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國家發展與安全的高度，全面客觀研判重大社會思潮的影響

　　“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2]這是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基于歷史上的“深刻教訓”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他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3]這就把意識形態工作置于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域之下，明確意識形態關乎國家政治安全，沒有意識形態安全就不會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就要犯下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關于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4]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而意識形態領域混亂的集中表現就是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的錯誤社會思潮長期惡性泛濫。

　　我國自上世紀50年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就一直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重重包圍和強勢打壓之下。在軍事進攻失敗之后，它們把重點轉向思想文化領域，妄圖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對此，毛澤東有著高度警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5]“改革開放以后，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6]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全面客觀研判意識形態領域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先進和落后相互交織的社會思潮對國家發展與安全的影響，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增強了對辨析與引導、批判與引領社會思潮極端重要性的認識。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加劇，使一些錯誤思潮和觀點不斷涌入，嚴重擾亂人們思想，威脅國家發展與安全。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放棄它們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反而把中國的發展壯大視為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威脅，加緊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一方面，它們在國際舞臺上繼續炒作“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誣稱中國是破壞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大國”，為它們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制造輿論；另一方面，它們面向中國大肆傳播新自由主義、“憲政”、“普世價值”等錯誤思潮，全方位推銷西方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企圖在中國制造“顏色革命”。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要加強對各種社會思潮的辨析和引導”。[7]

　　第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相互疊加、集中呈現，錯誤思潮和觀點不時出現，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動搖人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趨多樣化，反映人們不同利益訴求的社會思潮不斷涌現，其中既有積極的、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消極的。就消極的、落后的一面而言，“有的人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有的人借口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攻擊我們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有的人極力歪曲、丑化、否定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和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有的人大肆宣揚西方的價值觀，有的人惡意編造、肆意傳播政治謠言”。[8]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對各種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問題敢抓敢管，對各種錯誤思潮敢于亮劍，避免一些具體問題演變成政治問題、局部問題演變成全局性事件。

　　第三，信息技術融合發展中新媒體具有的數據流量大、開放性強等特點，使各種思潮和觀點交會其上，互聯網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傳播渠道、更新傳播方式，意識形態工作能力顯著增強；但同時，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念、學說主張也有了廣闊的傳播空間、強大的傳播能力，意識形態工作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特別是“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多年前有西方政要就聲稱‘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了辦法’，‘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將從互聯網開始’”。[9]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開展網上輿論斗爭，嚴密防范和抑制網上攻擊滲透行為，組織力量對錯誤思想觀點進行批駁。”[10]

　　歷史和現實都雄辯地證明，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錯誤社會思潮的暗流涌動、波濤洶涌都直接挑戰與威脅著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據此，“旗幟鮮明堅持真理，立場堅定批駁謬誤”，[11]就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破并舉、激濁揚清，著力解決意識形態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的突破口。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揭示錯誤社會思潮的本質和危害

　　改革開放以來，在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和驅動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各種社會思潮紛紜激蕩，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也粉墨登場，與主流意識形態長期處于對立和交鋒狀態，不僅擾亂了人們的思想，而且已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影響和沖擊著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然而在一段時期內，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銳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對大是大非問題繞著走，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導致部分錯誤社會思潮沒有得到應有的批判，意識形態領域出現被動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12]與此同時，他積極作出表率，對影響頗大的錯誤社會思潮予以堅決批判，既澄清了人們思想上的模糊和錯誤認識，也為研判和引領社會思潮、做好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戰略指引。

　　對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13]當然，新自由主義制造的負面輿論不止試圖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不限于這一個方面。針對新自由主義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歪曲為全面“私有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做法都是錯誤的、片面的。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14]針對新自由主義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歪曲為“徹底市場化”，他指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5]針對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化”來誤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他指出：“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16]

　　對于“憲政”思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我們講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不是要否定和放棄黨的領導，而是強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17]針對有人將西方所謂“憲政”視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援引鄧小平的話說：“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18]進而，他明確指出：“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19]

　　對于“普世價值”思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敵對勢力在那里極力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些人是真的要說什么‘普世價值’嗎？根本不是，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20]針對冷戰結束以來，一些國家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被折騰得不成樣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21]

　　對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22]針對有人否定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23]“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24]針對有人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歷史，他指出：“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絕不答應！”[25]針對有人割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他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6]針對有人不能正確評價革命領袖，他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27]

　　在旗幟鮮明地批判這些錯誤社會思潮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對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了明確的觀點和主張，有力回擊了國內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種質疑。關于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變化，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28]這就明確了新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其基本原理和立場、觀點、方法，而不是采取教條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29]這就劃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同時也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

　　三、加強對各類意識形態陣地的管理，分領域做好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工作

　　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做好人的工作。人在哪里，意識形態工作的陣地就應該在哪里。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紛紜激蕩的社會思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30]“我們的同志一定要增強陣地意識。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31]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各級黨委（黨組）要擔負主體責任和領導責任；宣傳思想部門要擔當重要使命，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各類意識形態陣地，“無論是理論研究、宣傳報道，還是文藝創作、思想教育，都要把堅持正確導向擺在首位，始終繃緊導向這根線弦，講導向不含糊、抓導向不放松”。[32]為了貫徹落實這些要求，黨中央兩次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分別召開文藝工作、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和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就一系列根本問題闡明原則立場，分領域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管理，做好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工作。

　　1. 理論研究陣地。任何社會思潮都是由現實的社會問題誘發的，最初表現為一定的思想理論，然后經過大眾化傳播，在相當數量的群眾中擴散，最后因現實社會問題的變化或思想理論界的爭論，或融入主流意識形態，或走向衰退和消亡。所以，在多樣化社會思潮的批判與引領中，黨一直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鮮明的旗幟、有力的武器。然而，在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內，受國內外復雜因素影響，“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33]與此同時，理論工作中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有的迷信西方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西方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34]“要及時總結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新鮮經驗，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35]另一方面指出，“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36]“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7]這樣，以理論研究陣地的守正創新、固本培元，奠定起了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的基礎平臺。

　　2. 宣傳報道陣地。社會思潮之所以為社會思潮，就是因為它在相當數量的群眾中傳播和擴散，而傳播和擴散的媒介主要是報刊圖書、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基于互聯網的各種新媒體。所有這些都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陣地，都負有批判和引領社會思潮的職責和使命。特別是對于錯誤社會思潮，不僅不能為其提供傳播渠道，而且應該舉旗亮劍。但在現實中，“一些人宣揚西方新聞觀，標榜西方媒體是‘社會公器’、‘第四權力’、‘無冕之王’，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少數人打著‘新聞自由’的旗號，專挑重大政治原則說事，公然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38]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對于如何在網上輿論斗爭中守住紅色地帶、壓縮黑色地帶、爭取灰色地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39]“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著眼于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斗爭，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40]“必須科學認識網絡傳播規律，提高用網治網水平，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41]由此，黨以自覺、主動的姿態，以回應、亮劍等方式，有效批判與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

　　3. 文藝創作陣地。傳播、擴散社會思潮，不僅要用說理的方法以理服人，而且要用感染的方法以情感人。文學藝術具有生動、直觀、通俗易懂等特點，最能以情感人，是傳播社會思潮的生動載體和有效形式。所以，在社會思潮的批判與引領中，黨一貫高度重視發揮文藝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42]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職責”，[43]在文藝創作中“不能用無端的想象去描寫歷史，更不能使歷史虛無化”，[44]“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45]在文藝批評中“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裁剪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46]如此加強文藝陣地的建設和管理，有效引領了文藝工作的發展方向，極大削弱了錯誤思潮在文藝領域的影響。

　　4. 思想教育陣地。傳播和擴散社會思潮的目的在于影響人，特別是青少年和干部。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正在接受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但學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桃花源，而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和改進學校宣傳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教育部明令“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47]這使學校意識形態陣地發生根本性變化。干部是黨長期執政的骨干，黨校是黨對干部進行理論教育的主陣地。長期以來，黨高度重視黨校工作，黨校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一些人在黨校講課時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有的口無遮攔、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妄加議論，有的專門挑刺、發牢騷、說怪話”。[48]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強調“在黨校講臺、公開場合對重大政治和理論問題發表觀點和看法，應該自覺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黨中央權威，自覺維護黨校形象”，[49]使“黨校姓黨”的要求貫穿黨校工作的全部。

　　四、加強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建設，著力解決現實問題，實現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的穩定化、常態化、長效化

　　社會思潮的批判與引領是一個思想理論層面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物質層面的問題。要區分不同性質的社會思潮，對錯誤的社會思潮在批判中揭示其本質和危害，防止其對人們思想產生消極影響；對正確的社會思潮在引領中闡釋其理念，促使其不斷發展和完善，推動其融入主流意識形態。這些都是在思想理論層面開展的工作。如果工作取得了實際成效，就應該將好經驗、好做法固定下來，上升為制度，在以后的工作中長期執行下去。但是，單純的制度設立、制度執行還不能使錯誤社會思潮在批判中一定會被徹底“消滅”，正確社會思潮在引領中一定會被真正接受,因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50]馬克思主義能否成功批判與引領社會思潮，最終要看誘發這種思潮的現實社會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這種思潮反映出來的人們的現實利益訴求是否得到了滿足。所以，在批判與引領社會思潮中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一定要“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51]可以說，服務群眾、滿足需求同制度設立、制度執行一樣，都是在現實物質層面開展的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這些工作的全面有序開展，實現了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的穩定化、常態化、長效化。

　　第一，織密黨內法規之網，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意識形態責任，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樣，在批判與引領社會思潮中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設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性。黨內法規屬于黨的制度，而且是高級形態的黨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扎實推進各級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為此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黨內法規，為批判與引領社會思潮提供了基本規范和重要保障。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全黨必須堅決捍衛黨的基本路線，對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領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對一切違背、歪曲、否定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52]此后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上述行為列為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行為，規定對行為者、為行為提供方便者、負有直接責任和領導責任者給予相應的黨紀處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也分別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問責、監督、巡視的范圍，既明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意識形態“高壓線”，也明確了各級黨委（黨組）和全體黨員、干部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既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健全國家法律體系，以法治思維應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切實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針對新自由主義、“憲政”、“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惡性泛濫，盡快建立和完善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法律體系成為當務之急。憲法和相關法律已經對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作出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大多過于原則，在處理具體個案時很難直接適用。而在現實中，一段時期內在互聯網這個輿論斗爭的主戰場上，一些錯誤思潮的制造者、傳播者異常活躍卻受不到應有的懲戒，一些敢于亮劍、勇于發出正義聲音者卻屢屢受到圍攻甚至打壓。面對如此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運用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向社會傳導正確價值取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53]2016年，北京法院對捍衛“狼牙山五壯士”名譽的原告作出勝訴判決，成為以法律手段嚴懲歷史虛無主義行徑的第一案。該案不僅被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為指導性案例，而且直接推動了《英雄烈士保護法》的出臺。《國家安全法》提出“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的要求。《網絡安全法》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利用網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等活動。”這樣，整個意識形態工作被納入法治國家建設的框架下，既遏制住了各種社會錯誤思潮肆意傳播的勢頭，也增強了全社會對于意識形態的認知和辨析能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持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法治保障必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第三，著力解決現實問題，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打造社會思潮批判與引領的現實基礎。一定的思想認識總是同一定的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的。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多樣化的社會思潮紛紜激蕩，既植根于國際上兩種社會制度的長期共存，也來源于國內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光明前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相比之下，一直對外輸出“普世價值”、號稱“終結了歷史”的西方資本主義卻因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而背負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可以說，世界范圍內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54]這些都為社會思潮的批判與引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現實依據。聚焦國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特別是集中力量解決與群眾利益和需要相關的現實問題，如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這些都使群眾切身感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重大實踐價值，極大增強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為引領與批判多樣化社會思潮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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