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結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發現

　　王世榮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與旺盛活力。”毛澤東曾經提出“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首次提出“兩個結合”，中共二十大將其寫入報告和新黨章。這是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表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標志我們黨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發現。

　　一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中國文化的成就處于世界先列。工業革命之后，西方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急劇下滑，到了19世紀中葉以后，當亞非拉許多地方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勢力范圍時，中國也變成一個貧窮落后、割地、賠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地民族主義風起云涌，民族自覺之聲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迎來擺脫殖民統治、獨立自主發展的機會。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從鴉片戰爭到現在170多年時間里，一直在探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少國內、國外學者把中國落后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徹底鏟除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經過一百多年的浴血奮斗，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經過幾代人的接續奮斗，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顯著提升。“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二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和生產方式；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根據漢語大詞典的定義，文化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代代相傳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中國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從三個層次經濟基礎看，中國有著名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這些方面讓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大為提高，宋代技術發展較快。從組織層面看，周朝是井田制，近似于農奴制；秦以后，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從政治組織看，周朝是封建社會，秦朝廢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漢朝以后延續這種方式。而延綿不斷的中華文化，指儒道釋迦，主要指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體系。

　　孔子稱“仁者愛人”，“愛仁”是“仁”的本體。馮友蘭認為“《論語》中言仁甚多，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合禮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也。”作為上層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可以從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以證明。

　　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觀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上，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

　　三

　　早在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游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極力推崇中國文化，稱贊中國文化充滿“純人文的美德、忠誠、犧牲”。福樓拜1869年出版的《情感教育》認為，法國社會推崇中國古典建筑、文學、哲學、戲劇、生活方式，認為“中國哲學崇尚的是一種莊嚴、理性和溫柔敦厚之美”。

　　培根說：“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于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湯因比《歷史研究》：大同世界是不久將來的事情。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么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這個禮物應該是現代西方活力和傳統中國的穩定二者恰當的結合體。

　　西方也有不少人談儒學的復興，1980年代100位世界著名科學家在歐洲聚會，討論人類的生存困境與出路，主張21世紀世界的文化應該是儒家文化的復興。世界宗教大會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確立為全球倫理金規則。

　　2018年在北京召開的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是孔子的“學以成人”，國際哲學聯合會主席德莫特·莫蘭說：在中國，哲學以及更廣泛意義上對智慧的教化有著令人震撼的悠久歷史。這個國度貢獻了歷久彌堅的遺產。我們立即就想到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朱熹和王陽明。這屆大會向著跨文化的理解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

　　文化是心靈的創造，是人類溝通的橋梁，是進步的階梯；是對自然的認知、超越和回歸，是對社會和人的不完善性的超越和建構，是對美好生活即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文化是一種信仰體系和精神家園；是一定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

　　八十年代“河殤”，仍然是講藍色文明的興起，黃色文明的衰落。1988年中國倫理學會在陜西寶雞召開“中國傳統道德分析與評價”學術研討會，討論中國傳統道德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雖然各抒己見，但是沖突論仍然是主流觀點。

　　直到21世紀國學熱興起，國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才有了根本的轉變。新時期我黨提出民族復興和文化自信，進而提出“兩個結合”，則標志著我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重新發現。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習近平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斗，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時又是隨著歷史和時代前進而不斷與日俱新、與時俱進的。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宋代思想家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中國文化的崇高使命。馮友蘭先生說：“仇必和而解”是客觀辯證法。不管人們的意愿如何，現代的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是照著這個客觀辯證法發展的。人是最聰明的，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張岱年先生提出“綜合創新論”：中國新文化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成果的綜合。馬克思主義學說是西方文化精粹的匯集。所以，中國新文化的主導思想應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正確思想的綜合。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與“美美與共”，都是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本文參考林毅夫《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復興》光明日報2011年11月14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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