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于俄國十月革命前夕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列寧分析認為，當壟斷經濟占據了控制地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發生了質的變化，進入了帝國主義。就這點來說，列寧繼馬克思、恩格斯的開創性工作之后，對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在資本主義過去100年的發展中，列寧所分析的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并沒有改變，但它有了新的發展。這些新發展足夠重要，以至于構成了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新時期。 列寧，以及隨后的毛澤東，基于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發展出了解放他們國家被剝削人民的戰略，而他們國家正是帝國主義的最薄弱環節。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表明，被壓迫國家的被奴役人民的確能夠解放自己，走上一條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經濟和政治的自主發展。這兩大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也表明，革命理論及其指導下產生的正確策略是多么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出版二十多年后爆發了。戰后，許多前殖民地通過斗爭取得了獨立，卻發現他們并沒有獲得政治和經濟的自主權，以便發展自己的經濟來滿足人民需要。盡管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然而自二戰結束以來，所有戰爭都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強加在發展中國家頭上的——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對拉丁美洲大量公開或秘密的軍事侵略，到持續進行了超過十五年之久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此外，許多二戰后取得獨立的國家一直在打內戰，這大多是過去殖民統治和當下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戰爭和饑荒使得無數人流離失所，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難民危機。

　　自1979年以來，我們見證了中國的改革如何把它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并把它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1991年，經過35年的修正主義統治，蘇聯解體，隨之東歐國家經濟解體。對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盡管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結構逐漸消失，但這些國家人民遭受的苦難和剝奪仍在繼續，甚至是加劇了。在過去一百年中，資本主義經歷了反復出現的、更大更深重的危機。今天許多人斷定，俄羅斯和中國正在崛起成為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與既有的帝國主義列強展開競爭。

　　在我們研究涉及中國的這一帝國主義新階段的時候，我們應當關注些什么?中國是一個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嗎?中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和美國的競爭將會如何收場?我們是否應該主要關注新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

　　本文并不著眼于中國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盡管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本文將著重論述帝國主義的當前階段和中國在這一階段的作用。如果我們正確理解帝國主義的當前階段，就有助于我們制定正確的策略來同它抗爭。這一策略不僅基于我們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理解，也基于我們對帝國主義國家與被壓迫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關系的理解。同樣重要的是，這一策略也必須建立在我們對當今世界各國國內階級關系的理解基礎上。

　　一、現階段帝國主義——我們是怎樣到這一步的？

　　1.帝國主義轉向新階段

　　在始于1929年，持續到二戰爆發的“大蕭條”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利用過剩產品的出口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壓力。它們用高關稅限制進口，同時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以增加出口。這些措施引起了混亂，從而大大減少了國際貿易，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戰后，美國取得了領先地位，同它戰爭期間的盟國建立起了后戰爭時代的帝國主義體系。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它們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價格建立固定匯率，并將其他所有貨幣跟美元綁定[1]。在1948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成立，以降低進口關稅，并減少其他非關稅貿易壁壘。戰后的這些貨幣和貿易體制，為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和資本主義經濟二十多年的繁榮奠定了必要的制度框架。

　　在戰爭結束后的幾年里，美國有獨特的機會向歐洲和日本出口貨物，以幫助他們的經濟復蘇，因此美國維持了幾年的貿易順差。但由于美國在海外的商業投資和它在世界各處軍事基地的支出，其總體收支平衡開始變得不利。到上世紀50年代末，美國國際賬戶的赤字增加，各國開始將美元兌換成美國持有的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備減少。隨著美國失去其黃金儲備，美元不可避免地從其固定匯率($35=1盎司黃金)貶值。在經歷了兩次貶值之后，在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主政的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暫停美元兌換黃金。

　　在1971年的這一宣布之前，美國政府曾短暫地實施過資本控制，限制美元的流出量。那時已有大量的美國跨國公司在歐洲做生意，這些企業需要美元用于投資和日常交易。因為他們不被允許隨心所欲地將資金從美國轉移到歐洲，他們決定將其利潤以美元的形式存入美國開設在歐洲的銀行(主要在倫敦)。在20世紀70年代，歐洲銀行的美元存款(被稱為“歐洲美元”)每年以超過25%的速度增長;歐洲美元從1971年的850億美元，增長到1984年的2.2萬億美元，隨后增長到1988年的4萬億美元。大量在美國之外的這種“歐洲美元”，對于將美元打造成一種國際貨幣，并確立美國在全球金融中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2]。這是巨量美元涌入其他國家的開始，為美國提供了在國際金融中建立其領導地位的獨特機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歐盟和日本都想要擴大其貨幣的影響力，以便在全球金融領域同美國競爭。但沒有成功，因為他們在本國以外的貨幣量都還不夠大。

　　在尼克松將美元同黃金脫鉤之后，美國之外的美元數額隨著美國越來越高的國際賬戶赤字而進一步增多。在1960年代末短暫的資本控制(見以上)后，美國一直保持著開放的資本市場，因此資金可以很容易地流入和流出美國。此外，美國政府還有一個大型的證券市場，其他政府、企業和個人可以將他們的美元存放任意長的時間，這就使得美元成為流動性最強的金融資產。美元構成了世界外匯市場的大部分交易——其2014年的日均交易量達到5.3萬億美元。每天的這種大體量的美元交易，大部分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為了持有美元作為流動資產，并不斷地將其兌換成其他貨幣和資產。在1971年之后的幾十年里，最初被認為是美元弱點的赤字和債務，已成為其最強大的武器，賦予了美元當下的霸權地位和過度的特權，這是其他國家從沒享有過的[3]。每一張在美國國外的美元，都是美國的債務。而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義務償還自己債務的國家。

　　二、現階段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現階段帝國主義有幾點獨特之處，將它同列寧所研究的較早階段的帝國主義區分開來。這些特點來自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基本矛盾，同時，為了應對由這些矛盾產生的經濟停滯和一再發生的危機，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采取的新的策略 也是產生這些特征的因素。

　　1.美元霸權和美國在國際金融中的統治地位

　　從布雷頓會議后浮現出來的帝國主義新階段,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元的霸權地位和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統治地位。與任何傳統邏輯相反，當美元同黃金脫鉤，以及美國的赤字持續激增時，美元的地位卻大大加強了。美元霸權意味著，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國，可以在貿易和全部國際收支中持續保持赤字。債權國家,如目前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是中國和日本，但也包括德國、韓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都必須繼續借給美國更多的錢。正是通過這些借款，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儲蓄已經轉移到了美國。這樣的轉移仍在繼續，這是由于這些國家的經濟依賴貿易順差來維持其增長，并且不得不接受遠遠多于他們所需要或想要的美元。

　　隨著美國債臺高筑，美元已成為世界上的國際貨幣;對所有國家來說，美元現在是交易的媒介、價值的單位、價值的儲存方式，并且也是各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主要形式。 美元從布雷頓協定最后的幾年里(1960年代后期到1971年)沒有國家愿意持有的貨幣，變成了如今所有國家的中央銀行、所有企業和個人都持有的貨幣。它的流動性很強，隨時都可以很容易地兌換成其他貨幣，可以用于支付常用賬戶赤字或其他國際貨幣交易。兌換成美國政府債券和證券可以獲得利息(盡管很低)。美元的霸權地位是以美帝國主義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高度金融化的經濟結構，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規模和深度為基礎的。

　　盡管列寧早在20世紀初就解釋了金融資本的重要性，但金融資本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而且僅僅在過去的40年里，它的力量得到了指數級的增長。在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金融機構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與去管制使得金融資本擺脫了政府管理。通過新的通訊技術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進行操縱，金融資本有了更多能力將各種危機從世界的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地方，正如我們所目睹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一再發生和加劇的危機那樣。

　　在這些危機中，美元的地位反而加強了——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美國持續通過印刷更多的美元、國庫券和債券來增加其債務。通過其在國際金融方面的主導地位，美國一直在剝奪其他國家儲蓄，使他們不能用于自身發展。全球美元儲備從上世紀80年代的1萬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10萬億美元，這實際上都是美國的債務。[4]

　　列寧在其帝國主義分析中強調了新興壟斷金融資本的作用。在過去的100年里，壟斷金融資本的力量呈指數式增長。為了更大的金融收益，金融資本通過注入巨大的流動資金，將資產價格推高，從而造成債務膨脹以及越來越大的金融泡沫與危機。我們目睹了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的危機。隨后是90年代，自從90年代初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經濟的持續蕭條，90年代后期東南亞、東亞國家和俄羅斯的危機，以及最近一直揮之不去的2007 - 2009年全球危機，還有南歐國家持續到今天的主權債務危機(Lapavitsas)。此外，由金融資本創造的泡沫也引發了在住宅和商業建筑上的投機——在世界各地以瘋狂的步伐興建度假村、高爾夫球場、高檔酒店和其他旅游設施。這樣的建設侵占了農田、森林、牧場和海岸，從而摧毀了農民、漁民、牧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生計，他們一度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金融泡沫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泡沫破滅，給這些經濟體帶來了不亞于全面戰爭的破壞。當金融資本沉迷于這些漲落，普通人則遭受了嚴重后果。

　　2.生產和積累的國際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增速放緩，資本積累停滯。1980年，里根與撒切爾之間達成了協議，即現在眾所周知的資本積累的新自由主義戰略，意圖利用全球壟斷資本擴張，以緩解資本主義不斷加深的危機。帝國主義國家實施了一整套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治政策，包括全球化、自由化(去管制)和私有化，并力推發展中國家采取同樣措施。在戰后的早些時候，盡管發展中國家面臨著開放國境以引入外國商品和投資的壓力，但許多國家的政府頂住了壓力，希望建立更為獨立的經濟發展方式。然而到了80年代，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經歷了嚴重危機，這與他們所欠的外債有關。這讓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所設定的條件，否則就冒著拖欠貸款的風險(見下文)。當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全球化給壟斷資本帶來了跨越國界的自由，從而去占領世界各個角落時，它也為生產和積累的國際化提供了條件。這一新的現實讓全球壟斷資本得以構建全球供應鏈，從而能夠自由地制定生產和積累戰略。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就有四個客戶國(或地區):臺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被選為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的試驗場。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地區)投資，唯一目的出口它們的產品。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創造了一個神話，即當發展中國家不惜一切代價增加出口時，增長和繁榮肯定會隨之而來。

　　80年代初，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經歷了災難性的外債危機，使他們的經濟陷入困境。他們外債的來源是他們70年代從國際銀行借來的錢，當時他們需要外匯來支付更高的石油價格，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壟斷聯盟控制了市場。大型國際銀行——主要是美國的銀行，同一些德國和日本的銀行，充溢著OPEC成員國的大量存款，它們迫切要貸出去[5]。當這些債務纏身的國家難以償還債務時，帝國主義國家就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具，如結構調整計劃(SAP)，使其自由化，將其經濟私有化，并從這些國家盡可能地榨取一切以償還外債。結構調整計劃迫使這些政府通過嚴厲的緊縮計劃來削減對健康和教育補貼，并取消對窮人的食品、交通和其他補貼。結構調整計劃還強迫這些國家取消對外資的任何限制，取消監管，并進行私有化。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經歷了同樣的磨難。經過幾輪嚴格重組，這些發展中國家既遭受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痛苦，也不再有任何發展獨立資本主義經濟的選擇和能力。這些國家和剛剛開始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別無選擇地加入以至完全整合進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來，積極參與到全球壟斷資本設計的國際化大生產中。

　　生產的國際化主要集中在工業生產上，它可以分解成小部分，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生產基地進行。全球壟斷資本根據其生產和市場戰略來決定如何劃分生產。但是，生產的國際化超出了工業生產范圍，還進入了農業生產領域。隨著發展中國家越來越依賴從糧食生產大國進口的糧食，他們越來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如水和勞動力，生產牛肉、雞肉、魚、蝦、動物飼料、寵物食品、水果、蜂蜜、蔬菜和花卉等出口產品。

　　全球壟斷資本把曾經自給自足的農民和漁民轉變成了出口商品的生產者。例如,魚在智利海岸是當地人蛋白質的主要來源,現在被普瑞納貓糧公司制成家庭寵物的魚粉;墨西哥農民種出的蔬菜水果不再是國內消費,而主要用于出口到美國。印度，一個有著大量饑餓和營養不良人口的國家，正在向歐洲出口大豆作為動物飼料。

　　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結果是數千萬的活躍農產品生產者被替換掉。由于這些出口工作的工資微薄，他們甚至買不起自己生產的食物，更不用說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很大程度上，貧窮國家的豐富資源已經從生產糧食和其他必需品，轉變為在全球市場上銷售的商品。發展中國家的窮人與富裕國家的貓、狗和牛爭奪基本的食物需求。此外，帝國主義全球化更賦予了壟斷資本滲入所有生產空間的自由，包括過去屬于公共領域的東西——如交通工具、公共設施(特別是水)，教育和健康領域——將公共產品轉化為商品出售。通過實施新的知識產權法，大型的農業跨國公司通過基因工程壟斷了全世界的農作物種子。

　　除了工農業生產，服務業(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經全球化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于1995年1月1日最終生效。盡管理論上來說，這個協議允許一個國家自行決定開放哪些服務部門，但實際上它經常面臨來自WTO的壓力，以及來自地區貿易協定和其他雙邊、多邊貿易協定的壓力，以開放其服務部門。一旦一個國家開放其服務部門，它就必須對所有的外國企業實行國民待遇，這意味著它不能偏袒國內企業。該協議中包含的服務列表是巨大的，需要幾頁才能列出，但主要的類別包括商業服務、通信、建筑、分銷(批發和零售)、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環境、金融(銀行和證券)、醫療、觀光與旅游、休閑(娛樂)、交通(航空、鐵路和公路)。這些服務類別的生產已經全球化了，尤其是金融、教育、醫療、娛樂、通信和分銷等領域。[6]

　　各國都增加了國際化生產的參與度，這是由全球價值鏈(GVCs)來衡量的。在這種情況下，各國進口更多的外國輸入品，來生產最終產品。1995年，全球有36%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進行。2011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49%。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路徑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依靠國際金融和貿易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后來的WTO)以及美元的霸權。這些金融和貿易機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下，摧毀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建立和管理本國經濟的能力，以及它們生產糧食養活本國人民的能力。這使得全球壟斷資本能夠控制全球幾乎所有的生產性活動，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參與國際化生產的國家必須為跨國公司(TNCs)在他們那兒的生產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跨國公司利用彼此競爭的優勢，雇傭受過良好教育、有技能、而低工資的勞工，享受低稅收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寬松的勞動法，以及對外資所有權和利潤匯回的最低限制。此外，他們還享有將所有生產廢料留在外國土地上的自由。當前的帝國主義階段，貿易、投資體制和美元霸權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積累的國際化。

　　發展中國家必須跟上出口以實現經濟增長。因此，當他們從貿易順差中獲得越來越多美元的同時，他們不能讓自己的貨幣升值。他們被迫將美元(或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放在他們的中央銀行。當這些國家持有低利息的美國政府債券，同時又要為外國投資支付較高的回報率，這就相當于另一層剝削。資本積累的這一新策略是建立在生產國際化的基礎上的，在全球壟斷資本的控制下，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都一體化了。如果沒有美元霸權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以及中國與全球壟斷資本合作的承諾，這種整合的過程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新戰略被證明對全球壟斷資本最有利，而對世界各地包括發展中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卻極為不利。

　　3.全球資本家階級的相互聯系

　　在帝國主義的早期階段，在革命之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如中國，民族資本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二戰后，民族資本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帝國主義的當前階段，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家已經放棄了任何獨立于全球壟斷力量發展自身經濟的嘗試。相反，它們正與全球壟斷力量緊密合作，在生產和積累的國際化中獲得一部分利潤。在發展中國家，全球壟斷資本與資本家之間談判的空間越來越小，因為有關如何開展國際業務的規則基本已經制度化。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家被迫與全球壟斷資本分享市場和利潤，但他們也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回報。現在，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很多成功的資本家成為億萬富翁，他們的公司在財富500強中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公司并列。這些資本家的利益，甚至他們的生存，都與國際資本主義制度密切相關。因此，這些不同民族的資本家不再是他們國家的“民族資本家”，就像在帝國主義初期所定義的那樣。他們不會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同帝國主義作斗爭。

　　4.資本主義國家與人民之間不可解決并不斷加深的矛盾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資本家階級(有時與地主階級合作)是資本主義國家背后的主要力量。這些國家必須在當前帝國主義制度的范圍內，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促進資本積累。一般來說，這些國家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來維持秩序，保證生產和積累的不間斷進行。具體來說，它必須能夠將工資和福利壓到最低水平，對工作場所的安全問題視而不見，阻止任何可能擾亂生產的勞工組織。盡管資本家為了利潤最大化所使用的戰略和戰術同資本主義本身一樣古老,帝國主義在這個階段的新情況是：為了滿足全球壟斷資本利潤最大化的欲望,這些國家必須進行競爭，將對勞動者的壓迫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到推到極端,以便被選為全球供應長鏈的生產基地。

　　三、帝國主義新階段的中國及中國人民

　　1.中國角色

　　自1980年以來，特別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在生產國際化背景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府與全球資本緊密合作，在全球產業鏈上建立了中國的地位。這個位置一經確立，中國就認真參與國際化生產。中國工業勞動力的規模(從2004年的4000萬增加到2014年的8000萬)大大增加了全球勞動力供給，加劇了所有國家工資下行壓力。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已經占領了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從服裝、玩具、鞋子、電子產品、組裝電腦、iPhone和iPad，還生產手表、自行車、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播放器和錄音機、電路板和摩托車。在國際化生產的進程中，全球壟斷資本也能夠將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例如鋼鐵、電腦)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此外，中國為所有主要汽車制造商提供了生產汽車零部件和組裝汽車的空間。

　　中國除了為全球生產提供空間外，中國消費者還為全球耐用消費品和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盡管中國人整體消費不到中國生產的40%，但中國新生城市中產階級(約占人口的10%)提供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品市場來消耗國際資本主義系統過剩產品。 2016年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者購買了2400萬輛汽車，比全球第二大汽車市場美國高出37%，僅在中國的汽車銷售額就超過了1979年的全球汽車市場。中國的頂級富豪(不到人口的1%)他們購買高端定制的服裝、手提包、鞋子、以及昂貴的葡萄酒，進口賽車并入住豪華酒店，構成世界奢侈品和服務市場的重要份額。

　　過去三十五年來，中國在緩和世界資本主義矛盾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一個似乎無盡的勞動力供給，一個全球資本投資的充足空間，一個吸納大量全球消費品的市場。中國參與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給全球壟斷資本提供了非凡的發展機遇，從而增強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實力，特別是美國。此外，從中國進口的大量廉價消費品降低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活成本。

　　中國的高速GDP增長率(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平均超過10%)有助于提高全球資本主義的增長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積極參與國際資本主義，大大緩解了三十五年來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危機。但是，中國的高速增長不可避免地要結束了。由于全球對中國出口的需求放緩，以及過度建設的生產設施、基礎設施和住房達到過飽和，其目前的官方增長率已降至6-7%(實際數字可能更低)。中國有可能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成為一個阻力(就像現在的日本一樣)，因為它必須面對嚴重的產能過剩，并想出如何繼續回收美元避免金融危機。

　　2.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也被認為是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

　　一方面，在這個帝國主義階段，中國經歷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經歷。另一方面，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大差異。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它發展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獨立的軍事。這些差異使得中國在成為國際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之后，有可能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范圍。中國政府非常希望效仿美國的做法，盡管規模要小得多，以獲取更大的利潤。中國持有大量美元，投資于亞洲、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并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國家建立了雙邊貿易和投資關系。中國政府也試圖建立其他國際機構，如金磚國家投資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替代品。

　　但中國擴大影響力的能力是有限的。在當今的世界秩序中，美國以外的國家不能取消資本管制(讓資金自由進出)，同時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穩定的匯率。[8]在不開放資本市場的情況下中國希望人民幣國際化是無法實現的。中國試圖維持人民幣升值幅度不足以傷害出口，同時要注意不要貶值人民幣，造成資本外逃。人民幣于2015年8月輕微貶值，外匯持有量隨后由四萬億美元下降至三萬億美元，這引起了進一步資本外逃的擔心。這種擔心阻止了中國追求開放的資本市場。中國現在的行動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了國際化擴張計劃。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全能的美元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同時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從當前的帝國主義制度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它沒有理由或者有能力挑戰現在的帝國主義制度。

　　3.對中國人民、資源、土地、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影響

　　中國參與現階段的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資源、土地、環境都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它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剝奪了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雖然中國有很強的生產能力，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得很好，而大多數中國人缺乏足夠的醫療保健，宜居的環境和教育機會。留守兒童的農村家庭靠寄回來的錢過日子。從事出口行業和建筑行業(總計約3億人)的年輕人每周6天長時間工作(每天10至12小時以上)，工資微薄。他們在不安全的環境中，在壓抑的狀態下，遭到雇主野蠻對待，單方面扣減工資和/或拖延工資支付，或者拒絕支付工人享有的社會保險。盡管中國人的普遍生活水平已經上升，但大多數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只是勉強維持生計，沒有或很少有醫療保健/退休金，工作保障也很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債務沉重的老板關閉了他們的生意而逃跑。由于雇主的利潤下降，對工人的虐待加劇。工人通過罷工和抗議的方式反抗不斷惡化的狀況，其數量從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5年的2650起。

　　資源枯竭和嚴重環境污染對中國產生了嚴重的后果。中國獲得淡水的渠道非常有限，是人均供水量最低的13個國家之一。中國六大河流中有85%的河水經過處理后仍不能飲用。 2013年，污染地下水的比例達到60%[9]。目前，中國600個主要城市中有400個城市的居民沒有足夠的用水。城市繼續深入挖掘水源，導致地下水枯竭。中國水利部表示，這種做法不僅進一步加劇了缺水，而且降低了水質，增加了地震和山體滑坡的風險[10]。中國的空氣污染同樣嚴重。在北方城市，空氣污染達到了極其有毒的水平。危害最大的小于2.5微米的顆粒狀物質(即PM2.5)的指數通常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允許的最高水平的40倍。

　　為了提高GDP增長率，中國經濟已經嚴重扭曲。政府和商業投資在2006年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8.7%，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水平。然后，政府應對2008年危機后的經濟刺激計劃，達586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項目都用于投資。因此，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進一步提高，目前超過50%[11]。大量的投資不僅造成工廠產能過剩，而且還造成各種基礎設施、商業地產和住宅房屋的過剩。許多小城鎮建成的四車道公路都是空置的，而有一排排的住宅、商業地產、道路、酒店和展覽中心的城鎮卻空空如也。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的生產能力和速度都處于領先地位，導致了中國已經成為新興的帝國主義大國的印象。然而仔細觀察，支撐這一新興現象的力量正在喪失。

　　四、展望未來

　　當我們仔細研究帝國主義目前的階段時，我們發現了一個看似不可阻擋的怪獸，通過全球壟斷資本席卷全球，無情地撕裂人民、土地和環境。資本擴張帶來的貪得無厭的需求導致了過度生產，在土地上過度耕種，在草原上過度放牧，在河流和海洋中過度捕撈，并將致命的化學品和廢物倒入地面、空氣和水中，對地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帝國主義極大地受益于壟斷資本，但卻破壞了世界大多數人口，消耗了資源，破壞了自然環境。列寧在一百年前指出帝國主義是腐朽的，現在它的衰敗已經明顯地加速了。然而，同時，仔細一看，這個怪胎系統也非常脆弱 --- 建在一幢卡片房子(紙幣美元)上。在未來的幾年里，我們將看到壟斷金融資本因積累速度放緩而令人不滿意。這將再次為全球經濟注入巨大的流動性，從而使資產價格膨脹，并導致更廣泛和更深的危機(Hudson，2012)。

　　全球資產階級比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歷史上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加融合在一起。同時，來自世界各地頑強的底層人民的抵抗，正在嚴重挑戰帝國主義。因此，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物質條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利。我們要分析帝國主義目前的階段，策劃和組織反對它的斗爭，并打敗它。盡管客觀條件很惡劣，但今天中國的勞工、環境斗爭正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國的工人階級由于其規模和重要性，以及革命和社會主義遺傳，也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使人們更加了解毛澤東為什么把中國的政治經濟獨立作為最優先事項，為什么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這種獨立。

　　參考文獻：

　　Eichengreen, Barry,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lleiner, Eric,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1990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dson, Michael, The Bubble and Beyond, Fictitious Capita; Debt Deflation and

　　Global Crisis, ISLET – Verlag, 2012

　　Lapavitsas, Costas, et al., Crisis in the Euro Zone, Verso, 2012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trograd 1917

　　原文題目:The Current Phase of Imperialism and China

　　作者：Pao-yu Ching，金寶瑜

　　來源：《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Manila, 2017;翻譯：激流網志愿者

　　注釋:

　　[1] 美國承諾，中央銀行可以將它們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

　　[2] 歐洲美元之所以不尋常的擴張，原因在于這些被稱為“無國籍銀行”的銀行不受監管，不需像一般銀行那樣維持任何法定儲備。但這些銀行和他們的美元存款和貸款卻被美國和英國政府合法化。(見Helleiner)

　　[3] 戴高樂的財政部長創造了“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這個術語。見Eichengreen.

　　[4] 《經濟學人》，2017年2月11日-2月17日刊，65頁

　　[5] 這就是所謂的銀行回收石油美元。

　　[6] 世界服務出口從1995年的1.2萬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5萬億美元，到2014年達到4.9萬億美元。美國教育服務出口的一個例子是在非洲國家經營營利性小學的Bridge國際學院，見《經濟學人》，2017年1月24日至2月3日刊，53-54頁。

　　[7]See: China’s Growth Odyssey, Project Syndicate, the World’s Opinion page, February 17th, 2017見：“中國的增長奧德賽”，“項目聯合組織”，“世界觀點”，2017年2月17日

　　[8] Even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these three obj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is limited due to the power of global capital. Monetary policy that changes 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 affects the capital flow and thus the exchange rate. 由于全球資本的力量即使是美國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貨幣政策改變利率水平，影響資本流動和匯率

　　[9] 經濟學人，2014年5月(第44期)，17-23頁

　　[10] “China’s Water Shortage to Hit Danger Limit in 2030”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中國水資源短缺在2030年達到極限”參見《人民日報(網絡版)》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11]See IMF working paper “Is China Over-Investing and Does it Matter?” 《中國是否過渡投資，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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