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正在進行著的美國金融危機與世界貨幣體系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金融大亨們的貪婪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美元要想不貶值，就只有靠中國不斷地收儲過剩的美元即不斷增長美元儲備才能做到，也就是說只有把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由中國全面接收過來才能做到。在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美國金融產品大幅貶值中，損失慘重的是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以及他們本國貨幣的幣值。相反，美元的幣值則因為這次金融危機而堅挺起來。中國必須轉變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制止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長，盡可能地減少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造成的干擾和破壞。

　　關鍵詞：美國金融危機；世界貨幣體系；國際收支平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前正在進行著的美國金融危機不是一場意外發生的危機，而是一場有預謀的危機。其目的是掠奪世界人民，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這是一場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而這場戰爭能夠打響則與當前的世界貨幣體系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有預謀的危機

　　《貨幣戰爭》[1]一書出版后經常聽到有人說它是臆想，不是真實的。但是，假如我是那個在滑鐵盧戰役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政府的最大債權人并控制了英國中央銀行即英格蘭銀行的金融家族的頭兒，而且知曉該書所揭示的那些謀略，那么，我是會按照這些謀略來行事，進而發起和控制美國私有的中央銀行即美聯儲，并發起貨幣戰爭的。其關鍵就在于，這樣做對我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誰也無法阻止我實現該書所揭示的那些目標。黑格爾曾經指出，“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2]，如此合乎理性的貨幣戰爭謀略怎么能說只是臆想呢？那些指責其為臆想的人又拿什么來擔保貨幣戰爭不會發生呢？

　　實際上，早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這種有預謀的金融危機就頻頻發生過。“倫敦的第一個銀行家、教友派的著名首腦、既篤信宗教又同樣富有的葛尼（本生的兒子娶了他的女兒為妻）好像由于在斯特倫德的預謀的破產而名譽掃地了。他知道斯特蘭商行倒閉了，但是又給它貼現了37000英鎊的期票，從而使這家商行能夠再哄騙公眾達數個月之久，而自己也能毫無所失地擺脫困境。”[3]

　　對當時英國倫敦西蒂區的銀行家們，“德拉蒙德在議會內公開責備他們‘一貫不道德’和‘貪污’。說明他們階級純潔性的例證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樣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后來又聽說，西蒂區的‘受人尊敬的’公司發行了偽造的dock warrants〔船塢倉庫證券〕。最后是斯特蘭、約翰·保羅爵士和貝茨的私人銀行的大規模fraudulente〔預謀的〕倒閉，同時直接吞沒了寄存的有價證券。最后這件事也教會了貴族要重視西蒂區先生們的‘管理’天才，因為銀行‘管理’的首先是貴族們的基尼。帕麥斯頓受了損失，克蘭里卡德侯爵受了損失，而納皮爾海軍上將幾乎喪失了自己的全部財產。教會也失去了不少的塵世的福利，因為斯特蘭、保羅和貝茨等先生們特別以自己的虔誠出名，他們有時主持‘向多神教徒傳教’的埃克塞特會堂會議，他們是‘圣經傳播’協會的主要捐獻人，并且擔任了‘罪犯改造協會’的理事。他們的信仰為他們創造了威望。他們的銀行成為信教老爺們和私人團體特別喜歡的銀行。但是，銀行家們的‘管理’天才對什么也不愛惜：既不愛惜孤兒寡婦的錢財，也不愛惜水兵們的微小的存款。為什么不讓他們去支配他們現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西蒂區改革派機關報的‘每日新聞’憂郁地感嘆道：‘現在在我們中間正出現這樣一些預兆，這些預兆表明不用花多少時間，就可以在工業階級中舉出一些非常不道德的行為。’

　　斯特蘭之流的先生們的破產自然造成了公眾對西蒂區私人銀行出納處的《run》〔“擠兌”〕。在這以前，這種私人銀行比股份銀行更具有不可比擬的威信。大的私人銀行家已經意識到不能不‘公開鼓勵’相互定期檢查寄存在他們那里的有價證券，也不得不通過‘泰晤士報’邀請自己的賬戶來親自檢查他們存放在銀行里的貴重物品。”[4]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金融家們的“管理”天才得到了巨額的收益，而他們回報的卻是公司的破產：“就在雷曼申請破產保護前4天，公司還通過了對兩名遭解職高管高達1820萬美元的‘特別薪金’，以及向另一名主動辭職者支付500萬美元離職金。”[5]盡管強調理性經濟人的西方經濟學一直在熏陶著各類企業家們，從而這些人的道德水平不可能有半點進步，但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卻僅僅被世界主流渠道歸結為監管不力，而很少提及道德問題和預謀的欺詐。至于把加強監管作為應對和避免金融危機的手段，那么只要這種監管是由金融大亨們所控制的中央銀行來執行的，其結果自然就會像想用肉包子把狗打跑一樣。

　　二、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原則。“美元與黃金掛鉤，就是各國確認美國政府規定的1盎斯黃金等于35美元的官價，美國政府則承擔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按此官價用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就是指其他國家貨幣必須與美元建立固定比價關系，美國政府規定美元的黃金平價，其他國家政府也規定本幣的黃金平價，通過這兩種平價的對比，來確定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的比率。可見，‘雙掛鉤’使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黃金的地位，美元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貨幣和主要的國際儲備資產”[6]。

　　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這一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便開始呈現不穩跡象。美國國際收支開始出現逆差，短期對外債務增加，“美元匱乏”逐漸被“美元過剩”所取代。一些國家開始拿過剩的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黃金。1968年3月，美國黃金儲備損失了14億美元，而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仍在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對美元信心繼續大幅降低，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繼續以剩余美元兌換黃金，使美國窮于應付。1971年8月美國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同年12月，美元對黃金貶值7.9%，黃金官價從每盎司35美元提至38美元。1973年2月，美元再次貶值。一個月后，歐共體、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本區或本國貨幣對美元實行浮動，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7]

　　關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原因，理論界認為，要想使美元作為唯一的儲備貨幣，就必須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增加美元的發行量；而美元發行量的增加又必須以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為前提。但是大量逆差必定增加美元的短期負債，從而使美元匯率下跌，進而使美元的信用受到懷疑，失去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這就是所謂的“特里芬難題”。[8]

　　其實，“特里芬難題”并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原因。正如在金本位時期，產金國與非產金國之間的國際收支也存在逆差，否則黃金將無法進入非產金國，但產金國提供的黃金并沒有因此而貶值。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根本原因是美國金融大亨們的貪婪。

　　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國金融大亨們印制的美元紙鈔等同于黃金，從而黃金的生產成本與美元紙鈔的印制成本之間的差額作為鑄幣稅收益被美國金融大亨們收入囊中。出于貪婪，這些金融大亨們自然要盡可能多地印制美元以獲得這種鑄幣稅收益。但是，“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開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過，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末，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畢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9]因此，隨著“美元過剩”，原來35美元所代表的金量，就要由38美元或者更多的美元來代表。

　　隨著大量美元紙幣投入美國市場，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商品價格攀升，大量進口變得有利可圖，于是，過剩的美元就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國外換購相對廉價的進口商品，在向國外輸出通貨膨脹的同時，美國的國際收支自然出現大量逆差。實際上，不是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引起了美元的貶值，而是美元的超量發行引起了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和美元貶值。

　　隨著輸往國外的美元超過了其他國家用于國際貿易所需要持有的數量，多余的美元自然就會被防止本國通貨膨脹的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拿來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規定的比價兌換黃金。當多余的美元被拿來兌換黃金后，這些多余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國。這時，美國的金融大亨們要么回收這些多余的美元，從而放棄一些鑄幣稅收益并不再獲取進一步的鑄幣稅收益，要么破壞布雷頓森林體系聽任美元貶值以便繼續掠奪世界人民。自然地，貪婪的他們會選擇后者。而這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根本原因。“不是黃金數量太少，而是美國的銀行系統創造出了太多的美元。”[10]

　　三、當前的世界貨幣體系與中美經貿形勢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為了應對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美國金融大亨們不擇手段地迫使歐佩克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并提高了石油的美元價格，以此增加石油進口國對美元的需求。[11]這使得美國金融大亨不僅可以繼續濫發美元然后通過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獲得鑄幣稅收益，而且還可以利用美元貸款來剝削那些需要美元來進口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國家。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推行出口創匯的外向型經濟道路。一些地方聽任三資企業隨意壓低甚至逃廢工人工資，放任這些企業拒不繳納社會保障費用，以由此造成的勞動力廉價來招商引資。但是，廉價的勞動力并沒有給生產企業帶來巨大的利潤，而只不過導致了出口商品的廉價。這一時期，大量濫發的美元通過中美貿易順差和對華投資進入中國，不僅套購了大量中國生產的物資，而且控制了中國不少資源和行業，并給中國帶來了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

　　為了儲備美元，中國銀行不得不向中國國內市場投放大量的人民幣，而為了防止過多的人民幣進入市場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的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行票據這一金融創新的方式，將大量的人民幣限制在銀行系統內，造成中國的商業銀行出現巨大的存貸差，給中國的商業銀行經營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反而給外資進入和控制中國的商業銀行提供了一個借口。從那時起，外匯儲備發行已經成為人民幣發行的主要發式和人民幣增發的唯一方式。發行多少人民幣完全取決于美國方面以貿易和投資的方式向中國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幣的發行主權已經悄然喪失。而這些增發的人民幣的幣值基礎既不是黃金，也是中國生產的商品，而是外匯儲備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購的中國商品和中國資源為幣值基礎，人民幣以用于套購這些商品和資源的美元為幣值基礎的態勢。這樣一來，一旦美元貶值，人民幣必然會跟著貶值。而美元要想不貶值，就只有靠中國不斷地收儲過剩的美元即不斷增長美元儲備才能做到，也就是說只有把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由中國全面接收過來才能做到。而面臨巨大通貨膨脹壓力的人民幣則沒有別的去處，只有想方設法“鎖”在銀行里才能避免貶值。

　　為了讓套購的中國物資支撐美元的幣值，并以此限制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防止中國將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國商品市場造成美元貶值，美國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責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要求中國放開金融領域；另一方面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使得中國無法購買所需要的美國高科技產品、無法購買美國的軍火，甚至難以和無法并購美國的企業。大量過剩的美元砸在中國手中，這些購買力被限制的美元價值不僅低于同等數額的美國人手中的美元價值，而且快速地在中國手中積累起來，中國的美元儲備迅速地超過國際理論界通常認為的三個月進口金額線，并成為世界第一大美元儲備國。此時，美國政府和金融界誘使中國有關部門拿這些似乎無路可去的美元儲備購買美國的國債和其他金融產品，這就使得人民幣的幣值基礎進一步從美國信用等級最高的金融資產——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級較低的美國國債和其他金融產品上。

　　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恰恰導致美國金融產品大幅貶值。而損失慘重的并不是發行這些金融產品的美國金融大亨，他們已經拿回了美元。損失慘重的是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以及他們本國貨幣的幣值，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政府和人民以及人民幣的幣值。相反，美元的幣值則因為這次金融危機而堅挺起來。

　　“1847年，‘英國所負的債務＜大部分是由于進口谷物而負的＞應該償還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產的辦法償還的。＜富裕的英國，竟然用破產的辦法從它對大陸和美國的債務中脫身。＞不過，只要這些債務沒有用破產的辦法結清，就只有用輸出貴金屬的辦法來償還。’(《銀行法特別委員會的報告》1857年)”[12]一百六十年后，同樣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除了用自己印制的紙鈔償還債務外，也用破產來償還其所欠世界各國人民的債務。

　　盡管由于中國的高儲蓄率，使得中國在美國金融危機中直接遭受的金融損失的影響暫時還體現不明顯，但決不能因此以為“美國風暴難撼中國金融”和中國金融業“躲過一劫”[13]。

　　四、世界貨幣新體系與中國的策略

　　危機總會過去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也過去了。但是，正如亞洲人民不愿意再來一次東南亞金融危機，再遭受一次那樣的損失一樣，世界人民也必須避免再來一次美國金融危機，再遭受一次這樣的損失。但是，要避免再遭受一次這樣的損失，不改變目前的世界貨幣體系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要改變目前的世界貨幣體系，使得世界的石油貿易和商品貿易不再以美元結算或者不再以美元為主要結算方式，甚至不再將美元作為儲備資產，美國方面是不可能答應的，甚至會在當前的危機期間倒打一耙地給這樣做的國家扣上不負責任的帽子。在此情況下，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只能頂住壓力，壯士斷腕，才能擺脫受制于美國的局面，才有可能建立世界貨幣新體系，才有可能實現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

　　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大目標，就包括國際收支平衡[14]。但是，在薩繆爾森等人撰寫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提到美國中央銀行即美聯儲的目標時，卻沒有提到國際收支平衡。[15]這表明，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是有意所為，而且已經成為當前世界貨幣體系的主要特征。而中國應對這種陷阱的有效辦法恰恰就是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繼續深化剛剛應美國要求被迫開展起來的減少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工作，讓美國方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馬克思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生產發達的國家把大量集中在銀行準備庫內的貯藏貨幣，限制在它執行各種特殊職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內。除了某些例外，如果準備庫內的貨幣貯藏大大超過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滯了，或者商品形態變化的流動中斷了。”[16]而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貨幣是貴金屬貨幣，不是今天美元那樣的紙鈔。因此，中國的美元儲備包括美國國債的儲備都應當限制在最低限度即三個月進口額以內。而多余的美元則必須用于進口和儲備商品再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并以此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就商品的再生產而言，所需要的是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機器設備。其中，隨著技術進步，機器設備會不斷地更新換代。因此，為再生產所進行的儲備中，可以不考慮機器設備，但必須儲備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糧食和石油、有色金屬等自然資源。而一旦儲備了足夠的再生產所需要物資之后，我們甚至連三個月進口額所需的外匯也不必儲備了。

　　或許有人認為，要儲備石油就需要建儲備庫，而這是短期內難以完成的事情。但是，減少本國的石油開采就是儲備石油。我們完全可以一方面大量進口石油來取代國內開采的石油；另一方面拿出部分外匯儲備補貼國內的石油開采企業讓他們減少產量，并維持工人的生活水平。這比建石油儲備庫更為節約。

　　隨著大量進口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資儲備，不僅中國的經濟更為健康，而且中國也避免了因為巨額的外匯儲備而成為發達國家的眾矢之的，被要求承擔發達國家所不負的責任。

　　五、結束語

　　但是，要實現上述國際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就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追逐的是利潤，是剩余價值的積累，必然要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解決的問題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17]。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少數人對利潤的追逐。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有可能避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然而，由于中國不再是封關鎖國地發展經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必然會對而且已經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造成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我們必須對此抱有清醒的認識和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我們當前所要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轉變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千方百計地制止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長，提高全體民眾的社會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盡可能公平地共享發展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傷害減少到最低程度，也才能真正為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繁榮做出中華民族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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