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的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況，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這是青年毛澤東致密友周世釗信中的一句話。

　　說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絕不夸張，不朽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毛主席年輕時深入基層調研出來的，步行七百多公里，耗時一個多月。

　　主席說過這樣一句話：

　　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完全不同，始發現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

　　六十二年前，196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及為這次全會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席針對“近幾年來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是比較少，對情況不甚了了”的狀況，號召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傳統，希望與會者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兩個月后，中央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毛主席1930年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后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領導機關聯系實際認真學習。

　　再兩個月后，主席針對《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中提出的調研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般干部掛帥的多，領導干部掛帥的少；漫無邊際的多，充分準備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層的少；昂首望天的多，當小學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參加勞動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凈凈的多，滿身油膩的少；帶走的東西多，留下的東西少；‘十月懷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即著名的“十多十少”情況，將文章標題改為《調查成災的一例》，批示指出：

　　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之后主席親自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湘、粵農村進行調研，他自己也用一個月的時間乘火車離開北京，做調查研究工作和調查研究的動員工作。

　　中央其他領導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也紛紛深入基層，形成了濃厚的調查研究風氣。

　　這些調查研究用時短則幾天，長則一個多月，掌握了實際情況，為各領域的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的調研還直接發揮了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

　　由此，1961年也成為黨歷史上有名的“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　　

1

　　需要看到，毛主席之所以會在1961年大力要求“調查研究”，正是因為在過去三年經歷了一股建國以來空前劇烈的「基層陽奉陰違之風」。

　　在黨中央宣傳謀劃大躍進的努力之下，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擴大化、一刀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頻頻示人，最終使得大躍進運動在歷史上被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是黨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很長時間以來，也一直是國內反毛化浪潮、國外反共勢力持續三十余年時間里一個卓有成效的攻擊利器。

　　很多時候，他們是一體的。

　　因為想掘掉共產黨的合法性，就必須向毛主席潑污。

　　首先需要嚴肅明晰的是：有沒有天災即自然災害？當然有。

　　除了2014年CIA就已經披露過的解密資料證明那三年新中國確實遭遇特大自然災情，還可以查看郝治清的《中國古代災害史研究》和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均有詳細論述。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面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面積877萬公頃，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災面積就達到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91%；且成災面積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57%，亦為有記錄以來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人士聲稱1959-1961三年是“風調雨順，純粹人禍”，顯然是不顧事實。

　　其次，那么到底有沒有內部的人禍？當然有；有沒有大面積餓死人？當然也有。

　　只不過，歷史不能只看一面，否則就是盲人摸象。

　　從1958年開始的浮夸風，就是最大的人禍。

　　事實上，“大躍進”這個詞都并非毛主席本人發明，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首創“大躍進”，當時這份黨媒可不是毛主席負責審閱的。

　　關于浮夸風、基層陽奉陰違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比如1958年8月12日，釀成河南信陽餓死百萬群眾慘案的吳芝圃，居然陪同毛主席視察農田，這就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

　　舊日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時期，河南人民曾口口相傳：

　　水旱蝗湯，河南四荒。

　　而到了毛主席帶領解放軍推翻三座大山后的新中國，竟又生出了新口號：

　　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痛苦是事實，而事實就是史實。

　　1957年春天，河南第一書記潘復生制訂《關于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然而到了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省長吳芝圃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批判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糧食問題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

　　省全會隨即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并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

　　自此，吳芝圃在河南占據了主導地位，也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

　　實際上在50年代初，潘、吳二人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問題上就有分歧。

　　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題”，吳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后來潘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中央的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罷休放人。

　　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沖突，進一步擴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秋天吳芝圃的勝出，在政治上為他的大興浮夸風掃除了障礙。

　　1959年11月，位于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十三萬民工在吳的指揮下赤膊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

　　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效益。且由于強行灌溉、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河南大片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1961年鹽堿化面積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

　　1958-1959年，吳芝圃又在河南平原地區指揮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一塊地對一塊天”。

　　在瞎指揮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一兩年之內實現水利化、向中央表功（也是為他背后的人彰功），吳芝圃在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可是，就在1958年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開的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上，吳芝圃竟然吹噓河南全省深翻土地八千萬畝，每畝施肥五萬斤！

　　到8月底，河南省背著毛主席與中央，強行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合并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對外鼓吹“跨入共產主義”。

　　吳芝圃的底氣從哪來？膽子從哪來？

　　在那四個月之前，1958年4月，中央主要領導從穗返京。當火車途徑鄭州，在車站與前來接送的吳芝圃交談了十來分鐘，說：

　　我們有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

　　吳的熱情很高，說：

　　大社都有了，只是還不叫公社……

　　得到“點撥”的吳，隨即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了“共產主義大試驗”，信陽地區小麥“高產衛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熱潮奉獻的第一件禮物。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也是吳芝圃的杰作。

　　那一時期，農民經常在干部的威逼下，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里供人參觀，甚至還有某位大領導曾站在上面笑瞇瞇地拍照、鼓吹共產風。

　　瞞著毛主席，他們什么都敢干。

　　1958 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這正是鼓吹“共產風”、“窮過渡”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證據——這篇社論沒有經過毛主席審閱。

　　一直到1958年底和1959年初，毛主席通過走訪調查問詢得知真實情況、開始在給浮夸風剎車之后，基層的陽奉陰違才有了停止之態。

　　浮夸風鬧劇中有五只吃人老虎，史稱“災荒五虎”：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2

　　無法忽視的是，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是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遏制浮夸風，情況才得以逐漸好轉。

　　1958年11月10日，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夸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里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1958年11月21日，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

　　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

　　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

　　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

　　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

　　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

　　針對某些領導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億九千萬土石方”的問題，主席說：

　　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后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

　　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

　　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

　　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主席還專門找過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些筆桿子們談話：

　　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1959年4月15日，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

　　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并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并到一畝。這些浮夸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1959年4月29日，主席給六級干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干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

　　他在信中說：

　　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可以看到，大刮五風期間，主席真的可謂最喜歡“潑冷水”的人，也是頭腦最為冷靜的人。

　　1958年在武昌，主席就支持群眾對抗這種不講道理的官僚主義：

　　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群眾這種‘造假’就是好的！

　　在河北，過春節時非讓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

　　湖北有一個縣，也是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

　　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中，主席也有告誡：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主席甚至還公開質問過一些地方官員：

　　你們信不信上帝？

　　大家只是鴉雀無聲地呆坐著，主席又說：

　　你們不信，我信！

　　干部們驚呆了，沒人吱聲。

　　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主席隨即放緩說說：

　　上帝是誰？他就是老百姓，是人民！你們把上帝惹翻了，非垮臺不行！

3

　　然而，惡果畢竟已經被種下，影響仍然蔓延。

　　人禍的客觀存在，不可避免地給某些勢力遞了刀子——西方媒體、港臺勢力、大陸輪子，這三四十年來不斷地夸大數字：三千萬、五千萬、七千萬、一個億………

　　三年自然災害，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真的是張口就來的“三千萬”嗎？

　　特別是，動輒要把罪過扣到毛主席身上嗎？

　　先說“三千萬”這個數字是怎么來的，是誰發明的。

　　“餓死三千萬”這種說法，最早出自于香港大學荷蘭籍教授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這是一本徹頭徹尾的謠書。

　　書中大量圖片選用的都是民國時期蔣記國府治下的大饑荒圖片，如1942河南大饑荒的影像攝圖（白修德拍攝）。

　　話說果粉們熱愛吹捧的“撐著油紙傘”的民國，發生過多少饑荒呢？我隨便列一列有史可尋的：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5000萬；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超過14萬，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后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淪為災區，受災人數3700余萬人，死亡人數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即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余萬人……

　　…………………

　　那么問題又來了，馮客寫這本造謠書籍的經費從哪里來？——臺灣蔣經國基金會！出資一百萬美元，責成書寫。

　　從臺灣彌散，從此“餓死三千萬”成為抹黑我黨、抹黑毛主席的“不銹鐵證”。

　　之后，經過著名大陸外逃“歷史學者”、著名輪子辛H年在臺灣香港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演講”，扯淡程度進一步升級：

　　1962年中國共產黨在10月間開了省委書記碰頭會，在這個碰頭會上，他們認為從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風調雨順的歲月里，完全是因為人禍造成的4300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鄉安徽700萬，山東900萬，河南900萬，天府之國，四川1000萬，這些數字是鐵的數字，是我親自記錄的！

　　這扯淡真的扯的沒邊。

　　可就是這種扯淡，能夠幾十年來在各種西方媒體的“大雅之堂”上登來躍去，然后再出口轉內銷、由國內各個磚家二次三次加工創作，繼續升溫。

　　查證《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等，根本就沒有中央在1960年10月舉行各地省委書記會議的記錄，事實上當時也壓根沒有“碰頭會”這種官方會議的叫法。

　　這“4300萬人死亡”，張口就來之膽大，實為輪子風范。

　　除了境外勢力的造謠，過去大陸方面同樣存在“官史錯誤”。

　　比如著名的1983國統局數據（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萬人）與黨史二卷的計算錯誤，也造成了惡劣的國內國際影響（比如金輝、曹樹基、王維志、楊繼繩等國內磚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爾以中國官史數字為依據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根據“某年當年歲末人口數”－“上一年歲末人口數”＝“當年出生人口數”－“當年死亡人口數”的公式，在1983官史數據中，從1957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竟然出現了巨大差異。

　　這能夠作為論據以證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千萬、三千萬人嗎？

　　事實是：災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戶籍制度落實伊始執行不到位，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并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并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中國統計年鑒》1986）——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萬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萬人口的數字滑坡。

　　關于這段歷史以及不可隱去的官史漏洞，經年累月科普、辟謠無人問津，但是相比那些造謠的人四處出書演講賺得盆滿缽滿，播散真相的人卻真的是用愛發電......

　　回想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警衛中隊的一位戰士曾探家回來，寫了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窩窩頭。

　　那窩窩頭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糙糠皮，他把窩頭交給毛主席：

　　主席，我們家鄉的農民生活還很苦，人們就是吃這種窩頭。我講的是實話，我爹我娘也是吃這個！

　　老人家的手當時就顫抖起來，接過窩頭，眼圈一下子紅了。他掰下一塊窩頭放進嘴里嚼了嚼，又讓李銀橋叫幾個人來，給每人都分了一小塊窩頭：

　　吃，你們都吃一塊。這就是我們農民的口糧，這就是種糧人吃的糧食啊……

　　都知道毛主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群眾路線」，他總是相信群眾——但他老人家為什么只愿意相信群眾，這是如今很難卻很需要去討論的。

　　再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因為再現嚴重的基層陽奉陰違。

　　一場規模宏大的國家性運動已經過去，但是經驗與教訓會永遠留在歷史中，供今人與后人時時剖析和警醒。

跋

　　我曾經說過，當縣委書記要走遍全縣各村，當地市委書記要走遍各鄉鎮，當省委書記要走遍各縣市區。我履行了這一條。

　　我在正定當縣委書記時走遍了所有村，有時候騎著自行車下鄉。我當市委書記、地委書記期間走遍了福州、寧德的鄉鎮。當時，寧德有四個鎮沒有通路，我去了三個，后來因調離了，有一個沒去成。有個下黨鄉，我去時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雜草，他說這條路還稍微近點，順著河邊穿過去。一路上，老百姓說“地府”來了。他們管地委書記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老百姓簞食壺漿，自發擺著各種擔桶，一桶一桶都是清涼飲料，用當地土草藥做的，還有綠豆湯，說你們喝吧，路上辛苦了。

　　那個地方叫壽寧縣，明代寫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馮夢龍在那兒當過知縣。馮夢龍去上任走了半年。當時我就一個感慨，一個才高八斗的封建時代知縣，怎么千辛萬苦都去，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封建時代一個官員嗎？

　　我到浙江當省委書記以后，全部縣市區走遍了，之后對浙江發展提出了“八八戰略”，就是發揮八個方面優勢、采取八個方面舉措。這是什么？這就是要親自摸清吃透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

　　不要吃別人嚼過的饃，我們又不是小孩子，還讓人家喂？現在，了解情況的手段更多了，電話、微博、微信都很快，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手段更好了。

　　—— 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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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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