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七、運用唯物辯證法指導，探索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一）《論十大關系》形成的過程及基本內容

　　為了解決好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對主要矛盾，根據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在我國，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結合進行、同時并舉的。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毛澤東認為，這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進程，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轉移。

　　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面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主動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面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的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為此，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我們要把社會主義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

　　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更鮮明地提出，我們要大發展，“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毛澤東提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步伐，同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分不開的。自朝鮮停戰以來，經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國際緊張局勢日趨緩和。毛澤東認為，現在有可能給我們十二年的和平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他還看到，美國的軍隊現在這個擺法不像個打仗的樣子，到處都是基地，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樁，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樁上，動都不好動。他認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時間。就可以爭取更多一點的和平時間。當然，毛澤東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搞突然襲擊。

　　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這意味著，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復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去想象。這個問題，只能從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解決，首先要求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的探索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1.毛澤東通過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歷時41天。

　　匯報從重工業部門開始。

　　2月14日，這是第一天，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

　　毛澤東開始時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

　　在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認識論。他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圣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于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

　　2月15日，聽了電力工業部等的匯報。聽匯報中間，毛澤東著重談了一長制問題。他說：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壞。你們講一長制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只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并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2月16日，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根據前幾次匯報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什么意見。他并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制。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復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毛澤東又講到好大喜功的問題。他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關于學習蘇聯，毛澤東采取分析的態度。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云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2月17日，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毛澤東稱贊國務院三辦的匯報有議論有比較，有三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1962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毛澤東斷然地說：全部自給，不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澤東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他說：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風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一九五三年各部還沒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么管工業。去年由于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最后他說：目標是為八大做準備。五月中央全會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這三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

　　2月19日、20日，分別聽建筑工業委員會和建筑工業部匯報。一上來，毛澤東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萬里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當劉秀峰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時，毛澤東說，你這些都不寫，只寫骨頭（指事先送給毛澤東的書面匯報。——引者注）。一個工人砌磚，從四百塊提高到一千二百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后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較。

　　匯報結束后，薄一波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澤東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后一起討論一下。

　　2月21日，聽城市建設局匯報。萬里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

　　2月22日，聽取關于原子能工業的匯報。毛澤東對幾天來的匯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匯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2月25日，聽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毛澤東接著說：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澤東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贊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周恩來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

　　2月26日、27日，先后聽取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匯報。毛澤東稱贊這兩次匯報，認為收獲很大。

　　2月28日，聽電力工業部匯報。當聽到1955年發電量為98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么一點，怎么不受人家欺負呢？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五十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

　　2月29日，聽煤炭工業部匯報。毛澤東稱贊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匯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匯報了13天14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匯報完了。3月1日起，輕工業部門匯報。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3月1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匯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此前，2月17日聽匯報時，他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與此相聯系的，關于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系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

　　“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匯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3月2日，聽地方工業部匯報。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匯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從地方工業部的匯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關于沿海地區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采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有的可以內遷，不能內遷的應該積極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么來提高生產？

　　3月3日，聽輕工業部匯報。匯報到煙葉質量下降時，毛澤東批評說：“你們心氣平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斗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斗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匯報，也談到了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澤東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么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贊成匯報中關于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么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一元，回來四元、三元，為什么不搞？”

　　講到培養干部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搞得落后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干。”

　　輕工業部門的匯報，這一天結束了。

　　3月4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匯報，毛澤東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3月6日、8日、9日，先后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匯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后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當匯報到鐵路基本建設自從1953年批判冒進以后，又產生了右傾情緒的時候，引起了毛澤東對歷史的回憶。他說：一九五三年反對急躁冒進，中央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同時還提出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壞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在延安我們還找到對黨外關系的正確態度，既不是只有團結，也不是只有斗爭。對于黨內的關系也不再是“無情的殘酷的斗爭”。這是講從前的反主觀主義。我們想，搞建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是否會短一些。

　　毛澤東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匯報后說：我國海船噸位只占世界總噸位不到百分之零點三，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澤東說：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干而不能干，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干應放在領導地位。

　　講到肅反，毛澤東認為交通系統的肅反數字太多了，叮囑說：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錯。

　　3月15日到18日，聽取農業林業水利部門的匯報，包括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聽取財貿金融部門的匯報，包括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合作總社、糧食部、采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

　　從4月18日起，新的一輪匯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24日結束，共六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34個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后綜合。每次匯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系。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匯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澤東的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這個思想后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4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系。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說到這里，劉少奇插了一句話：“應該壓縮的就壓縮。”

　　4月21日，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4月23日，毛澤東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歷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4月2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系，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毛澤東不久又增加提出四個關系，成為十大關系。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2.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系統的思想。過了幾年之后，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后歷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毛澤東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可以說，“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是貫穿《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想。

　　《論十大關系》重點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系，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大關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點。“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

　　195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比如說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戰爭打不起來。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適應這種新的變化，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唯物辯證法總結、升華、提煉出十大關系，即十大矛盾。《論十大關系》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針。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強調三個方面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地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系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殺。在是非關系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也要學習。

　　綜合起來說，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毛澤東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毛澤東正是按照這個哲學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所以取得了極其巨大的勝利。

　　（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和形成

　　——唯物辯證法發展的歷史必然

　　毛澤東在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時，特別注意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更加強調要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此，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1956年4月，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的同時，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

　　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1953年8月，毛澤東講了四個字：“百家爭鳴”。它的直接對象是對史學研究而言。

　　1956年2月，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決定在科學工作中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

　　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就蘇聯學者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

　　“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這封信里所表明的態度，對中共中央作出雙百方針這一決策，顯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系》講話中間。

　　4月2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作總結講話的時候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

　　“我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還談到這一點，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后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在大的范圍內，讓杜威來爭鳴好不好？那不好嘛。讓胡適來爭鳴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說胡適要回來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來，是可以回來的，讓我們批評過他以后再回來，就批評不著他了嘛，批評已經過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香港報紙、臺灣報紙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許可？應該不許可，不許可有好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雙百方針的提出，它反映出來的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團結的國家形象。它反映了繁榮文藝、發展科學的時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種信心。雙百方針的主旨同《論十大關系》完全一樣，就是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如果說，《論十大關系》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經濟方面(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導方針，那么，雙百方針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導方針。

　　毛澤東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曾結合講雙百方針，專門講了辯證法的問題。他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團之后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

　　關于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

　　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干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里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里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斗爭。這種斗爭，要永遠斗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并且教人們也這么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且跟它們作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斯大林就比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個時期，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說成是德國貴族對于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作這樣一個結論，就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全盤否定了。他否定德國的軍事學，說德國人打了敗仗，那個軍事學也用不得了，克勞塞維茨的書也不應當讀了。

　　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像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后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斗爭、互相轉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斗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逃到臺灣去的國民黨不過十分之一，留在大陸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造他們，這是在新的情況下的對立統一到臺灣去的那十分之一，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統一，也要經過斗爭轉化他們。

　　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并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

　　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后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準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么《烏盆記》、《天雷報》，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戲臺上來了。這種現象怎么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丑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臺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后，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說，有的地方戲不好，連本地人也反對。我看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對于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并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臺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就是個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誰愿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后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沒有說服力，只是罵幾句，那股歪風就會越刮越大。對于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

　　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三）撰寫《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國際共運中，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在聽取34個部門匯報，著力研究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同時，十分關注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主持起草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這一過程中，又引發出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一步思考。

　　3月12日晚八時，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說：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對蘇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見。《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第一篇是根據大會開始時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寫的。那時，我們不曉得他會大反斯大林，從大局考慮給予支持。但社論中只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蘇共二十大結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團發來的電報，報告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詳細內容，不好倉促發表意見。所以在第二篇社論中，我們采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方針，只講他們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籠統地表示支持。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曉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

　　從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毛澤東在繼續聽經濟部門匯報的同時，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到蘇共二十大的問題上，或召集會議，或進行個別談話，討論和研究蘇共二十大和斯大林問題。

　　3月23日，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及中國共產黨的對策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講了四點意見：

　　一、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歷史。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而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斗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歷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于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二、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而已。

　　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也有偉大功績。他在某些方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著作雖然包含了某些錯誤，但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只不過在學習時要采取分析的態度。

　　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至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

　　請注意：毛澤東在這里強調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而已。”

　　毛澤東提議發表一篇關于蘇共二十大的文章，公開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態度。與會者一致贊成。

　　毛澤東說：對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我們黨應當表示態度。方式可以考慮采取發表文章的辦法，因為發表聲明或作出決議都顯得過于正式，蘇共也還沒有公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且事態仍在發展之中。

　　毛澤東還談了他對這篇文章的一些設想：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面講一些道理，補救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對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更要強調他的偉大功績。對我們黨歷史上同斯大林有關的路線錯誤，只從我們黨自己方面講，不涉及斯大林。對個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說明我們黨一貫主張實行群眾路線，反對突出個人。文章不要太長，要有針對性地講道理。

　　這篇文章后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定名為《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4月2日4時，毛澤東就印發和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致信劉少奇、鄧小平：“社論已由陳伯達同志寫好，請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間印成清樣約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員，各副秘書長，王稼祥、陳伯達、張際春、鄧拓、胡繩等同志，請他們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請你們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有看過清樣各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于四日上午修改完畢。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樣，由書記處再斟酌一下，即可發稿，爭取五日見報。目前有了這篇社論就夠了。”

　　正確評價斯大林的是非功過，實事求是地對待共產黨領袖人物的重大失誤，正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正如他所說：“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功過評價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文章在評述十月革命以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澤東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在為實現列寧的方針而進行的斗爭中，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強有力的領導的功勞，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滅的功勞。”“在列寧逝世之后，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文章對斯大林錯誤所作的分析，有許多深刻而中肯的話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他寫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于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又說：“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于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后果。”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理論與實際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說：“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

　　縱觀斯大林的是非功過，究竟應當怎樣正確地、全面地評價這位在正反兩方面都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歷史人物呢?毛澤東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末尾寫了很長一段話，作了科學的回答。他寫道：

　　“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于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在指出缺點和錯誤難以避免的同時，毛澤東又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盡量減少錯誤，盡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于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

　　從斯大林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應當吸取什么教訓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重要教訓之一就是要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發生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說：“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于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杰出的人物，對于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

　　又說：“毫無疑義，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有時由這一些人表現出來，有時又由另一些人表現出來。人們在注意到個人作用的時候，常常會看不見群眾和集體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別人的錯誤。因此，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文章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來保證集體領導的實施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出現。這一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他說：“我們要是不愿意陷到這樣的泥坑里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必須繼續反對教條主義，發揚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精神，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斯大林問題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因為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勝利以后被公認為全國的指導思想，這就使得我們有不少宣傳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權力和黨的威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教條灌輸給群眾，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語言，很有說服力地去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若干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

　　毛澤東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引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破除了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差異沒有矛盾的傳統觀念，初步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思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批評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存在矛盾的觀點，指出：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人類現在還是在青年時代。人類將來要走的路，將比過去走過的路，不知道要長遠得多少倍。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后，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都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中出現。一切都還將是這樣：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只要還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著先進和落后的矛盾，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著的，也就會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個社會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這些思想，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的多次講話里，特別是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經過反復修改，日臻完善。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問題作為一個偶然的、個別的現象來看待，而是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樣的高度來分析，來認識;不是追究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個人責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錯誤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評價其功過是非。正由于有這樣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態度，蘇共二十大在斯大林問題上引起的國際風波，不但沒有干擾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反而進一步推動了他的思想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

　　對《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毛澤東是很滿意的，在4月4日最后一次討論修改稿的會議上，說了一番意義深遠的話。他說：發表這篇文章，我們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但也是初步的態度。議論以后還會有，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后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像過去那樣迷信了”，這些，也正是貫穿在《論十大關系》中的基本精神。這也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相統一的科學世界觀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在指導起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過程中，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論十大關系》之中。《論十大關系》從總結中國建設經驗(以蘇聯為鑒戒)方面，《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則從總結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方面，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作了思想理論的準備。

　　（四）準備八大

　　為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作了長時間的充分而周密的準備工作。在這里，要特別強調：毛澤東為準備好八大的召開，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而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那些不知羞恥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派們，卻恬不知恥，把八大的路線硬拉到他們的劉鄧的頭上，反而把毛澤東放到反對八大路線的對立面。天下真有這樣不知羞恥二字的人！

　　在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開八大的決定。會議一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便開始了。

　　八大的兩項重要準備工作，起草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和起草修改黨章的報告，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專門就修改黨章問題講了兩段話。他說：

　　“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這些都是毛澤東為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制所采取的重要舉措。早在1953年底，毛澤東就提出中央領導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的設想。當時還就是否增設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征詢過意見。但由于高崗、饒漱石借機發難反黨，這個意見只好暫時擱置起來。到準備八大的時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滿意的解決。毛澤東解釋說：這樣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大家都負一點責好”。

　　起草政治報告，是八大準備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這是首先要定下來的。原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是以反對右傾保守為指導思想。劉少奇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關于準備召開八大的指示時，是這樣說的：八大的準備工作，談話時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十五年并且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

　　到1956年4月，情況有了變化，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報告隨之確定以《論十大關系》為指導思想。

　　政治報告重點是經濟建設。這一點，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認識上都是明確而一致的。毛澤東后來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政治報告時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里面有這么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從8月上旬到9月14日，在這一個多月里，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傾注了極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來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報告的整個修改定稿過程，洋溢著民主商量的和諧氣氛。工作的節奏是緊張的，又是有條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八大文件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么人，對事不對人。”

　　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毛澤東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一、二、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對大會的有關事項作出決定。這次全會，為順利召開八大作了各方面的準備。

　　在8月22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對提交全會討論的八大議程等六個文件作了說明。毛澤東多次插話。在講到八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說：政治局準備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報告。現在的報告稿子九萬字，能夠縮減三分之一就好。請大家首先對大勢提一些意見，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還是勉勉強強，還是大體可以，還是有些要修改。劉少奇表示：毛主席講至少要縮減三萬字，我看很有必要。

　　關于大會發言，毛澤東提出：可以組織一些短稿子，比較生動。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五分鐘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們開一次會議沒有批評，凈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只有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干什么？但不是說，每一個稿子一定要批評什么東西，如果沒有批評根本就不許講，那也不好。

　　9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會第三次會議。這時，離大會開幕僅有兩天，大會的所有準備工作就要結束了。

　　毛澤東先講了一下文件準備情況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預選情況。他說：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大體上都準備好了。根據預選的統計，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單。現在，中心轉到發言問題。所有同志都要注意這個問題。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有解決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這個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報告，原來是十萬字，一砍就是四萬多字，現在不到五萬字了。所以，文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可以第三種寫法，也可以第四種寫法，如果我們的發言稿能有比較高的水平，我們這個會議就會開得好。現在，這幾個文件是相當有水平的，選舉也會選舉得好。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集體創作。這樣，大家也都有精神準備。沒有精神準備，就要強加于人。我們對黨外人士也是這樣。我們每個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綱領》和后來的憲法，土地改革法，農業合作社章程，都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根據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為什么我們通過一個東西總是大家舉手？人家莫明其妙，“這不是強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劉文輝都舉了手。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事先聽大家的意見，改過來，改過去，講通了，這樣辦事辦得快，步伐比較整齊，就團結統一了。

　　會議對政治報告和其他幾個文件進行討論后，基本通過。

　　接著，討論選舉問題。毛澤東著重就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講了話。

　　他說：“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又說：“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

　　毛澤東又談到自己，并建議設立名譽主席的職務。他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的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于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臺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什么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這并不是說別的同志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在談到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職務時，鄧小平表示：“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說：“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

　　在討論中間，陳云曾表示，他當副主席不適當，可以不必加他。為此毛澤東也特地講了一段話：“至于陳云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至于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里頭就有一個。”

　　最后，毛澤東說：“請你們在代表里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于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能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么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處理，在那里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十三個，要擴大到二十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一百七十人，也許一百七十幾。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作決定。”

　　透過毛澤東這篇講話和講話的氛圍，人們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堅強團結的，就像《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所說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至此結束。

　　（五）召開八大

　　在七中全會召開的同時，八大預備會議也從8月30日起，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8月30日晚，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

　　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話。在對會議議程作了說明之后，接著就八大會議的目的和宗旨、繼承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等問題，發表了意見。

　　毛澤東說：“這次大會要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在談到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時，毛澤東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關于繼承黨的傳統，毛澤東提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他說：“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談到反對宗派主義，毛澤東說，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斗爭并且證明斗爭得不對的人。他說：“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于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

　　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毛澤東首先肯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的工作成績，沒有辜負七次代表大會的委托。隨后，對選舉在歷史上犯過重大錯誤的王明等人為中央委員，作了說明。他說：“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么損失沒有？毫無損失，并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對待犯錯誤的包括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采取這樣的方針，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定下來的。八大開會期間，毛澤東曾向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團長喬治烏-德治介紹了這個經驗，還舉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說：李立三“前幾天在會上的發言，很受外國同志的歡迎，民主人士聽了很欣賞，犯過錯誤的同志聽了也高興。他的錯誤也有破壞作用和教育作用的兩面，現在剩下來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們曾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這里所說的蘇聯同志，就是米高揚。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揚來華訪問時，對他說的。八大期間，他們兩人再次相會，毛澤東又談起對黨內犯錯誤的人采取什么態度的問題。米高揚回顧了七年前的那次談話，他說：“您方才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采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來中國時，就曾經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

　　總之，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對于開好八大，像七大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動員作用。

　　9月10日下午，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先由陳云對七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作說明。會議同意陳云的說明，通過了這個名單。

　　接著，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重點講經濟建設和中央委員的選舉。他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于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范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人們還曾記得，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過的那段著名的話：“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又曾記得，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號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以求經濟上的獨立和科學上的獨立。現在，根據已經迅速發展了的客觀形勢，毛澤東沿著這樣的思路又前進了，他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有許多科學家和專家，以適應全面經濟建設的要求。

　　接下來，毛澤東又談到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他說：“黨內的關系如何，關系極大，關系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驗，教育黨的高級干部要正確看待自己，正確對待受到的冤屈。他說：“對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有。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并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后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鉆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么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么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后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最后談到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評價。他說：“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黨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么，后頭改正錯誤應該怎么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余，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在團結、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大會就要正式召開了。

　　大會前夕，毛澤東還作了一項重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八大開幕詞的起草。

　　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寫完。

　　毛澤東自己起草的兩次稿子，內容大致相同，雖然沒有寫完就放棄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

　　比如，關于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要的國際國內條件，他寫道：“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后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制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么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又比如，關于實現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毛澤東作了兩個估計。一個是實現初步工業化的時間，另一個是接近或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國家的時間。他寫道：“到那時，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這是毛澤東當年思考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又比如，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分析，毛澤東寫道：“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只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即制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并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九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于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沖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三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相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沖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于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并且愿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制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

　　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未完成的開幕詞講稿都圍繞著一個主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這就是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整個八大會議的主題。

　　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田家英寫出一個初稿。毛澤東比較滿意，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然后讓楊尚昆送給有關的人審閱修改。 吸收了大家的意見，稿子改得越來越好，毛澤東滿意了。

　　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并經毛澤東本人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

　　1956年9月15日，下午二時，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澤東宣布中共八大開幕，并致開幕詞。

　　毛澤東在開幕詞里，開宗明義，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

　　毛澤東強調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于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面經濟建設的高潮，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必須善于學習”的號召。

　　他說：“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黨學習，要善于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毛澤東的開幕詞，總共不到三千字，鼓掌達三十二次之多。整個會場，充滿了熱烈、激動的氣氛。人們普遍感受到，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和平建設時期已經到來。

　　9月15日，毛澤東致開幕詞之后，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劉少奇的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建國后七年來的基本經驗，根據新的形勢，提出黨的基本任務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針政策。整篇報告貫穿著《論十大關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

　　報告說：“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報告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

　　報告還提出，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要進一步擴大民主，健全法制，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

　　關于臺灣問題，報告提出：“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這是在黨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特別引人注目。

　　關于對外關系，報告聲明：“我們準備同一切尚未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我們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共處政策不排斥任何國家。對于美國，我們也同樣具有同它和平共處的愿望。”

　　八大政治報告，集中了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歷史轉變時期，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匯集了全黨的智慧，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

　　9月16日，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同七大的時候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已經處于執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不能不把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放在中心的位置。

　　報告分析了黨在執政的情況下所面臨的種種新的考驗，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認為它必然會發展成為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 。“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工作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報告指出：“針對著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

　　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毛澤東多年來抓住不放的一個問題。他認為，在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后，開展這方面的斗爭，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不論是毛澤東的開幕詞，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還是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都集中地批評了這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思想作風。這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1957年春提出全黨整風的初衷。

　　在修改黨章的報告里，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顯而易見，這同借鑒蘇聯的教訓有直接關系，如果把報告中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拿來同毛澤東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加寫的有關內容相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修改黨章報告里的這些話，同毛澤東加寫的那些話是完全一致的。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是以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而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稱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作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從1949年起，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把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1954年12月19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時曾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專門發出一個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這個通知稿時，還加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演講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不論是黨內還是在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鄧小平報告后，周恩來作了關于發展國發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大會對三個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一致同意這三個報告。

　　大會結束前，有一項重要議程，就是通過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

　　毛澤東對決議起草工作非常重視。他多次約陳伯達、胡喬木談決議修改問題。9月24日晨五時，毛澤東致信楊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團團長和各小組組長，立即閱讀決議草案，并于當天下午2時以前，各個小組開會討論一次，由秘書處將修改意見匯總送交胡喬木，再作修改。26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主席團常委會，討論政治報告決議草案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會議從晚上10點半開到次日凌晨1時55分。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即在常委會剛剛通過的決議草案的封面上寫給胡喬木一個批語：“照此付印，付翻譯。我在第五頁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國家’幾個字。”時間是9月27日晨2時。

　　27日下午，在八大閉幕會上，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

　　（六）會見兄弟黨代表

　　八大期間，毛澤東會見了一批出席大會的兄弟黨代表團，同他們進行了坦誠友好的交談。據不完全統計，共會見了二十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其他工人政黨代表團。

　　會見都安排在下午，地點是政協禮堂主席團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兩次會見，有時是三次。一次會見，少則一個多小時，多則三個小時。會見結束后，又常常接著召開八大主席團常委會和各代表團團長會議，直至深夜。這樣緊張而繁重的工作，對于年過花甲的毛澤東來說，如果沒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當年那些會見記錄，會深深地感到，毛澤東的思想是那樣的敏銳機智，思路是那樣的清晰，知識是那樣的淵博。當他問起對方國家的情況時，你又會看到他是多么如饑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會見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從總結斯大林錯誤的教訓到探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9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以波立特為團長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

　　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談到斯大林問題。波立特說：“你們那篇文章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斯大林問題的最好文章，是對共產主義的偉大貢獻。”

　　毛澤東說：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指出了斯大林犯錯誤的歷史的、社會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這次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中，雖然沒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對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作了說明，主要原因是認識不符合實際，其他原因是次要的。為什么列寧沒有犯錯誤呢？“當時蘇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白軍的叛亂，他面臨的問題更為困難，更為復雜，但是他并沒有犯錯誤。到了斯大林時期環境更好了，斯大林卻犯了錯誤。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

　　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中國。他說：“我們的勝利只有七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

　　9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對斯大林的錯誤根源作了分析。他說：

　　“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斗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9月23日，毛澤東同以烏布利希為團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團會見。

　　烏布利希向毛澤東表示感謝：“第八次黨代會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不僅了解了中國，并且對我們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你們在經濟、哲學問題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澤東：“要互相參考。只可參考，不可硬搬，好像我們不能硬搬蘇聯一樣，硬搬就危險，我們曾經硬搬而吃了大虧。”

　　烏布利希：“我們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澤東：“方向是一個，內容是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

　　9月24日，毛澤東會見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

　　在國際共運中，中國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有過類似的命運，即都受過斯大林錯誤的損害。毛澤東坦率地談了自己對斯大林的看法，贊成對斯大林錯誤進行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

　　毛澤東從斯大林的錯誤，又講到共產黨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問題，即所謂的“父子黨”關系。他說：“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現在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事實確是這樣。比如在早些時候，1956年7月，周恩來在講民主和專政的關系時，就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專政的權力雖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這個權力是相當集中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

　　毛澤東從蘇聯的教訓以及中國自己的情況中，已經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統一過多而民主不夠的問題，他很想改變這種狀況。集中和民主，作為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如何把它們統一起來，達到比較完滿的結合，創造一個理想的政治局面，這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毛澤東還應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國的前途問題。他這樣說：“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9月26日，大會閉幕的前一天，毛澤東會見了于哥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他問客人：“你們覺得這個會怎樣?”

　　于哥夫答：“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毛澤東說：“時間開的太長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總結一些經驗。十一年時間是很長，斗爭很豐富。”又說：“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八大的一個總評價。他突出了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

　　10月1日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觀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經晚上十點多鐘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頤年堂會見了杜克洛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他們一直談到次日凌晨2時35分。

　　毛澤東問客人：“你在中國還要呆一陣?”

　　杜克洛：“去廣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國，滿腦子里裝滿了你們的東西。”

　　毛澤東：“中國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東西很多。”

　　毛澤東：“中國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艱苦的任務。”

　　杜克洛：“中國人民的力量超過了這些任務的重荷。”

　　毛澤東：“從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并不容易。你們是先有了工業和無產階級，再革命，等到你們革命勝利了，東西是現成的。我們就不同。”

　　毛澤東看到了經濟落后的國家搞工業化十分艱巨。接著，他問杜克洛：“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

　　杜克洛：“這樣的情況比一般人想象的會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產。”

　　毛澤東：“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

　　杜克洛：“法國資本家也很著急。”

　　毛澤東：“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并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

　　杜克洛：“現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轉彎抹角地搞一些，不過美國還在阻礙。”

　　毛澤東：“現在瑞典已經答應替我們設計、裝備、安裝造紙廠。”

　　杜克洛：“我們在這方面可能做些推動的工作。”

　　毛澤東：“請幫助。”

　　主要由于美國的阻撓，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澤東的這個愿望才逐步實現。但從這個對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于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為了加快工業化，盡早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

　　毛澤東在上述一系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可以看作是對八大路線的理論闡發，對八大政治報告的重要補充。在中國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時候，他沿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探索。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是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了史冊。這次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總任務。如果說，七大是黨的歷史上以革命、勝利為主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則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為主題的代表大會。

　　與七大相比，中國共產黨這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都是全新的，對于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既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在前進的道路上，還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發生許多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這些情況決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將是一個艱難探索的過程，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績和貢獻在于，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主持下：它宣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立，宣告了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新時期的開始，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中國的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七）對某些觀點的評論

　　這些年來，某些政治流氓文痞熱衷于宣傳一種奇談怪論，說什么在黨的八大會議中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另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錯誤路線。這種謬論的廣泛宣傳，欺騙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說：“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全國解放之后，全黨工作中心應轉到經濟恢復和發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堅持五種經濟成分共存。1956年，全黨一致通過，將其寫入《黨章》。八大結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少奇說：八大關于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只回答：‘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么辦?’毛主席在八大前和會議期間從沒有提出過異議，現在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意味著全黨工作中心仍是階級斗爭，而非經濟建設。24年風風雨雨，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以階級斗爭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核心分歧點。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我們黨終于又把少奇以一貫的行動所堅持的這一中心，正式寫入《黨章》。實踐證明，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與君同舟風雨無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說法，我黨在八大會上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錯誤路線;一條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反對八大的正確路線，劉少奇堅持八大的正確路線。

　　鄧力群在1999年《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一）》中，對王光美的這段話作了這樣的評論：“這段話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長，對歷史的表述，說得客氣一點是混亂的。但是意思卻是非常明顯的：爭論的核心，毛澤東只搞階級斗爭，劉少奇一貫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抑毛揚劉，非常鮮明。通俗地說，就是提高劉少奇，貶低毛澤東。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還得從歷史的敘述中來說明這個問題。據我看，用貶低毛澤東的辦法來提高劉少奇，其結果劉少奇提高不了，毛澤東也貶低不了。雖然是一個人的文章，但贊成這種意見的、寫這樣一類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認真對待，還歷史以本來的面貌。不能夠讓這些人篡改我們國家的歷史，篡改我們黨的歷史。”

　　肖冬連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種說法：“毛澤東提出，要以反對右傾保守作為準備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熱打鐵，把高潮從改造方面推進到建設方面。”“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氣下，又出現了急燥冒進傾向，引起周恩來、陳云、劉少奇等的重視，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事實上改變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傾保守為中心的準備八大的指導思想。”

　　這種說法的意思很明顯，召開八大的指導思想有兩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以反對右傾保守為中心;一種是周、陳、劉提出來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為中心。結果是后者代替了前者。

　　原書的這兩章用大量的事實說明：八大召開前，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和毛澤東主持撰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是召開八大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八大的準備工作中，所有的大會報告和發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在八大會議的進行中，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各次大會并作了重要講話。在這種情況下，八大會議怎么可能產生并存在另外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路線呢?

　　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八大會議是成功的，在我黨的歷史上是有貢獻的。當然，由于歷史的、實踐的局限，當時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都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

　　例如，政治報告中說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對國內形勢的一個重要判斷。但以后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如果說“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以后中國就不會存在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問題，就不會出現蘇聯瓦解、東歐國家變色的問題了。

　　195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他說：“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斗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這句話是在接見外賓時，針對蘇聯的情況說的。說斯大林的錯誤是夸大了階級斗爭，從而搞了肅反擴大化，這當然是對的。說蘇聯“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已經沒有”、“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等等，這種說法雖然不合乎蘇聯的實際情況了，但是，蘇聯在1936年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就是這樣宣布的。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問題時也只能這樣說。這并不等于他對中國形勢的認識也是如此。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他曾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只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斗爭，就永遠不可以放松警惕。”

　　而原文對這些認識都只作片面的闡述，并以此作為否定毛澤東后來發展了的繼續革命理論的依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對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的論述。

　　原文說：

　　這個決議，經過集體討論和反復修改，是全黨集體智慧的又一個重大成果。

　　決議的核心，是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據此而作出的關于黨和國家主要任務的規定。

　　決議說：“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又說：“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中共八大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個基本理論問題上，當時在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中間，在全黨，認識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關于這件事情，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有一個回憶，他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后，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這一句話，在決議的歷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澤東看過，就印發大會了。

　　據胡喬木后來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后我和陳伯達兩個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毛澤東提出異議的，只是這一個提法，并不是對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后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并未發生毛病。” 毛澤東改變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后的事。”

　　但是，據鄧力群在1999年《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二）》中說：“大會通過后沒幾天，我們聽陳伯達、胡喬木其中一人說毛主席講，“這句話不妥當。這樣講，決議里就看不到我們國家還有階級矛盾。原因是八大開會的時候全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人家敲鑼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擁護，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的問題就反映不到我們的頭腦里來了”。他做了這樣的解釋，沒有責備。這是毛主席第一次講這個問題。也同時對劉少奇講這個問題，但沒說錯了要改要刪。”

　　從鄧力群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提出異議的，不只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一個提法，而是對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論斷有了新的考慮。

　　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這個問題留到下面再討論。

　　對待一切事物都要按照唯物辯證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也才能夠統一思想。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貫穿著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教育黨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他說：

　　我們對問題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決得妥當。進還是退，上馬還是下馬，都要按照辯證法。世界上，上馬和下馬，進和退，總是有的。那有上馬走一天不下馬的道理？我們走路，不是兩個腳同時走，總是參差不齊的。第一步，這個腳向前，那個腳在后；第二步，那個腳又向前，這個腳在后。看電影，銀幕上那些人凈是那么活動，但是拿電影拷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動的。《莊子》的《天下篇》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凈是不動沒有，凈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

　　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后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明年又不平衡了。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斗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的前進。雖然有下馬，總是上馬的時候多。我們的各級黨委，各部，各級政府，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社會總是前進的，前進是個總的趨勢，發展是個總的趨勢。（《毛澤東選集》第5卷，P313-314）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要干部們正確地對待成績和錯誤。成績有兩重性，錯誤也有兩重性。成績能夠鼓勵人，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使人倒霉，使人著急，是個敵人，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總的說來，現在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么大錯，有什么根本性質的錯誤。

　　他還教育干部，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毛澤東選集》第5卷，P314-315）

　　他在講話中，還特別講了要用唯物辯證法看問題。他說：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對立的東西的統一。比如水，是由氫和氧兩種元素結合的。如果沒有氧，光有氫，或者沒有氫，光有氧，都不能夠搞成水。聽說現在已經定下名稱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萬種，沒有定名稱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質的東西的對立統一。社會上的事情也是這樣中央和地方是對立統一，這個部和那個部也是對立統一。

　　兩個國家也是對立統一。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有不同沒有？是有的。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他們那里三十九年前就發生十月革命了，我們取得全國政權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們的農業集體化經過幾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輕工業同重工業的關系，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里頭的制度和黨里頭的制度也跟他們不同。我們曾對他們說過：我們不同意你們的一些事情，不贊成你們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的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總是有兩點，有優點，有缺點，不是只有一點。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是一點論。現在，一點論在相當一些同志中間還不能改。他們片面地看問題，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那些搬的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

　　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關于蘇共二十大，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 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象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我們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人民群眾。我們搞階級斗爭是從十月革命學來的。

　　東歐一些國家的根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P31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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