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常常被誤讀和誤解為僅僅是為改善男權社會中女性命運和處境的一種理論訴求，但實際上，改變女性命運只是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的目標之一。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發(fā)展的更為值得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對已有理論和知識系統(tǒng)的全面質疑和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如今構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許多國家知識發(fā)展不可忽視的方面。本文中所列舉的女性主義對自由主義理論、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科學史研究和帝國論說的批評，其實還只是女性主義在理論領域所掀起的波瀾的一部分。因此，欲全面了解女性主義在當代的發(fā)展，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當代理論各種聲音當中，女性主義無疑是極為響亮和突出的。女性主義以其明確的問題意識、尖銳的批判鋒芒和堅韌的實踐精神，不僅一步步改變著女性自身的命運，同時也在人類文化知識的勘誤和理論空間的拓展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革新力量和鮮明的個性。后結構主義以后的女性主義學者，一方面繼續(xù)推動社會變革，另一方面也不斷地深入文化思想內部，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哲學和倫理等學科領域，對父權制的歷史文化結構和男權思想結構進行全面解析，對這些學科的基礎和前提性概念提出質疑，從而形成根本性的沖擊。女性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學術領域的展開情況究竟如何?主要在哪些學科中更為突出?以下我就西方女性主義在哲學、法律、政治經濟學、科學史研究和帝國研究等領域中所做出的的重要成果作一次簡要的概述。

　　對自由主義的挑戰(zhàn)

　　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個性、人權、自由、平等和尊嚴等等一直是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要概念。社會體制的構造，政治經濟和法律的運作，都無法回避其學理上的基礎性地位，尤其是貫穿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在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自由主義本身進行反思的學者中，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就是較為典型的一位。努斯鮑姆堅持平等、正義、尊嚴等普遍原則，但在什么是人權的問題上卻提出了根本的質疑。她在《性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書中，對羅爾斯等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家的基本概念進行了檢討，認為由于性別上的盲點，自由主義理論家的“人權”概念值得懷疑，因為它很容易成為男權話語的一部分，并在社會實踐層面上，溶入整個社會結構中的性別壓迫機制。這與自由主義所要求的社會正義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自由主義堅持在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做嚴格的分野，認為國家和法律不可干預包括家庭在內的私人領域。如果夫妻之間的關系和事務不能進入公共空間，那么有關個人權利和正義的概念就會在所謂私人領域中失效，而在這一領域中，性別則是至關重要的。自由主義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如此界定，引出一個明顯的問題，即家庭暴力是否違反人權和正義?努斯鮑姆認為，哲學和法律必須在考慮性別的基礎上對人權進行重釋，必須重新認識什么叫私人空間和什么叫公共空間。只有這樣，自由主義才能對家庭暴力、性別暴力和同性戀等社會問題做出有效的解釋。事實上，自由主義的先驅約翰·彌爾早已注意到性別問題對社會正義的重要性。他在其著作《對女性的壓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從法律、家庭和情感等角度，對社會如何壓迫女性有非常細致的分析。他在書中多次談到英國男性從小就被灌輸社會責任和壓力，同時也被灌輸任何男人先天就比最出色的女人優(yōu)越的思想。彌爾的論述對19世紀歐洲和北美的女權主義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奇怪的是，像約翰·羅爾斯這樣的英美當代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奠基者卻恰恰忽略了性別問題。努斯鮑姆據此認為，由于哲學基礎概念的性別盲點，羅爾斯《正義論》中的許多普遍主義立論是站不住腳的。而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查爾斯·泰勒盡管在許多時候論及性別問題，但在討論基本哲學概念的時候，也往往把性別因素排除在視野之外。因此，努斯鮑姆說，女性主義不必把自己限制在當代的思想資源的范圍里，而應該在總體上從自由主義的源頭上去把握自由和正義的概念，比如重新解讀彌爾;對權利，對作為自由主義理論基石的“原子”個體(individual)進行性別的認定。

　　努斯鮑姆對自由主義的反省精神在另一位激進的女性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肯南(Catherine Mackinnon)那里表現為激烈的批評。在其著作《正宗女性主義——建立女性主義國家理論》(Feminism Unmodified，Towarda Feminist Theory of State)中，她分析了自由主義對權利、女性的假設后，從法律的角度對自由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她認為，自由主義至今依舊站在父權制的立場，對其法律和國家理論中的“人”(man)的概念缺乏性別上的反思。現在首先應該進行性別鑒定的不是“個體”，而應該是“man"。顯然，麥肯南對“人”這一概念的提問已超出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這種追問不僅迫使法律文獻必須對人的指稱進行不厭其煩的注釋，同時也對國家權力和社會文化的性別構成提出了根本的挑戰(zhàn)。

　　可疑的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帶來的某些革命性的變化以及對勞動和剩余價值等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進行的再思考。例如，家務勞動是否屬于勞動，是否創(chuàng)造價值，是否應該計算報酬等問題。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在父權制文化中，從事家務勞動的主體大多是女性，“男主外，女主內”的說法聽上去是一種非常合理的勞動分工，但他們的勞動成果卻被想當然的排除在經濟學家的價值計算之外。愛情、家庭、責任等男權要求使他們習慣和默認自己從早到晚的忙碌。事實上，在計算報酬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女性的勞動仍然體現了男性的壓迫和變相壓迫。有統(tǒng)計表明，女性作為世界上近70%的勞動者，卻只得到10%的報酬和占有1%的私人財產。現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在許多方面也建立在性別的基礎上，如女性與廣告、商品的推銷，女性與收視率，女性與市場禮儀，女性與服務業(yè)等等，更不用說色情行業(yè)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密切聯系。即使是注意到勞動分工上的性別平等，如果不考慮女性生養(yǎng)勞動的特殊性，這種“平等”依舊是值得懷疑的。所以，在市場經濟體系內部，利潤這一傳統(tǒng)的經濟學的中心概念看似中性，實際上掩蓋了性別問題。消費社會是作為一種經濟結構在整體上對女性施行壓迫的，如果不考慮這一點，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的有效性和科學性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不僅如此，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在經濟分析的基礎上，還以較為激進的姿態(tài)對階級概念進行了質問和改寫。他們認為，以剩余價值的占有和分配為標準，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對階級的劃分由于以工業(yè)生產為中心，因此忽略了女性這一邊緣生產關系中的被壓迫群體。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J·K·吉布森-格雷漢姆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中認為，由于“左派”理論話語使用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把階級關系推論為源自工業(yè)中心的社會關系”，以剩余價值的占有和分配的二元結構為標準，形成了資本主義話語的“統(tǒng)一性”、“單一性”和“整體性”，這不僅主動建構了資本主義牢不可破的霸權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勞資關系和工人階級成為歷史變革的中心，由于忽略了其他生產關系和邊緣性的變革力量的存在，因此工人階級的社會改造方式變得單一并缺乏持續(xù)的力量。為了解構“左派”理論僵滯的話語體系，作者運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和研究方法，指出“剩余勞動的生產者、占有者、分配者和接受者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存在。階級活動并沒有被限制在工業(yè)經濟，或索性說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里。哪里有剩余勞動的生產、占有或分配，哪里就有階級活動發(fā)生。”婦女在家庭中的工作產出比維持他們自身生存所需的要多得多，他們產出的剩余勞動被他們的丈夫和孩子所占有。而且，在工人家庭中，他們的勞動還被溶入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勞動力日常再生產和勞動力人口再生產的關鍵。因此，“家庭是階級活動的一個主要領域”。作者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把階級和父權制、家庭相聯系，就有助于我們發(fā)掘那些難以察覺的具體社會場所中進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占有和分配，從而在根本上增添階級的內容和多元的社會變革形式，最終達到解構資本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全球化話語幻象的目的。

　　科學史研究并不中性

　　與哲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稍有不同的是，人文學科以外的科學領域似乎是中性的。雖然對科學史的批判性探討已有20多年的歷史，對其如何建構客觀事實等問題也存在一些批評，如托馬斯·庫恩在《科學史范式的演進》中就指出，我們熟知的科普教育對科學發(fā)明和科學家的想象仍然還停留在18、19世紀英雄演義的水平上(如某某發(fā)明了什么)，人們對當代科技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其實了解甚少。不過庫恩對科學史范式的批評與性別無關，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新女性主義開始介入并推動科學史的研究，主要是采用福柯的系譜學方法，把科學研究的整個動態(tài)過程作為分析的入口。如科學研究的社會構成、研究條件，資金來源、研究方法、具體實踐的全過程直到科學意象、科學解釋和最終的科學結論。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正是從這個角度發(fā)現了科學與父權制話語體系之間的共謀關系，她在《科學問題在女性主義之中》(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一書中說，科學從它建立的第一步即主體條件的準備開始，就存在性別的取向。科學對性別的建構和選擇，從兒童時期就已經開始，男孩子從小讓他們玩耍機械，培養(yǎng)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和持續(xù)的耐心，并向他們樹立科學的榜樣、理想、前沿意識和挑戰(zhàn)意識;相反，女孩則讓她們和可愛的小兔子和芭比娃娃在一起，培養(yǎng)她們如何成為女性。作者認為，這樣的情況之下，女性在不斷深入的科學教育和科學實踐歷程中越來越少是不難理解的，科學在進行男性塑造的時候，就已經把女性排除在外了。由于這一原因，即使按照許多人主張的那樣讓女性平等參與科研、在科研中加入女性特有的觀察視角，也跟讓女性加入軍隊一樣，絲毫沒有改變其男性特征。作者發(fā)現，在1880到1910年左右曾經有一次婦女參加科學研究的熱潮，但當時馬上就出現一批心理學家來論證，女性思維方式如何不適合科學研究，從而再次將女性從科學工作中排除。作者認為，在研究實踐中，由于存在腦力和體力的分工，誰作策劃，誰作試驗，誰作實地考察和計算分析等等，而這些過程都滲透了性別的選擇。現代科學生產的性別結構，與整個社會的性別建構是同步的。當代高科技的資金需求十分昂貴，因此資金的投入直接影響和決定科研的方向和水平。女性的許多疾病如乳腺癌的發(fā)病率很高，相比別的疾病，美國國家對乳腺癌研究的資金投入卻嚴重不足，因為它是女人的病，所以科學家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始終得不到政府和公眾的有力支持。

　　科研過程是否存在性別趨向?哈丁認為，盡管許多女性主義者并不懷疑科學本身的中立性，但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并非如此。什么是事實?科學如何界定自然?科學在認定事實的時候是否真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排除了情感和偏見?哈丁在書中說，從概念開始到拿出結論，科學的整個過程實際上受著男權觀念的支配，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中性的或無性的來處理。作者以生物進化論為例進行分析指出，進化論就往往以男性的社會實踐作為事實認定的基礎，例如他們對化石和石器的闡釋。當進化論在解釋一片鋒利的石器時，往往會認為這是男性用來打獵和割肉的工具，而不會認為它是女性用來切割布匹或者繩子，更不會認為這是女性圍獵的武器。因此，在科學家需要對事實進行解釋的地方，要完全避免當事人的觀念投射是很難做到的，其中當然包括了無所不在的男性觀念。科學試驗的意向抉擇、條件假設以及科學結論的取舍和最終說明，都存在同樣的情況。對科學研究來說，男性觀念對邏輯推理等基礎科學方法的影響隱而不顯，在看似中性的面目下實際上把女性排除在指稱范圍之外，這種科學研究的終極性和真理性是有明顯盲點的。正是通過對科學整體結構的性別解析，女性主義使許多科學研究中的潛在問題顯露出來，為科學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理論視野。

　　性別、帝國、殖民史

　　在新興學科中，女性主義也同樣顯示出它的理論活力。近十年來，在綜合、反思后殖民和新歷史主義的基礎上，帝國研究又呈現出新的進展。帝國研究目前在美國學界已成規(guī)模，受到許多高校的重視。它采用全球性眼光，以一個流動的、不斷變化的世界格局為視域，與從前那些以制度、法律、軍隊和民族國家為對象的帝國主義研究相區(qū)別。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性別的強調，把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作為一個緊密相聯的分析整體。女性主義與帝國研究的聯系是跟福柯的系譜學方法，尤其是《性話語史》這一著作的影響分不開的。福柯《性話語史》返回到維多利亞時代，考察了弗洛伊德性欲中心觀念的來源和精神分析學等一整套技術的產生。女性主義研究者發(fā)現，福柯在《性話語史》第一卷構思的過程中，對殖民地和種族問題有過的大量思考，但這些在他的書寫中被逐漸拋掉，繼而轉向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這一現象使他們重新找出福柯當年在寫作過程中的口頭報告資料，研究他當時對種族和殖民地的討論，有解釋認為這可能同福柯當時遇到的不為人們理解的狀況有關。女性主義學者安·斯托勒(Ann Stoler)針對福柯的不足，在其著作《種族與欲望教育》(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中又重新把性別與種族問題提了出來，并且認為，在維多利亞時期，性話語同許多其他話語體系一樣，其產生過程與帝國殖民史是不能分開討論的。

　　威廉·彼茨(William Pietz)對“fetish"(原始物神)的分析把一個重要的人類學話題還原到帝國殖民史的背景下展開。他在題為“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發(fā)表于Res期刊)的三篇重頭文章里論證，fetish一詞最早產生于15世紀葡萄牙人同非洲人之間的黃金交易，葡萄牙人認為非洲人對黃金飾物投射了復雜的觀念形態(tài)，而不重視歐洲人所重視的黃金的純粹經濟價值，于是用fetish一詞來泛指非洲人的物神崇拜。1760年法國的一位思想家把這種觀念形態(tài)同非洲的宗教習慣相聯系，使得這一概念獲得人類學意義。到19世紀，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這一概念，試圖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現代商品的原始魔力和致幻效果，以及人們投射其上的各種欲望、價值和生產關系，但尚未將其和人性與原始欲望掛鉤。弗洛伊德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把fe tish ism跟性聯系了起來。彼茨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弗氏對戀物癖所進行的泛性論解釋遭到了一些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并使他們得以回頭重新看待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等概念。這在安·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著作《帝國皮革》(Imperial Leather)中就十分明顯。女性主義一方面為帝國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啟發(fā)了這一研究在方法上的突破和革新。麥克林托克對帝國歷史中的跨國廣告和商品，如照明燈、鏡子、肥皂、白色制服、地球儀和皮鞋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細致閱讀，發(fā)掘出其中的性別、種族、階級、宗教、歷史乃至貿易保護和愛國主義等各種不同的因素，其涵義遠遠超出了“商品拜物教”相對單一的內容。麥克林托克正是通過這種開放性的理解，在吸納與整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觀念的基礎上，使一幅復雜的帝國歷史的動態(tài)圖景又重新展現在我們面前。

　　女性主義對當代學術研究的影響極其廣泛和深遠，以上所涉及的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對身體性別的建構，膚色、服裝等身體表象，以及勞動、階級、社會地位、消費形態(tài)的深入研究，女性主義的理論還受到福柯的生命控制權(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概念啟發(fā)，對現代制藥、生化工程、基因技術對身體、生命觀念的改變及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都有重要的貢獻。對于結構性的男權政治來說，女性主義所提出的性別挑戰(zhàn)是諸多學科都難以回避的。它一方面向許多傳統(tǒng)學科提出了質疑，另一方面又在方法論上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反思基礎，更為新的學術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理論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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