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少關于城市問題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城市空間”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視野中,留下了豐富的城市政治思想。
作為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城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的焦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著作中有不少關于城市問題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城市空間”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視野中,留下了豐富的城市政治思想。正如蘇聯城市學家杰米堅科所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創立了完整的論述城市和農村的學說,揭示了歷史發展對城市的制約作用,從而奠定了都市化科學理論的基礎。”
城市:資本積累的空間投射
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在城市政治的研究過程中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工業城市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場所和巨大“容器”,城市空間本身就是資本積累的重要環節,在資本的積累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
資本主義大工業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滿足資本的不斷積累和擴張。從生產要素的角度來看,產業革命的深入帶來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工業、交通、金融和商業等領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農村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城市空間中聚集了大量由過剩工人人口組成的產業后備軍,這些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便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從科技支撐的角度看,科技革命使科學要素和技術要素在城市中發展,城市也成為新科技轉換成生產力的試驗場。恩格斯分析了城市成長和地理集中的原因,以及由于經濟、人口的集聚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還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恩格斯用十分形象的語言,進一步肯定了大規模集中和集聚所產生的巨大生產力和資本積累:“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樣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們把倫敦變成了全世界的商業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塢,并聚集了經常布滿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可以看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視野中,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城市的吸引力與其說是來自于地理空間,不如說是來自于特定地理空間所蘊含的聚集和輻射功能,城市的本質也不僅僅是它的物質形態,而是一種空間聚合力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種空間優勢。
城鄉對立:資本主義空間形態的斷裂
資本主義城鄉對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城市問題上論述最多的課題。在《共產黨宣言》中,用于表述城鄉關系的術語有“城鄉對立”、“城鄉差別”、“城市的統治”等。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其他社會主義者(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對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包括消滅城市和鄉村對立的思想,在此基礎上,指出了城鄉關系發展的趨勢,揭示了城鄉關系“同一—分離—對立—融合”的發展路徑,并提出了消除城鄉對立的若干設想。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早期人類社會的城鄉渾然一體的狀況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原點。只有在城市產生以后,才逐漸出現了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城鄉對立使得以機器大工業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了奴隸制和封建制下的生產方式,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特征的先進工業文明代替落后的農業文明,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發展的產物。馬克思指出:“城市的繁榮也把農業從中世紀的簡陋狀態在城鄉對立的過程中解脫出來了”,“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同樣,馬克思也敏銳地看到城鄉對立既是文明社會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又是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這種對立鮮明地反映出個人屈服于分工、屈服于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成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不斷地產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
在城鄉對立的過程中,城市始終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而鄉村完全居于從屬地位。城市憑借著工業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使得勞動力和資本迅速向城市轉移和聚集,鄉村只能被動地接受城市和工業的剝削和壓迫,陷入了隔絕、分散和衰敗的境地。這種對立所造成的最后結果,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
城鄉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形態下社會空間的斷裂,城鄉二元化空間也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城市批判的一個重要視角。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城鄉對立使得城鄉人口直接被劃分為“城市動物”與“鄉村動物”。“城市動物”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而“鄉村動物”則被自身的孤立和愚昧無知所奴役。在恩格斯看來,這種畸形和片面的發展在城市工人階級身上要表現得更加明顯。因此,工人在城市聚集,階級意識在城市覺醒,階級斗爭也必然要在城市進行。
城市:階級斗爭的主要舞臺
人口其他社會要素(政治、經濟、文化機構及活動)的聚集,是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重要條件。資本的城市化日益造就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城市是生產要素聚集的主要場所,大量農民成群結隊地涌入城市,無產階級就是在這種情況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曾做過這樣一個對比:“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到達了。”這種聯合直接得益于以城市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在這個意義上,“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
馬克思還借用大工業生產所帶來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試圖構建一場“空間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強調“聯合行動”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他們認為工人階級要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聯合起來,“當每一民族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時候,大工業卻創造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獨特性已經消滅,這是一個真正同整個舊世界脫離而同時又與之對立的階級”,這種聯合是世界性質的,“工人沒有祖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實行專政的論點,城市無疑成為兩大階級斗爭的主戰場。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在這里,工人首先開始考慮自己的狀況并為改變這種狀況而斗爭;在這里,首先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在這里,產生了工人團體、憲章運動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的發展與城市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的城市思想所貫穿的主線是:“任何近代城市現象都應該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尋找原因,而任何城市問題的根本解決都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總之,不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馬克思主義者的斗爭舞臺主要都是在城市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經典論述,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列斐伏爾、卡斯泰爾斯和哈維為翹楚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理論家接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的旗幟,讓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理論以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為載體再次指導實踐,煥發青春。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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