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后迄今，兩制并存狀態經歷了冷戰時期的“對立共存”和冷戰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紀，多種國家模式競爭是否會催生兩制“合作共存”的歷史進程，值得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認真研究。展望未來，國家模式競爭仍將是決定大國興衰與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多種國家模式競爭將直接影響兩制并存的態勢。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是社會形態、社會制度或國體的改變，而是國家模式的調整、完善和發展。

　　早在1986年，筆者曾撰文指出，當今時代的主要特征是“兩種社會制度并存與多種國家模式競爭”，國家模式競爭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大國興衰和兩種社會制度的前途。當時還特別指出，蘇聯雖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其國家模式問題嚴重，必將失敗;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本國國家模式的完善與發展，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變革，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25年來的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當年筆者的學術假說，并將繼續檢驗它的可信度。

　　在預測未來20年大國興衰的時候，國家模式競爭規律仍將產生作用。如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已經過去20年，國家模式競爭的結果更加清晰。 2011年爆發的歐債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等一系列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危機，西亞北非發生“阿拉伯大變局”、利比亞戰爭等，似乎又揭開了未來歷史的帷幕。與其相比，近20年來，中國在這個紛亂動蕩的世界“鬧中取靜”、“亂中穩行”，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長足發展。美國《新聞周刊》驚呼，在21世紀第一個 10年中，美國“生活在恐怖時代”，而“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國從第三世界國家崛起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國家”。①展望未來20年的國際大趨勢，國家模式競爭還會繼續決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國興衰的新劇。

　　本文著重從時代特征和國家模式角度探討當代大國興衰的某些規律，從理論上解釋世界主要大國在社會制度性質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興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國家模式競爭是決定大國興衰的重要因素。為論證這一點，筆者對蘇聯(俄羅斯)、美國、日本和中國等不同國家模式的特點及競爭結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較研究。為在理論上進行探討，本文還對“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等概念的區別做了理論上的說明。筆者希望這項研究能有助于對國家興衰規律的探討，對大國未來趨勢的預測，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及未來國策的制定提供理論支撐。

　　國家模式競爭決定大國興衰

　　作為理論探討，就不能不首先說明所述主題的基本概念。當下，或許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國家模式”，特別是“中國模式”的說法，而情愿使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之類的表述。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并非同一個理論概念。“中國道路”是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質上涉及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社會形態的概念，主要是相對資本主義而言的。而“中國模式”絕不是“中國樣板”的意思，因為模式也有失敗的，如“蘇聯模式”、“美國模式”等。“中國模式”實質上講的是國家形態概念，即政治學上的概念。事實上，相同社會形態的國家有不同的國家形態，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也有類似的國家形態。“中國模式”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國家形態上的集中體現。因此，在學術理論的探討中，不宜對“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簡單做法，而要認真研究這兩個概念不同的理論內涵，并用于指導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

　　當代國家不平衡發展現象的實質，主要是當今時代國家模式競爭的結果。國家模式，即國家形態是一種客觀存在。國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樣，都不是絕對固定不變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質上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條件下，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國家形態與治國方略。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實際上就是對本國國家發展模式不斷完善與改進的過程，也是借鑒其他國家模式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而與時俱進的過程。

　　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相互關聯，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疇。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形態是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社會形態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及共產主義社會。其研究的范疇包括所有制的性質、國家政權性質等。與其相比，國家模式則是相對社會形態而言的國家形態范疇。它主要包括國家結構、國家政體、政黨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對外戰略等與國家發展相關的諸多重要方面構成的國家發展形態。由于世界各國國情不同、社會制度、國家自然條件、歷史文化背景各異，所以各國國家形態便自然會出現不同的模式。

　　列寧生前談到時代變革進程時曾特別指出國家形態的重要意義。他在《統計學和社會學》提綱中曾提出，“國家的類型是這種更替的歷史階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一種新型的國家”、“最高類型的民主國家”。②遺憾的是，由于列寧過早去世，沒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創意的著作，而他那獨到而閃光的思想火花又因為過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成“最高類型的民主國家”，還需要在實踐中探索。

　　筆者認為，列寧所說的“國家的類型”就是指國家形態，即國家模式，包括某一國家(地區)所特有的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國家形態與社會形態相聯系，同時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社會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形態具有決定意義，而國家形態的成敗又會反作用于社會形態。只要有國家就會有國家形態。由于世界各國國家形態各異，各國決策者治國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個固定而統一國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認國家模式的客觀存在，以及國家模式競爭的客觀現實。國家模式競爭理論涉及到走本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律探討與總結，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問題。

　　二戰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在“兩種社會制度并存、多種模式競爭”時代，正是國家模式的競爭導致了大國的興衰。未來30年，這種并存與競爭時代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能夠確保本國國家發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斷完善的國家將鞏固和發展自身的社會形態，而在國家模式轉型中失敗的國家則可能滑向衰落。

　　蘇聯解體與斯大林模式破產

　　二戰后以來，兩種社會制度與不同國家模式競爭在大國之間普遍展開，并引起國際格局大分化、大改組。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決定的，相當復雜。從理論根源上講，蘇聯解體正是這種國家模式競爭的結果，是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產，而絕非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失敗。

　　1917年“十月革命”后誕生的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的多次武裝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沒有被納粹德國的入侵摧毀;在戰后初期階段，蘇聯取得了快速發展，并成為與美國鼎力的世界超級大國。從1946年到 1980年，蘇聯實行了七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據蘇聯公布數據，1982年與1950年相比，蘇聯國民收入增長了8倍以上;工農業總產值分別增長了12倍和13倍。蘇聯在世界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這期間，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7.4%，總量從相當于美國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蘇聯則開始走下坡路。

　　從理論角度看，當時蘇聯只強調其社會形態同資本主義對立，而沒有國家模式的概念，因而從理論上不可能允許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絕對化，把自己的觀點作為真理的標準，“而不許離開半步”。④當時的蘇聯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后，世界出現“兩個平行與對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日趨衰落，活動范圍日趨縮小，“并必然要遭到徹底失敗”。⑤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蘇聯一方面不斷通過僵化的計劃經濟加強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另一方面企圖讓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依附或服從蘇聯的所謂國際分工。然而，這種斯大林模式不僅造成蘇聯的畸形發展，而且導致蘇聯與東歐國家、中國等國家關系惡化，最終造成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蘇聯解體的重要理論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論上沒有對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作區分，沒有做到在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同時揚棄蘇聯模式的歷史垃圾，而是把者兩者統統拋棄。

　　從實踐方面看，蘇聯國家模式的失敗最終導致了社會形態的歷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對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做必要的理論區分，對于何謂蘇聯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國學者認為，“蘇聯模式，應是指蘇聯的社會主義形式，其特點是高度集中”。⑥其實，所謂蘇聯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過度的軍備競賽、對外結盟擴張、推行強權政治等為特征的國家模式。其雖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示人，但在軍事、對外戰略模式方面則與美國的國家模式沒有多少區別。蘇聯軍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達14%，而輕工業日用消費品和食品供應卻長期緊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權階層則作威作福。

　　前蘇聯工業基礎好于中國，但因優先發展軍事，與美國爭霸世界，國家經濟結構嚴重失調、資源能源空耗，引發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聯模式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經濟長期落后，糧食嚴重依賴進口，官員腐敗蔓延，黨的威信掃地，國家凝聚力下降、離心力上升，國內民族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激化，國際處境孤立。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成為蘇聯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所謂“新思維”， 開啟了全面否定蘇聯的“公開化”，在展開有效經濟改革之前首先啟動所謂“政治改革”，結果就像按錯了改革順序的按鈕，造成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泛濫”，⑦不僅搞垮了蘇共，而且最終搞垮了蘇聯。

　　總之，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缺乏經驗，而戰爭期間遺留下來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沙俄時代的民族利己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對外擴張戰略等，也是導致美蘇冷戰及西方社會對社會主義偏見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反對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對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概念的區分而陷入極大的盲目性和內耗，最終導致中俄關系分裂，東歐國家放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甚至是蘇聯自身和平解體。

　　金融海嘯折射美國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國經營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證券公司申請破產保護。這是有史以來美國最大的銀行倒閉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稱：“此次危機甚至可以說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見過的都要嚴重”。鳩山由紀夫指出，“這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是由冷戰后美國推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破產所導致的。”⑧

　　美國這場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是房地產泡沫經濟引起次債危機，金融投資缺乏監管，金融衍生產品過度投機等造成的。實際上，這場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自由金融經濟模式的弊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資本主義不受任何阻礙而橫行于世”，結果使人們“生活在恐慌型經濟的新時代”，“阻礙通向世界繁榮的巨大障礙只有一個，只有那些造成人們思考混亂的落后于時代的教義”。⑨他預言，“這種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其他的意識形態或理想肯定會出現。這種大蕭條持續的越長，越嚴重，便越可能早日誕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基礎上推行新保守主義政治。，對內放手讓石油、軍火、金融大亨賺錢，少數利益集團和權貴暴富，制造了虛假繁榮; 對外以強權甚至先發制人的戰爭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顛覆別國政權，占領戰略要地，制造了悲慘世界。美國模式失敗實際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這一點與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處。它證明，無論采取何種社會制度，一旦國家發展模式出軌，對外發動戰爭，都會自食惡果。

　　奧巴馬上臺后，美國完成了從伊拉克撤軍，放棄了“單邊主義”而改為暴力的多邊主義，在發動利比亞戰爭后把指揮權交給北約，讓盟國承擔更多的戰爭預算開支。然而，美國尚未從阿富汗撤軍，又與伊朗處于緊張對立狀態。21世紀以來，美國模式的失敗表現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國軍費開支與安全成本上升。美國國防開支從2001年的2800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約7100億美元。據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測算，美國為伊拉克戰爭耗資可能達4.3萬億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戰爭可達5萬億美元。 第二，美國財政赤字與內債外債上升。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高達1.43萬億美元，超過印度經濟總量，相當于全美人均負債4700多美元。第三，美國失業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軍傷亡人數上升。據美國國防部統計，在過去10年里，美國超過46000名士兵受傷，6200多名士兵身亡。僅駐伊拉克美軍就喪生近4400多人，超過“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數。

　　“四降”是：美國經濟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國安全感下降、美國軟實力下降。2010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社會財富高度向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少數富有的美國人集中，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有數據顯示，5%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全國72%的財富。

　　美國的高財赤、高債務、高失業率達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國內社會矛盾尖銳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一個月內擴大到美歐日澳等全球82個國家951座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演變為社會危機。面對住房、醫療和教育價格飛漲，一方面成千上萬的人遭辭退或停發工資，另一方面銀行卻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紅，人們對此強烈不滿。

　　與此同時，歐債危機的發生與歐洲經濟不景氣，也使“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另一種形式在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上演。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這場經濟與社會危機，反映出西方各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危機、階級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難。這堪稱是蘇聯解體以來，西方國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復合型危機。

　　日本衰落與國家模式轉軌失敗

　　從1868年明治維新算起，140年來日本國家發展模式經歷了三次轉型，既有成功也有失敗。這期間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改變，但國家形態則發生根本性變化。

　　第一次國家模式轉型是明治維新，日本從封建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隨即走上帝國主義道路，采取了軍國主義國家模式，終遭到慘敗。第二次國家模式轉型是1945年戰敗后，日本采取了“輕軍備、優先發展經濟”的“貿易立國”模式，于1968年成為西方第二經濟大國。為保持社會穩定，日本通過遺產繼承稅等手段防止貧富差距擴大，也頗有成效。從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在經濟發展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再次進行國家模式轉型，放棄了“輕軍備”路線，接受了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造成泡沫經濟。

　　20世紀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現政局動蕩，經濟蕭條。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國家發展模式轉型失敗。日本正經歷一場戰后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金融、政治全面危機。其主要標志是：第一次出現長期蕭條，20年來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1%;第一次經歷“泡沫經濟”破滅，房地產價格持續20年低迷; 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動蕩，20年內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換1次，近5年居然換了6位首相，經濟、財政政策難以保持連續性。

　　這場危機的根源在于冷戰后日本背離了戰后“富國、輕軍備”的國家發展模式。這與美國的經濟衰落與外交施壓關系密切，但主要取決于日本的國內決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業改變終身雇傭制和持股結構，通過立法向海外派遣自衛隊協助美軍作戰，為應對“中國威脅”購置大量美國武器等。這些必然使日本喪失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優勢。風靡一時的“日本模式”幾乎成為失敗與衰落的代名詞。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前會長小島明指出：“日本脫離了不斷改良變革、適應變化的模式，便會面臨失敗與危機。過度信奉富國強兵的‘強兵’模式是失敗例子。另外，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氣時，許多人誤以為空洞的泡沫是實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經濟會永遠繁榮”，結果也失敗了。“日本發展模式不是固定不變的”，應“認清時代潮流”，建立一種“不斷適應情況變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黨前代表小澤一郎指出，冷戰時期吉田茂“輕軍備、優先發展經濟”的路線創造了戰后日本的經濟奇跡，但那是在技術、市場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國才實現的。冷戰后，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此時，“領導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時代的藍圖，并引領整個社會，但卻出現了小泉首相這種做秀的政治家，對內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在外交上毫無批判地追隨美國”。美國模式的失敗使日本失去了傳統的大市場，而中國模式的成功則使日本獲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場。然而，問題在于，日本在經濟上視中國的發展為機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則把中國作為對手，這種扭曲的對華政策必然妨礙其進一步通過中國經濟增長拉動本國經濟回升的進程。

　　中國的國家模式有待不斷完善

　　塞內加爾國際大學校長克勞德·恩亞福納2009年3月在該校舉行的“中國文化日”活動中說，中國的發展模式已成為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戰略研究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如果從國家模式角度看，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既有教訓也有經驗。

　　第一階段，新中國的前30年“高開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掛帥”和計劃經濟的國家發展模式。在這30年，無論是模仿還是批判當時的蘇聯模式，都沒能使中國走向輝煌。在冷戰時期，中國的國際環境惡劣，國內極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階段，新中國的后30年突飛猛進，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成功地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成了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發展模式轉型，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成為近年來全球經濟中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則達58786億美元，同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3年的4.6%上升為2009年的14.5%，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貢獻國。2011年，中國外貿總額達36420.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2.5%。2000年至2009年，中國外貿年均增長16% ，遠超過同期世界貿易3%的年均增長率。

　　從2006年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外匯儲備在世界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從2001年的10.3%升至 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銀行為美國花旗銀行、美國美洲銀行和英國匯豐銀行，2009年則讓位給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近20年來，在蘇聯國家解體、日本經濟蕭條、美國金融海嘯等歷史性重大變故和沖擊面前，中國模式的成功鞏固了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存在，成為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大亮點。

　　有一種解釋認為：中國模式可以稱為“中國道路”或“中國經驗”，特指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并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的協調發展、國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經驗和理論。也有人指出，中國模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較為協調發展的模式，是現代中國在數十年的現代化進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會發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綜合和升華，是當代中國各級各類組織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中國在保持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發展模式。中國已故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稱，他多年研究得出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這種看法符合系統唯物主義“多合為一”的事物結構法則。當代中國的國家形態，即中國模式具有“多元一體” 特征。國家發展形態是個大系統，由若干子系統所組成。各國的國情與歷史邏輯決定了該國國家類型的結構特征。例如，“一國兩制”便反映出當今時代特征及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為實現國家統一而允許在一個國家內的局部地區保留不同的社會形態，而且兩制可以在一個國家內 “合作共存”。這既符合當代“一球兩制”的現實，又高于全球“兩制對立”的現實。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體”的國家發展模式，即“多元”組成“一體”，“主體”匯聚“多元”，相輔相成。如上圖所示，它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1)經濟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與合法收入來源多樣化;(3)經濟體制運行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采取法制、規劃、行政、財政、稅收、貨幣等多種手段進行國家的宏觀調控;(4)國家政體是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權力主體，政府各部門分工合作，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5)政黨制度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主體，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多黨合作制;(6)民族人口結構是以漢族為主體，56個民族團結統一，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7)社會形態與國家結構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局部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國兩制”;(8)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主體，借鑒世界上的所有進步文明。(9)文化藝術是以中華民族傳統中精華為主體，吸收全人類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藝術成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0)中國外交是以政府總體外交為主體，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黨、議會、民間、經濟、科技、環境、軍隊、公共外交等與之相互配合，相輔相成。

　　過去30年中國模式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是不斷進行改革創新。中國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國未來的發展，也要繼續依靠國家發展模式的不斷完善和創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是社會形態、社會制度或國體的改變，而是國家模式的調整、完善和發展。其中包括通過合理的稅制改革和依法治國，實現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過不斷完善符合本國國情的國家發展模式，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造福于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國際戰略環境預測與國家應對戰略研究”階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9JZD0040-2)

　　【作者簡介】劉江永，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國際關系、國際戰略、國家安全。主要著作：《當代日本對外關系》、《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系》、《中日關系二十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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