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新左翼運動的歷史上，創刊于1957年的《新理性者》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當時匯聚到一起的數種左翼政治與思想傳統中的一種，霍爾將其概括為“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新理性者》的幾位主要編輯，如E.P.湯普森、約翰·薩維爾、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夫·希爾等等，有著兩個共同的身份，一個是英國共產黨黨員，一個是歷史學家，而他們也都曾經屬于一個特殊的群體——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作為一種來自英國共產黨內部的反抗性的聲音，這幾位歷史學家的思想淵源與這個特殊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是密不可分的。該小組成立于1946年，核心成員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一批激進的共產黨員學生，除了上述幾位外，還包括了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維克多·基爾南、喬治·魯德、多蘿西·湯普森以及老一輩的非歷史專業的學者如莫里斯·多布和多納·托爾等。顧名思義，這個小組的工作是歷史研究，但作為有著特定的立場和鮮明的現實關注的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有著明確的針對性和論戰性。在成立早期，他們的論爭對手是持保守傾向的編年史學，從40年代末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地考察對英國歷史學研究有關鍵作用的大量歷史學問題，乃至越來越明確地批評斯大林式的教條主義則成為主要議題。[1]對于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歷史學家德沃金的評價是：“回憶起來，歷史學家小組的意義是，它就像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編史學和歷史學理論發展的孵化器，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個獨特階段。”[2]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歷史學家小組為這些黨內的異議分子提供的絕不僅僅是一份被要求完成的研究任務，而是一種深刻而激進的歷史傳統和思想傳統，一種足以引發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教條的憤怒的真實經驗。也正是這樣的精神氣質和思想傳統，引領著這批左翼知識分子穿越了冷戰初期的各種危機，并在后來的新左翼運動中嶄露頭角。

　　一、人民陣線

　　作為一般而言立場最為堅定和激進的左翼政治力量，英國共產黨真正在英國左翼陣營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歷史其實非常短暫，而這段輝煌的歷史正是30年代以來隨著反法西斯斗爭而建立的人民陣線的歷史。成立于1920年的英國共產黨最初在人數和影響力上都十分有限，雖然通過參與工會活動而實現了影響力的提升，但因為始終堅持“階級對立”的立場而在政治運動中深受局限。30年代中期以來，德國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范圍內的日益得勢，迫使英國共產黨推翻了它那致命的“階級反對階級”的立場，建立了接納所有類型的進步分子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3]這一轉折性的事件具有非凡的意義，它對于機械的“階級論”的跨越，不僅使得英國國內的反法西斯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團結一致，也使得跨國性的各種反法西斯力量的聯合——如英國共產主義者對西班牙共和黨人的支持——成為可能，同時也實實在在地壯大了英國共產黨的隊伍和影響力，使之在真正意義上充當了一類政治力量的核心。這種影響力和感召力是顯而易見的，后來成為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成員的許多知識分子，就是當時活躍于人民陣線當中的激進青年學生，“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運動在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中所起的突出作用”[4]。

　　人民陣線所代表的那段艱難但卻飽含希望的歷史在眾多參與者和經歷者的心頭都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其中就包括了許多后來第一代新左翼的代表人物，如湯普森和威廉斯，也包括與他們過從甚密的霍布斯鮑姆等人。身為歷史學家的霍布斯鮑姆在回憶30年代的時候坦誠地說出了自己和許多共產主義者當時的“樂觀”情緒：“我認為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樂觀，乃出于三個理由。首先，我們只有一組敵人——法西斯主義以及那些不愿意對抗它的人(如英國政府)。其次，當時已有真正的戰場(西班牙)，而我們正置身其間……第三，我們自以為已經曉得，一旦舊世界終結之后，新的世界將會是何模樣。”[5]這種樂觀看似太過天真，但它所代表的那種確實曾經存在過的強大而廣泛的力量卻是不容置疑的。這種獨特的歷史感受鼓勵著后來的人一次次地嘗試去重建這樣一種可能性。威廉斯就曾說過：“像愛德華·湯普森和我這樣的人盡管存在分歧，但是大家當時都在設法重新建立那種聯盟。聯盟在那個時期也許不再可得，但是在我們看來，即使聯盟難以實現，我們的觀點也是合理的。”[6]

　　然而，這是這樣一個被許多人所珍視的人民陣線，在二戰結束之后卻迅速崩潰瓦解。其中原因和當時英國左翼面臨的危機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原先那個唯一的敵人——法西斯主義——已經倒臺，左翼內部不同立場之間的矛盾沖突重新突顯;另一方面，隨著冷戰格局的形成，共產主義無論是在英國整體的社會政治舞臺還是在左翼政治內部，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這直接導致了英國左翼的分裂;最后，失去了方向感和共同目標的左翼人士在面對英國工黨的各種政策和行動時莫衷一是，各執一詞，進一步加劇了人民陣線的瓦解。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的誕生就頗具象征與暗示的意味了。正如它出現的那個年份——1946年——所彰顯的那樣，“歷史學家小組和與之相聯系的歷史學家著作是政治環境的產物。這個小組的成立，既是由于人民陣線精神的勝利，也是由于冷戰產生的苦難”[7]。雖然二戰之前的人民陣線更多地徘徊在主流政治的邊緣，但它創造了暢所欲言的空間并引導了一系列的抗爭。隨著戰爭的逐步升級，人民陣線的地位也發生了改變，最終成為締造一種暫時打破階級隔閡的空前統一局面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由這種力量所帶來的信念“導致了1945年工黨的勝利，選舉的成功，這種成功產生了某種期待，即戰后改革將產生一種更平等的社會”[8]。這種信念無疑也傳遞給了在人民陣線運動中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這些歷史學家們。但是他們也必定同樣要面臨與之前的樂觀期望反差巨大的殘酷現實。戰后工黨政府的作為其實正如社會主義者R.H.克羅斯曼所言，非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新時代的開始，相反是社會改革時代的結束。[9]與此同時，英國也隨著世界一起步入了冷戰格局當中，由于冷戰的意識形態對立的影響，在英國的左翼內部“工黨和工會發起了旨在抵抗共產主義影響的運動”[10]。對于湯普森等人而言，此時無論是人民陣線的信念還是人民陣線本身都已被歷史的強力撕扯得面目全非了。

　　但危機還遠不止于此，撕扯著他們的“歷史的強力”不僅來自于外部，同樣也來自于內部，來自于共產主義陣營。作為共產黨員和歷史學家，湯普森等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來自“自己人”的限制就是標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教條的束縛。在許多批評者看來，作為一種抽象的理論產物，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誤推進，它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問題的機械教條化的解釋導致了各種簡化主義的還原論和經濟決定論的盛行，從而對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斯大林主義還是一種帶有強烈大國沙文主義色彩的約束機制，它既表現在它所提倡的高度集中化的共產黨的組織形式，也表現在它以類似的形式對其他各國共產主義政黨進行的管控。這種無視獨立自主和平等性的領導方式無論是在二戰之前的第三國際時代，還是在進入冷戰之后的意識形態對立階段始終存在。作為被領導者之一，英國共產黨自然深受上述兩方面的影響。早在輝煌的人民陣線時期，斯大林主義的負面影響便已經存在，具體表現為左翼內部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與建立人民陣線之前英共秉持的過分強調“階級對立”的態度密切相關，但由于聯合反法西斯力量的實際需要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過，正如德沃金指出的，宗派主義還是對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的思想產生了限制，盡管它的最終突顯要等到冷戰時期理論話語和政治話語的分化。[11]這種影響的明顯表現之一就是迫使他們袒護、回避蘇聯和斯大林主義的種種歷史錯誤。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當中，蘇聯在前后兩個階段分別扮演了“納粹幫兇”和“反法西斯中堅力量”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蘇德開戰直至戰爭結束的這段時間里，蘇聯身份的轉變使得包括英國在內的眾多國家迅速選擇性地遺忘了此前蘇德締約和蘇聯瓜分波蘭、入侵芬蘭的事實。客觀地說，這種選擇性的遺忘同樣也是當時推動左翼力量和人民陣線進一步統一和壯大的動力之一，但到冷戰時期，英國的共產主義者無法避免地陷入到被“新仇舊恨”一起算的境地當中。而在兩極陣營極端化的大環境和斯大林主義的束縛影響下，以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家小組卻未能客觀真實地面對歷史，而是像許多其他共產主義者一樣，極力維護蘇聯和斯大林。[12]就后果而言，當時英國共產主義者這種明顯帶有宗派色彩的“站隊”行為，既是對右翼圍攻和左翼分裂的反應，又是對原有的聯盟的進一步瓦解。

　　這種辯護毫無疑問屬于威廉斯所厭惡的“局部政治”或曰“直接政治”，不僅遭致許多左翼人士的反感，實際上也令許多當事人自己都難以真正接受。歷史學家小組的成員們對歷史理論的思考，源自人民陣線時代以來便一直影響著他們的兩個理論方向，其一是延續自恩格斯晚年著作和第二國際正統理論家所奠定的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必將瓦解”和“無產階級必將勝利”的歷史必然性的信念，其二是面對法西斯主義蹂躪下的緊迫現實而必須采取堅定的政治行動的“意志主義”哲學，特別是當蘇聯面對法西斯而不作為時左翼必須自己挺身而出這樣一種信念。[13]兩者的關系是：“一種解釋是決定論的和功能主義的，將歷史人物看成是合乎歷史規律而行動的人，它建立在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基礎之上。另一種解釋強調了階級斗爭并認識到文化、觀念和人類動力的重要性，它與人民陣線的意志主義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14]可見，決定了湯普森等一代人的信仰歸屬的人民陣線，它所樹立的歷史信念并非“正統馬克思主義”一家獨大，相反是“相對開放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15]受此影響的歷史學家們的思想是非常復雜而矛盾的，“他們的思想有時被基礎/上層建筑關系的還原論理解所限。但是他們重視歷史過程的極度復雜性，并認識到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范疇時產生的許多困難”[16]。正是這種理論上的相對開放，使得英共在30年代避免了對蘇聯完全的亦步亦趨，從而締造了輝煌的人民陣線;或者應該反過來說，這種理論上的開放，正是英共在人民陣線時代成功的政治行動的思想表征。帶著這段歷史記憶的歷史學家們，在不得不過度夸張地提升斯大林主義的決定論歷史觀念的地位時，必然要承受一種難以掩蓋的內在分裂的苦惱。

　　隨著這種教條主義逐步升級為“要么是正統，要么什么都不是”的武斷判定標準，它所造成的影響也就絕不僅僅是一部分人內心的分裂感受，而是實實在在的分裂。人民陣線時代的精神氣質的喪失，其實標志的是人民陣線自身的不復存在，以及英國共產黨對英國左翼的團結與領導能力的大大縮水，由此引發的正是左翼政治力量在戰后10年間的整體萎靡不振。而這樣一種“正統論”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莫過于發生在50年代初英共內部的那場“考德威爾論爭”。

　　二、“考德威爾論爭”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算得上是整個20世紀上半葉英國馬克思主義在文學與文化等領域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7]就連英美新批評的宗師雷納·韋勒克也不能忽視考德威爾的重要性，明確地將他的著作稱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第一部重要文獻”[18]。有研究者概括指出：“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覺者，考德威爾主要面臨的問題是：(1)如何把他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同英國本土文學藝術經驗相結合，并有效地回應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社會問題?(2)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探討英國文學藝術的時候，如何看待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于西方的各種現代派文藝思潮?(3)如何使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批評的作用，同英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結合起來?”[19]可見，考德威爾當時所要處理的問題包括了不同理論之間的關系以及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種客觀的需要使得“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論工具，重新處理從自然科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分析與文學等領域獲取的廣博知識，試圖對現實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綜合”[20]。這種綜合是極具想象力的、極富雄心的，同時也是問題叢生的。“我們必須注意到，(考德威爾著作的)參考文獻包括的作品來自布哈林、卡西勒、克羅齊、涂爾干、格式塔心理學家、列維-布留爾、馬林諾夫斯基、皮亞杰和索緒爾，以及弗洛伊德、榮格、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巴甫洛夫、范·熱內普、馬克斯·普朗克、里波特、洛海姆、薩丕爾等等。”[21]如此天馬行空地跨越不同學科和不同立場基礎的知識范疇進行整合，其過程難免囫圇吞棗，其結果難免漏洞百出，因而也招致后世左右兩派的批評。韋勒克譏諷考德威爾的文學批評“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和心理分析的奇異混合”[22];伊格爾頓直言，“盡管考德威爾是主要的先驅——至少就其野心勃勃的計劃而言是主要的——同樣真實的是，我們可以從他那里學到的東西，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但也少之又少”[23];較為折中的評價則如馬爾赫恩所說：“不應被看作一個可以順手拿來的整體體系，而最好是看作一股充滿洞見與有待批判反思的豐富資源。”[24]

　　帶著這樣一種復雜性進入到50年代初的英共視野中的考德威爾，似乎應該引發的是以下這些討論：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當中的位置、意義，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等一系列概念范疇的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新興的各種理論、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申的馬克思主義如何面對新的歷史情形進行自我調整。然而，實際發生的這場“考德威爾論爭”卻與上述設想完全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馳。圍繞考德威爾所形成的“論爭”，其內容最后居然是何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湯普森在70年代對這場著名的“考德威爾論爭”進行了細致的回憶與反思。在他看來，這場論戰發生在1950年到1951年的《現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上的論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爭論的最初階段針對的是考德威爾駁雜而并不可靠的知識和跨越各種知識邊界的思考方式，正如上文所說的那樣，這種知識與思考方式必然給他帶來學科門戶的審查和知識內部的駁難。湯普森認為，在這一階段“一些關于考德威爾的爭論不僅僅在于假設他是否正確理解了當時的科學，而且還在于他所使用的科學——比如關于腦皮層和無意識的論說——是否經受住了過去40年的檢驗”[25]。這樣的討論最后莫衷一是。

　　然而，湯普森指出，一位叫J.D.博納爾的科學家在1951年秋《現代季刊》第6卷第4期上發表的批評是這場論爭的一個轉折點。博納爾同樣批評考德威爾對各種當代科學理論的“濫用”，并辛辣地提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對時髦的科學語言的使用，考德威爾的作品才會對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知識分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26]身為左翼科學家的博納爾對考德威爾的“僭越”的反感和對被認為屬于虛幻意識形態范疇的文化領域的蔑視，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一段話：“博納爾指出，考德威爾的構想不僅錯得一目了然，并且還帶有對‘當代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屈從。”[27]將考德威爾借鑒的各種當代科學統統視作“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產物，將這種借鑒行為視作對后者的屈從，顯然此時爭論的焦點已然發生轉變，而轉變的方向則浸透著時代性的危機。湯普森寫道：“我們能對博納爾(以及這場爭論中的其他批評家們)關于他們時代的科學和精神分析中什么是‘資產階級的’什么不是的判斷抱有絕對的信心嗎?要知道同樣是這些批評家，在同樣的時間里，正在為日丹諾夫對蘇聯知識生活的愚蠢干預，斯大林對語言學問題和李森科遺傳學的革命性特征的專橫了結，或則辯解或則歡呼。事實上，這或許是為何‘考德威爾論爭’會打破一向鐵板一塊的英國共產黨的輿論的原因之一。在那個知識分子冷戰的最糟糕的年代，國際共運著手開展一場旨在糾正或揭露所有的‘資產階級’異端的嚴厲的運動，對考德威爾的攻擊或許被黨的輿論負責人看作是日丹諾夫模式下的一次小小的凈化活動。”[28]

　　湯普森向我們證明，這場“考德威爾論爭”最后變成了依據斯大林主義的教條模式而進行的“門戶審查”。問題已經由一開始的“考德威爾的方法是否科學”轉換成了“根據正在被斯大林教條逐步僵化的所謂正統性來看，考德威爾是否是一個合格的且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29]，考德威爾身上那種重要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不僅其意義沒有得到討論，反而成了他遭受批判的原罪。如果我們對考德威爾加以同情性地理解的話，不難發現他的那種“大而無當”其實是時代的激進性的自然反映，因為對30年代的激進主義者而言，“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對歷史階段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對未來預見的分析，以及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分析——這種哲學統一了自然和歷史、思想和現實、理論與實踐。由于這種新的理解方式，處于上升趨勢的共產主義學生知識分子深信改造整體的知識學科的必要性，這種知識學科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文學批評、科學、哲學、歷史和人類學所腐化”[30]。應該說考德威爾的理論方式正是對這種整體性的追求和對局限性的拒斥。然而似乎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身為3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代表性的人物，留下了大量開創性的著述，并且最終在人民陣線運動中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生命的考德威爾，在面對斯大林主義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標準的審查時，竟然過不了關!這樣的預設邏輯對論戰雙方的理智都是摧毀性的，“無論考德威爾的捍衛者如何努力，這場論爭再也沒能逃脫出它一開始就被設定的這些主題”[31]，爭論的最終后果只能是強化了“要么是正統，要么什么都不是”的門戶教條。窺一斑而知全豹，這場針對考德威爾的“小小的凈化活動”其實是整個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英共受制于斯大林主義而與曾經有過的開放、獨立、多元和包容的人民陣線主張漸行漸遠的時代縮影。它同時暴露了斯大林主義對歷史與現實中的人民陣線的雙重傷害。受此刺激的歷史學家們其實已經埋下了對斯大林主義的深刻的不滿，這也是為什么湯普森日后會濃墨重彩地專門討論考德威爾，并借用伊格爾頓的話來贊揚考德威爾是“異端”和“恐怖主義者”：或許他既是將這個“考德威爾”視作自己的寫照，又是在宣布這段歷史時期所同時包含的危機與轉機。

　　三、超越的努力

　　當然，任何類似上述的觀點——包括湯普森等當事人后來提供的——都帶有相當大的“后見之明”。事實上，雖然有著不同程度的懷疑，但在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成立的最初幾年，成員們大多還是與英共主流思想步調一致地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然而，這種故意制造分裂與隔閡的做法，還是引起了歷史學家小組在行動上的抵制。小組在50年代早期創辦了社會歷史雜志《過去與現在》。這是一份包含著人民陣線精神的刊物，三位主要編輯希爾頓、希爾和霍布斯鮑姆在30年后回顧時說，這份雜志期望在知識分子中劃定一條分界線：“一邊是少數立場堅定的歷史學的(和政治學的)保守主義者，并不是指反共產主義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另一邊是潛在的大多數人，這些人有共同的歷史學研究路徑，不論他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我們試圖在戰后繼續或者復興廣泛團結的政治，這種政治是我們在戰前反法西斯主義時期得到的。”[32]這顯然是一條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敵我標準”大為不同的劃分原則，在這一原則下，共產主義者所能聯合的個人和群體又像人民陣線時期那樣，成為了“大多數”。顯然，這是歷史學家們在用行動來回擊“正統論”。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也在歷史理論上不斷嘗試著對斯大林主義束縛的突破。他們對具體的歷史經驗的重視在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湯普森等人積極投身的英國成人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英國的工人和成人教育傳統，尤其是工人教育協會，為知識分子和工人提供了獨特的交流機會，并且這種環境為創立文化研究，為形成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路徑，起了很大作用。”[33]在成人教育的課堂上，左翼知識分子面對的不再是條條框框的抽象理論，不再是公式般的推導和觀念的自我衍生，而是活生生的歷史，是未被化約整合的歷史的主體，是足以撐破教條的復雜矛盾的歷史經驗。對于這個場域的重要性，許多參與者們有著充分的自覺認識。湯普森曾說過：“我之所以參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為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能夠了解工業化的英格蘭，能夠與學生教學相長的領域。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成人教育和基層黨組織工作)是兩個我隨時隨地能夠向人民學習的領域。”[34]這樣一個學習的過程，其實也正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醞釀成型的過程，湯普森在這個過程中發現的是一個在歷史斗爭中逐步形成的工人階級，而不是隨著機器和廠房的出現就立即出現的工人階級，更不是仿佛早已被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所預定的先驗存在。這一過程突顯的是“階級斗爭”這一復雜的概念。事實上，在人民陣線和基礎性的工人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們，他們的思考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并不新鮮，相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傳統核心，但在湯普森等人那里，它卻是一個無法被斯大林主義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化約整合的概念。上文曾提到過，歷史學家小組擁有兩個不同的理論方向，在分析作為歷史推動力的階級斗爭問題時，這兩者就分別指向了“客觀的”與“主觀的”階級組成部分：“‘客觀的’指的是階級關系的結構性基礎;‘主觀的’描述了階級意識的成長，它是一個過程，借助這個過程，被剝削階級或團體開始主觀地或者經驗地意識到客觀形勢并去抵抗這些形勢，或者在非常成熟的環境下，推翻這些形勢。”[35]“當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這一角度來看待問題時，階級斗爭被認為是第二位的。但是，當歷史性地特殊地根據階級斗爭自己的結局和影響來檢驗時，階級斗爭的重要性就更加關鍵了。”[36]因此，在與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發生沖突的情形下，“關注階級斗爭暗示了另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是對生產主義模式的嚴格決定論的代替”[37]。雖然在1956年之前這種替代性的理論只能以“暗示”的形式存在，但它依然起到了幫助歷史學家小組在歷史研究中貫徹“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38]這一論斷的作用。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事實是，小組中最先強調“階級斗爭分析方法”的成員是經濟學家莫里斯·多布：“雖然多布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的，但是他卻堅決反對將唯物史觀理解為技術或經濟決定論，因為經濟史研究使他堅信，‘社會不是由某些單一的因素的簡單發展，而是由其主要因素的沖突與互動構成的，它進而又塑造了運動和變化的主體力量’，即階級結構與階級斗爭。”[39]這種突破經濟決定論的觀念在小組中絕非個別。克里斯托弗·希爾將當時存在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的經濟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譏諷為“對產生必然變化的經濟變革的無趣記錄”[40]，他提出馬克思并不否定觀念對歷史的影響，因為這些觀念已被設定了根本的經濟起源。他對1640年英國革命的研究突破了過去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中截然劃分新舊兩個體制的方法，也呼應了維克多·基爾南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時代之間嚴格區分的深刻質疑;羅德尼·希爾頓則強調在社會和社會活動的總體性中考察經濟基礎與觀念和體制之間的矛盾。

　　綜上可見，之所以稱歷史學家小組的“階級斗爭”觀念是一個替代性的理論，是因為它并非矯枉過正的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是嘗試提供一個更為合理、更為全面的歷史理論，即“相對開放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在這種觀念指引下的研究對象，不會是局限于經濟決定論之下的階級斗爭，而是包括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等各個領域之中的階級斗爭，是在一種總體性的考察中進行的歷史分析。因而，歷史學家小組的工作無論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還是歷史理論方面其實都已蘊藏了對斯大林模式的突破。這類工作的深刻意義在于，它使得“對階級斗爭的關注使強調意識、經驗、觀念和文化成為可能;它放大了歷史形成過程中人類動力的作用;并且通過把歷史結局看成由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共同塑造，它逃避了決定論束縛”[41]。對于后來的新左派的興起和文化論爭的出現而言，這一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雖然尚未很好地解決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關系，但卻為“文化”的進入提供了條件，并且這里的“文化”是與“階級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就為后來的“文化唯物主義”和“葛蘭西轉向”等等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在自身的努力當中已經為自己鋪設了一條向新的時期過渡的橋梁，這種過渡或許不像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那樣集中而顯豁，卻也同樣重要，且同樣蘊含著相當的爆發力。

　　注釋：

　　[1][2][3][4][7][8][9][10][11][12][13][14][15][16][30][32][33][35][36][37][40][41]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章、第13、12—15、12、20、21、21、22、12、28—31、37—38、38、36、36、14—15、26、8、40—41、41、41、38、41頁。

　　[5]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頁。

　　[6]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與文學》，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頁。

　　[17] 關于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的生平、著作和評介，可參見[英]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Francis Mulhern，“The Marxist Aesthetic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New Left Review，85，May/June 1974，pp.37-58;陸建德：《考德威爾文學論文集·譯序》，載《考德威爾文學論文集》上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曹成竹：《考德威爾：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傳統的奠基人》，載王杰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12卷第1期，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75頁。關于考德威爾論爭，可參見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in 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p.78-140.

　　[18] [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頁。

　　[19] 曹成竹：《考德威爾：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傳統的奠基人》，載王杰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12卷第1期。

　　[20] [英]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第10頁。

　　[21] 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in 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p.80-81.

　　[22] [美]雷納·韋勒克：《批評的概念》，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3] Terry Eagleton，“Raymond Williams：an Appraisal”，New Left Review，95，January/February 1976.

　　[24] Francis Mulhern，“The Marxist Aesthetic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New Left Review，85，May/June 1974.

　　[25][26][27][28][29][31] 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81，pp.81-82，p.82，p.82，p.84,p.81.

　　[34][39] 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愛德華·P.湯普森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3頁。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2頁。

　　(作者：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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