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力量》是著名經濟學家張維營在2009年寫的一篇力作，曾收錄于他的《市場與政府：中國改革的核心博弈》一書中。在時隔13年后的今天，又被人發在網上。說明它至今在理論界仍有些影響。

　　張維營是在改革開放中曾赴國外留學歸來的學者，雖然有人揭發他涉嫌牛津大學碩士學位以及獲獎資訊、成果方面有造假行為，但應該承認他對西方經濟理論大師的真傳還是深有所獲的，只可惜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書并未讀多少，或者讀了也并未入門。從《市場的力量》中就鮮明地看出其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如今它既然又拋出來了，有必要對其進行討論和批駁。

　　駁“人類97％的財富，是在0.01％的時間里創造的”

　　在《市場的力量》中，他一開始就援據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提出了一個論斷：人類社會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250萬年間，“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里創造的。”這250年間就是世界實行市場經濟的時代。如此鼓吹市場經濟的魔力，算是達到了極端。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市場經濟的產生只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離不開歷史。市場經濟的出現的確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張維營的論斷卻是把“生產力”說成“財富”，把“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具體說成是占97%，而過去250萬年的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全部財富卻只占3% ，差別如此之大，這就近于把整個人類歷史上創造的財富完全抹殺了！在250萬年間僅有如此微簿的成果，世世代代人類又是怎樣活下來的，社會又怎能發展到現在？張維營完全是在拿人類歷史開玩笑！

　　貓膩出在哪里？從文中一眼看出張維營所說的“財富”概念，明確是指“人均GDP”，即產品的交換價值，簡稱“產值”的東西。豈不知GDP根本不能說明“財富”的廣泛含意。稍有經濟常識的人們都知道，財富包括自然財富、勞動所創造的財富：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等多方面內容。其基本屬性是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即具有使用價值。在人類社會長期的歷史上，財富是與GDP，即產值是毫無關系的。而只是在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換條件下，財富才有其“價值”形態，即“GDP”指標。張維營只把在市場經濟下才有的GDP看成財富，無視全部人類社會歷史上所創造的成果和財富，完全是耍小兒科技兩，失去一個經濟學家的起碼常識！

　　人們知道，人類社會絕大部分歷史是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的，當時人們所擁有的產品和財富只有物的形態，即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換價值即“價值”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任何物品的使用價值都只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同樣是人們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在非商品交換條件下是無法比較各種物品的價值大小高低的。例如，一個窩窩頭與一錠黃金，哪個價值高？這在一般意義上是無法說明的。從維持人的生存意義上說顯然窩窩頭比黃金價值更高、財富更大。在兩種根本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經濟制度下是無法比較產品價值高低、財富大小的。優其在非市場經濟時代，以GDP說明財富多少，是莫大的荒唐！

　　例如，石器時代的一個陶罐對于當時人們生存的意義難道會比今日一個家庭的全套現代化廚具價值更小嗎？即使今日，一個西周銅鼎也是價值連城的財富吧！張維營所謂人類歷史上的財富與市場經濟時代相比只占3%的論斷，完全是忽悠人的瞎編，拾其洋大師的牙慧以賣弄自己的學問！

　　又如：在古代，進入人類活動領域的土地、森林、草原、動植物界等是十分豐富多樣的，它們都是人類的自然財富，難道說這種財富比現代社會更少嗎？

　　早在數千年前，中國的先民就發明了原始農業、養殖業等，從而帶來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其革命創造意義難道比近代以來的工業革命小嗎？古代先民們發明的燒陶、冶煉、繅絲織綢等技術，帶來的財富增加，難道與現代的汽車、火車、飛機等相比是微不足道嗎？

　　人類在各個時代都創造歷史，創造財富。在今天，我們看到的埃及金字塔，歐洲古代的一個個神廟、城堡、教堂、宮殿，中國的長城、大運河、古建筑、西周鐘鼎等，都見證著歷史上的輝煌。難道這不是無價寶藏，不是財富嗎？張維營為鼓吹市場經濟制度，肆無忌憚地抹殺整個人類歷史的成就。充分暴露了其徹底的歷史虛無主義立場！

　　駁改革以前三十年中國經濟沒有發展的論調

　　否定歷史，其真實的意圖是否定改革以前新中國三十年的歷史。張維營在文章中多處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在過去的30年里出現”，“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過去30年”等。它的文章寫于2009年，所說的“過去30年”正是1979年以后改革開放的年代）。“奇跡來自市場經濟制度 ”。意思顯然是說新中國改革前的三十年經濟沒有增長，或只有很小的增長。這正是精英們長期以來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論調之一。

　　我們看到，張維營發出這種論調的依據仍然是他的GDP。正如有人所說中國改革以前三十年GDP增長幾近于零。

　　對于正常思維的人都會明白，一個大國如果連續三十年經濟都沒有增長，而人口卻增長了四五億，接近翻了一番，這怎么可能呢？所有國民豈能活下來，更不言國家如何振興、崛起！

　　經濟學家竟然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是產品經濟，即實物經濟。那時安排生產指標和衡量經濟發展都是直接按產品的產量，例如生產鋼鐵多少，糧食產量多少，棉紗紗綻多少等等，而根本就沒有GDP這種概念。當時產品的收購和供應價格都是計劃價格，而不是市場價格，遠遠低于其價值以下。GDP的統計方法是在改革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使用的，用這種市場經濟的指標說明非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和財富增長，豈不是荒唐可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實行的經濟方針是“發展經濟,保證供應”，生產的產品，只服從國家調撥和按排，直接用于國家和人民的實際需要，絕大部分并不進入市場交換，并不體現于價值和利潤。因此最準確、真實、直接的體現經濟和財富指標的是物質和產品的數量，而不是GDP。

　　按官方說法，中國改革從1978年開始，改革以前歷史實有29年。為了對比改革前后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本文同樣選取改革以后主要實行市場經濟的29年，都以官方公布的歷年經濟統計數字為據，進行比較，清楚地看出：改革以前從1949至1978年所有工農業產品產量增長幅度，都大大高于從1978至2007年的增長幅度。例如：

　　糧食：1949—1978年全國產量由11318萬噸增至30475萬噸，增長是2.69倍；1978—2007年由30475萬噸增至50150萬噸，增長是1.65倍。

　　棉花：前29年由44.44萬噸增至216.7萬噸，增幅是4.88倍；后29年由216.7萬噸增至760萬噸，增幅是3.51倍。

　　鋼鐵：前29年由15.8萬噸增至3178萬噸，增幅是201.14倍；后29年由3178萬噸增至4.6億噸，增幅是14.47倍。

　　煤炭：前29年由3243萬噸增至6.18億噸，增幅是19.06倍；后29年由6.18億噸增至25.23億噸，增幅是4.08倍。

　　石油：前29年由12萬噸增至10405萬噸，增幅是867.08倍；后29年由10405萬噸增至18665.7萬噸，增幅是1.79倍。

　　電力：前29年發電設備容量和年發電量分別由185萬千瓦和43億千瓦時增至5712千瓦和2566億千瓦時，增幅是分別是30.9倍和59.7倍；后29年發電設備容量和年發電量分別由5712千瓦和2566億千瓦時增至7.18億千瓦和32559億千瓦時，增幅分別是12.6倍和12.7倍。

　　以制造業的代表產品汽車產量為例：新中國建立之初沒有汽車生產，自1956年才有汽車工業，并生產出笫一輛汽車，到1978年產量是15萬輛，22年間增長了15萬倍。到2007年全國汽車產量是800萬輛（多為中外合資企業生產），29年間增幅是53.33倍。（以上數字都以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為據）

　　等等。事實說明改革以前中國工農業產品產量增長幅度全部都高于改革后的增長幅度，有些高出在數倍和十幾倍以上。這些直接體現經濟和財富實物的數量都大幅度增長，而GDP卻是沒有增長或只有微小增長，這豈不恰恰說明你的GDP有問題嗎？GDP根本不能反映非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實際。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就把一個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國家建成了具有現代農業基礎，基本實現水利化、初步機械化、良種化的國家，建成了一個獨立自主、門類齊全、科技領先的工業化的國家。如此巨大的發展，GDP能夠反映出來嗎？這種發展又是在設有資金和技術援助，全靠廣大工人農民的勞動和智慧創造出來的，是真正的奇跡。完全是市場經濟模式所解釋不了的！

　　在三十年中，廣大科技工作者懷著一顆愛國赤心，以微薄的工資，不計報酬，成功研制出“兩彈一星”、核潛艇等許多國之重器，還有雜交水稻、菁蒿素等一系列重大發明，躋身于世界先進行列。這些科技財富相當于多少GDP？

　　在三十年中，完成了對全國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消滅了幾千年來不斷的洪澇災害，全國新修了八萬多水庫和遍布各地的水利工程，造福于子孫后代。這么偉大的業績要產生多少GDP？僅一個紅旗渠工程就會有多少GDP？

　　據有人考量，在1949至1979三十年中僅全國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總量就達3610億立方米，所有工程中國家投入的資金都很少，絕大部分是由人民公社的農民在沒有報酬，只拿著生產隊的工分情況下苦干出來的。這么大的工程量相當于1200多座三峽工程。三峽工程不過3億立方米土石方量，總投資是2000億元人民幣。這就是說改革前三十年僅水利建設的資產如依GDP計算，就有240萬億元人民幣。我們知道，209年全國GDP總量是34萬億。計算可知，毛澤東時代僅水力工程產生的固定資產就相當于209年全國GDP的7倍之多！可想而知在三十年中整個工農業建設將會創造多少GDP！它遠遠超過改革三十年中的經濟增長。

　　建國之初，中國有70%以上的貧困人口。到改革之前，在全國人口成倍增加的情況下，貧困人口下降到2.5億，占總人口的27%（據官方的數據），比原來降低了43% 。而到改革后的2007年全國貧困人口還有2148萬（據聯合國的公布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數據為2億多），29年中只降低了不足26% 。清楚說明改革以前的脫貧速度大大高于改革后的年代。

　　人們看到，按官方公布的數字，改革開放后有許多年份GDP增長都高達7%、8%以上，增長幅度的確是大。但明白人都知道，其中虛假成份有多少？

　　首先，其中包括屬于國外資本（獨資、合資、股份）的份額。洋人拿紙鈔，在中國的土地上消耗中國的資源、能源，盤剝中國勞工血汗，污染中國的環境，在中國進行生產和出口統計。最后把利潤拿走，把垃圾丟在中國，而中國卻只頂著GDP增大的虛名！從確切意義上說這部分GDP并不完全是“中國的”，應予析出。

　　其次，包括大量非物質生產的產值。在GDP統計中，商業、金融、各種服務業等行業的價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產值只包括工農業生產，而不包括上述這些方面。更不包括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娛樂、安全等這些本屬于社會投入的公益事業而現在卻被“產業化”了的“產值”；也不存在變賣土地、礦產、水源、出租文物遺產等過程中形成的“產值”。改革前的土地、礦產、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計入產值；而現在都是流量，只要一流轉，GDP就大量增長。這種GDP增長與計劃經濟的增長相比，豈能相提并論！

　　再次，改革開放以來每年GDP統計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房地產。據中銀國際估算，2016年房地產行業占GDP比重達到2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23.73%。但各地建造的許多樓盤是沒有賣出的。有資料說現在商品房廣義庫存量達38.4億平方米。按照經濟學理論，這些沒有售出的產品，是沒有實現的價值，只是GDP中的泡沫而已。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建造了大量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發生許多新建的樓房、橋梁垮塌及其他災難事故，還有大量的投資失誤工程、重復建設、產品積壓、損壞、銷售不出以及假劣商品等，這也是GDP迅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去除以上各種虛假的成分和對嚴重的環境、自然資源破壞的補償，其真實的GDP還有多少？哪有什么“市場經濟的奇跡”！

　　舉證各方面的數據、事實，都充分說明中國改革以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幅度都大大高于改革后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幅度，真正的奇跡只有在毛澤東時代！張維營所謂“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在改革后30年里出現”的論調完全是顛倒黑白、欺人之談，暴露了其仇視社會主義制度、以“人民為敵”的真實意圖。

　　駁“制度創造財富”論調

　　張維營在其文章中發出這樣一種論調：“為什么人類的奇跡在過去的250年里出現，而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在過去的30年里出現？是不是人變得比原來更聰明了，比過去的人智慧更高了？當然不是。人類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沒有太大的進步。今天的中國人再聰明，我相信沒有幾個能超過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樣，人類的智慧在過去兩三千年內沒有太大的變化。”因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唯一答案，就是人類實行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能創造巨大的財富”。

　　張維營所謂“制度創造財富”的論調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這一理論正是從考察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得出的。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共同本質：勞動創造歷史。勞動不僅創造了人，而且更創造了財富和價值，是一切財富的來源。包括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財富。

　　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是人類的本質屬性和機能，是生產力的主體和決定要素，是生產中唯一具有生命活力和創造性的因素。勞動是體力勞動、腦力勞動以及管理者和工人勞動的統稱。說勞動者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主體，就是說其智慧和技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歷史的、發展的。正是勞動者的智慧技能的不斷進步，才推動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張維營說：“人類的智慧在過去兩三千年內沒有太大的變化”，并沒有“變得比原來更聰明了，智慧更高”。“今天的中國人再聰明，我相信沒有幾個能超過孔子、孟子、老子。”這完全是違反人類科學和歷史常識的。試問：古代的孔子、孟子、老子有現代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天文等知識嗎？懂得信息技術嗎？他們連現代人的科學常識都沒有，怎能斷言現代人智慧沒有超過古代人？在人類兩三千年歷史內世界己發生了數次思想解放、科技更新和工業革命，現在不僅登上了月球，而且探索器已發射到了太陽系和宇宙空間，豈能說現代人類的智慧和技能沒有超過古人？張維營為抹殺勞動創造財富的真理，連起碼的常識也不顧了！

　　經濟制度是什么？它只是生產要素的組織方式和運行規則，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制度對生產效率的大小具有一定決定作用，但在任何時候它都不能代替人的勞動成為生產和財富的創造力量。任何經濟制度一但建立就是一種固定模式，好的制度促進生產效率，壞的制度阻礙生產效率。說“制度創造財富”是根本的扯淡。相反，歷史上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的出現，歸根到底都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的，是從勞動實踐中產生和創造的。

　　張維營所謂“制度創造財富”，實質只是指“市場經濟制度”創造財富，并不是一切時代的經濟制度都創造財富，照他所說：人類250萬年中在其他一切經濟制度下總共財富才有3% 。

　　市場經濟制度如何創造財富？在《市場的力量》中讀者既看不到他的任何實際調研，更無典型事例和數據，唯一引據的都是西方教課書：“市場經濟為什么能創造巨大的財富？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他《國富論》里指出，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將每個人的“利己之心”轉換為“利人之行”；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人只有為他人創造價值，才能獲得自己的利益。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奇妙。”多么美好的贊頌詞！

　　然而，自《國富論》至今，市場經濟己在全世界運行了250年，它的真正釋義現在已看得更加清楚：市場經濟的確給世界帶來了巨大財富，在歐美各國造就了大批企業巨頭、財富大亨、黃金家族、跨國巨商。但在張維營所繪的這幅GDP“幾乎是垂直上升增長”的示圖中，卻只是反映的西歐發達國家英、法、德等國及其衍生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的情況，可惜并沒有廣大亞非拉國家和地區。更不言與這種財富聚積相伴的廣大工人階級的貧困和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的貧窮落后。這只“看不見的手”為什么從來未有施惠于廣大工人階級和各國民眾！

　　張維營在《市場的力量》中，喋喋不休地大講市場和企業家如何“相互信任”、“使陌生人之間達成合作”、“承擔責任”、產生“激勵機制”等，通篇是空洞的說詞，但卻閉口不言市場制度的弊端和問題。市場經濟所貫徹的是極端利己主義和金錢至上靈魂，通行的從來是與鄰為壑、爾虞我詐，不擇手段為自己賺錢謀利的技巧，更未有什么舍己利人的義行。所謂“為他人創造價值”只是手段，而“獲得自己的利益”才是真實目的。連某些西方經濟學家也承認“看不見的手已淪為一只骯臟之手”。

　　自《國富論》以來，資本主義為了爭奪市場和財富，導至世界上大小戰爭發生了數百次，其中世界大戰就有兩次，死亡人口在8000萬以上，受傷兩億多人。列強為戰爭和謀利研制的各種殺傷武器不斷更新換代，僅其中百分之一就可毀滅地球。資本主義對環境、自然生態造成的滅絕性破壞更不待言，許多自然資源永遠不可再生。250年的歷史清楚說明；市場經濟為部分地區和少數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同時卻對全人類帶來了毀壞和災難。直到現代，滲透市場精神的發達國家也絲毫未有對國際社會體現出什么“信任”、“合作”、“承擔責任”和慈善胸懷。如果說在有些國家民眾生活有所改善，那也是由于政府機制和福利政策這只“看得見的手”發揮作用，而根本不是什么“看不見的手”！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早就論述；市場機制的根本問題是它的自發性，由此帶來生產盲目性和無序狀態，造成資源巨大浪費等。由競爭必然導至壟斷,壟斷又反過來破壞市場機制等。這種矛盾是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代替它的必然是更高級、進步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這種道理對于張維營來說是不懂的，在他的文章中通篇引據的是亞當、斯密和美籍經濟學家德隆、奈特、熊彼特等。一位中國農民出身的學子，喝足了洋人雞湯，得西方大師的真傳，回國后賣弄“市場迷信”的學問，竟背宗棄祖、不識自已的國家，令人可卑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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