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令人難忘的一段最艱難的歲月。當時城鄉居民因糧食短缺而遭受了一段“挨餓”的經歷。這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毛澤東時代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箭矢。文壇上謠言四起，“吃樹皮”“餓死人”等等。然而真實的情況如何？作為過來的人，有必要講清楚。

　　經過

　　有人把三年困難的出現看成是“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的結果，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大躍進”是毛主席為貫徹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而號召的，目的是把經濟建設盡快搞上去，這并沒有什么不對。實事上“大躍進”給中國工業化、水利化、科技和國防發展帶來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新中國發展史上的許多“第一”都是產生于大躍進時期，否定大躍進運動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沒有必然聯系。

　　在“大躍進”運動中有些領導干部“頭腦發燒”，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在實際工作中刮起了“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強迫命令、瞎指揮”等不正之風，歷史上稱作“五風”，才是造成“三年困難”的直接原因。實事說明，當時哪里“五風”刮得最猖獗，也即是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本文所談，僅以筆者所了解的大多數地區的情況為限，個別地區的特例不在其內。

　　實際上，在大躍進運動笫一年的1958年全國農業發展的形勢是很好的，糧食和農作物產量獲得空前增長。但是由于干部們盛行“吹牛”“浮夸”風，產量更被虛報，一般畝產上千斤，試驗田畝產上萬斤，這就影響到國家征收數額大大提高，而留給生產隊的糧食大大減少；又由于當年秋開始普遍實行公共食堂化，全體社員都吃集體食堂，農戶不再分配口糧，社員家庭的糧食基本被清空，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證。加上當時農村生產、管理混亂，糧食浪費現象也十分嚴重，對農作物收獲不精：有些產品沒收上來被爛在了地里。當時丟棄于路邊和地里的地瓜、蘿卜、花生等到處可見，但卻無人撿拾。在開始時公共食堂食品還充足，喊出的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飽飯”，不限量，到處吃飯不要錢。但后來生產隊的糧食逐漸不支，食堂就變成按人限量供給。在當年春節時食堂還免強改善了一下生活：集體殺了一頭豬，吃了一頓肉，包了一頓水餃，炸了一點酥品等，但在春節過后，生產隊就逐漸斷了糧。因為還要留下種子糧、牲畜飼料糧等，不能全部吃光。這時就報告到縣糧食供應部門，按每人每天4兩的標準給生產隊補充供應。這就是當時各地盛傳的“四兩”糧的標準。

　　每人每天4兩糧食（元糧，其中地瓜干品種是三斤折一斤），自然是吃不飽，有的生產隊有點積蓄補充的還好，但無有任何補充的，社員們只能忍饑挨餓。在當時食堂每日三餐只能供應三頓湯粥、午飯時一個窩頭。到了1959年二三月間，各地集體食堂即先后停火，社員們重新恢復了家庭自炊，仍按人均每天四兩（有的五兩）糧的標準供應。

　　確切說，“三年困難時期”是從1959年春天開始的，（個別地區是始于1960年春天）也是那時達到最嚴重的程度。下半年開始擴大到城市和非農業人口。在農村有二三個月的時間每人口糧降到每天四兩或五糧，不夠吃，必需大量摻拌菜葉、野菜等為食。而且還有樹皮、草根、青苗、花生皮、玉米蕊等，都吃過，凡是可以吃的東西都找來吃。很多人都回憶說，那時每天都饑腸轆轆，時時有挨餓感覺。很多人因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等。有些地區農民為了求生存還有棄家外出逃荒要飯的。在少數重災區，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上升。

　　但是，這里要說明的是，這種嚴重饑餓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大多過了二三個月時間供應糧就增加了，情況就有所緩解。絕不是如有人所說三年時間都是同樣的沒糧吃、挨餓。

　　在1959年饑荒的初期，由于受”反右傾”的影響，無人敢說真話向上面反映情況，至使直到當年四月初，部分省的災情才反映到黨中央，對此毛主席和黨中央高度關心重視。立即成立了全國“救災委員會”，組織救災、調查災情，調劑糧食供應，重視對群眾生活的安排等。四月中毛主席在國務院秘書廳起草的關于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及處理報告和救災委員會關于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上上批示：“將此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笫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解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的大問題”。同時他還對當時山東省濟寧、聊城兩個專區派出工作隊赴各縣、社調查缺糧情況，并發放救濟糧和增加社員口糧供應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要求推廣等。（《毛澤東年譜》4第22頁）

　　此后黨中央和各級政府即把“渡過春荒”、“救災”和“安排群眾生活”做為一項中心任務。各地都加強了糧食的統一管理和調撥，采取向困難地區人民發放救濟糧、開展節約用糧、調整城鄉供糧標準的措施。自四月以后，大多數地區居民糧食供應標準即提高到成人每天八兩，小孩有些差別，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不同工種之間也略有差別等。這樣使各省的生活困難問題大有緩解。四月底，毛主席在《黨內通信》上說：“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數。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同上書第34頁）

　　在這期間，黨中央還多次發通知，提出“爪菜代”、“節約用糧”號召，推廣“小球藻”代食品和“食品增量法”（療寧黑山縣衛星人民公社經驗）等“渡荒”做法。還通知要求城鄉各行吝業減少勞動、工作時間、增加休息時間等。這些措施對于克服困難、緩解饑餓起了很大作用。當時各級醫療機構還派出大批醫務人員赴農村社隊給群眾查體，對得浮腫病的人給予義務醫治和發放保健品，如糠麩餅干等等。這些事情，對于過來的人們都還充滿記憶。充分說明當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對人民生話困難是高度關注的，絕沒有無人管問的情況。

　　尤其是從1959年始，毛主席和黨中央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對經濟政策和農村人民公社管理體制提出了一系列調整改進措施。如：5月初，中央通知“恢復社員的自留地，按照原來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后來增到百分之七），號召人民公社在實行集體飼養同時“發展私人飼養豬雞鵝鴨”，并“對私人養豬要在飼料、勞動時間等方面給以必要安排”。六月初發出通知，為改善城鄉人民生活，要搞好城市副食品生產和供應，恢復發展傳統手工業。在農村，鼓勵社員在零星閑散土地上開荒種植，誰種植產品歸誰所有。要允許社員搞好家庭副業生產，發展集鎮自由市場、促進民間商品交流等。

　　至當年六月，各地農村夏糧就陸續收獲了，生產隊開始有了新糧，春荒和無飯吃的狀況就暫時結束了。進入夏季和秋季，田地上各種農作物和瓜果蔬菜相繼不斷，農村挨餓現象就不可能有了。

　　從我國歷史上糧食產量的統計數據看，1958年達19766.3萬噸，是個歷史峰值，而1959年是16969.2萬噸，這比上年減少了2797.1萬噸；1960年、1961年又連續大幅減少，1961年總產量是13650.9萬噸，這比1958年竟減少了6115.4萬噸。三年中生產條件差不多少，而產量卻減少了近三分之一。各種經濟作物和畜禽類產量也下降很多。雖然當時有些地區有旱澇災害發生，但實際減產這樣多也令人置疑，其中必然有統計方面的因素。實際情況是，由于基層干部接受了1958年吹牛虛報的教訓，在后來就比較保守了，有的還釆取瞞產少報的方法，使國家征購困難。一個虛報，一個瞞報，這里面數字相差必然很大。這就說明在1959年以后的兩年中生產隊和社員中存留的糧食比1958年相對多了一些，因此1960年、1961年大多農村春荒比1959年要輕一些。而且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經毛主席批準，我國自1960年開始從外囯進口糧食。1960年至1961年兩次進口了650萬噸（先150萬噸、后500萬噸）。并決定1962年再進口400萬噸。根據1960年九月國家下文調整的農村口糧標準：淮河以南每人年均360-400斤（原糧），淮河以北300斤等。災區不足部分由國家糧站按每人日均0.8斤供應。過來的人們都清楚記得，當時社員各家都有一個糧證，按月到糧站買糧。有了每天人均八兩以上的口糧保障，加上少量瓜菜、副食，因此1961年春荒比前兩年就更輕些了，基本上沒有發生像1959、1960年那樣大量吃糠菜和大面積得水腫病的問題了。

　　由于毛主席領導全黨對“五風”開展批判和糾錯，在此基礎了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和對人民公社管理制度進行改革措施，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明確農村經濟“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恢復社員自留地、鼓勵家庭副業和家庭飼養的經營等，貫徹黨中央這一系列政策措施，農村經濟形勢逐漸好轉，到1962年全國糧食產量就走出低谷，升至15441.4萬噸，各項經濟作物也獲豐收，“三年困難時期”就最終結束了。

　　當然，在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下，國家總體上糧食還是短缺的。尤其是農村生話長期以粗糧為主，副食品很少，即使每人每天一斤的供應標準，也是不充足的。尤其是春季，仍然需要地瓜、蘿卜、摻菜對付。平時細糧和油水很少，因此總感到日子有些苦，吃飯不滿足。但這同挨餓、吃不飽飯是不同的概念。須知廣大百姓歷朝歷代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這種狀況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廣大紅衛兵實行大串連和步行長征，到全國各地都吃飯不要餞，說明當時城鄉吃飯問題就大有好轉了。

　　評  說

　　對于“三年困難時期”，新中國老一代人至今回顧起來深刻難忘。那不僅是因為當時全國人民度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日子，而且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道德永遠令人崇尚：盡管當時人們貧困到那種程度，吃糠咽菜，但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有怨恨情緒嗎？有“餓著肚子罵娘”的嗎？沒有。當時國家所有糧庫、商店從沒有防盜門、鐵絲網，沒有警衛，但有遭搶劫、偷盜的嗎？社會上有詐騙的嗎？有動亂鬧事、治安惡化情況嗎？當時各家子女都一大群，有賣兒鬻女、賣身的嗎？非但沒有，社會還十分安定，人們生產積極性仍然高漲。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其實這正反映了“三年困難”所具有的實質性問題：

　　那時生活雖然苦，但大家都一樣，社會是公平的。人們看到全國各地情況都一樣，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各行各業都吃不飽飯，都同樣在千方百計地渡荒、找飯吃，絕沒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無任何人囤積居奇。當時包括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最高統帥毛主席也降低了食品供應標準，七個月沒吃肉，同全國人民一塊承受饑餓。并且身體消瘦、得了水腫。這樣，老百姓還有什么話好說呢？人們生活上雖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歷史說明，社會“不患寡就患不均”，在一個財富分配不均，有人揮霍有人挨餓，“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社會里，人們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岐視和傷害決不比肚子的饑餓更容易承受。中國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處于當時的困難中，如果共產黨不與人民同甘共苦、少數人奢侈揮霍，那么老百姓能夠容忍嗎？社會能安定嗎？不會的。

　　當時人們清楚地看到：“大躍進”的失誤完全是在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中、在探索如何建設勞動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現的，它絲毫不帶有任何權力爭斗和謀私的成份，更不是由少數精英所設計的。“大躍進”的失誤過程是那樣直接、公開、簡單而又真實地坦露在廣大群眾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數群眾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當時經濟形勢雖然惡化，但全黨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虛弱，人們對共產黨一心為公的觀念沒有動搖。人們看到黨中央一直為戰勝災荒而不懈努力，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形勢會很快好起來。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經驗教訓，在認識和實踐上進行了一次如何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深入探索。在后來的經濟建設中，一貫堅持緊密依靠群眾、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正確處理國民經濟的平衡關系，因而使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再無發生大的挫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工農業和科技發展都創造出超歷史的速度，為新中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足以說明“三年困難”的沉重代價終有了一定的回報。

　　駁議

　　本來，經過“農業學大寨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三年困難時期”已經成為歷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掀起“非毛化”和否定前三十年的風浪，把共產黨已經解決了的歷史問題重新翻出來炒作，危言聳聽，推波助浪，大搞右派翻案。在這種輿情下“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更是被媒體嚴重夸大化，帶上了很大訛傳成分。

　　有大量的文章和講述把只在1959年春天發生的嚴重災害說成是整個三年的事情，甚至說成整個六七十年代都是“吃不飽飯”“挨餓”“受凍”等，肆意抹黑新中國歷史。

　　以上敘述已經說明，嚴重的饑荒挨餓大部分地區是在1959年春天發生的（個別地區始于1960年春），到當年夏收和黨中央實施救治措施以后災情就有所緩解。一切關于三年同樣都是沒飯吃、挨餓的說法都是不真實的。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自1964年黨中央就領導開展了“農業學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打農業翻身仗的運動，經過十多年努力，根本改變了中國農業生產的落后條件：全部改良了土壤、初步實現了水利化、半機械化，主要農作物全部良種化等，使糧食產量獲大幅度增長，197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28452萬噸，比“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增長了一倍還多，人均占有糧食達到307.9公斤，絕大部分人口實現了溫飽。這哪里還有什么“吃不飽飯”“挨餓”“受凍”的情況！在毛主席逝世時, 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國庫里的黃金儲備達1280萬盎司，全國糧庫充滿，存糧5000多億斤。在華國鋒主政時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還庫存有500多萬噸棉花等等。實際上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生活都實現了溫飽，所謂整個六七十年代都“吃不飽飯”“挨餓”的說法完全都是謊言！

　　有人極力渲染“三年困難”災害的嚴重程度，避而不談當時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為克服困難和戰勝災害所做的大量工作。有的文章說，那時農民沒有一點糧食吃，全靠吃野菜、樹葉樹皮渡日；也沒有衣服穿，全家一條被子，兩人一條褲子，出門輪流穿等，還餓死了大批人。其說法完全違背事實和常識。

　　豈不知當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行的是計劃供應制度，即使再困難、哪怕是顆粒無收的社隊，國家也是按人頭供應口糧的，按期發放棉、布供應票（1960年布票每人每年24尺），每年還有大批救濟糧、救濟款、救濟棉布等，任何時侯也沒有發生一點糧食沒有、沒衣服穿的事實。即使按照最少的說法每日四兩供應糧，再加之瓜菜等，也比紅軍長征時候條件好得多，短時期也不致于發生餓死人的事情。而且當時河中有魚蝦，田地里有各種野生生物等，都是可以打來吃的，人們豈有聽任餓死的可能？

　　有作家寫書回憶他的家鄉，說當時的全部樹葉、樹皮都被人們吃光了。豈不知鄉間的樹葉、樹皮絕大多數是不能吃的，吃了也會中毒而死，能夠吃的只有榆樹的葉、皮等個別的樹種。說當時全部樹葉、樹皮都被吃光了只能是撒謊。

　　有些地方志、文章寫“三年困難時期”，都有當地餓死了多少人的說法。但考其數字，無一是依據醫學認定，多是以訛傳訛，把那期間所有死亡的人數判定是餓死的。其中有大量老年人和有疾病的人，在營養不良的情況下死亡率升高也是事實，但把大量正常死亡人數統統看成餓死的或非正常死亡人數，必然包括大量數字的虛假。

　　常識說明，一個地區如果發生因缺糧餓死人的現象，那必然會先出現大批骨瘦如柴、皮包骨的人群，然而當時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所有青少年個個都是精神飽滿、活蹦亂跳，誰見過有骨瘦如柴、衣服襤褸的人？各地生產隊男女社員中有任何人沒衣穿、出不了門或餓得皮包骨、爬不動的人嗎？都沒有。至今人們看到“三年困難時期”留下來的所有農村社員勞動場景都是熱火朝天、精神飽滿、衣服整齊的。

　　人們知道，在解放前的舊中國發生的災荒事件是很多的，老一輩人都目睹過那種賣兒鬻女、餓殍遍地、路有棄尸、許多人瘦骨嶙峋的景象，并且留下了大量照片資料，有些還來自西方記者的實地見聞。經歷過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們現在有些尚在，保留下來的當時的照片、影像資料也很多，其中有任何衣不蔽體、瘦骨嶙峋的形象嗎？即是那位說自己從小挨餓、沒有衣服穿的作家，人們拿出他當年拍的照片也是衣服整齊、精神煥發，全無饑餓焦瘁之相。其關于自己從小挨餓受凍的描述都是假的。當時連骨瘦如柴、衣服襤褸的人都看不到，怎會有餓死人、凍死人的可能？假設當時農村生產隊中真是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有人餓得將死的狀況，那么社員、干部們近在眼前，下鄉的醫療人員、上級干部也會發現，豈會無人管問？并且也沒有任何笫一手見證資料，如巡檢記錄、下鄉日志之類留下來？而餓死人的說法卻只在后來一些人的回憶文章中！充分暴露了一些右派文人仇視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時代而不惜造謠欺騙的卑劣技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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