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兩個決不會”。這一論斷是馬克思對他的唯物史觀作的精辟的概括，經常被人們引用來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壽命和社會主義的前景的依據。

　　然而不得不指出，人們對“兩個決不會”這一原理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分岐，由此對在目前條件下資本主義會不會滅亡、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也產生了不同的判斷。

　　例如，有人這樣理解“兩個決不會”：一種社會形態，只要經濟還能夠發展(不管經濟是怎樣發展的)，它就不會滅亡，也不會被新的生產關系所取代。

　　他們根據這種理解，再從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仍有所發展(有時還比較快)這一事實出發，得出結論：資本主義仍具有活力，馬克思說的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這一判斷，為時過早，資本主義社會滅亡的條件至今還不成熟;

　　相應地，他們認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是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人為地搞出來的，是“早產兒”，因而注定早晚要垮臺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的演變就是一個證明。

　　由此還必然得出一個他們往往不愿直接了當地說出來的結論：由于中國的生產力比俄國還落后，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比蘇聯還差，因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是人為的，更是必然要垮臺的。

　　對“兩個決不會”作這樣的理解以及由此推論出的政治結論是值得探討的。

　　一、“兩個決不會”的實質是指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不能簡單地用經濟是不是增長來解讀

　　馬克思提出的“兩個決不會”，說的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是一種社會形態取代另一種社會形態的一般規律性，它的實質是指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必須把“兩個決不會”與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段話統一起來理解。在同一篇文章里，馬克思在“兩個決不會”這一論斷的前面，還有一段也是人們熟知的、經常引用的話：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2]

　　馬克思稱這一論斷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3]

　　這一段話的意思與“兩個決不會”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一個是正面的用肯定的語氣表述的，一個則是用否定的語氣表述的。這兩段話都強調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進而整個社會形態）的變化是由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的，而不是由人們主觀的意志、愿望實現的。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時候，這種生產關系是不會滅亡的，也不可能為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所取代;當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已經成為生產力的桎梏的時候，這種生產關系就必然為新的生產關系所取代，而且這種取代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它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實現。換句話說，如果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改變生產關系的社會革命的基本條件就已經具備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規律。

　　不能從經濟是否增長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兩個決不會”，仿佛只有經濟一點也不發展了、甚至出現了倒退，現存生產關系(進而現存社會形態)才會滅亡;仿佛只要經濟還在增長，新的生產關系出現的條件就是不成熟的。馬克思恩格斯不是這樣形而上學地看待社會形態的更替的。

　　他們論證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

　　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4]

　　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可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同以資產階級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客觀的歷史發展必然趨勢。

　　正如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5]

　　這同經濟是否還在增長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還在發展，這一點，他們是看到了的，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喪鐘敲響了”這一信念。因為他們是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中、而不是從經濟發展的停滯或倒退中得出這一結論的。馬克思恩格斯曾幾次改變對革命形勢的過于樂觀的估計，但從未改變在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存在和發展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物質條件已經成熟的觀點。

　　馬克思是在19世紀中葉作出這一論斷的。毫無疑問，在馬克思作出這一論斷以后100多年時間里，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無論發生什么變化，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相反，更為廣泛而尖銳了。

　　例如，人們經常談論經濟全球化以及在此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以此說明資本主義還有活力。

　　然而，這種各類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配置和流動的趨勢，表明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和掠奪進一步加深了。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出了一國范圍而擴大到了全世界，而且更加尖銳了。就世界范圍來說，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更加現實地提上日程。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物質條件就是具備了的，不管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是不是還在發展。

　　二、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場社會革命，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只是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此外還需要有革命的形勢和成熟的革命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決定上層建筑的同時，辯證地指出上層建筑對物質生產方式的反作用，論述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交互作用的觀點。在創立唯物史觀的初期，針對社會歷史觀領域盛行的唯心主義思潮，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強調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對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談得比較少。這樣做，對當時是必要的。[6]

　　恩格斯晚年針對一些人把唯物史觀歪曲為經濟宿命論和德國一些青年用個別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剪裁社會生活的簡單化傾向，著重指出：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

　　他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7]

　　因此，社會形態的更替不能簡單地用經濟這一種因素來解釋。

　　第一，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的動力，是“歸根到底”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社會發展的最一般的規律，這一規律的實現會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而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形式。對于某個國家能不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具體的歷史事件的分析，必須考慮到上層建筑各種因素的作用，而不能簡單地套用一下“經濟是決定性因素”就完事。

　　第二，歷史是各種因素的合力創造的。每一個歷史事件的最終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各種單個的意志的背后是經濟的狀況。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是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這種相互作用的各種要素的合力所表現出來的總的趨勢。分析每一個歷史事件時，停留在一般規律的敘述上是不夠的，必須具體考察影響這一歷史事件的各種因素及其合力。

　　20世紀初，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突破的科學論斷。在這一理論指引下，俄國、中國等一系列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率先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能不能率先進入社會主義?這是偉大的創舉還是歷史的迷誤?這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圍繞這一問題，歷史上有過激烈的爭論，現在仍然使某些人感到困惑。

　　早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后，列寧提出了“四月提綱”，制訂了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方針和策略。

　　當時普列漢諾夫等人就以俄國生產力還沒有得到高度發展為理由，指責列寧的“四月提綱”是“布朗基主義”、是“說夢話”，只會以釀成社會災難而告終。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考茨基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一書，認為“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只有靠資本主義創造的并且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里的巨額財富，社會主義……才會成為可能。”他斷言，俄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是沒有生命力的。

　　列寧曾經從理論上批判了這種錯誤觀點，并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回答了那些疑問和責難。

　　到了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發展遇到一些困難，又有人提出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甚至把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種種困難的“原罪”，要求“補資本主義的課”。

　　蘇東劇變以后，更有人在反思劇變的原因時，把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遭到顛覆的根本原因，歸結于超越了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這一階段，忘記了“只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勝利”。

　　這種社會主義早產論，在我國也沉渣泛起，一度頗為盛行。因此，必須從理論上正確回答這一問題。

　　毫無疑問，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沒有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沒有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就不會有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更不會有工人階級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的。農民起義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圍內改朝換代，建不成社會主義，因為當時沒有建立這種新社會制度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生產力具有了社會的性質，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物質條件。

　　在沙皇俄國、解放前的中國，盡管資本主義沒有高度發展，但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機器大工業，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隊伍。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共產黨。因此，應該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物質條件是具備了的，也就是說，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符合而不是違背“兩個決不會”這一論斷的。否認在經濟雖然落后但資本主義已經有一定發展的國家里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實質上是一種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生產力論。

　　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分子、俄國的孟什維克以及中國的某些人就是用這種錯誤理論來反對俄國和中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嚴厲批判了庸俗生產力論。

　　鄧小平同志指出：“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8]

　　至于說到像俄國、中國這樣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還需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那么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完成這項任務，而決不是一定要等到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以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針對像普列漢諾夫、蘇哈諾夫這樣的以“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為由反對十月革命的人，列寧問道：

　　“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的改變呢?”[9]

　　那么，為什么在實踐上社會主義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國、中國這樣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里而不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建立起來的呢?問題在于，資本主義不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制度只能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來建立，而社會主義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質條件(即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外，還需要有其它的主客觀條件。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與充分條件區分開來。擁有一定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出現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但具備這一條件的地方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爆發革命。“革命是政治行為”，[10]它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發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對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釋就像解一個一次方程式那樣簡單了。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勢。

　　列寧總結了俄國20世紀三次革命的基本規律，指出“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11]他具體地指出革命形勢成熟的標志是：

　　“(1)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陷入困境，它們彼此進行混戰，而力不勝任的斗爭已經使他們疲憊不堪;

　　(2)一切猶豫動搖、不堅定的中間分子，即和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實踐中遭到破產而丑態畢露;

　　(3)在無產階級中，群眾支持采取最堅決、最奮勇的革命行動來反對資產階級，這種情緒已經開始產生并且大大高漲起來。那時候，革命就成熟了;”“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12]

　　但單有這種客觀形勢還是不夠的。革命的勝利在這種形勢下并不會自行到來，還需要有“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群眾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去準備和爭取。[13]可見，只有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集合點，在既具備必要的物質條件，又擁有客觀的革命形勢和成熟的革命領導力量，多種因素構成一種合力的地方，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制度才得以建立。而這種情況只有在帝國主義統治鏈條比較薄弱的環節才能出現。“薄弱環節”往往是比較落后的國家，因為舊制度發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越是豐富，統治地位也越是鞏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難。

　　今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因為資本主義還有活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還不成熟，而是因為這些國家里還缺乏革命的形勢，還缺乏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

　　三、蘇東劇變是執政的共產黨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它是歷史發展的一個曲折，而不能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條件還不成熟

　　經常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又是合乎規律的現象，那么，為什么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會出現政局急劇變化、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的現象，甚至出現亡黨亡國的歷史性悲劇呢?蘇東劇變是不是說明社會主義制度是在物質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誕生的“早產兒”，因而必然要垮臺的?

　　這涉及到認識歷史發展的另一個方法論問題，即歷史的發展、社會制度的更替不是直線的，而是在曲折中實現的。

　　社會發展規律與自然發展規律都是客觀的，都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這一點是它們的共性。但是兩者的實現過程卻有著原則的不同。自然規律是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實現的，不需要人們實踐活動的參與，因而其實現過程一般是不會發生曲折的。社會發展規律則不一樣，它是人們各種社會實踐活動的合力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趨勢，它必須通過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由于人們的利益有差異，他們社會實踐活動的方向往往會發生差異。

　　在階級社會里，人們的利益差異表現為階級利益的差異。階級利益的差異使得不同階級對社會發展的要求與期望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社會實踐活動的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對立的。對立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必然導致階級斗爭。因此，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發展規律必然要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在階級斗爭過程中，由于各種客觀的、主觀的因素的影響，階級力量對比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這就決定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實現過程不是直線的，必然會發生曲折。

　　社會歷史發展充滿了前進、倒退以及各種突發事件等等復雜現象，原因就在于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歷史的發展出現曲折和反復也是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但是，不管出現多大曲折和反復，由社會規律所決定的總的發展趨勢是不會改變的，它將在漫長、曲折的斗爭過程中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最終得到實現。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和鞏固，決不是幾年、幾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且不是一帆風順、直線發展的。這一過程充滿著矛盾和斗爭，不可避免出現反復和曲折。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歷時上百年，經歷了多次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社會主義作為與以往所有的剝削制度根本不同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它的產生和發展更不可能是直線的，發生曲折以至嚴重的挫折是難以避免的。在世界范圍內，要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這種發展情景是符合客觀規律的。

　　我們回顧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歷史。

　　19世紀中葉《共產黨宣言》問世時，共產主義還只是個在歐洲游蕩的幽靈。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興起，許多國家產生了工人階級政黨，相繼出現了革命的形勢。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了現實。這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飛躍，它開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紀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進攻蘇聯，蘇聯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的巨大凝聚力戰勝了法西斯的進攻，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戰后，亞洲、歐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從一國實踐發展為多國實踐，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這是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其間雖然出現過由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引發的全世界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但毛澤東同志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氣魄，力挽狂瀾，接連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回擊了這一思潮。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政局發生劇變，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嚴重挫折，并在世界范圍內跌入低潮。應該看到，蘇東劇變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聯東歐國家黨的領導者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并執行一條錯誤的路線——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所釀成的惡果。蘇東劇變不能證明直到現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條件還不成熟，恰恰相反，它說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在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的同時，我國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通過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囑目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的堡壘不僅依然屹立在東方，而且以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良好態勢成為吸引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一面旗幟。

　　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當今世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蘇東劇變只是這一規律實現過程中出現的曲折，這種曲折是由于執政黨領導集團的叛賣使得階級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所造成的，而不能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還不成熟。

　　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惶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有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14]

　　四、必須警惕有人把對“兩個決不會”的錯誤解釋用作反對或逃避革命、改變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擋箭牌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研究歷史(包括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的基本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認為，

　　第一，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生產力的社會性質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客觀地使得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這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只要存在這一矛盾(而不管經濟是否還在增長)，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就是具備了的。我們堅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根據，就在于此。

　　第二，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在各種因素的合力中實現的。其中不僅有經濟因素，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社會主義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質條件外，還需要有客觀的革命形勢和成熟的革命領導力量。因此，它首先在作為各種矛盾集合點的帝國主義統治薄弱環節爆發是符合規律的。我們堅信社會主義可以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取得勝利的根據，就在于此。

　　第三，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在階級社會里是通過階級斗爭實現的。在階級斗爭過程中由于各種主觀的和客觀的因素的結合，階級力量對比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因而社會發展不可能是直線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出現一些曲折，一定意義上也是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但這種曲折改變不了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我們經歷了像蘇東劇變這樣的驚濤駭浪，仍堅信世界將沿著十月革命指引的航向駛往共產主義彼岸的根據，就在于此。

　　在蘇聯東歐國家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以后，有人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發生了動搖，出現了“革命低潮綜合癥”。他們形而上學地解釋“兩個決不會”，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還在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就是還不成熟的，從而把“兩個決不會”當作反對或逃避革命、改變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擋箭牌。他們主張，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不需要進行群眾工作，也不需要加強黨的建設，為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只要經濟還在增長，做這些工作也是白做，因為只有等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不能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在資本主義經濟還在增長的情況下，只能消極等待。如果這時還提什么革命的口號，做什么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工作，那就是冒險主義。

　　殊不知社會主義革命是等不來的，這種消極等待、無所事事的態度，只會葬送革命事業。應該看到，當前在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物質條件是具備了的，關鍵是要做好工作，一旦出現革命形勢，就可以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他們主張，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主動退到資本主義去，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搞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還不成熟。既然資本主義的經濟還能夠發展，社會主義搞早了，那么，晚退不如早退，被動退不如主動退。與其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被別人推翻掉，還不如自己主動回到資本主義去。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應該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應該像俄羅斯那樣，在經濟上實行以私有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化。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了一股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

　　這兩種主張，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是“革命低潮綜合癥”的反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在革命低潮的時候，往往有人或者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或者曲解馬克思主義，以迎合資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尤其要正確理解“兩個決不會”的原理，科學地解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堅定社會主義信念。這是一項十分現實的任務。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33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69頁。

　　[5]《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

　　[6]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26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5、696頁。

　　[8]《鄧小平年譜》第223頁。

　　[9]《列寧選集》第4卷第77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頁。

　　[11]《列寧選集》第4卷第193頁。

　　[12]《列寧選集.》第4卷第202頁。

　　[13]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18頁。

　　[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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