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針對資產階級所謂“天賦人權”的唯心命題，毛澤東鮮明地提出并闡述了其獨特的馬克思主義人權思想。毛澤東人權思想表明：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在階級社會人權只能靠斗爭獲取，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集體人權，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面發展，管理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那么，人民群眾就理所當然地享有自己創造的財富、民主、自由等權利。認真研究毛澤東的人權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所謂人權，指的是人的基本權利。就人權觀而言，青年毛澤東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一度深受過“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但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就轉而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毛澤東的人權思想，包括了如下一些獨具特色的內容，認真研究這些思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對于人權是誰賦予的，資產階級堅持“天賦人權”的觀點。作為一種政治思想，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是針對“王權神授”而言的，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理論內核是“自然權利說”。盧梭堪稱“天賦人權”說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盧梭本人也承認，“天賦人權”的觀點全都是想當然，是一種無須加以實證的唯心想象，其基本論點并未展開深入的論證，在本質上屬于形而上學的先天觀念，根本就沒有什么事實的佐證。所以他聲明，自己只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而這恰恰是“自然權利說”的致命理論缺陷所在。 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錯誤人權觀過程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人賦人權”思想，強調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早在1945年8月他就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給呢?”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同艾思奇等人談話時又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什么“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1968年10月，他再次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毛澤東這一系列論述構成了其“人賦人權”思想，其中“賦權”的主體，只能是人民群眾。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其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的權利雖然是每個人都應具有的、平等的(理論上)，但是，國家、政權、社會、風尚、秩序等等卻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由此造成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這一點是“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根本區別所在。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毛澤東精辟地將之概括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那么，人民群眾就理所當然地享有自己創造的財富、民主、自由等權利。

　　第二，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對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的本質決定人權，人權最終決定于人的社會勞動。“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這一思想是中國人民追求現實人權的體現。“人賦人權”思想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人民挺起腰桿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正如1938年7月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也是毛澤東一生為人民的事業不懈奮斗和追求的最終動力。

　　二、在階級社會人權只能靠斗爭獲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資產階級以“天賦人權”為主要口號，其實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的權利。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人權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斗爭所爭來的。所以，毛澤東認為，人權要靠“斗爭”取得。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他說：“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斗爭來取得。向強權求人權的方法無外乎有兩種：一是激烈的，二是溫和的。雖然“毛澤東最初也有過‘愛的囈語’，主張‘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以無血的革命，減少權利實現的代價”。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積極領導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但“驅張運動”失敗之后，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認為，和平的主張并不能有效地為人民爭得人權。對此，他認為：“蓋歷史上世界各國民權、人權之取得，未有不從積極之奮斗與運動而來者也。”

　　溫和的方法行不通，就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手段。北伐戰爭時期，毛澤東深入工廠、鄉村，教會了工人使用“階級斗爭”這個武器，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他帶領農民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平均地權”等口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光輝思想，一面不斷擴大人權，一面保障已得到的人權。抗日戰爭時期，他將爭“人權”與爭“主權”聯系起來，號召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抗戰勝利后，為爭取光明的道路，他向全國人民提出了不放棄用戰爭的方法去爭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統一的政治主張。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賦人權”的命題，依靠鞏固的政權來保障和改善人權。但是，毛澤東的缺點是，在執政條件下沒有突破傳統思維.從階級斗爭的固有模式中走出來，而是繼續用階級斗爭來解決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對民主法制建設重視不夠，這當然是行不通的。因為，階級斗爭是一種政治斗爭，雖然它有效地為人民大眾贏得了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但執政后，人民群眾的生存權、發展權等一系列問題顯然不能繼續依靠階級斗爭來解決。

　　新中國成立以后，針對一些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對我國政治制度的攻擊，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于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于人民則是獨裁的。”

　　三、首先需要捍衛的是人民大眾的集體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么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這一概念的含義。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歷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歷史時期人民的范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范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歷史時期，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比較好地解決了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的關系問題。

　　一方面，毛澤東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人權的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運動前后，毛澤東就已經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人民權利的最初意識。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后，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就是要為人民大眾爭取權利，首先是工人、農民的權利。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的前列，他深刻批判了中國社會“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極大地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繩索。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應是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社會，他將“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將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自己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面，毛澤東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階級性與群眾性結合起來的典范。在毛澤東那里，工農群眾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只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毛澤東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都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根據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不同態度和表現，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時期，分別給人民的范圍作過劃分。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的人民的范疇擴大到所有的抗日階級和階層，甚至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等。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面對整個敵對階級，只能用斗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但對于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采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的是作為個人屬于勞苦大眾而不屬于剝削階級，所以，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四、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面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面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人權思想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面發展。

　　1.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制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1944年，他在寫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甚至寫道：“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他將個性解放作為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提出來。晚年，他在閱讀《聊齋志異》中的《小謝》一文時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系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1)政治解放。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提出：“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因此，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歷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前提。

　　(2)經濟解放。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因此，解決工人、農民生存權問題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使生產資料歸勞動人民所掌握。

　　(3)思想解放。毛澤東反對迷信，反對盲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最早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面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辟了一條嶄新道路。

　　2.提倡人的全面發展

　　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面的。

　　(1)普及文化教育。“大眾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早在北伐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并且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始終提倡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對此，1957年，毛澤東總結道：“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2)注重人民體育事業。青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提出，所謂德智體全面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因此，他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3)科學論述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路徑。一方面，毛澤東認為，人的全面發展取決于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毛澤東認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具體途徑。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并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然，毛澤東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

　　五、管理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

　　勞動者享有管理國家、社會的權利，是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人權。否則，勞動者的其他人權就沒有保證。那么，怎樣才能代表人民行使好管理權呢?在毛澤東看來，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一方面，因為共產黨的管理權是人民賦予的，所以必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

　　其一，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回答“為什么要革命”時，就講到革命是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的幸福。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提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認為，為人民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人民爭取最大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

　　其二，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共產黨員的道德準則。毛澤東認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標準作為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標準，而且引申為生死觀的標準，具體化為可以操作的行為準則和評價標準。

　　其三，毛澤東始終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判斷工作正確與否的最高標準。他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即是說，共產黨人所做的各項重大決策，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符合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必須關注民生問題。

　　其四，毛澤東始終堅持“革命功利主義”的原則。他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另一方面，保障人民群眾對管理權的監督是保證人民群眾人權的重要內容。早在1941年11月，毛澤東就提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對話，表現了他對共產黨能夠使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的高度自信。為此，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又強調：“不脫離群眾，同群眾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是我們黨從上到下都必須遵守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原則。1950年4月，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批評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強調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時也始終講究斗爭的方法，堅持走群眾路線，對此，毛澤東認為，人民能將權力賦予黨，也能將權力收回，如果共產黨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腐化集團，領導者如果“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基于這種認識，毛澤東特別注意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但遺憾的是，由于毛澤東晚年片面追求一種純而又純的政治目標，以至于忽視了領導活動是權力、責任、義務三個缺一不可要素的統一。這個教訓是深刻的，需要認真汲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