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歷 史 輝 煌 到 千 古 遺 恨

——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子健

　　1917年俄歷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在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布]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的領導下，俄國工人 、農民和革命士兵組成的武裝力量，在彼得堡一舉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頭子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統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俄羅斯大地上誕生了。這就是發生于100年前的震驚世界的偉大事件——十月革命。

　　上篇·蘇共崛起，建國立業的豐功偉績

　　從表面上看，十月革命似乎是在一夜之間就取得了成功。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黨內高層也曾有過這樣的模糊認識，于是熱衷于在中心城市搞武裝暴動，企圖復制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但是這種左傾盲動主義行為，都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痛定思痛，全黨最終認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路線。

　　那么。十月革命究竟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

　　（一）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

　　事實上，十月革命經歷了長時期的思想和組織準備。1883年，普列漢諾夫組建了俄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勞動解放社”。1887年，時年17歲的列寧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889年他組織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1895年他聯合其它地方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組成一個統一組織——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在此基礎上，一個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于1898年宣告成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明確宣布黨的宗旨是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時，列寧正在西伯利亞流放，因而沒能出席黨的一大，但他明確聲明：從今以后，我就是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了。

　　1903年，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制定了黨綱、黨章，選出了以列寧為首的中央領導機構。然而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黨內分裂成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以馬爾托夫為為代表的“少數派”(孟什維克)。

　　1905年，布爾什維克單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指出黨的政治路線一是革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二是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三是民主革命勝利后，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此后，社會民主工黨就肩負起領導民主革命的重任。在蘇共歷史上，這段時期(1905—1907年)的斗爭稱為第一次俄國革命。

　　1917年2月，俄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統治，史稱“二月革命”。但是，二月革命的成果卻被代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竊取了。于是以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同臨時政府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最終下定了用革命暴力推翻其統治的決心。

　　斯大林比列寧小9歲，他的革命生涯可追溯到1894年。那一年他參加了高加索的馬克思主義小組。1901年他當選為社會民主工黨梯弗里斯委員會委員。1905年12月，斯大林出席全俄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列寧初次見面。此后，他多次被捕和流放，但一直堅持革命斗爭。1917年3月，斯大林按照黨的安排回到彼得堡。10月7日，列寧從芬蘭邊境潛回彼得堡，直接領導武裝起義。10月6日，黨中央選舉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烏里斯基組成黨總部，具體組織和實施十月革命武裝起義。至此，十月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只待列寧一聲令下了。

　　回顧這段歷史，從1883年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成立，到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整整經歷了34年。這無疑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過程。

　　（二）列寧和斯大林的歷史功績

　　在俄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是同列寧的革命活動分不開的。從1887年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到1924年去世，列寧為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整整奮斗了37年。

　　列寧的歷史功績主要有：第一，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傳播到俄國，締造了無產階級政黨。完成了在一個國家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第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創建了無產階級政權。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俄國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宣布一切權利歸蘇維埃，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

　　第三，進行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有益探索。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無論是為應對國內戰爭而提出的“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還是后來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都為保衛十月革命勝利成果，推動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作了成功的探索。

　　第四，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為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斯大林從1922年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到1953年辭世，領導蘇共和蘇聯31年。作為列寧的戰友和繼承者，他的偉大功績主要是：其一，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確立了蘇共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和蘇維埃國體，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

　　其二，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經過兩個五年計劃(1928-1937)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標志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工、農、商領域分別占據99.8%、98.5%和100%份額。其中工業的年增長率達到11.7%，基本實現了國家工業化。

　　其三，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到1932年(“一五”末年)基本消滅了失業現象;同1913年相比，1940年職工工資增加了5倍，集體農莊莊員收入增加了1倍;實現了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免費提供住房。

　　其四，取得了衛國戰爭和戰后重建的偉大勝利。1941年至1945年的衛國戰爭，是在蘇共及斯大林的堅強領導下，舉全蘇國力進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勝利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戰后的1948年，蘇聯工業即恢復到戰前水平，并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同時，有關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迅速恢復和超過戰前水平。

　　（三）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1、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

　　以《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馬克思主義于1848年誕生了。《共產黨宣言》在歷數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殘暴性、腐朽性、寄生性之后指出：“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它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就此馬克思指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是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應當說，這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人類社會發展繪制的一幅必然前景和美好藍圖。

　　而十月革命的勝利，恰恰是將這個前景付諸于實踐，將藍圖變為了現實。俄國無產階級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為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把銀行、鐵路和大型工業企業收歸國有，頒布《土地法令》，把土地從地主手中收回來，交給農民耕種，初步建立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經過5年的艱苦斗爭，粉碎了國內外敵人的反撲和進攻，于1922年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從此，一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國家屹立在橫跨歐亞的廣袤大地上。

　　2、推動了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

　　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空前覺醒，一場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滾滾洪流，席卷世界各地。這場偉大運動極大的動搖了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生存的基礎——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極大的促進了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崛起，極大的削弱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力量。

　　十月革命的又一個顯著意義是引導中國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曾說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宣布“走俄國人的路”，并沒有機械照搬蘇聯模式，而是有所創新和創造。比如“農村包圍城市”的斗爭策略;比如不是把地主掃地出門，而是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土地改革政策;比如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采取贖買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等等。

　　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力量對比，極大地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聲威。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三盞指路明燈。

　　3、引發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探索

　　同奪取政權相比，鞏固政權更難。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列寧、斯大林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在理論和實踐的兩個層面都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囿于復雜的歷史原因，都未能從根本上破解這個難題，以至于斯大林逝世之后，蘇共領導權很快就被赫魯曉夫這樣的修正主義者篡奪。

　　正是吸取了十月革命之后蘇聯劇變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同志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系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核心要義是：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志針對黨內兩條路線斗爭指出：“走什么道路問題，解放初期有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有這個問題。蘇聯搞了五十多年，仍是這個問題。”這個基本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

　　●要狠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對內來講就是高度警惕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腐蝕群眾，營造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對外來講，就是要打破“帝國主義的語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魔咒。(毛澤東·1964年7月14日)

　　●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某種意義上講，建國后黨內的兩條路線斗爭，就是圍繞搞公有制還是私有化展開的。公有制的基礎一旦動搖，正如毛主席在1965年講的：“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人民的利益?”“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1964年，毛主席就指出：“要使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要使共產黨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而這種蛻變，主要是通過黨內特別是鉆進中央高層的修正主義分子來完成的。因此，識別并把這些人清除出去，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首要任務。

　　●讓群眾來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1963年11月15日，毛主席講：“對付貪污浪費分子，單靠行政的方法、法律的方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眾的力量。”建國后黨中央毛主席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因應民意而發動的。政治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教育和挽救干部，讓他們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在“共和國第一大案”發生后，毛主席講：“殺了兩個(指劉青山、張子善)就是救了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

　　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其第一個階段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和傳播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第二個階段就是列寧、斯大林成功地發動十月革命，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第三個階段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進而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

　　《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是因不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而自然劃分的不同人類群體;階級斗爭的產生，是因為某些群體不靠剝削和壓迫其它群體就一天也活不下去，而這必然要遭到由大多數人構成的群體的反抗。迄今為止，階級和階級斗爭不僅沒有消滅，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勢。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體系的本質要義。忘記或有意抹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已經得到的政權還會失掉，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發生的。

　　中篇·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悲劇

　　1991年8月24日，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宣布蘇共中央解散，其本人辭去總書記職務。11月5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完全禁止蘇共和俄共活動。至此，具有93年歷史的蘇共垮臺。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并向全國發表公開講話。此時，克里姆林宮屋頂的鐮刀錘子國旗悄然落下，標志著有74年歷史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

　　關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幾十年以來有“烏托邦說”、“經濟崩潰說”、“軍備競賽說”、“斯大林模式說”等等。但無一不是主觀臆斷或別有用心。其實，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內因是蘇共領導人全面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外因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從而使得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右轉，主動迎合西方價值觀而導致的惡果。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回顧

　　（一）赫魯曉夫時期的蘇共蛻變

　　1.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竊居了蘇共領導崗位。這個在斯大林在世時把斯大林稱為“親生父親”的人，在1956年召開的蘇共20大期間作了一個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打著“反對個人崇拜”的旗號全面顛覆蘇共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為此，他罔顧歷史事實，采用公然歪曲、無中生有、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的卑劣手段，把一切問題都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摒棄歷史背景，把所謂的錯誤完全歸咎于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對斯大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和肆意辱罵。

　　報告一經公開，立即在蘇共黨內外和蘇聯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一方面引發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警覺和反對;另一方面博得了西方國家和蘇聯內部“解凍派”的喝彩與歡呼。

　　2.在背叛之路上漸行漸遠

　　繼20大上提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三和理論”之后，赫魯曉夫在1961年舉行的蘇共22大上又拋出了“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重要思想”。

　　“全民黨”論閹割了黨的無產階級屬性。在社會主義階段，共產黨必須堅定地代表工農和其他勞動階級的根本利益，才能逐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全民國家論”則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在蘇共22大通過的綱領中，赫氏以抽象的“人道主義”取代了“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未來的社會“將是一個充滿和平、勞動、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這在國際資本主義虎狼環伺，將社會主義制度視如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現實國際環境下，不僅解除了全黨的思想武裝，而且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無功救贖

　　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以后，蘇聯開始了18年的勃列日涅夫時期。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赫魯曉夫時期推行的倒退式“改革”。比如：取消了“工業黨”和“農業黨”，恢復了統一的州、邊疆區黨組織;糾正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主張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斯大林;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對“社會市場經濟”的批判;在客觀上加大了對第三世界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運動的支持力度等等。

　　但是，由于赫魯曉夫時期形成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勢力仍有很大影響，社會上仍然存在并不斷滋生“持不同政見者”，黨內的腐化變質者和特權階層向往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加上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是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以上因素的綜合效應，導致這場客觀上的自我救贖最終歸于失敗。

　　顯然，蘇共20大以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是蘇共蛻變的起始點。從此，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蘇共丟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而同時，卻產生了一批“20大的產兒”，正是這些人，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推動蘇聯演變，最終葬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急先鋒和骨干力量。

　　（三）戈爾巴喬夫的徹底背叛

　　1985年3月，54歲的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6年后，他徹底葬送了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1.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

　　在戈氏的操控下，1986年2月的蘇共27大提出“民主化”、“公開性”、“輿論多元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其結果，一是使黨逐步失去了對文化界、理論界和新聞界的主導地位。意識形態領域和新聞媒體逐漸由自由派代表人物把控，黨內健康力量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二是各種“非正式組織”紛紛出籠。到1987年底，這種組織已有3萬之多，它們有組織有綱領的散布反共、反蘇言論，對正面輿論實行惡毒圍攻。三是顛覆蘇共和蘇聯歷史的浪潮愈演愈烈。列寧和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被曲解和詆毀殆盡，黨心、民心陷入極大的混亂和割裂之中。

　　2.全面私有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路線

　　戈氏的“經濟改革”經歷了“計劃——市場經濟”、“可調節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私有化”四個極具欺騙性的階段。

　　1987年6月，蘇共中央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基本原則》決議。戈氏在報告中提出了“三自一全”改革方案，即國營企業實行“自我補償”、“自籌資金”、“自我管理”和“完全經濟核算”;1990年2月蘇共提出“計劃——市場經濟”綱領。8月，在戈氏授意下，由蘇科學院院士沙塔林主持炮制的《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出臺。10月戈氏公開宣稱“我們應當實現所有制私有化”;1991年7月1日，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私有化法》。該法規定，用兩年時間把80%中小型企業賣給私人，再用兩年將70%大型國企改為私人經營。

　　以上舉措，為蘇聯劇變鋪設了經濟基礎。

　　3.戈爾巴喬夫的國際關系“新思維”

　　戈氏“新思維”的要點一是“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新思維”的核心。在這個口號下，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被抹殺和拋棄了，演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利益要服從和服務于西方利益代名詞的“全人類利益”;

　　二是“世界已開始邁向大合作”，“人類已經進入了大家互相依賴的階段”。在帝國主義到處推行強權政治和和平演變戰略，國際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瘋狂掠奪資源的大背景下，這種說教無異于自欺欺人和自我毀滅。

　　三是國際關系“人道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在國際舞臺充滿矛盾、斗爭和沖突的現實下奢談“人道”，放棄意識形態斗爭，只能是自廢武功，自套絞索。

　　四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日益“趨同”論。戈氏故意掩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不同本質，大講通過“發展生產力”和“科技進步”，資本主義就會“自然長入”社會主義，不啻是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歷史大倒退制造輿論。

　　正是這個自稱為“20大產兒”的戈爾巴喬夫，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斷送了幾代人流血犧牲創立的社會主義事業。蘇聯解體后，他宣稱“我生活的目標就是消滅共產主義”、“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一副叛徒、內奸、賣國賊的嘴臉已大白于天下。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災難

　　（一）私有化洗劫了人民和國家

　　蘇聯解體后把所有國家財產作價1.5萬億盧布，按每人1萬盧布分給了每一個公民。但是，人們拿到的并不是貨幣而是私有化劵。解體后，俄羅斯繼續推行“休克療法”，致使通貨膨脹率達到2501%，物價上漲近5000倍，如此就造成了盧布大幅貶值。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只能把工資和原有儲蓄拿出來換購生活用品，從而形成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多少倍，商品價格就增加多少倍的惡性循環，導致81%以上人民的多年儲蓄被洗劫一空。致于老百姓手中的一萬盧布私有化劵，到1992年10月正式啟動私有化時，只夠買一雙皮鞋了。人們低價拋售的私有化劵，全部落入少數富人和外國資產者手里，多數人的發財夢就這樣破滅了。

　　僅1992——1996年，根據俄國家杜馬(議會)提供的資料，私有化造成的國家經濟損失超過9500萬億盧布。也就是說這5年的國家損失相當于5年衛國戰爭的2.5倍!另據國家杜馬委員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數字，俄羅斯出售12.5萬家國營企業時只賣了72億美元，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而僅僅其中的500家大型國企，其實際價值就達10000億美元。真可謂血本無歸!

　　這些本屬全民的財產一是落入了1%的大股東手里(持股85%以上);二是落入外國投資(機)者手里。除直接購買俄企股權外，外幣成為在國內找不到出路的本土資本的理想替代品，于是就發生了“改革”以來，累計引進外資僅100多億美元，而外逃資金卻達到1500多億美元的可悲局面。

　　（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沖擊

　　蘇聯巨變前后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改變性質或投向西方陣營，東歐各國共產黨或下臺、或改旗易幟，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被反對派槍殺，南斯拉夫被肢解并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用軍事手段強行顛覆。一時間，血雨腥風四起，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以朝鮮為例，朝鮮自1948年建國以來，憑借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曾經創下1948——1984年連續36年工業產值平均增長17.3%的優秀記錄。1984年同1946年相比，工業產值增長431倍，糧食產量增長5.6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65倍，到1986年達到2400美元。朝鮮較早就實行了教育、醫療、住房免費制度。在城市，三口之家無論職位高低都享有70—90平方米住房，而房租和水電費只相當于工資收入的2.5%，也就是說，如果月收入100元，僅需2.5元就全部搞定。在農村，農民則享受政府出資建筑的住房。1970年代朝鮮就實現了農業機械和電氣化。

　　但是，因為不得不依賴國外石油供應，蘇東劇變后朝鮮出現石油緊缺，大部分農機閑置;幾乎全部依靠進口的鉀、磷等化肥缺口巨大，導致農業減產。另一方面，由于美日韓等國的敵對政策，使朝鮮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不得不投入大批資金加強國防力量。西方制造“朝鮮威脅論”，日復一日地在朝鮮家門口大搞軍演，并對朝鮮施加無理制裁，使朝鮮人民及其社會制度面臨空前挑戰。可以說，朝鮮危機既是蘇東劇變的延續性后果，也是西方實行剿滅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戰略的又一個險惡招術。

　　（三）蘇聯人民的抵制和抗爭

　　戈爾巴喬夫復辟資本主義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蘇聯人民的強烈抵制和反抗。較突出的事件有兩宗。

　　一宗是“3.13事件”。上世紀80年代，在戈氏的煽動下，一股“反思歷史”的惡浪日益高漲。右翼勢力同西方顛覆勢力相勾結，把蘇共污蔑為“歷史罪人”，把蘇聯制度貶斥為“萬惡之源”，鼓吹要回到“常態文明”，即資本主義社會。對此，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安德烈耶娃于1988年3月13日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發表文章進行反擊。這篇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的文章，猛烈抨擊了“反思歷史”浪潮，同時還對否定黨和工人階級領導地位、宣揚西方議會分權制，以及戈氏“改革”的資本主義傾向，導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進行了批判。文章發表后，得到普通黨員和群眾的熱烈擁護。然而在“自由改革派”和蘇共中央聯手打擊下，最終被定性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而遭到扼殺。

　　另一宗是“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批黨政軍高級領導人，趁戈爾巴喬夫在外地休養之機，宣布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保留蘇聯，阻止“民主派”上臺。當天凌晨，亞納耶夫在莫斯科電臺宣布：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總統職責，依據憲法由他代行總統職權。接著，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布《告蘇聯人民書》，指出由戈爾巴喬夫啟動和主導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國家已失去控制。與此同時，蘇軍開進莫斯科市中心，用坦克和裝甲車占領了國家重要機關。當天上午，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布一號命令，要求立即解散各種非法組織。下午又發布二號令，決定暫停除中央9種報刊外其他刊物出版。三天后，在戈氏和葉利欽聯手鎮壓之下，這場黨內健康力量的最后抗爭，最終以失敗結束。顯然，蘇聯巨變并不是人民的選擇，劇變前的1990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高達80%以上的人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明顯例證。

　　下篇·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思考

　　（一）必須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三步曲”

　　妖魔化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歪曲無產階級革命歷史——顛覆無產階級革命政權，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復辟資本主義的“三步曲”。不幸的是，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魔咒式的“規律”。

　　他們打著反對“個人崇拜”的旗號全盤否定斯大林，意圖是樹立對資本主義以及他們這些代理人的崇拜。因為每一個階級都需要有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歷史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革命的階級如此，反革命的階級也是如此。在美國，如果有人反對林肯，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蘇聯，攻擊謾罵斯大林卻成了“新思維”。赫氏和戈氏實際上做了西方反共勢力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充當了西方顛覆勢力“斬首行動”的劊子手。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他們顛覆了從列寧到斯大林時期的全部歷史，污蔑十月革命是“離開了人類文明正道”，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專制獨裁制度”。公然宣稱改革就是“告別過去”、“炸毀一切”，就是要“根本改造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經過從赫氏到戈氏30余年的鼓噪，蘇共和蘇聯的歷史被顛覆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夢想實現的“民主社會主義”，即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其實“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騙人的幌子。到戈氏執政之后，蘇聯媒體上丑化否定蘇聯歷史的惡浪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造成了黨心、民心和軍心的極大混亂和割裂。在反復蠱惑之下，一些人信仰破碎了，開始把矛頭指向了共產黨和蘇聯政權。戈氏抓住了這個他一手制造的“機會”，徹底葬送了蘇共和蘇聯。

　　牢牢記住上述“三步曲”，并采取切實有效的反擊策略，是當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課題，也是防止蘇聯巨變在中國重演的當務之急。

　　（二）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

　　在戈爾巴喬夫的“輿論多元化”和“摒棄精神壟斷”主張下，蘇共的主流意識形態非但放棄了馬列主義價值觀，而且竭力鼓吹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1985年由戈氏一手扶上臺的蘇共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和西方代言人。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稱：“馬克思主義最終使我們陷入了滅亡、落后和良心泯滅”;共產主義“在其基因中就包含著原始罪惡”。而對資本主義卻贊不絕口，他說：“在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在雅氏的操弄下，《消息報》、《真理報》、《共產黨人》雜志等眾多全國性報刊，紛紛更換主編、調整編輯部人員。1987——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正是這些“主流媒體”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復辟的急先鋒。在“公開性”、“民主化”和“新思維”的攪動下，謾罵蘇共、詆毀共產主義的文章紛紛出籠，公開號召推翻蘇共“專制統治”的聲音甚囂塵上，濁浪排空，一片烏煙瘴氣。蘇共丟失了思想輿論陣地，陷入了被動挨打境地。終于像“泥足巨人”一樣轟然坍塌。

　　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如果說，當年老人家講這番話時，人民還不能完全理解其深刻意義，那么面對蘇聯倒臺的真切現實，不能不說他比別人“早看出了五十年”!

　　毛澤東同志還說：槍桿子、筆桿子，干革命就是靠這兩桿子。其實，干反革命何嘗不是靠這兩桿子?蘇聯并沒倒在建國初期的白匪和衛國戰爭時期納粹德國的槍口下，而是倒在了沒有外部戰爭侵略時期內奸和外鬼聯手的“筆桿子”之下。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難道不應當引發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和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的警醒和反思嗎?

　　（三）必須堅決反擊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攻略

　　最早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政策的是美國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杜勒斯。1950年，他就公開提出，要對蘇東國家“進行一場思想戰爭”而“思想戰爭”的提法恰恰為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說的，我們的“責任不是用武力去干預那些我們不曾征服的國家的內部事務”，而是要以“大無畏的聲調宣揚自由的偉大原則和基本人權”的宣示，作了最好的注腳和最高的概括。

　　西方“和平演變”的手段一是利用媒體進行長期的宣傳戰和攻心戰，培養西方價值觀的擁戴者和代理人;二是利用或制造“人權問題”干涉他國內政，扶植“持不同政見者”;三是資助“非政府組織”和“公共知識分子”，集結內部破壞力量;四是輸出“新自由化經濟理論”引誘社會主義國家走“市場化”、“私有化”道路;五是用“普世價值”說教取代馬列主義思想體系，徹底顛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靈魂。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而西方“和平演變”策略，正是通過戈爾巴喬夫之類的內奸來實現的。

　　第一，面對西方的思想滲透，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宣布蘇聯媒體“獨立于政治和社會組織之外”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另一方面鼓吹“言論多樣化”，“讓社會主義的多元論充滿每一種刊物。”主動迎合了西方的輿論攻勢。

　　第二，秉承西方“政治多元化”旨意，放任“持不同政見者”為所欲為。1986年戈氏屈從美國壓力，請“保衛人權”組織頭目薩哈羅夫回到莫斯科，準許他組建由300名議員組成的“跨地區議員團”。從而導致反共的“非正式組織”發展到三萬余個。

　　第三，全盤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推行總統制和議會制為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蘇聯社會主義政體和國體。

　　第四，全面推行私有化經濟政策。到蘇聯解體前夕，私有制經濟已占據絕對壓倒優勢，新生資產階級已不滿足于攫取的巨額經濟財富，而是進一步提出主宰國家政治的訴求，戈氏改革已經“不可逆轉”地走上了不歸路。

　　（四）必須徹底鏟除修正主義滋生的政治土壤

　　這里的要點有三：一是要防止中央領導權被修正主義者篡奪。針對蘇聯演變的教訓，毛澤東同志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戈爾巴喬夫正是這樣的人物。上世紀30年代，其家族成員中有多人在“大清洗”中被沖擊;大學時代，他就開始接受西方思想觀念;蘇共20大時，25歲的戈氏深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侵淫，并且認為對斯大林的清算“還不徹底”。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后，他攻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極權的、專制的、官僚的”，要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解體后，他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說：“僅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實現。我感到安寧。”

　　早在1945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說：“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1991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在談“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時說：“蘇聯領袖逝世后(注：指勃列日涅夫)，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可能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可見，如果聽任帝國主義“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黨和國家非要變顏色不可。

　　二是要構筑抵御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陣地。從社會形態角度來講，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而是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階段。正如毛澤東同志講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以后，私有制的意識形態是不會同時消亡的，他們總是企圖恢復昔日的天堂。因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一刻也不能放松同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否則，已經到手的政權還會失去，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明白了這一點，就能搞清毛主席為什么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

　　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百年以來的復辟與反復辟斗爭，開始是以暴力形式為主，即“武化”斗爭，后來則以意識形態斗爭形式為主，即“文化”斗爭。因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必須繼續革命，用革命的文化反擊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文化，構筑抵御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陣地。而蘇聯這塊陣地卻由赫氏時期的動搖、蛻變、發展到戈氏時期的背叛和為敵所用。即由赫氏的“解凍”到戈氏的“解禁”，把潘多拉魔盒完全打開，從而徹底斷送了列寧、斯大林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業。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的沉痛歷史教訓。

　　三是要十分注重對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教育。蘇聯解體經過了30余年的漸變歷程，其中最典型的是否定歷史的四個過程：1.由蘇共領導人親自籌劃、組織“反思歷史”的行動;2.通過“反思歷史”、“平反歷史錯案”，掀起歪曲和否定蘇共歷史的社會風潮;3.理論界、文化界的“精英”充當了顛覆歷史的急先鋒;4.“反思歷史”最終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導致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盤否定蘇共和蘇聯。

　　首先，蘇聯“精英”中的許多人，當時雖然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其實是一伙對共產黨抱有刻骨仇恨的極端反動的人。他們假借“改革”之名，行復辟之實;以“反思”之名，行“改寫歷史”之實，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邪惡狂潮。他們的惡行盡管受到黨內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最終還是得逞了。

　　其次，蘇共組織渙散、信仰分裂，是亡黨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其主要根源在于：1.清算黨的歷史，造成黨員思想迷茫;2.“全民黨”的組織路線，造成黨的成分混雜;3.“放棄意識形態壟斷”，造成黨員信仰分裂。這樣的狀況，必然導致許多黨員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喪失斗志，一些人甚至成為敵對勢力的吹鼓手和帶路者。

　　再次，要重視宣傳和教育群眾。群眾中的一批人，或出于家族、歷史、個人的某些原因;或出于本無社會主義信仰和追求;甚至出于獵奇、尋求刺激等市儈心理，有的持旁觀態度，有的甚至落井下石，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這說明，既不能高估了群眾的覺悟程度，也絕不能低估了顛覆勢力的“洗腦”功效。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已經二十六年了。俄羅斯共產黨人、人民群眾，甚至包括一部分當年賣力推翻蘇共和蘇聯的“民主派”人士都陷入了深深的反思。這昭示了一個道理——與其現在圖謀東山再起，莫若當初扶大廈之將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這種預言徹底破產。”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全體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大眾，一定會在這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生死對決中，奪取最后勝利。復辟和倒退注定是短命的，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201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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