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是以改革聞名的蘇聯最高領導人，但他們的改革指導思想迥異，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執政時期改革的方向和結局。

　　安德羅波夫執政只有短短15個月，被稱為“安德羅波夫年”。他上臺伊始采取的改革措施和某些改革思路口為蘇聯振興帶來希望。安德羅波夫認為，在經濟領域應采取根本的措施，但改革必須謹慎;政治體制的改革應在工業和農業改革取得成效后進行;改革和民主化的進程應有利于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力，不應違背蘇聯國家利益;在人們的吃穿問題解決之前，不宜“加速民主化進程”。

　　在蘇聯腐敗泛濫最嚴重的勃列日涅夫時期'安德羅波夫是蘇共中央政治局中極少數不講究吃喝、不酗酒、不搞特權的政治局委員之一，他上任后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是“安德羅波夫年”的最大亮點。他執政時期揭露、調查或處理的一大批腐敗案件，特別是“烏茲別克案”、“棉花案”、“梅杜諾夫——曉洛科夫案”，在蘇聯引起了轟動。他還首次將反腐敗的矛頭指向政治局委員們的特權。

　　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后，以“加速”戰略開始了他近七年的“改革時代”。但他的“加速”戰略無異于赫魯曉夫的“趕、超”美國戰略，必然受阻和失敗。之后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使改革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也在瓦解蘇聯執政黨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在打擊和懲治腐敗方面，戈爾巴喬夫遠沒有安德羅波夫那樣的決心和魄力，對引起公憤的特權階層的腐敗問題更是優柔寡斷。其原因，一是戈爾巴喬夫時期任命的一大批高級官員己進入特權階層，戈爾巴喬夫理所當然地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二是戈爾巴喬夫自己不愿放棄他和他的家庭享受的遠遠超過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工作需要的一些特權。戈爾巴喬夫作了不少帶頭廉潔的表面文章，而實際上他一直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擴大自己的特權。他在蘇聯最高領導人位置上對特權和物質利益的追求!包括為自己營造官邸、別墅和豪宅，超過了以腐敗聞名的勃列日涅夫。蘇聯解體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將其特權發揮到登峰造極地步之后不久，絕非偶然。

　　在蘇聯歷史上，尤•安德羅波夫和米•戈爾巴喬夫都是以改革聞名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在他們執跋時期，都開展了反腐敗運動。安德羅波夫執政只有短短15個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深受民眾歡迎，被稱為“安德羅波夫年”、“安德羅波夫革命”;戈爾巴喬夫執政近七年，他所進行的改革規模，包括改革中對蘇聯腐敗的沖擊，都是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無法相比的。但是，戈氏改革的指導思想與安德羅波夫迥異，因而他所領導的改革和反腐敗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一、安德羅波夫年

　　安德羅波夫1982年11月當選為蘇共總書記，1984年2月病逝。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他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新的改革措施口向腐敗官僚發動了猛烈的進攻：一度為蘇聯的振興帶來希望。

　　1.改革措施

　　為改善經濟形勢口安德羅波夫執政后立即開展了一場整頓秩序和生產紀律的運動。安認為，這是改革的起點，不這樣做，就不可能釋放社會政治體制所蘊涵的經濟發展潛力。整頓秩序和生產紀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3年一季度，生產增長了6%。1983年，國民收入增長3.1%，工業生產增長4%。但安德羅波夫清楚，整頓紀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有限，必須在經濟領域采取根本的措施，首先是改革生產管理。他擬更新整個經濟機制，擴大企業和工人集體的自主權。這一時期，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聯合通過了一系列關于發展工業部門和提高勞動集體作用的決議。安德羅波夫還提出了經濟領域部分地分散權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弱化行攻命令、將勞動人民和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生產效益密切掛鉤而同時又不改變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任務。安德羅波夫認為，經濟改革必須謹慎。為準備經濟改革，安德羅波夫批準進行大規模的實驗。為此，蘇共中央成立了由H.И.雷日科夫負責的專門的經濟部。

　　與經濟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在安德羅波夫改革日程中排在第二位。根據安德羅波夫的意見，首先應改革工業和農業，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著手政治體制的改革;改革和民主化的進程必須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內，即不應違背蘇聯國家利益，有利于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力。對于顧問提出的“加速改革”，特別是“加速民主化進程”的建議，安德羅波夫的答復是“首先還是要解決好人們的吃穿問題”。雖然他在任時沒有來得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他采取的某些措施，比如加強蘇共中央工作透明度，深受群眾歡迎。他上任后，定期向社會通報蘇共中央跋治局活動情況。每周發布一次《在蘇共中央政治局》的通報，經安德羅波夫批準，公布經濟犯罪活動情況等。

　　為順利推進漸進和謹慎的改革，安德羅波夫組建了可以擔負改革任務的領導集體。在他執跋期間，由地方調到中央的一批干部，包括M.C.戈爾巴喬夫、E•K•利加喬夫、B•И•沃羅特尼科夫、H.И.雷日科夫.R.A.阿利耶夫等，成為改革的依靠力量。安德羅波夫對負責改革理論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干部的挑選非常謹慎。安德羅波夫生前曾拒絕戈爾巴喬夫極力推薦的蘇聯駐加拿大大使A.H.雅科夫列夫在改革思想和理論方面提供服務，理由是“他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的時間太長”。

　　2.反腐敗——“安德羅波夫年”的亮點

　　安德羅波夫上任后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是“安德羅波夫年”的最大亮點。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在官職等級名錄制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蘇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以特權階層為根基的蘇聯特色的腐敗不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執政的蘇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由于勃列日涅夫和他領導的政治局是腐敗的最大策源地，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反腐敗措施，解決蘇聯腐敗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以廉潔著稱的安德羅波夫身上。

　　實際上，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時，安德羅波夫就試圖利用他掌握的克格勃大權在一些加盟共和國開展打擊腐敗分子的行動，并在阿塞拜疆取得成功(該共和國賣官鬻爵成風，領導人被撤換)。腐敗勢力的保護傘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羅波夫打擊和懲治腐敗官僚的行動更是如魚得水。他執政后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揭露、調查或處理的一大批腐敗案件，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特別是 “烏茲別克案”、“棉花案″、“梅杜諾夫——曉洛科夫桑”等大案要案。

　　“烏茲別克案”。所謂“烏茲別克案”泛指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發生或被曝光的烏茲別克共和國的一系列腐敗案，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3個核心人物幾乎全部卷入腐敗案。根據不同的數據，莫斯科調查組沒收的該共和國腐敗分子的非法資金為1500萬～4400萬盧布。蘇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丘爾巴諾夫也卷入了“烏茲別克案”，為保護該共和國領導人的腐敗活動，丘爾巴諾夫收受了巨額賄賂。

　　“棉花案”。“棉花案”是涉及烏茲別克和俄羅斯聯邦兩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最大的腐敗案之土。“棉花案”的要害是夸大和虛報烏茲別克共和國棉花產量，并以此騙取國家巨額財政撥款。根據對該共和國5年棉花生產情況的檢查結果，共和國至少虛報棉花產量500萬噸。蘇聯國家財政為虛報的產量支付了30億盧布的資金，其中14億盧布被腐敗分子竊為己有。

　　“梅杜諾夫——曉洛科夫案”。揭發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C。梅杜諾夫的腐敗活動和在內務部發動針對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內務部長尼•曉洛科夫的反腐敗運動，是安德羅波太上臺后懲治腐敗高官的另一大行動。梅杜諾夫是勃列日涅夫紅人，在擔任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第一書記時，他把所管轄的地區視為自己的私有領地。梅杜諾夫及同伙控制了以旅游業聞名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發放建筑許可證的大權。這種權力為他帶來巨額的物質利益。1982年，梅杜諾夫因“越權”和盜竊巨額國家財產被免去邊疆區委第一書記職務，但仍是中央委員;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預，他的案子沒有送交法院審理。曉洛科夫是勃列日涅夫“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的重要成員，1966年被勃列日涅夫提拔為社會治安部(內務部前身)部長。曉洛科夫和他的家庭利用職權，大肆揮霍國家錢財，包括利用內務部的資金為自己裝修房屋、別墅和購置高檔家具，設立專門為內務部長及其家庭成員和親屬購買廉價外國高檔消費品的商店等。但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庇護，曉洛科夫成為名副其實的“不倒翁”91983年，即勃列日涅夫去世半年之后，安德羅波夫準備了一份關于梅杜諾夫和前內務部長尼•曉洛科夫貪污腐敗的詳細材料，并提交中央全會，之后曉洛科夫和梅杜諾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安德羅波夫在全蘇范圍內整肅紀律和揭發高級官員腐敗的行動使特權階層恐慌不安。但安德羅波夫清楚，他開展的反腐敗運動只觸及了這一階層的表皮，蘇聯黨的機構和政府機構系統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庇護——被庇護關系。不破除這種關系，貪污腐化、濫用職權以及權貴階層特權的膨脹無法避免。為解決“腐化無能的惡性循環”，安德羅波夫擬組建一個以沃羅特尼科夫為首的年輕技術專家組成的新政府。但由于安德羅波夫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僅15個月，他的計劃未能實現。

　　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在契爾年科去世后當選為總書記，他的近七年的執政生涯，被稱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由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三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民眾對年富力強的新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寄予厚望。但不到兩年，人們的“厚望”已變為“失望”。 ˉ

　　1.“加速”改革戰略受阻

　　1985年4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開始了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進程。在這次中央全會上，戈確定了國家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綱要，即所謂“加速”戰略。“加速”戰略的出發點是，由于粗放型發展的潛力已經耗盡，只有向機械制造部門大規模投資，方能保障理想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此同時，耍在國民經濟部門實施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加速”戰略提出了兩大必須完成的任務，其一是盡快趕上西方國家;其二，(在追趕西方國家時)要依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985年，蘇共制定了《1986年～1990年和2000年前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方針綱要》。根據該綱要，經過15年發展擬達到的經濟潛力規模，將相當于蘇維埃政權各個時期的總和，屆時蘇聯人民的生活將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但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無異于赫魯曉夫時期提出的“趕、超”美國和在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的口號。1987年初己經清楚，“加速”戰略要求數額巨大的國家投資，其執行使預算赤字急劇增加，加上世界石油價格下跌、消除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預算特別支出項目、考慮不周的反酗酒運動，國家財政形勢急劇惡化。在提出“加速”戰略的同時，戈爾巴喬夫又提出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但無論“加速”戰略，還是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強調的都是發展速度和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而不是調整經濟結構和解決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自1985年至1988年，出臺了不少經濟改革的決議和文件，但所有決議、文件的執行，無一例外的都是“虎頭蛇尾”;經濟體制改革則是“空轉”。經濟發展“加速”戰略受阻和失敗使本來已經“停滯”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在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時期，出現了很高的赤字和通貨膨脹，這刺激了各個領域影子經濟的發展。原寄生在行政命令經濟卵翼之下的規模不大的影子經濟，開始占領和蠶食商業部門以及商品和服務分配部門。

　　2.政治體制改革引發政局動蕩

　　在經濟改革受阻，甚至越改越糟的情況下，政治改革為主導的趨勢逐漸加劇。在1998年舉行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正式宣告改革轉向政治領域。其基本設想包括：在蘇共一黨制原則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意見的多元化;國家權力中心從黨的系統向國家權力機關轉移等。盡管戈爾巴喬夫表面上仍強調政治改革在社會主義范圍內和在蘇共領導下進行，實行“民主化”、“公開性"目的是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但執行結果不僅使經濟改革背離了社會主義軌道;也使整個改革和國家政治局勢陷入失控狀態。盡管如此，戈爾巴喬夫改革思想依然以人們難以想象的速度不斷發展變化。以他為首的蘇共領導人從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總結”和“批判”，逐漸轉變為否定和放棄蘇聯社會主義，放棄蘇聯憲法第六條，而放棄蘇聯憲法第六條邁出了蘇共瓦解的關鍵一步。

　　3.反腐敗半途而廢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反腐敗實際上是安德羅波夫開始的反腐敗運動的繼續。由于實行“公開性”，安德羅波夫時期揭露的腐敗案件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被徹底公開和曝光，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反腐敗運動;戈上任后，契爾年科任總書記時期停止審理的案件恢復了審理并加快了工作速度;戈爾巴喬夫還派人調查和處理了哈薩克共和國的腐敗問題，抓捕和懲治了外交部、外貿部和國家經濟聯絡委員會以及蘇共中央委員會機構的一些腐敗干部。此外，戈爾巴喬夫還利用籌備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之機，對黨員進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強迫一大批高層干部退休或解除了他們的職務。進行“和平清洗”顯示了戈氏反腐敗決心，也使他在各個崗位安插親信的做法順理成章。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60%的部長已經被撤換。1986年～1989年，州委書記、區委書記和共和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更換了82.2%。

　　但總體上看，在打擊和懲治腐敗方面，戈爾巴喬夫遠沒有安德羅波夫那樣的決心和魄力，在解決特權階層腐敗問題上更是優柔寡斷。

　　首先，一些震驚全國的大案不了了之。80年代初期揭露的烏茲別克共和國腐敗案，曾導致該共和國幾十個有權有勢的黨和國家官員引咎辭職，還有一些人被捕入獄，很多腐敗官員都是在戈爾巴喬夫上任后被繩之以法的。但在戈爾巴喬夫后期，根據蘇共中央的指示，停止了對該共和國腐敗案件的起訴。“烏茲別克案”中的多數腐敗分子刑期未滿就被釋放，在烏茲別克共和國獲得獨立后，他們都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物而返回祖國。曾被指責為烏茲別克共和國腐敗勢力后臺的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也提前6年釋放。

　　第二，戈爾巴喬夫始終未能下決心解決特權階層的腐敗問題。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官僚特權階層的腐敗不斷被曝光，社會對特權的批評日益激烈，甚至出現了由人民代表組成的反特權組織。他們要求取消為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開設的專門商店和食堂，取消公車、國家別墅、機關療養院t醫院和專門建造的宅邸。面對社會日益增長的肘特權的批評浪潮，戈爾巴喬夫顯得不知所措。雖然經過再三考慮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但最主要的一些特權并沒有被觸動，如特供商店，為高級領導人提供的“專供食品”，其家庭成員享受的專車等。而且，享受特權的人群呈上升趨勢。有人估計，在戈爾巴喬夫執跋后期，以各種形式享受特權的人數不低于1000萬人。

　　戈爾巴喬夫對解決特權階層的腐敗猶豫不決，其原因，一是戈爾巴喬夫時期任命的取代“停滯”時期干部的大批高級官員已進入特權階層，戈爾巴喬夫理所當然地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二是戈爾巴喬夫自己不愿放棄他和他的家庭享受的遠遠超過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工作需要的一些特權。實際上，在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后，戈爾巴喬夫一直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擴大自己的特權。大量事實表明，盡管戈爾巴喬夫作了不少帶頭廉潔的表面文章(例如，將稿費捐獻給某某基金會、執政初期將贈送給他的禮品交給國家貴重品保管局等)，但他在蘇聯最高領導人位置上對特權和物質利益的追求，超過了以腐敗聞名的勃列日涅夫。根據曾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瓦•博爾金撰寫的回憶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披露的材料，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以及用貴重金屬制作的收藏硬幣，這些東西他都沒有上交國家貴重品保管局;他當選為總書記后，不愿在前幾任總書記或政治局委員住過的地方歇息，而是在土些療養勝地建造了新的總書記宮邸;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在莫斯科列寧山為他專門建造了豪宅，其建造和工程預算沒有經過政治局或書記處討論決定，這不僅打破了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不為自己新建住宅的慣例，也打破了蘇共中央所有房屋建造程序的慣例;甚至在蘇聯解體的前夕，戈爾巴喬夫還在加緊策劃利用克里姆林宮的一些房間為他改造一套包括廚房、餐廳、客廳、休息廳、兩個臥室、辦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只是因為發生了“8.19”事件(即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旨在推翻戈爾巴喬夫的事件)，才改變和動搖了戈爾巴喬夫大興土木的計劃。正是戈爾巴喬夫對自己享受特權的寬容，甚至放縱，使他無法采取果斷和徹底的反腐敗措施，這不僅使安德羅波夫發動的對腐敗官僚的斗爭半途而廢，也加速了他自己的垮臺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蘇聯解體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將其特權發揮到登峰造極地步之后不久，絕非偶然。

　　三、安德羅波夫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反腐敗比較

　　由于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很短，我們很難將他15個月的改革和反腐敗實踐與戈爾巴喬夫時期進行全面比較。但他們的改革指導思想和個人品質與作風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執政時期改革的方向和結局。

　　與戈爾巴喬夫相比，安德羅波夫更清楚地了解蘇聯體制中的問題和改革的艱巨性，因而他主張“漸進”和“謹慎”的改革，通過實驗解決改革中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則不然!他主張激進的改革，無論經濟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味強調“加速”。戈以主觀想象代替政策，對不切實際的方案和目標盲目樂觀，對黨和政府內主張穩妥改革的人進行打擊或解除他們的領導職務。其結果，不僅“欲速則不達”，而且加劇了局勢的動蕩，使改革陷入泥潭。

　　關于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安德羅波夫主張首先應進行經濟改革，然后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化”。他認為，無論什么改革都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進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雖然也是從經濟開始，但在經濟改革失敗后，轉入攻治體制改革，并將政治體制改革放在首位。改革之初，戈爾巴喬夫也提出要“依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使他最終放棄了社會主義：也將蘇共執政黨的地位拱手相讓。

　　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方面，安德羅波夫的決心和魄力也與戈爾巴喬夫的優柔寡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戈爾巴喬夫對觸動特權階層的腐敗猶豫不決，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力圖保護新的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和不愿放棄他自己的特權有關。安德羅波夫則不然，他不僅通過整頓紀律、撤換干部打擊腐敗官僚，還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與他朝夕相處的權力最高層。他上臺伊始，即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在距莫斯科50公里的范圍內不許建造別墅的決議，這直接觸及了跋治局元老葛羅米柯、幾個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利益。安德羅波夫敢于拿政治局和書記處開刀是因為他個人是廉潔自律帶頭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安是萎靡不振的政治局中極少數不酗酒、不搞特權、不講吃喝、不釣魚打獵、不追逐女人的廉潔的委員之一。他在任時，贈送他的所有禮品，無論輕重，都交給了國家。安德羅波夫去世后，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外，幾乎沒有為他的親人留下任何東西。

　　安德羅波夫與戈爾巴喬夫的不同也表現在“民意”中。根據“列瓦達”社會學中心2006年4月底(即安德羅波夫去世22年之后)，舉辦的一次“關于20世紀俄羅斯國家領導人”的民意調查，高達47%的人表示喜歡執政只有15個月的安德羅波夫，而受公民如此喜歡的另一個國家領導人是列寧。對戈爾巴喬夫給予正面評價的答復僅為20%。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俄歐亞所研究員

　　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2006年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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