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當前經濟形勢？筆者歡迎賈康教授把現實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聯系起來，當然也要和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聯系起來。

　　和許多形形色色的理論“創新”一樣，賈先生的“豐富和發展”，卻是撿起了歷史的沉渣：繞開資本對勞動的統治，避開生產方式談經濟，這不僅早就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為假社會主義，也因為伯恩施坦熱衷于此，被列寧痛斥：“荒謬的折中主義和對馬克思理論的不求甚解”（《列寧全集》3，41）。

　　在理論界，這種不求甚解長期以來避開生產的決定地位談分配，談消費、談流通，將其化身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化身為國企民企集體經濟產權、效率評價等偽問題，充斥于宏觀、微觀經濟指導，幾十年的后果是不得不解決絕對貧困，又面臨大多數人無法擺脫不敢消費的相對貧困，成為阻遏當下經濟發展的瓶頸。

　　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2019年成為我黨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痼疾宣戰的元年。解決問題，首先要面對形形色色的的理論“創新”。多年來，理論界突破馬克思主義立場，從粉飾新老干部的經驗主義開始，演繹毫無底線的實用主義，沉浸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御前侍衛”名單可以列出一串，但要求聯系馬列基礎理論，倒是賈康同志的一個小小貢獻。

　　（筆者注：本文所引賈康觀點，均引自賈康《民營經濟發展急需基礎理論創新》、《發展中的股份制：以“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資本社會化達成資本私有制的積極揚棄》兩篇文章）

　　1，賈康和胡德平等諸先生為維護“民營經濟”，強調《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消滅”是誤譯，應該是“揚棄”。暫且不議維護自己人的良善，一干人所理解的“揚棄”顯示了不含消滅，或兩相排斥。

　　很遺憾，這種研究并沒有達到高中程度的“辯證否定”。

　　回避消滅和否定，“揚棄”就毫無意義。如果揚的是私人生產新的表現形式——由競爭必然走向壟斷的股份制，棄的只是分散的小生產，避開資本與勞動矛盾的社會關系實質，重在維護由財產支配的新的私人生產核心，只能是一種偽“揚棄”，一種折中調和手法。

　　——將一個表達發展、進步的哲學概念營造成專門維護舊事物的折中手段，這種“創新”，歷史上并不新鮮，和百多年前伯恩施坦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異曲同工。對“揚棄”概念的誤讀，或因思想方法、政治取向而產生的歪曲，也就不能準確解釋馬克思對股份制的積極棄和消極揚棄的原則差別。這是對經濟領域特別是民營經濟領域里的共產黨員和朋友們的一個誤導。

　　2，必須揭露，賈康教授所提對勞動價值論五個層次的“創新”，完全背離馬克思。

　　賈先生的“創新”在于，以剝削社會和共產主義不同社會形態都存在剩余產品分配為由，為按要素分配找出了新理由。按要素分配，是按資分配的外衣，并非創新，這是庸俗經濟學創始人薩伊的主張，使剝削合理化。前后兩者雖然毫無因果邏輯，卻構成了第一層次的依據，但是，如此理論“創新”，一張口就錯了。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各種收入歸結為三位一體的公式：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是要素分配理論的基礎。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經濟理論借厲某某等的產權改革和分配改革理論出臺全國，全要素生產理論也進入經濟話語體系，相應的要素貢獻理論、要素分配理論出臺，其本質是馬克思揭露的資產階級所有制決定的生產關系和要素分配的“三位一體”公式。

　　這個傾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中帶來極大的思想混亂，即使在不承認全要素價值論的一些左翼，也有受到私有化現狀影響，脫離所有制，誤認為“馬克思不主張財富（使用價值）源泉一元論，馬克思是財富（使用價值）源泉多元論者”，提出錯誤的全要素財富（使用價值）論，這就掩護了勞動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的折中，成為全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的依據，曲線請回了“三位一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私有化現狀的融洽。

　　相比以上，賈先生的“創新”要粗糙得多。

　　接著，賈先生羅列《資本論》的各種勞動概念，明明馬克思從管理的二重性（社會勞動，價值增殖）出發，對管理勞動和剝削勞動有明確區分，從不否定單純管理勞動的價值，賈先生依然千方百計，把資本家運用資本的剝削勞動混入與資本無干的管理勞動，摻入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猶如把貪腐高官“夙夜在公”，觥籌交錯的勞動計入社會總勞動，歸類抽象勞動，黑白混淆，從而重復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的荒謬，提出“凡是在社會再生產流程中從事勞動的人，都應具有價值創造者的地位”等謬論（第二、三、四層次）。

　　至于第五層次，在賈先生這里，試圖以早期血汗工廠“得以遏制”而對資本剝削存疑，不過是持續了70年代末訪歐代表團對歐美窮人豐厚境遇的驚詫。無需分析，這是不懂剩余價值有絕對和相對之別，貧困有絕對與相對之別的誤解。又因為“有存款的人通常都有利息收入”，就不能把利息看做剩余價值，否則，聊補家用的大眾統統成了食利者資產階級。這些均暴露賈先生對馬列入門知識令人吃驚的陌生。

　　如果說一些老革命當年戎馬倥傯，無暇讀書，賈先生等一干參與恢復高考的學術權威，如何疏于馬列ABC，熱衷于突破底線，喪失立場？自列寧批評伯恩施坦等不求甚解馬列以來，我黨在1945年清算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防止兩種傾向中，毛澤東于1959年，張＊＊于1975年，習近平于2015年又提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的特點是不讀書，不懂裝懂，脫離人民群眾。新時代，新特點，習近平提出對待馬列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八字真言，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有針對性的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背景。

　　3，“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建立私有產權還是公有制下的勞動者消費？

　　對于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杜林曾放肆攻擊是“馬克思觀念的混混沌沌的雜種”（《馬恩選集》3，472），一百多年后，賈先生也來淌混水，“如果說重建的是生活資料的個人占有，那么實際生活……無所謂重建的問題”，主張“放在以股份制為實現形式的‘社會資本’即‘資本社會化’對私人股權的包容與內洽上來。”

　　不求甚解者沒有料到恩格斯對此早有奚落：“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為了使甚至６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一點，馬克思在第５６頁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并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馬恩選集》3，473，文中黑體為引者加）

　　恩格斯的條件挺寬松：會認字，大于6歲，但符合條件的賈先生就是要一屁股坐在“私人股權”上。手法是兩個混淆，一個回避。

　　①，混淆雇傭勞動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性。

　　賈先生和九十年代以來的一批人一樣，大談股份制對私人資本的揚棄，他們不懂、不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批判了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變種，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馬恩全集》25卷上，496），他們被“社會資本”所迷惑，不相信股份制是資產階級巨富的孵化器，開始不懂，以后不愿承認。

　　無論西方兩百年，還是中國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無論股本結構多么眼花繚亂，多么交叉重疊、分散稀釋，主導運作的依然是私人資本，少數私人受益。

　　他們不理會列寧的警示，看不到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對立，脫實向虛中，股份制成為通過資本運作吞噬社會剩余價值的血盆大口。因此，他們當初天真的認為“股份制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如果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自己就成了歷史罪人。

　　時至今日，追隨厲某某的股份制吹噓者面對兩極分化已極為尷尬，賈先生卻不識時務，一頭扎進華爾街的資本公募私募口徑，對上市go public（走向公共）、對早已破產的“人民資本主義”的“資本社會化”甘之如飴，甚至斷言中國“國內的‘資本社會化’與國際的‘資本社會化’必然融合”。

　　以混淆、歪曲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的社會性，混淆、歪曲為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性，從而為篡改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原意尋找笨拙依據。

　　②、混淆公有制聯合勞動與一般股份制即積極揚棄和消極揚棄的本質界限，曲解馬克思原意。

　　工人合作工廠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自然而然”地發展形成的（馬恩選二，520），是資本勞動化變革的起點。

　　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實踐證明，實現馬克思展望的資本與勞動對立的積極揚棄，是一個歷史過程，首先需要爆發十月革命性質的上層建筑革命，其次要有全面公有制變革的歷史條件，其三必須以國家控制經濟命脈為前提。

　　按勞分配生活資料，以奮斗者為中心的勞動者聯合生產過程和按資分配的股份制性質截然不同，將經歷漫長的復辟與反復辟的劇烈矛盾運動。

　　賈先生毫無分析地謳歌美國的職工持股計劃（ESOP），回避金融資本壟斷操控下1%寡頭家族對99%人民的剝奪，疫情期間財富增長30 ％的荒謬，將其歡呼為馬克思的“積極揚棄”，不過是沿著西方經濟學脫離政治的慣性，在“揚棄”上大玩文字游戲。

　　其性質，是重復蘇共后期“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荒謬，要害是回避資本和修正主義、官僚主義的權力和勞動的社會對立。

　　③、回避新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同志式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本質是社會關系，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管理的本質也是人與人的同志式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已經不再被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毛澤東年譜》4，324）。

　　但是，如果把公有制資本化，對私營企業放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反作用，無論公有資本控股還是私有資本控股，按照經濟機制，資本和勞動的矛盾依然構成社會主軸；無論依據控股權，還是資本與內部人控制的博弈，雇傭勞動者總是被置于被統治對象，很難持久地、機制性地形成主動創新、積極勞動的高質量生產方式。

　　實踐表明，所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把企業前途如同賭徒僅僅下注于所謂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產權制度上，都是資本拜物教的體現，重物輕人，不僅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也不必然構成振興企業的充分條件，脫離企業運作實踐。

　　我國民營經濟領域里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者，依靠群眾，高度審視、牢牢把握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把資本設計為不能流通交換的內部虛擬股權，作為激勵創新性勞動、超額勞動的手段，同時，把剩余勞動的交換價值投入科技研發，而不是側重當期利潤分配，壓縮虛擬股權形成，形成激勵主動勞動的奮斗的生產方式；在分配中，以激勵活勞動為中心，把少量的按資分配轉向對前期勞動的補償，壓縮虛擬股權分配，令“資本”服務于活勞動，服務于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生產，而不是以增殖為唯一目的。

　　當資本職能轉化為主要對當期和前期勞動時間和復雜程度的計量和分配，并作為未來復雜勞動程度分配的基礎時，就實現了馬克思的“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資本”主要職能和可以流通的，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的資本性質已經不同，這個時候，對資本的變革就開始了，這就真正實踐了馬克思的“積極揚棄”的“過渡”（《馬恩選集》2，520）。

　　正因為在企業中樹立起了自覺的對資本的勞動化改造，形成了企業依靠勞動員工為主體的命運共同體，就可以抗拒國際資本的利誘和圍剿，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充沛的企業活力，和國有企業共同成為民族產業的脊梁，這樣的來自生產一線的，依靠工人階級群眾的實踐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上層建筑對民營經濟指導的結果，成為民營企業中有志企業家和職工共同的向往。

　　這種實實在在的創新，今天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否定前三十年企業管理的改革折騰中，抓住前期不具備的外部條件，以馬克思指出的，從壟斷之前具有的“普遍有用性”的“資本的偉大文明”（《馬恩文集》8，90-91）出發，“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十五大）上取得的碩果——是按照毛澤東深入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方向，繼承前輩不畏犧牲的主人翁勞動的反映，再一次證明了曾經的“政治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選》5,196）規律的客觀性。

　　這個創新不歸任何設計者，歸功于基層的共產黨員和工人階級。這種創新與賈先生坐在辦公室照搬西方盛行的“社會資本”的私有股權“重建個人所有制”，回避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

　　民營經濟領域的實業家若按照賈先生的“創新”，在同等外部條件下當然也可以把企業辦下去，但通向類似阿里巴巴在電子商務創新后立即自發地走向螞蟻金融的高杠桿平臺壟斷趨勢，走向一些平臺依據數據壟斷，不做一碗飯，沒有一輛車，卻可壟斷國人的吃、行、運的趨勢，在中國的市場規模下，有快步晉級世界若干強的機會。

　　但按賈先生主張的“社會資本”基礎上的私人股權的個人所有制，私人產權神圣不可侵犯，所謂中國“國內的‘資本社會化’與國際的‘資本社會化’的必然融合”，堅定地維護的是按資分配和利潤最大化，保護的是資本的集中和走向壟斷。

　　例如維護聯想侵占、稀釋國有資本，維護少數權力者個人合法鯨吞巨額剩余勞動，同時維護廣大倪光南神圣勞動果實被剝奪的路徑；維護的是金錢掛帥，而不是為國家，為民族填補空白，重蹈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買辦經濟；維護的是當前產品普遍過剩，人民群眾不敢消費的相對貧困，而富豪增速超過歐美的的生產方式。

　　在國外市場上，多年前外媒反映中資私企“從國內帶來的”疏通上層官僚的慣用方式，引發與當地民眾對立的社會事件，曾發生贊比亞中資私企槍擊示威礦工致傷11人（2010年10月26日 新世紀周刊），美國內華達州因中資私企征地，引起農場民眾與軍警武裝對峙（新華網2014年7日）等，這些歷史事件影響極壞，提供了慘痛教訓。

　　但相比而言，賈先生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倘若被理論界接受，無論國企民企，在國際上的未來后果就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無序擴張，毒化共商共建共享，形成超級大國霸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前轍。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細胞，如果不正視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勞資對立，面對民營經濟現實存在的兩條道路，習近平在最近民營經濟座談會上指出，“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民營企業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準確地反映了時代脈搏。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做出巨大讓步，其中包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判斷的政策性運用，無論五六七八九還是五個九，構成當前工作的實際條件。兩個毫不動搖，是從實際出發的政策導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但不意味著在理論戰線突破馬克思主義底線。

　　如把現階段的政策性運用“按要素分配”，裝扮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猶如抗戰時期用“減租減息”政策解釋“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猶如把團結抗日解釋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黨史上對私有制、資本、剝削概念的貌似“辯證”態度由來已久，如建國后有人提出“歡迎剝削”，如改革后把“一部分人先富”解釋為放縱產生大批資本巨富，如新時期把共同富裕解釋為只抓分配等，共性是用政策混淆指導理論，歸根到底，是不同的經濟成分對上層建筑的意識反映，事關搞亂思想，改變黨的性質。

　　賈先生哀嘆，人們“骨子里”“普遍存在的思維定勢”是，“憑借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進而剝削雇傭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不瞞賈先生，這種思維無論“定勢”與否，估計要存在一萬年；賈先生應當自問，知青、當兵出身的自己，為何站在勞動大眾“骨子里”“普遍存在”思維的對立面，也站在廣大擁護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振興企業的民營經濟管理者的對立面。

　　至于把民族資本家和個體戶混為一談，不過是混淆民營經濟成分的手法。

　　十八大后，提出改革開放需要“社會主義定語”，實際上否定了初期回避勞動雇傭化的“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的武斷判斷，引起美國統治集團的反彈。2018年10月4日，在最近受到我國政府制裁的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美國副總統彭斯指責“雖然北京仍然口頭上說‘改革開放’，但＊＊＊當年的政策現在卻是空洞的……中國的統治者仍然可以改變方向，回歸改革開放的精神”。

　　改革不是復辟資本主義，美國人顯然失望了。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人們應當有個明確的判斷，這是對賈康教授代表的思潮的忠告。

　　20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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