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是怎樣的無產階級哲學著作

　　——馬克思革命辯證法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超越

　　【按語】

　　“流水線上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這樣站著入睡”

　　“不知疲倦地，搶、搶、搶/直到手上盛開著繁華的繭，滲血的傷/我都不曾發現/自己早已成了/一座古老的雕像”

　　“流水線上，我的身姿如站似跪/它晝夜流動使我幻覺/空洞眼神照耀著的/是一碗孟婆湯還是一條忘川河”

　　“十萬打工仔/十萬打工妹/將最美好的青春/在流水線上，親手埋葬”

　　————  打工詩人許立志

　　許光偉：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研究系列之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許光偉：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研究系列之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許光偉：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研究系列之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25(02),166-179

　　（該文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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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之作為無產階級哲學著作

　　關于《資本論》的學科定性，詹姆遜語出驚人：“不是一部關于政治的書，甚至不是一部關于勞動的書。它是一部關于失業的書。”[10]2同時，他宣稱：“價值編碼可以‘轉碼’為階級斗爭編碼，這一點在《資本論》中只能斷斷續續地看出來。”[10]114看來，他意圖顛覆這一基本事實：“馬克思從來都不想做一個純粹的哲學家或者經濟學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的學說也從來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一種能夠轉化為物質力量的革命理論。”“毋庸置疑，雖然《資本論》沒有明確地關于政治方案的討論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資本論》沒有政治立場”。至于《資本論》是否“為其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堅實的實證科學基礎”,這一說暫且不論，詹姆遜“科學的書”論斷只是“抓住了《資本論》中的‘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運用辯證法去表征資本主義總體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現實”,歸根結底，“詹姆遜以一種‘再現’的方式解讀《資本論》,試圖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語境中重新激活《資本論》,實現《資本論》的符碼轉換”[11]。

　　用詹姆遜的觀點看，《共產黨宣言》確實成了針對《資本論》而論的“予欲無言”。和《共產黨宣言》相比，《資本論》展開了范疇生產，“在這里，我遵循阿爾都塞的觀點。他將生產方式的結構理解為基本上是通過‘生產關系’組織起來的，或換句話說，通過剝削的結構建立起來的。因此，統治不僅是這個結構‘次要’的結果，而且是其再生產的方式，而非生產的方式”[10]120。因為，“在認識論上，只有‘范疇’才能實現存在與意識的統一”;在《資本論》中，“批判的路線落腳于對現實進行改造，因為唯有改造，才能改變世界，進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與歷史、存在與本質、本質與現象的矛盾，才能最終獲得存在與意識矛盾的解決，徹底改變現存世界的秩序”[12]。

　　堅持《共產黨宣言》是針對資本的階級之讀，那么《資本論》必然是歷史之讀與階級之讀的統一。這樣，“詹姆遜難題”就被化解了，化解的理由在于范疇對客觀和主觀的統一，即如果人們對寫的生產和讀的生產不刻意加以混淆的話，那么就應該認識到：《資本論》哲學化解讀沒有進行任何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的范疇生產，仍舊是直接的哲學式翻譯或對《資本論》的特殊哲學的再生產?。

　　因此，《資本論》研究史客觀存在讀寫分離乃至讀寫分裂的學術現象，這部分影響了對《資本論》頂層設計的判斷與認知。說到底，人們不能滿足于執行批判任務，還要依據新時代的實踐適時提出新的批判任務和要求。

　　全部的問題在于如何正確對待《資本論》中客觀存在的“哲學生產”。其有兩個基本特征：(1)用對象把握存在，堅持存在方式和狀況決定思維方式和狀況；(2)堅持存在與思維的同一，從存在-思維中把握存在同一于思維的認識規定性。因而不同于《大學》——《精神現象學》學術路線的主奴辯證法，《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學術路線對應的哲學主張乃是革命辯證法。

　　如何言說歷史?歷史為一本來規定。本來則有“六象”,曰：“生殖(生產)象、器質象、形態象、主體象、表面象、虛假象”;“六象”即“六身”,曰：“元身、亨身、利身、貞身、末身、變化身”,在“六身”當中，“元身、亨身、利身、貞身”是為本身。就《資本論》而言，之所以將資本放置于唯物史觀的“元、亨、利、貞”結構加以考察和解讀：既為求取資本“本身”,也為了考察主體邏輯(勞動過程、直接生產者及個人所有制等歷史實體內容)與統治邏輯進行階級化合條件下的具有反抗性質的主體發展關系及其社會行動，藉以求取“本身的解放”,是為對資本本質所開展的全維度的歷史研究：有關資本生產的歷史形式或社會形態的本質，以及有關階級形態、經濟形態、思想形態的諸種本質，等等。

　　在諸本質規定中，資本生產本質是始源。故此，如果說與主奴辯證法對應的路線是主體知識論，那么，與革命辯證法對應的理論路線直接是勞動價值論(對歷史剝削過程的理論化)。

　　這表明：馬克思一直堅持沿著歷史二重性前進，不是簡單地拋棄主體知識走向知識客體，而是尋求揚棄辯證法基礎上的知行合一。

　　在所謂“三綱”(“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指導下，《大學》率先明確了主體知的路線：格物(物識)→致知(知識)→正心(心識)→誠意(意識),以及主體行的路線：修身(身象)→齊家(家象)→治國(國象)→平天下(天下象)。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首次以主體系統知識形態合成了它們，又使之成為同一邏輯——自我揚棄的主體邏輯學?。

　　從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連同其《邏輯學》,可以說是勞動價值論的現代出場。在主體的經濟價值觀上，由于黑格爾根本上是用抽象的精神勞動作為本體的范疇全面改造了斯密的交換勞動價值論，致使他能夠完全克服斯密的性相分裂觀。同時如上所論，由于他的主體同一邏輯，使得“黑格爾把一般說來構成哲學的本質的那個東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學，看成勞動的本質”。這導致“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并且在“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的同時，“黑格爾惟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因此，他的科學是絕對的”[13]101-102。繼而在黑格爾看來，“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惟一的行動。因此，只要意識知道某個東西，那么這個東西對意識來說就生成了。知識是意識的惟一的對象性的關系”[13]108。

　　然而，抽象勞動并非黑格爾本人的主觀產物，而毋寧是用精神現象學對階級社會的勞動統治進行客觀認識反映的結果。那么，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么意義?其意義是，“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壓迫特別沉重是由于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壓迫則是由于社會狀況。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13]13-14。

　　在勞動者整體遭受階級統治而不得自我解放的境遇下，針對勞動，一旦運用形式邏輯，則無產階級哲學必須用“非A的A”句式?。

　　抽象勞動從而簡單勞動價值論，不過是指導工人階級斗爭的科學理論；所謂抽象勞動(簡單勞動)是非勞動，“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13]62。

　　“蒲魯東從這個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勞動而不利于私有財產的結論”,然而事實真相是，“這個表面的矛盾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13]62。

　　勞動二重性作為階級斗爭哲學，當然就醞釀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但是馬克思本人強調，它源自于對黑格爾哲學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成果的清算。無論黑格爾本人還是整個資產階級古典學派都謀求對勞動與非勞動之間邏輯真相關系的把握，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毋寧是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一個經濟學的注腳。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可見“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一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一句話，“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在目前，“共產主義本身并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13]92-93。

　　既然勞動二重性是價值的發生，那么，它相應是勞動價值論當中最核心的斗爭規定，勞動價值論由此而成為主體斗爭哲學。

　　馬克思規定斗爭起點是主奴辯證法，從而，它的路線是從爭奪A-B對A-ā邏輯形式的領導權開始。為此，馬克思著力改造了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合題，使之成為沿著自然歷史過程方向前進的“揚棄的辯證法”。方便起見，可直接稱為“馬克思的三段式”。

　　由前面的例子可知，馬克思是用G-W=G’(G-W-G’)來領導商品流通公式W-G-W以及貨幣流通公式G-W-G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嚴格區分資本總公式與流通公式的不同邏輯形態：一者是A-B類型(I-II是其衍生形式),一者是A-ā類型(即W-G和G-W的邏輯關聯)。B與A是亦彼亦此，ā與A則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關系，就實質而論：一者著眼于矛盾狀況的考察，一者旨在驅除矛盾性，旨趣殊異。這就要求同一性邏輯必須以非同一性邏輯為根基，確保呈現運動向發生規定行動回歸，其超越了“阿爾都塞式問題”。

　　所謂統治規定，含義之一是：統治在剝削中，剝削在統治中，既然為同一過程，就注定相互拱衛，這是“封-建”的道具總性質；含義之二是：既是統治主體的邏輯，又是主體反抗的邏輯，使矛盾發生，又令其歷史在場，這是階級道具指向的工作總內容。階級斗爭狀況越是嚴重，主客觀就越是不一致!于是在規定性上，研究對象表達為“ww∶JJ-jj = WW·WW′”(正是有機構成的剝削器官導致了唯物史觀工具與它的思想器官的相反相成、彼此制約)。其同時作為引導我們的運動的工作邏輯，乃至于作為統治結構視角的觀察主客觀一致性狀況的“無產階級道具”。

　　這是革命辯證法。在統治(結構)關系形成上，階級剝削謂之“封”(所謂商品起點即階級的開端),勞動二重性謂之“建”;“建”同時又是階級矛盾關系的歷史發生，這就將階級斗爭規定歷史動態化乃至現實行動化了。知識邏輯(形式邏輯)本能地排斥矛盾，繼而也就要求由勞動二重性支持的革命知識同時是行動邏輯。這表明：在技術構成內部，不僅發生著A和Pm的知識矛盾，而且產生勞動發展與勞動統治的實踐斗爭；在價值構成內部，不僅發生著c和v的知識矛盾，而且也必然存在圍繞勞資關系進行的各種社會斗爭。

　　然則，“《資本論》原理的意義在于實現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斗爭)原理的合而為一”,以致，“實踐(行)、理論(知)的統一說到底是以‘行’(歷史之行、階級之行)為第一性，以‘知’為第二性，確立對階級性內容的科學研究路線和表述——此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定義法”[14]。

注 釋

　　?須知，“馬克思恩格斯往往不把他們的理論明確稱為哲學，多稱為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恩格斯依然需要哲學，但這種哲學存在的領域、方式和功能轉變了。它是一種新的辯證哲學，在思維領域存在；在自然領域和歷史領域，其存在方式不再具有獨立性外觀，需要通過現代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體現和確證；在功能上，它必須運用于解釋說明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和現實生活過程，揭示其普遍聯系、矛盾運動、發展過程及其一般規律”(韓慶祥：《論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總體性——兼談辯證法、世界觀和歷史觀的邏輯關系》,《哲學研究》2022年第2期)。

　　?黑格爾的定義方式可謂對象邏輯學意義的“識之”。在此之前，以“心學”為理學的明朝王陽明在其逝世前兩年留下“四句教”作為自己學說的一個總結，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委實揭開了主體邏輯學序幕；這可謂是對象思維學意義的“象之”。而完整規定的對象，正是“象之”與“識之”的統一。所謂“意之”(對象定義),正是由此界定而來。

　　?不同于資本辯護者將同一邏輯僅僅說成是肯定的邏輯，“非A的A”表達式乃是堅持將同一邏輯認識還原為否定的邏輯——如可變資本(社會再生產勞動力的方式)和不變資本(社會再生產物質資料的方式)。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堅持把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區分開來，將后者視為否定的過程。正是由于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混為一談，其強調資本惡與普遍永恒資本(統治的普遍秩序)的邏輯共生性，“結果不是揚棄異化，而是肯定異化，即證明異化是不可揚棄的”(孫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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