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可能實現真民主

　　——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民主話語建構

　　田文林

　　【注：原載《經濟導刊》2015年第3期。此文是作者提供給北斗深度智庫(微信公共號：bdsdzk)的原文，發表時有刪節】

　　(內容提要)“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當家作主，因此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密不可分。但在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無法解決貧富分化，無法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只能將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相互割裂，對“民主”進行狹義化理解，這種被閹割過的西方民主，看似表面公平，實則很容易淪為寡頭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實行公有制經濟，才可能實現經濟平等，進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因此，中國鞏固和落實社會主義民主，前提就是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和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關鍵詞)西方民主 社會主義民主 話語建構

　　(作者介紹)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東政治和戰略問題研究。

　　當前，中國基本擺脫了“挨打”和“挨餓 ”命運，但仍未擺脫“挨罵”階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領域，風雨飄搖的西式民主被包裝成“普世價值”和“萬能靈藥”，行之有效的中國政治模式卻經常處于遭人病詬的弱勢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標準重塑中國政體的聲音不絕于耳。“話語即權力”(福柯)，話語權意味著提出處理問題的基本思路，掌握話語權就掌握主導權。本文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通過考察民主概念變遷以及西方民主實踐，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獨特優勢和前行路徑，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民主話語體系盡綿薄之力。

　　一、西方民主理論閹割了民主的本意

　　“民主”已成為當前使用頻率最高、被濫用得最厲害的概念之一，探討民主話語構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最終訴求是什么。據考證，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詞由“人民”(demos)和“統治”(kratos)復合而成，其含義等同于“人民的統治”(rule by the people )。[1]此外，無論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語(popolo)、法語(peuple)，還是英語(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體名詞，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2]換言之，經典意義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依托，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人民當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將美國制度概括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從這一意義上講的。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中，當黃炎培問到中國共產黨如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時，毛澤東的回答是“民主”，認為“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3]毛主席所說的“民主”，同樣是“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而絕非黨爭選舉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旨在實現多數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與致力于國富民強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互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國矢志追求的核心價值。

　　如何才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想實現政治領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確保經濟領域的平等，也就是通常說的共同富裕。“只有在一國經濟平等或資本流動性達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民主制度才得以實施。……相反，威權主義盛行于經濟不平等、資本流動性差的國家。”[4]列寧也曾說過：“在實際生活中，民主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相互依存’的，它也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5]因此，要想真正實現民主，關鍵不在政治變革本身，而是看經濟領域能否實現共同富裕。撇開經濟基礎問題談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癢。

　　實現經濟領域的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因為只有物質財富足夠豐富，才可能承擔得起政治博弈本身產生的巨大交易成本。當年西方國家基本都是先致力于經濟發展，后從事民主建設。美國從獨立到黑人選舉權利的實現用了兩個世紀，法國到第五共和國穩定下來花了150多年，英國實現普選用了兩個多世紀。只想實行憲政民主，而不肯經歷發展階段，就是列寧所說的“既要洗皮毛，又不讓皮毛下水”[6]。另一方面，同時更重要的是，還要進行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只有當多數勞動者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進而平等占有勞動成果時，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進而使政治領域的平等與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們贊成資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觀點，那么自由就變成了平等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像人們經常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與平等有著潛在沖突的獨立的政治理想。”[7]

　　進一步分析，變革生產關系、打破資本對勞動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進行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政治學者巴林頓·摩爾說得很明白，民主發展需要若干條件，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8]歷史學家斯塔夫利亞諾斯也認為，“獨立發展的先決條件是“結構上的變革”，或者說是旨在促進群眾參與的社會結構的改組;沒有群眾參與，經濟的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9]《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稱，英國的光榮革命不徹底，貴族精英地位至今穩固，由此導致英國貧富分化非常嚴重。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廢除了一切特權，因而該國在大革命后民眾收入明顯平等得多。[10]

　　但總體來看，指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國家實行公有制，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美國國父之一漢密爾頓當年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數窮人侵犯少數資產者的利益。縱觀西方國家的法權秩序和體系，無不將保護產權列為頭等重要的內容。而在不徹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列寧曾指出：“在現存的生產關系基礎上，所有這些進步辦法只會日益加深大眾的無產階級化。”[11]在沒有變革生產關系情況下，“號召工人去爭取政治自由，就等于號召工人替先進資產階級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狀況，它只能是改善他們與這個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條件。”[12]換句話說，私有制條件下的民主制，實際是典型的“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先天不足，當權者又沒有能力自我修正，只能對原本是“人民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概念進行狹義化理解：先是將經濟與政治內涵彼此剝離，將“民主”簡單地等同于“政治民主”，進而將“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選舉民主”。從思想源流看，盧梭等人強調的人民民主理論，原本將“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密爾那里，“民主”開始被視為是公民以民選代表為中介、參與決定集體意志的權利，開始強調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獲得合法的大眾化基礎，[13]即采用代議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選舉本身變成第一位，“人民當家作主”則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達到政治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并認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14]這種表述，意味著“人民的統治”已悄然被偷換成了“精英的統治”。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羅伯特·達爾和薩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競爭性選舉”的觀念。[15]現在多數人談論的所謂“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競爭性選舉。

　　總體看，西方民主的理論演變史，實際就是一部逐步背離“民主”本意的過程：它從最初的集體主義取向，演變為個人主義取向;從政治與經濟相結合，轉變為純粹的政治議題;從人民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論，轉向以精英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論。“任何一種思想，假若你把它當干魚對待，將其全部內臟剜去，然后擺弄剩下的外殼，那都會成為太一般的括弧。”[16]脫離開經濟基礎和階級立場，抽象地談論政治民主，使西方民主“虛多實少”或“有名無實”，成為一種“殘缺的民主”。

　　事實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階級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階級性才是本質。馬克思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17]但西方民主只強調民主選舉、代議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而有意無意回避“哪個階級掌權”這一主要矛盾。資本主義當權者打死也不愿承認階級統治的本質，這是因為，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少數對多數的統治，如果當權者公開承認階級專政，其現行統治很難維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18] “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命運。”[19]——不少人對西方民主津津樂道，殊不知其談論的民主概念，距離民主本意已越來越遠，西方民主理論的盲區也越來越大。

　　二、西方民主實踐已變成寡頭政治

　　西方民主(資本主義民主)有其歷史進步性。首先是公眾參政范圍擴大了。雅典時期，總人口中一半是奴隸，但奴隸沒有公民權，僅被視為是財產，外來居民、婦女和孩子也沒有公民資格。[20]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參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隸得到解放，婦女、少數族裔等也日漸被賦予公民權。其次是支撐民主運行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工業革命和數次科技革命，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語)，這種相對豐富的物質財富，為民主政治運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巴林頓·摩爾、熊彼特等人均認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現代民主與資本主義同時興起，并具有因果關系。[21]

　　然而，隨著時代向前發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趨暴露。在“資本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廣大民眾擺脫了有形的傳統人身依附束縛，卻無法擺脫無處不在的資本的控制和盤剝。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會導致馬克思所說的“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且這種貧富分化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明顯。20世紀50年代，美國最富階層與最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紀初，這個差距已擴大到1000:1，造成這個巨大落差僅用了50年時間。[22]當前，美國總收入流向所謂“經濟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從20世紀50年代末的3.2%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從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間，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卻下跌了3.8%。[23]斯蒂格利茨稱，截止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24]而且，資本收入的增速日漸高于勞動收入的增速，“一旦資本收益率顯著且持久地超過經濟增長率，財富積累和擴張的動態機制，將自動導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5]這意味著，在可見未來，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仍將繼續拉大。

　　經濟領域的貧富懸殊，使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不對應的悖論：“政治領域實行的是以個人為單位、按票計數的民主程序原則;經濟領域實行的卻是以資本為單位、按股計數的資本主義原則。”[26]理論上說，在實行了代議制和普選權的西方國家，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使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勝出機會——正是這點讓很多人對“民主”十分著迷，但在政治實踐中，競選實際是資源、財富、勢力的比拼，沒有雄厚的綜合實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這個游戲，由此決定了角逐最高權力永遠是“富人的游戲”，“政客們當選所需要的錢越多，他們就越需要富人的贊助，這些贊助者對他們當選后的政治決策的影響也就越大。”[27]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28]

　　亞里士多德曾將財富與政治地位的關系，視為區分寡頭政治與民主政體的重要基礎，“倘若占有政治權力是因為占有經濟權力或財富，那么，無論占有權力的人數是多少，這都是寡頭政體，如果沒有財產的等級擁有其權力，那么，這就是民主政體”。 [29]換句話說，利用掌握的巨大財富來取得政治權力，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頭政治。美國就是典型案例。貧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國民主日趨背離“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淪為金錢主導的民主。美國總統選舉花費巨大早已盡人皆知。2012年奧巴馬與羅姆尼在總統選舉中共花費了60億美元，成為美國“史上最燒錢的大選”。

　　從操作層面看，防止金錢支配政治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減少政客對金錢的需要。1974年水門事件后，美國國會確實對此進行過限制。但不到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訴瓦萊奧案”中裁決這種經費限制違憲。2014年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結果對“麥卡琴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作出裁決,推翻了對政治競選捐款總額設限的做法，進一步增強了金錢和大資本家對競選的影響力。這種日趨明顯的“金權民主”傾向，令西方民主越來越名不副實。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這是一場1%的上層群體一直獲勝的戰斗。”“我們當前的體制似乎是依據‘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來運行的。”[30]

　　這種民主與“人民當家作主”越來越不搭界，而成了“資本當家作主”，即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富人治國”的最終結果，就是政治經濟決策不再體現多數民眾意志，甚至可能與公眾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頓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兩名教授，通過研究1779項政策議案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寡頭政治國家。[31]舉個例子，控槍法案得到90%以上民眾擁護，但屢屢在國會表決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認為“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32]列寧也認為，“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33]毛澤東說得更為透徹：“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34]

　　在貧富分化加大背景下，西方民主質量下降乃至失靈趨勢更加明顯。2014年8月初，奧巴馬在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談話時感嘆，“我們的政治運轉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錢運作——這是當今我們政治體制的本質，正在削弱我們共同面對巨大挑戰的能力，而這種影響遠甚于任何外敵”。曾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調轉槍口，稱“美國政府整體質量惡化已持續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志”，“解決之道應該是減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嘆“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35]

　　只有經濟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與民主。羅爾斯當年質疑美式民主無法解決貧富懸殊、種族矛盾等諸多問題后得出結論，“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則。[36]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分化是常態現象，從金權民主到人民民主雖然只隔一層紙——消滅私有制，但消滅私有制、實現“公平”根本不可能。因此，“人們越是了解民主，民主頭上那些曾經耀眼的光環卻越顯暗淡。” [37]目前，西方國家“政治冷淡癥”明顯，投票率下降已成頑癥。2014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時，投票率只有36.4%，為72年來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率僅為42.5%，創1979年以來新低;日本一項民調顯示，84%民眾表示對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場上叫賣得最兇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貨物推銷出去的商販”(列寧)。西方民主明明日趨破產，但西方國家憑借話語權優勢，硬是將這種“政治次品”包裝成“普世價值”和“萬能靈藥”，并在世界上到處推銷，使非西方國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是，回避經濟基礎變革的“民主化藥方”，無形中成為毀滅發展中國家的“慢性毒藥”。據統計，世界上有22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極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外﹐其余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資本主義和“民主化”，但比較富裕的始終是那20多個國家﹐其余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面貌依舊，甚至更加動蕩和貧窮。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漸失去了它往日的聲望。20世紀90年代早期，支持將民主制作為政府體制的比例達到85%、90%甚至95%，但現在大部分國家對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當部分還降到50%。[38]2014年《經濟學家》刊文感嘆，“民主”在全球發展停滯甚至出現逆轉。據“自由之家”統計，全球“自由指數”已連續第8年下降。[39]

　　三、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真民主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巴林頓·摩爾將傳統國家進入現代世界的政治道路歸納為三條：一條是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條是德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道路;第三條是中俄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40]而且，這三條發展道路在發展序列上相互接續，在因果鏈條上輾轉遞進：西方民主道路為法西斯主義開啟了大門，而法西斯主義在俄國和中國的失敗，又直接引爆了社會主義革命。[41]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事實上，在帝國主義出現后，中國已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后時機。“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地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42]

　　從所有制角度看，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主要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但僅靠給農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國不可能真正發展生產力，更不可能消除貧富分化。毛澤東曾深刻地指出：“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向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43] 魏巍的小說《東方》中，就描述了在農民占有土地的小私有制背景下，很快會出現新的貧富分化的發展趨勢。因此，新中國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又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并最終建立起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44] 公有制是確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經濟平等又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條件。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更有資格談論民主，更有可能實現真正民主。

　　政治統治本質上是階級統治(即階級專政)。西式民主由于是建立在貧富分化基礎上的、少數資產階級對多數無產階級的專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說”，從不公開承認民主的階級屬性，只能在選舉投票、權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問題上打轉轉。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共同富裕基礎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說”，公開承認自己是建立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45]這種民主理論和實踐透徹得多，實在得多，也理直氣壯得多。在政體上，中國采用的是帶有協商民主性質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制度既可以集思廣益，最大限度調動民眾積極性，又可議行合一，集中力量辦大事。

　　事實證明，這種建立在社會主義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使廣大勞動群眾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主觀能動性。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裝備處于劣勢，卻敢于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正面相抗，并將其從鴨綠江畔趕回到三八線以南。中國以弱勝強，秘訣就是制度優勢，正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根本性變革，將昔日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鍛造成一支鋼鐵之師。毛澤東1951年5月談到抗美援朝時說：“我們志愿軍的武器不如敵人，大炮都少，飛機更沒有上前線，但常常打勝仗。這是因為志愿軍戰士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到這個戰爭是為支援被侵略的朝鮮而戰，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因此奮勇殺敵，敢于犧牲。可以說，這次戰爭我們打的是品質戰。”[46]中國的這種獨特優勢，是西方國家怎么學也學不來的。

　　在隨后的建設時期，中國同樣是憑借這種所有制優勢，使生產力水平有了質的提高。毛澤東曾專門談到合作化與工業化的關系：“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47]斯塔夫里亞諾斯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進行農業合作化，不僅是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還是因為公社從制度的結構上，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土地和勞力資源的潛力、為使千百年來橫遭勒索的剩余產品白白地流入非生產性渠道的歷史宣告結束，提供了一條途徑。……最終結果是，1956年，中國所耕種的土地(16.77億畝)比1933年時所耕種的土地(15.33億畝)面積擴大了9.3%。……中國的凈積累率由1949年的1%至2%上升為1953年的20%。[48]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中國就從延續了上千年的傳統農業國，一躍成為工業體系較為完備、能夠制造原子彈和氫彈的工業化國家，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道路。當前，我們同樣是依靠這種獨特的政治制度優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根本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實現國家富強。與一味強調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國的政治制度更強調實質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已經證明，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于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為優越。——正是這種對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戰，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懼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余論

　　從國際戰略角度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屬于“政治突破型”建國的國家，在其政治生命全程中，必須始終強化政治統領全局和國際戰略。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必須是鞏固和強化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照搬支離破碎的西方民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鞏固社會主義民主，前提就是鞏固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結構，走共同富裕之路。鄧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49]

　　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目標，使我們過分注重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忽視了所有制結構的社會主義屬性，結果“倒洗腳水連嬰兒一起倒掉”，公有制經濟比重從改革開放初的99%，下降至現在的20%左右。公有制經濟比重的顯著下降，使中國貧富分化水平，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高度均質化，導致貧富分化日趨拉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仍明顯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美國密歇根大學2014年發布研究報告稱，中國貧富差距已超過美國，位居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達到0.55)。中國四千富豪一年收入等于10億農民和1.4億城市在崗職工的總收入。[50]這種失衡的所有制結構和貧富分化狀態，體現在政治領域就是大資本力量在各級人大和政協中比重越來越高。據報道，中國最富有的前五十名人大代表的資產總額，是美國最富有的前五十名國會議員資產的60倍。過去我們常說西方議會是“富人俱樂部”，現在我們比他們有過而無不及。——正是因為全國人大中代表大資本利益的比重越來越高，才使我們每年都會出現如此多的“雷人提案”。更值得警惕的是，嘗到權力甜頭的大資本力量，希望進一步打破社會主義制度的藩籬束縛，推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目的就是放任資本力量為所欲為。鄧小平曾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51]當前的中國遠比“文革”前和改革開放初期，更有可能改旗易幟、走資本主義道路，或在西方策動下爆發“顏色革命”。

　　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物質前提和獨特優勢，失去了所有制優勢，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要想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民主，防范“顏色革命”，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擴大公有制經濟比重，走共同富裕道路。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強調依憲治國的今天，中國要捍衛憲法的尊嚴，也亟需鞏固和提高國有經濟比重。“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堅定不移地進行“再社會主義化”，堅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人民當家做主”才能水到渠成。

　　[1] 佟德志：《在民主與法治之間》，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頁。

　　[2](美)喬·薩托利著，馮克利、閻克文譯：《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3-24頁。

　　[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年，第611頁。

　　[4] (美)卡萊斯·鮑什著，熊潔譯，王正毅校：《民主與再分配》，2011年，第2-3頁。

　　[5]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8頁。

　　[6] 《列寧短篇哲學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頁。

　　[7](美)羅納德·德沃金著，馮克利譯：《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頁。

　　[8](美)巴林頓·摩爾著，拓夫、張東東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第348-349頁。

　　[9](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882頁。

　　[10](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8頁。

　　[11]《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頁。

　　[12]《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頁。

　　[13](美)卡羅爾·佩特曼著，陳堯譯：《參與和民主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序言。

　　[14](美)約瑟夫·熊彼特著，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59頁，415頁。

　　[15] 楊光斌：“西式民主困境與中國民主的未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上網時間：2014年10月5日)

　　[16]《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頁。

　　[17]《法蘭西內戰》，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72年，第336頁。

　　[18]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頁。

　　[19]《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6頁。

　　[20] (美)查爾斯·蒂利著，魏洪鐘譯：《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21] (美)約瑟夫·熊彼特著，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31頁。

　　[22](法)皮埃爾·卡藍默著，高凌瀚譯：莊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聯書店，2005年，第6頁。

　　[23](美)拉里·M. 巴特爾斯著，方卿譯：《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第1、16頁。

　　[24](美)斯蒂格利茨著，張子源譯：《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3頁。

　　[25](法)托馬斯·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頁。

　　[26] 佟德志：《在民主與法治之間》，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

　　[27](美)羅納德·德沃金著，馮克利譯：《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2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頁。

　　[29](美)拉里·M. 巴特爾斯著，方卿譯：《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第293頁。

　　[30] (美)斯蒂格利茨著，張子源譯：《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107頁。

　　[31] 楊光斌：“西式民主困境與中國民主的未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上網時間：2014年10月5日)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頁。

　　[33]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1頁。

　　[34]《毛澤東選集》第2 卷《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3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ISSUE

　　[36](法)皮埃爾·卡藍默著，高凌瀚譯：莊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聯書店，2005年，第6頁。

　　[37] 佟德志：《在民主與法治之間》，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頁。

　　[38] (美)霍華德·威弧爾達著，劉青、牛可譯：《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

　　[39]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2014.

　　[40](美)巴林頓·摩爾著，拓夫、張東東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第4-5頁。

　　[41](美)巴林頓·摩爾著，拓夫、張東東等譯：《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2頁，334-335頁。

　　[42] 馬鐘成：依憲治國最根本的任務，就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改造新資產階級，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54頁。

　　[4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第123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頁。

　　[4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年，第353頁。

　　[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年，第410-411頁。

　　[48](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1995年，第880-881頁。

　　[49]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139頁。

　　[50] 馬鐘成：依憲治國最根本的任務，就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改造新資產階級，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5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