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互動

鄭彪

    一、中西方文明代表兩種價值觀、兩種政治和兩種體系

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中華文明更是價值和性格獨具、結構和體系完整和人類社會唯一從古至今存續發展的優秀文化。表現在地緣政治上，中國自古以來就造福于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以中華文明為基礎的東亞體系，被稱為朝貢體系，形成于漢初，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大體上是一種睦鄰友好、相互尊重、厚往薄來和相對和諧也是和平的地緣政治體系，也是一種平等互利、等價交換的國際貿易-經濟體系。在東亞歷史上不是沒有戰爭，由于中國作為地緣政治核心和領袖國家實行王道政治，不倚強凌弱，而且秉持公道，受到擁戴，故朝貢體系能一行兩千年，直到近代西方入侵東亞以后，還存在很久，直到19世紀中葉以后，才最終瓦解。這些都是近代西方的威斯特伐里亞體系所無法與之相比的，王道政治也長期非西方文化所知。實際上，在東方朝貢體系存在的漫長歷史過程中，西方并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羅馬帝國以武力征服為能，不能走中國春秋戰國以后以武力征服而以文化完成統一的路子，終亡于野蠻。漢擊匈奴推動西方民族大遷徙、日耳曼原始公社解體和西羅馬帝國崩潰以后，西方世界一直處于戰爭、分裂和敵對的地緣政治狀態，從公元500-1000年（相當于中國南北朝到唐、五代時期）的漫長歷史時期，西歐都掙扎在死亡線上，那里“太貧窮，太難進入，以致地中海和近東的商人和統治者對它都沒有多大興趣”，換言之，那里還不構成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存在，“看起來整個地中海歐洲更像是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1）（英）約翰·達爾文John Dawin著，陸偉芳、高秀英譯：《后帖木兒時代——全球帝國的興與衰（1400-2000）》，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頁）一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基督教終于將那里松散的封建部落或稱公國黏合起來，開始出現西方文明。（2）（一般認為是公元1050年西方文明開始形成，參見（美）菲利普·李·拉爾夫等著，趙豐等譯：《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531頁）此后的西方文明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公元1050-1500年中世紀中晚期的黑暗和艱難歲月，特別是1300-1500這兩百年是黑死病、饑荒和戰亂的大規模地緣政治災難時期；第二階段即公元1500-1800年持續進行海外殖民擴張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高歌猛進的時期；第三階段就是工業革命以來的兩百多年西方文明統治世界的霸權時期，這期間還要扣除20世紀兩極格局的半個世紀，西方真正的全球霸權時間并不長，嚴格說起來是從1842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不到一百年。但是西方對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南亞國家的殖民霸權，時間要長得多，而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地緣政治體系，一直存在到19世紀下半葉。許多著作動輒說西方五百年全球霸權，實為一種文學的夸張手法，至少很不嚴謹。

20世紀上半葉，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歷史表明，歸根結蒂，人類社會只有兩種政治：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基礎上的政治與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基礎上的政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政治的背后，實際上也歸結為兩種價值觀，都可以在東西方兩種文化中找到其根源。子曰：“政者，正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3）（《孟子·離婁上》），都是一個意思。這是以正義為基本價值判斷，即政治的本質乃是追求正義，正義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就是“仁”，“以仁為本”也是“以人為本”，實為以天下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本，才能得道多助，這是中華文化對政治的定義，所以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4）（《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實為一種卓越的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思想，也揭示了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規律，與現代社會主義有大義相通。王道政治雖然本質上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朝廷講仁道有其虛偽的本質，但是統治階級也不能完全無視正義，即無視人民的利益，也要打著“奉天承運”的幌子，天下方定時也要與民休養生息；表現在國際關系上，就是修睦政策，朝貢體系就是修睦，厚往薄來更是為了修睦，修睦，用現代外交語言表述叫作和平共處。這里講的正義、仁道，都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與西方不講正義、不論是非，惟實力、財富是崇的價值觀和政治，完全不是一路。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和東亞地緣政治體系中，儒、道、釋、伊斯蘭、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等各種文明能夠和諧相處，基本上沒有文明沖突。辜鴻銘先生是舉世公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百年前在歐洲尤其享有盛譽，他說：“在中國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兩千五百年，沒有過這種（文明）沖突。這就是中國文明和歐洲文明的一個非常的根本不同之處。”（5）（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第壹冊，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所以，以萊布尼茲、伏爾泰為代表的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對此特別服氣，對中國主要靠儒學為基礎的道德體系就能維系偌大中華帝國、億萬子民綿延幾千年于不墜的偉大政治成就驚嘆不已，尤其感到不可思議。辜鴻銘在比較中西文化之后也回到孔子的結論說：“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6）（同上第貳冊，第135頁。此處實為孟子轉述孔子言，辜老前輩博聞強記，也有搞錯的時候。）近年來流行西化，一些人動輒西方威斯特伐里亞體系如何，其實連同19世紀末建立的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走向崩潰但還有走向衰竭的力量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都不過是一個霸權政治體系，借用辜鴻銘的話說同屬一個“亡八蛋之道”的體系。這個體系發展至今的一個最“亡八蛋之道”即霸道之處，就在于美國號稱法制國家，卻“發明”以國內法（惡法，如美國國會竟能堂而皇之地通過對別國一個省的所謂《對臺灣關系法》，以法律干涉別國內政，而中國也被迫吞下這顆苦果，以致遭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對海峽兩岸無休止的敲詐）來隨意干預別國內政，甚至可以對外發動戰爭，而且還可以借助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名義和力量。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與西方文化之間有大道相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所以現在幾乎舉世公認只有東方文明能夠矯正西方文明的弊端。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是新中國的貢獻，也是基于中國政治傳統和歷史經驗的創新。所以，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一貫奉行和平外交路線，直到今天主張和平發展和建立和諧世界，都是文化上一脈相承，不是偶然的。相形之下，西方政治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時代，到教權統治的黑暗的中世紀，再到近代以來的爭霸政治，都是一種一脈相承的強權政治、霸道政治，這是中國春秋戰國以來的主流政治就明確反對的。也正由于這個原因，中國自秦以后就能實現中華民族統一，而西方到現在也不能完成統一，好在歐盟實際上是走了秦統一的道路，也統一了貨幣，但是不能書同文，也不能信仰同一個耶和華，還有不少穆斯林，總之各具懷抱，歐盟的地緣政治整合頗為不易，搞得不好還是個麻煩事。

實際上近代西方崛起，并非“像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那樣突然降生于世”，或者從石頭縫中蹦出來一個大鬧天宮的西方孫猴子，而是源于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長期滋養，長期的互動，并非最近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其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中所說：西方文明能統治世界長達500年，“關鍵在于掌握了六大殺手級軟件”（指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和職業道德），而中國和印度現在只是在“下載”西方的這些軟件。（7）（《“中美國”創始人給西方文明打氣》，《環球時報》2011年3月23日報道）。如果硬要說誰“下載”了誰的“軟件”，恰恰相反，是西方先“下載”了東方的軟件，首先是四大（發明）“軟件”。弗格森號稱經濟史學教授，“給西方文明打氣”心切，不難理解，卻把歷史完全搞顛倒了，是強詞奪理，這也是西方文明的常見病、多發病。事實是，在18-19世紀以前，亞洲特別是東亞，一直是世界經濟的龍頭。那時的世界經濟，實際上是以東亞生產（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為基礎，以東亞-阿拉伯世界之間的貿易為紐帶形成的輻射或覆蓋亞歐大陸的體系。在此之前，整個歐洲在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都是相當邊緣化的，無足輕重的。西歐中世紀的八次十字軍東征，向東方搶劫財富，本質上都是西歐這種邊緣化經濟文化地位的地緣政治表現。一直到中國四大發明為西方工業革命奠基和18世紀西歐國家在啟蒙運動中刮起“中國旋風”，都是中國古代對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貢獻。從經濟史上看，正是東方的長期文化科技擴散和經濟拉動，使得處于邊緣地位的西歐經濟依靠從南美殖民地得來的無數黃金白銀，愈來愈加入到與東方的貿易和世界經濟中，并積蓄了后來崛起的力量。人類歷史本來就是發展不平衡的，說誰“下載”了誰的“軟件”，其實是沒什么意思的，但如果一定要扒小腸，也是西方先下載了東方的軟件。可是這樣一來，豈不無趣？只不過中國明清以來的政治動蕩和衰落導致東亞朝貢體系衰落，適逢威斯特伐里亞體系的全球擴張，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到19世紀中葉以后徹底摧毀了東亞體系，王道讓位于霸道，世界由不仁者居了高位，于是建立了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二、歷史上東西方的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

近代以前人類發展漫長歷史年代的國際分工，是中國和印度為主的東亞生產并出口，而西歐則長期受困于經濟文化極端落后，無力以商品交換，也缺乏貴金屬支付能力，只能以有限的進口和滿足社會上層貴族消費（如中國絲綢、瓷器），在經濟和技術上表現為西方對東方的“依附”地位。但是這種“依附”只是經濟上的，絕不伴隨著東方對西方政治上的統治和壓迫以及文化上的毀滅，像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崛起對東方和中國所做的那樣，甚至也不伴隨著經濟上的剝削。如果說有剝削，那是存在于東西方國際貿易的流通領域，特別是在東西方國際流通的末端，由于阿拉伯人占據紅海和地中海的世界商路要津，著實卡了西方的脖子。自古羅馬時代西方就長期癡迷于中國絲綢，苦于支付能力有限，故除了貴族以外，絕大部分人無福消受。那時是等價交換，貴金屬現金交易，中國固然賺錢，更多地似乎還是阿拉伯人做中間商，居間牟利。阿拉伯人有地利（理）優勢，能夠壟斷東西方貿易通道，西方長期缺乏競爭力，自身支付能力有限，也打不過阿拉伯人，固有歷史積怨。西方長期經濟落后，貿易數量有限，所得只能滿足部分西歐貴族特別是貴族婦女消費，為此羅馬帝國還禁止男人穿絲綢。到16世紀，西方掀起大航海運動和殖民掠奪，開發美洲金銀礦，還有來自非洲的金礦，這一下暴富起來。有了第一桶金，不僅可以大力購買東方的高檔消費品（近代以來西方得自美洲的白銀滾滾流入中國，在經濟史上被稱之為“迷”），還可以轉化為資本原始積累。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之一是貴金屬大量外流，與追逐中國絲綢這種奢侈品，過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關系非細。到了近代，西方“第一籃金子有一半灑在中國，買中國的瓷器、絲綢等商品。所以，中國從1500年開始，順差走到1800年。”（8）（（臺）許倬云：《歷史大脈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頁）進入21世紀，又到了“中國生產，西方消費”的中國順差時代，不過歷史上是中國處于國際分工高端，西方處于低端，現在基本上倒過來；歷史上是公平交易，這次是WTO和知識產權制度以及美元霸權下的不平等交易；歷史上是貴金屬現金交易，這次是美元紙幣交易；歷史上是雙贏，這次是中國攢錢，美國花錢；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是苦力，美國是大爺。相隔兩百年的這一東西方國際貿易的現象，也是一種地緣政治現象，其中有何聯系和不同，前景怎樣，是一個很有趣也很有意義的一個比較經濟史研究課題。

西方海外殖民擴張攫取的金銀，是沒有成本的凈財富，一半用于東西方貿易，另一半流回歐洲，不僅養活了歐洲的城市，還成為推動工商業的資本原始積累。而歐洲由于中世紀晚期的長期大瘟疫、大戰亂、大饑荒，人口驟減，加以殖民擴張，重商主義興起，國際市場強力拉動，需求刺激供給，發展資本主義倍感勞動力短缺，于是大搞奴隸貿易。海外殖民擴張，世界市場擴大，刺激技術進步，產生工業革命，大機器工業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能源革命推動。中世紀晚期，歐洲大饑荒，糧食不夠吃，耕地不夠用，先在歐洲大陸內部擴張，森林都砍光了，沒有燃料。于是轉向大規模開發使用礦物燃料，煤炭成為燃料和動力。這一下蒸汽機在英國出現，工業如虎添翼。西方在中國火藥、火炮技術的基礎上發生軍事革命，再來個工業革命，于是擴張性文化有了船堅炮利的支撐，歐洲人就稱霸世界了。冷兵器時代和早期火器時代，西方打不過中國，軍艦無法登陸，工業革命以后，鳥槍換炮，木帆船變成鐵甲艦，中國打敗了。所以近代西方的優越，不在文明上，而在技術能后來居上。到當代科技高度發達，按照西方地緣政治學看來，有色人種的勞動分工地位和地緣政治價值、地位降低，特別是他們人數巨大，還消耗地球上已經空間危機的寶貴剩余資源，所以必須將其在理論上打入“垃圾人口”的另冊，實踐上“清除”起來就名正言順了。

三、歷史上世界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互動

如果大而化之地概括自古以來的東西方關系和世界體系（結構）演變，可以說以中國為地緣政治核心的東亞體系即朝貢體系，大體上是一個和諧體系，也是和平體系，不僅體系內部和平，且一直對西方態度和平，向其輸出商品和技術、文化，直到促進了18世紀啟蒙運動以至當代，對西方有益而無害。而西方歷史上難言體系，自威斯特伐里亞體系形成以來，至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霸權體系、戰爭體系，幾百年來對世界上其他種族、文明和國家造成了難以計數的毀滅和侵害。這個體系發展到20世紀末，已經難以為繼，而且人類社會發展與地球資源的矛盾也空前激化，于是這個體系的政治核心勢力試圖以滅絕90%以上的世界人口來維持霸權，如此則人類社會必將自毀。

近代以前的世界體系內部，相互聯系主要表現在歐亞大陸，分三大塊：東方以經濟文化發達和富裕的中國為核心和主導，中間有廣大善于經商的富裕的阿拉伯世界，其地緣經濟作用是通過貿易聯系東西方和促進西方發展進步，其地緣政治作用是緩沖西方落后的文明體對發達的東方的攻擊（如八次十字軍東征）。西方文明在公元11世紀開始形成之后，長期受到東方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滋潤，后來又吸收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甚至拜占庭等文明的營養。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東方對西方文明進步的影響是溫和友好的，潤物細無聲的，積極的，絕無侵略的行動，更無侵略的意圖；16-18世紀西方靠暴力擴張而崛起，開始繞過阿拉伯世界進入東亞，從此開始對東亞發生的影響，不僅是暴力的，而且一開始就具有毀滅性的企圖，對強大的中國一時不能實施侵略的，則試圖以長期傳教來實現以夷變夏。（9）（參見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給羅馬教廷的報告。）西方在對東亞進行毀滅性的而又不可能完全毀滅的影響過程中，不經意間撒下了近代工業文明的種子，那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意圖相悖的，也是東亞國家以無比沉重的民族犧牲和巨大代價換來的。如果近代以來西方進入東亞和中國，能像中國歷史上對待西方那樣和平友好，東亞的近代史絕不會如此悲慘，而東亞原本大體和諧的地緣政治體系也絕不會解體后演變成后來四分五裂甚至相互對抗的地步。直到近來，中國東海、黃海和南海一帶的緊張局勢背后鬧什么鬼，不問可知。所以，東亞許多問題的根源主要在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和插手。西方創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上對人類既造福也造孽；在政治上對大多數非西方文明的影響主要是破壞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許多文明和種族被消滅，所以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說得好：“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我們從此都在承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后果。”（10）（（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尤來寅、路愛國等譯：《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歷史證明，西方對中國從近代耶穌會士的“以夷變夏”，到19世紀對華的幾次侵略戰爭，直到20世紀的“和平演變”乃至近年來力圖搞“顏色革命”，都是一脈相承的“亡我之心不死”。現在，面對美國政治和文明道德破產，連布熱津斯基也在自嘲：“我們總是吹噓山巔之城，我們的外交政策，每隔一分鐘就會推廣一次民主”，所以“我們通常在推廣民主的時候有一點象傳教。”（11）（（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夫羅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 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68頁）他還坦言：“我們（美國人）是傳教型的”。（12）（同上，第170頁）歐洲人由于歷史稍長，包括傳教的歷史也稍長，對幾百年來在中國傳教的效果沒那么自信，故不像美國人那么瘋狂。而中華民族由于不甘心在中西文明沖突中亡國滅種，奮起反抗，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前赴后繼一百多年，才有今天中華復興起步的局面。而這一歷史進程引起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對人類社會是重大的，愈來愈重大，更是進步的。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的急遽演變之后，世界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和政治家已經看到，中國是將瀕于毀滅的人類社會重新拉回到文明大道上來的最重要也最有希望的一支地緣政治力量。中華復興的成敗，不僅關系到本民族的興亡，實際上關系到全人類命運。

近代西方崛起以來，“文明沖突”突出地表現為白種人對非西方文明、有色人種發動的毀滅性的殖民戰爭，歐洲古典經濟學家最早發現和闡述了“文明沖突”背后的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將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加以科學的理論詮釋，揭示了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通過社會主義運動改變了20世紀的國際分工體系和世界經濟秩序，也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政治結構、地緣政治秩序和面貌；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顯然掩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基本矛盾和國際階級斗爭，實際上是為21世紀新馬爾薩斯主義鳴鑼開道，“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就是其最新版。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充滿對抗性矛盾和靠霸權維持的體系，也就不可能穩定和持久，甚至剛一形成，就分裂破碎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的一次大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我崩潰，而由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引發的東方革命浪潮更使世界進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體系并存和對抗的時代。蘇聯解體了，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地緣政治存在，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更在全世界復興；“歷史終結”的歷史喧囂尚未平息，禍不旋踵，美國便從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國的寶座上跌落。所以，貫穿20世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兩個體系的對抗和競爭，并沒有最終分出勝負，歷史還在繼續。

戰后形成的兩個政治經濟體系和“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世界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根本改變。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由于德國和日本是戰敗國，被剝奪了部分主權，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也陡然下降，并服從于美國需要。就兩個體系之間來說，到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認為蘇聯敗局已定，冷戰面臨“結束”，美國勢必再次出現大量過剩資本，轉向哪里？不搞些“新經濟”包括金融“創新”、網絡經濟，不制造國際緊張局勢包括不打些仗，等等，如何滿足軍事工業聯合體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的胃口？所以，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大規模轉移，虛擬經濟特別是金融業再度膨脹，世界經濟結構更加扭曲，而戰爭愈加頻發。世界金融業的膨脹，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擠出效應，也是損害，卻為金融投機資本帶來巨大的利益。兩極世界格局傾覆，導致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和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下降，而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上升，愈來愈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重大因素。從世界政治結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蓬勃發展前進的地緣政治存在，以及世界上各種與美國明爭暗斗的勢力，都是牽制美國的重要地緣政治力量。而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終于徹底破產，再說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少生命力，這種說辭在西方也幾乎沒有了市場。歐美也再次興起社會主義思潮和醞釀社會變革。世界政治結構正在發生劇烈變動，世界經濟結構亦復如此。東亞復興和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未21世紀的人類社會將為一個政治黑暗如史前時代的野蠻體系所取代，抑或是人類在核戰爭和生物戰爭的災難中同歸于盡，還是走向社會主義與文明和解？圍繞這個人類社會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世界各國議論紛紛，憂心忡忡，正在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本文為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三章第一節第一目，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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