”。
賈康先生因為不理解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不學習毛澤東關于人民內部關系的論述,就不可能正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只能以反對“污名化資本”為名,否認資本的剝削機制和盲目逐利性,不自覺地充當了資本衛道士的角色。
最后,需要提及賈康先生的學風問題
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做到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并內化為真正的核心思想,不要不求甚解,看似滿嘴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實際上張口皆是錯誤。例如賈文的實踐檢驗真理,是脫離馬克思主義指導的,不要底線的實用主義真理標準;賈文追捧的“經濟人”理念,踐踏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念,這樣的折中主義大雜燴令人哭笑不得。
賈康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求甚解,還表現在對自己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自鳴得意上。細讀其論據,混淆管理的兩重性,混淆管理勞動和剝削勞動,曲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本意,自以為是。鑒于早有學者對此二問題的誤解作了批判,本文不再展開。
列寧曾批評過伯恩施坦的錯誤根源:“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負,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謬的折中主義和對馬克思理論的不求甚解。”(《列寧全集》,第3卷,第41頁)伯恩施坦青年時期是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受到晚年恩格斯的器重,恩格斯去世后,向反面轉化,今天,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都應從伯恩施坦的學風中取得教訓。
在浮躁的學風下,賈康先生以顯赫的名頭,招搖過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思想領域,特別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只能制造混亂思想,散布假馬克思主義,干擾黨的民營經濟政策,不利于當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因此,必須提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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