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江蘇昆山的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場面相當慘烈，正在車間里干活的工人死傷嚴重，當時的數據是65人死亡，120人受傷。那一天，我在一種難過、壓抑的氣氛中度過，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本來就處于底層承受各種壓榨的工人，他們的命運多么悲苦，而這，似乎無從選擇。

　　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個從貴州老家打來的電話。是一位當了某局二把手的官員打的，他是我的中學同學。

　　似乎我仍然沒有從難過、壓抑的氣氛和無力的感覺中走出，在接電話時，寒暄兩句，我竟然很沉痛地跟他聊到了昆山工廠爆炸這個事情。我問他關注到了沒有，對于當地的安監部門至少涉嫌失職有什么看法，并且說，我家鄉的人，比之在爆炸中死去或受傷的工人，其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包括他的一些親戚。

　　這位官員同志似乎對此并無興趣，隨便“嗯嗯”地應付了我一下，就轉移了話題。他問我，在周永康被立案審查后，對于中央的強力反腐有什么看法。

　　我對他的這種冷漠不太高興，說你平時多看《南風窗》就行了。作為官員，你當然具備一定的智商，你應該能從中讀出你可以讀出的東西。他說，他在看，但是，還是想聽一下我直白的分析。

　　我反問他：你是什么看法?說出來，我才能幫你分析。

　　他說自己當然支持反腐，但是，持續不斷的強力反腐，以及“反四風”、“八項規定”等，還是對官員、普通公務員有“誤傷”，并且，挫傷了大家工作、“改革”的積極性。他們不明白，接下去應該做什么，未來會怎樣。

　　我毫不客氣地說：“你這些觀點，都是從‘專家’那兒抄來的吧?這樣想，是不是一直把自己當成官老爺?”

　　他承認觀點是抄來的，但并不承認自己這樣想是“官老爺”心態。“每個人都有自己合理的利益訴求，官員也不例外”，這是他的辯護性意見。

　　我知道無法直接說服他。如果一個人、一幫人手里抓著一副好牌，他們當然不會放手，而且會認為這是合理的。接下來，他們會唾棄對錯的判斷，并且認為這是小孩的思維，他們只具有利害判斷這樣的所謂“成年人的思維”。同時，體制也會對他們進行庇護，比如，要給他們加工資，車改了，要給他們車補，也許車補給他們的錢，比公車所浪費的錢還要多。

　　按照這種邏輯，抓到一副壞牌的人們，比如在江蘇昆山工廠里死去的工人們，只能承認是運氣差，自認倒霉了。

　　可是為什么這是合理的?

　　很清楚，作為官員，享有一些屬于權力階層的特殊利益，這一點已經形成了我這位當年同窗的偏見，或者說是一種思維、人格上的缺陷。而要克服這種缺陷，讓他看清未來應該怎么做，恐怕得做一個思想實驗：就是請他想一想，如果他抓到的不是一副好牌，而是壞牌—他是一個被某些安監部門的官員漠視生命的“血汗工廠”的工人，是一個辦事時受到刁難的民眾，他會怎么想?他還會認為，反腐有什么問題嗎?

　　他肯定不會這樣認為。問題顯而易見：如果想象一下，在不知道自己要抓到的是什么牌的情況下他會怎么想，應該怎么想，那么，抓到好牌之后的想法并不是應該如此的。

　　這個思想實驗，就是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設置的“無知之幕”。得先屏蔽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替不知抓到什么牌的自己、從而邏輯上是所有人想一想，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階層，恐怕才能更多地考慮到未來，也才能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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