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就提出節制資本，說明他也意識到資本對國計民生的破壞作用。

　　馬克思說得更加明白：資本，自從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資本是什么？從表現形式上看，資本有兩個要素構成：一是錢，二是錢能夠花出去，從事工業、農業、商業、金融活動。如何限制私有資本？也從這兩個表現形式上著手：一是限制私有資本的錢的數量，二是限制私有資本的經濟范圍。如何限制？三個辦法：沒收、贖買、擠垮。

　　解放之初，我們對官僚買辦資本采取了沒收政策，對民族資本采取了贖買政策，對投機資本采取擠垮的辦法。

　　注意，前兩者是政策，是政治辦法；后一個是經濟辦法、商業辦法，當然也有政治力量作為后盾。

　　1949年，上海、天津這兩外國際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最集中城市的先后解放。10月以上海、天津為先導，人民幣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這是新解放區比如上海、天津等地的資本抵制人民幣的結果，是貨幣發行、流通、回收體系仍然控制在資本手中的必然結果，即從經濟上抵制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結果，它們必然利用自己手中的資本，破壞新生人民政權的經濟。不打擊這些資本則新生的人民政權即使在軍事上、政治上建立了，但在經濟上仍然未建立，政權也就不可能穩固。事實證明，不到一個月，物價平均漲1.5-1.8倍，上海的棉紗上漲了 3.8 倍，棉布上漲3.5倍，糧食價格上漲的幅度超過一般商品一倍或一倍以上。此次物價上漲，一方面由于財政赤字，人民幣鈔票發行過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機資本控制著新解放區的貨幣發行、流通、回收和控制了商業體系的結果。它們興風作浪，看準上海“兩白一黑”等物資“緊缺”，大量囤積貨物，待價而沽。新生的人民政權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大量物資集結完畢，與投機勢力較量的時機成熟。1949年11月25日，根據黨中央、中央人民政權的部署，陳云命令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一齊大量以較低價拋售棉紗[14]。與此同時，按照部署，人民銀行按約收回貸款，各大城市同期開征能夠收縮銀根的稅收，各項用于投資、收購、經費均暫緩發放，并要求不得投入商業活動，此即著手控制商業體系、控制定價。投機資本看到物資價格較低而不斷吃進棉紗等物資，但打錯了算盤。因為新生人民政權控制了物資流通（即商業體系）和定價，棉紗等物資價格沒有上漲，反而不斷下降，上海的棉紗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了一半。投機資本知道大事不妙，也跟著拋售棉紗，后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買回他們吃進的棉紗。政府趁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大量棉紗。投資資本大虧，手里的錢大大減少了。1950年春節前后，投機資本卷土重來，看準春節后糧食看漲的老規律，準備在糧食上大撈一把。而這次，在陳云和中財委的部署下，上海連續拋售2億多斤大米，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降，逼得投機商人不得不虧本吐出全部囤積的大米。

　　經此一役，私有資本手里的錢沒有那么多了，掀不起大浪了。這就是從錢的數量角度限制資本。

　　至于對美國、英國、法國等資本，以及“四大家庭”的工業、商業、金融資本，新生的人民政權直接采取了沒收政策。茲不贅述。

　　對于民族資本，新生的人民政權則采取公私合營的策略，事先，還有一“擠”的辦法。上海的資本家“張伯韓”從事紡織，外受國際資本的壓制，內受國內官僚買辦資本打擊，有反抗意識，對中國革命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即使是這樣的民族資本，對工人也是壓榨的、不尊重的，對中國革命是有消極甚至是破壞作用的。也正因為這種壓榨和不尊重，當公有制的紡織工業建立后，這樣的民族資本企業根本沒有生命力，而且，那點產量，對于中國市場，自然也構不成壟斷，決定不了價格，彌補不了什么。所以，總體上這些“民族資本”企業，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其生產經營舉步維艱，對國民經濟沒有太大的作用。這就為公私合營提供了基礎。

　　公私合營，前提是必須有足夠強大的國營公有制經濟，即有強大的國有工業、農業、商業體系，和國有銀行這種貨幣發行和流通控制體系，能夠控制物價，打擊私有資本對價格的操控。否則，私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占壓倒優勢、能夠控制物價，即使國家能夠控制貨幣發行和流通，但在和私有資本競爭中，也處于劣勢。這種情況下，私有資本會有較大利潤、發展得很好，自然不愿意公私合營。如果公有制工農商業體系建立了，國有銀行體系建立并控制了貨幣發行、流通，也就能夠控制商品定價，也就限制了私有資本的利潤，私有資本無利可圖，自然希望尋找出路。公私合營，是對私有資本的挽救，是給私有資本家政治上、經濟上的出路。當然，不是讓其繼續對工人剝削、壓榨，而是對私有資本經營的企業進行公有制的改造，成為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這個過程中，為了改造順利進行，給予私有資本家一定的“定息”。老實說，這個定息，對于工人階級來說，是有一點不公平的。但是，這是歷史過程中必然的辦法，是一種暫時的妥協、讓步。如果不給這點定息，那么，工商業改造的過程可能很不順利，反而不利于團結民族資本勢力，不利于維護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

　　要看到，一是這點定息，雖然對工人階級不公平，但是，對工人階級的損失并不大，可以忽略。二是這點定息，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至于給多長時間，要看私有資本的改造情況，要看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壯大和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情況。三是要看到，這點定息打消了私有資本家的畏懼心理，也消除了潛在的分裂，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安定團結，極其重要。

　　第二，在私有資本還有相當實力的情況下，限制私有資本的經營范圍。這也是個傳統的老辦法。中國封建社會就知道鹽鐵銅專營，就知道黃金、白銀、鐵銅等戰略物資不能出境，就知道控制商業流通體系進而控制物價。明代有“茶馬法”，即茶葉這種外域必須的大宗物資，商業上由政府壟斷專營，禁止私有資本染指（即便駙馬爺染指茶葉經營，也要砍頭），這也就是控制了物價，以較高價格出售我們大量生產的茶葉，以較低價格采購中央政權急需的馬匹。用明太祖的話說，就是“貴其無、賤其有”，誰說明太祖不懂經濟？如果沒有國營壟斷性的商業體系，那是控制不了物價的，是無法“貴其無、賤其有”的。

　　新中國繼承了這些傳統的做法，而且，發揮得極其出色。

　　新中國的外貿，是由政府統一組織的。這意味在出口、進口這個商業渠道上，中國政府統一調動全中國的工農業生產，和國際上的金融、工業、商業大鱷角逐。中國工業、農業生產水平并不太高，尤其是工業技術水平并不太高。即使是技術先進、商品獨特的單個工業企業和外國工業大鱷競爭，那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處于下風，尤其是在定價方面，當然被國際壟斷工業、商業、金融資本欺壓，它們必然壓低我國商品出口的價格，同時，抬高我們所進口商品的價格。但是，我們中國的工農業企業團結在一起，在政府的統一組織下和外國資本作生意，我們力量就大了，就打破了外國資本對商品的定價權，就能為中國企業爭取到了一個更好的價格。

　　這就是公有制商業體系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作用，真正是維護了中國廣大工農業生產企業的權益。

　　但是，如果某私有資本企業脫離這個體系，繞過政府的統一組織和外商做生意，那么，國際商業資本在短時間內會給予其很高的利益回報，不會壓低其出口價格，甚至還會壓低其進口商品的價格，給予大量讓利。但是，國際商業資本的這個“讓利”，與其說是這這種私有資本的關照，不如說是旨在打破中國由政府統一組織的進出口商業體系。只要中國政府不再統一組織國內商品進出口，則中國工業就成了一盤散沙，就容易被國際壟斷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各個擊破，操控中國商品進出口定價，從而從整體上侵奪中國工業生產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

　　所以，政權絕對不能放棄對進出口商業體系的統一管理，不能放棄對這個統一的商業進出口體系的控制，不能允許國內外私有資本繞過這個商業體系進行進出口貿易。這也就是明太祖時期的“茶馬法”。

　　限制私有資本經營范圍的政策，如鹽鐵、黃金、白銀等經濟領域不允許私有資本染指，道理很淺顯，這里也不贅述。

　　現在談溫鐵軍的新觀點，即三農是新的資本池子。溫鐵軍說，以前房地產是資本池子，現在，可以把三農作為資本池子。

　　溫鐵軍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讓外資、買辦資本、私有小資本進入中國的三農領域，不要加以限制，要松綁。現在中國的三農政策，顯然是限制了外資、買辦資本、私有小資本對三農的侵奪。

　　溫鐵軍的這種建議，是對三農的關懷嗎？是“增加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嗎？不是。他是要把三農誘騙入各路私有資本的虎口！

　　提醒大家，對于一個國家、民族、政權來說，最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大宗商品，不是別的，而是糧食！而資本的最終目的，必然是控制某領域的生產，并制造短缺！所謂社會資本，其實就是國際壟斷資本、買辦資本以及各種小型的私有資本，但主角肯定是國際壟斷資本、買辦資本，而絕對不會是各種小型私有資本。溫鐵軍在建議金融資本進入“三農”這個話題時，對這些資本是故意不加區分的，似乎是在為各種小型私有資本找賺錢的出路。小型資本人數多嘛，容易引起共鳴，容易得到社會支持。但，實際上是，外資或者說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才是溫鐵軍所服務的主角！各種小型資本在外資和買辦資本面前，是沒有任何地位的，也沒有任何競爭力。土地資源這塊肥肉，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是不會讓各種小型社會資本來吃的！一旦沖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防線、讓土地進入金融資本市場，土地很快會淪入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之手！各種小型社會資本不可能是掌握土地資源的主角。

　　但溫鐵軍的言論，很容易引起各種小型社會資本的躁動，以為土地資源是他們的盛筵，于是，就一窩蜂式地支持溫鐵軍的觀點。你們錯了，最終獨霸土地資源這塊肥肉的，肯定沒有你們。你們只是被溫鐵軍及其背后的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利用了。

　　土地、糧食，必須掌握在政權手中，不能讓私有資本染指！這既是政權的命根子，也是人民的命根子。中國這么大的國家，14億人口，經不起一場糧荒的災難。

　　但大家知道，資本一旦控制某個領域，必然控制這個領域的商業體系，如果控制不了商業體系，那就必然制造“短缺”，然后漲價，強迫人民群眾接受這個漲價，壓榨群眾。資本控制了醫療，則醫療必然“短缺”，民間能夠治病的老赤腳醫生，也不能再從事醫療。民間老赤腳醫生如果參加治病，那就是瓜分了醫療資本的利益，當然是要嚴厲打擊的，采取的辦法有正規化、法治化之類。資本控制房地產，就必然制造住房“短缺”，讓人不得不購買他們生產的住房，采取的辦法有停止福利分房，打擊小產權房之類。資本控制了生豬生產，必然制造“短缺”，采取的辦法有以環保為名，禁止農民養豬，造成豬肉大漲價，……

　　所謂的市場化，其實就是讓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控制某個領域，并同時摧毀國營生產或保障、打擊小私有生產或保障，以便為國際壟斷資本和買辦資本掃清障礙、消除競爭對手的一種政策。

　　那么，按照溫鐵軍的說法，讓三農對接國際金融資本，會產生土地、糧食被國際金融資本和買辦資本控制。那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制造糧食“短缺”！必然是糧食大漲價！那么，糧荒之下，14億人民怎么辦？社會的穩定還能保持嗎？政權的穩固還能保持嗎？讓14億人向國際壟斷資本要飯，國際壟斷資本會給嗎？那要付出什么樣的政治代價、經濟代價？

　　為了人民的一日三餐、為了社會的穩定、為了政權的穩固，本應該嚴格限制資本進入到戰略物資生產和流通領域，應該如明太祖為控制茶馬貿易連犯禁的駙馬都要斬殺一樣，限制私有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三農領域、、礦業領域、醫療領域、教育領域、住房領域、養老領域等戰略領域，必須由國農統一控制這些領域的生產和商業經營，現在，卻有那么多聲音要開放這些戰略領域，要引進外資、擴大開放，要內外資一視同仁，不是很奇怪嗎？

　　我的一位朋友給我發了這樣一份消息：“剛剛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索羅斯表態，可能沒有很多人注意。他其實說出了金融大鱷們最意圖——自由民主與否只表象，深層的開放金融和貨幣主權、任同美元操縱，才是索羅斯們（深層政權）的最終目標”。說得非常好。

　　應該說，由于中國開放了金融，取消了在華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限制、投資額度限制、持股比例限制，金融大鱷們的第一步陰謀，已經成功實現。接下來，就是通過操縱中國金融和貨幣主權，再染指中國戰略物資生產，而作為第一戰略資源的土地和第一戰略物資的糧食，就成了金融大鱷的重點目標。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戰略目標，一是收回被出賣的貨幣主權、金融主權，二是在未完全收復貨幣主權、金融主權的情況下，要嚴格限制資本染指我戰略生產領域。限制資本對三農的染指，確保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當務之急。

　　最后再說一個溫鐵軍們所說的提高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是的，農民如果放棄了土地，的確可以得到一筆錢，“可支配收入”的確是突然增加了。但是，喪失了土地之后，農民的不可預料的“開支”，卻突然增加了。比如，你要適應城鎮化，你要購買住房，就需要一大筆開支。最要命的是，你要吃飯，而糧食漲價，你更需要一大筆開支。這些都是農民承受不了的。

　　讓三農對接國際金融資本，不是解救農民，而是出賣中國農民、中國農業、中國農村！是準備一場大規模的對農民的大屠殺！是策劃一場政治顛覆！是策動一場社會動蕩！

　　溫鐵軍關于三農的言論，和國際金融大鱷控制中國戰略物資生產的意圖，配合得嚴絲合縫。打著替各種中小資本尋找發財機會的旗號，打著為農民提升可支配收入的旗號，實際上是卻是為國際金融大鱷和買辦資本瓜分中國農村土地資源、控制中國糧食生產服務，陰險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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