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還原，轉譯，重建 —擴延對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反思
多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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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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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一 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中，拉克勞與墨非開宗明義地說：“答案不是放棄‘文化’斗爭，回到‘真實’， 《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核心原則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鏈條與各種反對不同從屬形式的民主斗爭聯系起來。”這種“聯系”，正是他們理論的核心概念: “接合”（articulation） 學者孔明安通過對articulation的詞源性考察，指出“接合”的意思是：通過表達，使破碎的東西連接在一起。拉克勞，墨菲通過對柏拉圖“洞穴喻”分析，認為在這個寓言中，柏拉圖想告誡人們偶然性接合的虛幻性，只有找到事物本質的聯系，真實的世界才會顯示它自身。對此，拉莫二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還原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第一：在還原主義邏輯中，任何社會的對抗都被還原為階級斗爭，這實際上是把異常復雜的社會結構簡單化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這一經濟主體，在現實生活中，已經被“主體位置”的流動性所代替。而階級斗爭，也被“反種族斗爭，女權運動，和平運動”等一系列斗爭所代替。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已經失去了現實效度;第二：如果說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么任何社會行為的本質都可以還原為經濟行為，在拉莫二人看來，這是經濟決定論。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中，隨著工人階級經濟實力的增強，在收入上已無法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進行區分，對經濟權利的爭取不能成為革命的原因，而且“經濟領域不是一個內在的自我調節空間，那里也不存在著固定在根本階級中心上的社會代表的構造原則。”第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一直被當作對社會整體的透視，是對客觀的真實反映。拉莫卻反對這一點，在他們看來看來：既然“階級還原”論，“經濟決定論”都已被“解構”，那么“社會整體”，“客觀規律”這些概念都不具有合法性，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最重要的是，不透明性，總是社會關系的一個固有維度，和諧的，透明的社會也不過是一個神話。”因此社會也沒有所謂的客觀規律。對于西方的“左派”來說，為了適應當代的社會現實和避免重蹈“斯大林體制”的覆轍，只有在不承認斗爭主體有任何本質聯系的前提下，不斷依靠個別利益，價值觀，意識形態的開放性連接，革命斗爭才能為人所掌控。這種連接，就是接合。“我們把任何建立成分關系的實踐稱之為接合，而那些要素的認同被視為接合實踐的結果。”“接合”所遵循的是一種偶然性邏輯，“因此，接合實踐的領域被大大擴展了，從而對差異完全固定的可能性減小了，每一個社會變成了多元接合實踐的匯合點，在它們中存在許多對抗，在這樣情況下，完全填補接合和被接合者之間的裂縫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內在化。”正是遵循這種偶然性的邏輯，“接合”才更具有了“革命本體”的性質，多元化的斗爭主體通過“接合”彼此具有了某種“碎片化”的認同感，從而產生了打擊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凝聚力。這是拉莫二人認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斗爭策略。 無須對《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全書進行注釋般的闡述，僅從上文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支撐點—“接合”理論的簡要概括，作為近些年來一股理論熱潮的后馬克思主義，它的理論指向和價值立場便已有所呈現。本文的“破”與“立”正是通過質疑后馬克思主義的立論基礎而展開： 二 拉莫二人像很多西方學者一樣，都將馬克思主義指認為經濟決定論。然而，恩格斯就曾經指出：“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首先，馬克思強調的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和資產階級對生產理性的贊美全然不同。恰恰相反，馬克思正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人遭受的物化：“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的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總是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之所以會將生產力作為衡量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尺度，是因為馬克思始終站在歷史維度中，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內在矛盾進行揭露。他發現：資本主義不斷要求擴大再生產，然而生產力發展本身就造成了資本邏輯走向瓦解的必然性趨勢，因此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這一重要命題。這是對資本主義內部生存機理的徹底顛覆。由此可見，后馬克思主義指責的所謂“缺點”，正是馬克思的深刻之處。 其次，拉莫二人將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指認為“階級還原論”，這是一種更大的誤解。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不是對現實的直接還原，而是一個中介性概念，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應該理解為一種社會意義的開顯，因為“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一種革命力量的建構，因為“只有階級才能在行動中沖破社會現實，并在這種現實的總體中把它加以改變。”一種政治使命的喚醒，因為“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就已經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而且，馬克思也從未把消除資本壓迫,無產階級取得斗爭勝利作為其理論的最終旨歸，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按勞分配”也只是為“消滅分工，實現人類自由發展”這一共產主義目標提供必要條件，而不是人類解放自身。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 三 此外，拉莫的論點不正是他們所反對的東西嗎？他們在大談資本主義內部斗爭復雜性的同時，卻把一切斗爭形式都還原為“話語接合”，這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還原主義。這種自相矛盾的邏輯不是偶然的。長期以來，一向反對“還原主義”的西方學者談及前蘇東問題時，往往會把蘇東從建設到巨變都濃縮為一個關鍵詞“斯大林體制”，難道這不是一個“還原主義”的概念嗎？難道“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是對現實的認識”對于蘇聯一切社會問題的解答都成了 “斯大林體制”嗎？難道社會主義時期東歐各國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所謂的“斯大林體制”面前都失去對社會的作用力了嗎？難道斯大林與其他領導人不同執政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差異可以當作皺褶抹平嗎？這其實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種仇視，仇視的利刃指向—作為“感性—對象性”活動的社會革命相較于“意識內在性”（學術純思）的優先性。當代某些被稱為國內譽為“新西方馬克思主義或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盡管對西方資本主義持批判姿態，但是在他們那兒，馬克思主義要么成了一個考證訓詁的知識論體系（洛克莫爾，梅格納德·德賽，呂貝爾，科恩等等）。他們“假裝”忽視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具有現實性的思維才有力量，才有真理性。” 和恩格斯說的“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以某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的事業，參加賴有他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條件的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就是他畢生的使命”對于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只要涉及到東方國家的革命實踐問題，他們保持幾乎一致的否定立場。將“斯大林體制”這種偽概念作為代表“恐怖”，“專制”的學術名詞，似乎社會主義建設一旦出現偏誤，連其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這一行為本身的合法性都被證偽；連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導向和高度集中的國家動員力對于蘇聯打敗德國法西斯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都被他們“過濾”掉了；似乎在“古拉格群島”面前，解體后“兩次車臣戰爭，經濟滑坡，社會道德跌落，種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的愈演愈烈”都對俄羅斯不具有任何破壞力；甚至對于美國的“霸權主義”所體現的資本主義擴張實質，在他們看來連批判的必要都沒有。要么是打著“無論如何得有某個馬克思，沒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的幌子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肯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維度，但是否定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建設維度，而當他們一旦面對被資本主義符號秩序所異化的“社會現實”的時候，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也退化為了哈貝馬斯對北約轟炸南聯盟拍手叫好，德里達面對移民的拒斥，鮑德里亞面對海灣戰爭所說的“一種虛構”。 然而，十幾年來，國內學術界正是通過不斷“炒作”包括上述兩類的“學術明星”來實現與西方學術界對話—這一“宏偉目標”的。相比之下，“對生活世界的關注，對現實問題的破解”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卻被國內學術界逐漸淡化。“兩極分化，價值荒蕪，官僚腐敗，審丑濫觴”這一系列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卻被多數“學院派”馬哲學者在所謂“保持學術獨立性”的名義下劃歸到“問題域”之外。在某些人看來：“中國問題”和 “學術獨立性”是相互對立的，這真的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這樣下去，“如果繼續以學術性打壓現實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邊緣化將成為其自身無法擺脫的命運。” 四 拉莫二人講的“接合”真的是一個新概念嗎？我這里說的不是一個概念發明權的問題，而是在革命實踐的歷史維度中，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根本就沒有拉莫所反對的那種還原，有的只是“轉譯”(translation),這個詞有兩種含義：它既指通過對中介語言的翻譯，使文本的原始版本有了本土化的翻譯，也指在翻譯過程中有意識的對翻譯內容有所損益，使它更容易被本土的讀者接受。 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正是結合這兩種意義的“轉譯”進行靈活運用。舉例來說： 《國際歌》是法國巴黎公社運動的寶貴遺產，這首歌慷慨激昂，成為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各國革命者的戰歌。在這首歌中，有這樣一句最為膾炙人口：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英特納雄耐爾是音譯，法語原文是internationale，意為國際主義，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數語言的版本，這首歌卻都是以音譯的形式出現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事件。 它象征了革命話語的轉譯的雙重意義：第一，通過對俄語的轉譯，讓這首法語歌有了中文版本。在這個過程里，首先確定的，是對蘇聯革命自身對馬克思主義“轉譯”這一行為合法性的確證，這也為中國本土化的革命提供了話語契機。進而，“英特納雄耐爾”的實體所指呈現一種漂浮狀態：“它不可能被整個接合到話語背景的鏈條上，而這一漂移的特征最終被滲透到每個語境的認同之中。”正是因為“英特納雄耐爾”的開放性，不同的革命主體才會從自身背景出發，建構起對這首歌所象征的革命話語的“格式塔”，進而使自身成為了“接合”各種“反抗性”意識形態的“節點”。每一次對這首歌的“演唱”與其說是“演唱”，不如說是 20世紀中國革命每一次對“英特納雄耐爾”實體所指的轉譯。在土地革命時期，革命話語被轉譯為農民武裝割據，在抗日戰爭時期，革命話語被轉譯為中華民族對日本法西斯的斗爭。可以說一種具有解釋學意義的革命實踐：轉譯，在20世紀上半葉就實現了“接合”的功能。 五 “接合”真的能被有效的運用于當代西方大眾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之中嗎？答案是否定的。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網絡已超越金錢與炸彈，成為西方資本主義進行霸權建構的首選工具。網絡，電視與報紙，廣播不同。按照麥克盧漢的分類，前兩者屬于冷媒介，后兩者屬于熱媒介。熱媒介只“延伸”人的某一感官，并對其“強行”填滿大量的信息。因此，它排斥人的深度卷入（收音機不能看，報紙不能聽）。熱媒介成為大眾信息交流的主導方式所造成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異化的社會現實所帶給人的心理積淀不僅無法釋放，而且會轉化為強烈的反抗激情。冷媒介正相反，它是人類多種器官的“延伸”，網友不僅能聽，能看，還能留言，對話，甚至制造身份。由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變為深度卷入信息的制作與發布者。 21世紀的今天，網絡世界已成為大眾了解新聞，交流溝通，娛樂休閑的另一個“生活世界”。在這個“生活世界”中，無數個由網民自發組成的“網絡社區”將“接合”的革命功能幻化為“全面發展的假象”：無產階級在現實世界的“卑微地位“和“壓迫積淀”在網絡世界中被“遮蔽“了，先被轉化為作為“虛擬主體”的“抽象平等”，繼而又轉化為體驗“卷入信息”的“感官享受”。拉莫強調的“反還原”和“反真理”的理論前提，已成為斗爭的理論反題。因為“反還原”和“反真理”正是迎合了冷媒介—意識形態的宣傳；“神馬都是浮云。”和“我的精彩，與你分享。”即便是對“政壇風波，社會丑聞”的直面，網民的熱烈討論都會迅速降格為動態平衡，無足輕重的狂歡游戲；哪怕是“反戰游行，群眾示威”的場面，一經網絡發布，作為支持反抗資本主義強權的價值立場，其促發的現實行動力都極易被網民享受“景觀消費”的“心理快感”所置換。事實證明，沒有歷史尺度作為價值依歸，沒有革命集體的組織領導，沒有對當代作為文化霸權載體的網絡媒體進行深入研究，僅僅憑借西方“學院派”學者外在的賦予“話語接合”一種“本體”地位，群眾的斗爭不會走向真正的聯合，只能走向瓦解。理解“歷史尺度”和“革命集體”的關鍵，在于對歷史唯物主義本真精神的領會，這也就是“接合”與我上文所說的“轉譯”的根本區別。 六 作為革命話語的母本，“英特納雄耐爾”的實體所指雖然是可轉譯的，然而它的價值所指—“對‘生產超越性’的忠誠”卻是不可轉譯的。絕不同于預設的“真理”，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在勞動中創造了比自己的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這種活勞動的“活性”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徽章”。強調“生產力”對歷史發展“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絕不是“見物不見人”的“唯生產力論”。因為馬克思所忠誠的，不是生產力創造的物質財富，而是無產階級通過物質生產所孕育出“使世界革命化，實際的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的超越性！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無產階級所創造的價值越大，“生產超越性”作為解放潛能也隨之不斷得到積蓄。可以說，“生產超越性”開啟了無產階級消滅一切壓迫，創造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類“真正的”自身再生產（自由發展）的現實維度！因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而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這種“感性—對象性”的自身再生產，正是人的類本質。因此，無產階級自身所蘊含的“生產超越性”，以一種異化的“自在” 形態，成為實現“自為”的人類自身再生產在現實階段的條件和明證！畢竟，“自我異化和自我異化的揚棄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業機器在生產過程中的越來越大的能動作用所產生出新的倫理指向：勞動時間逐漸減少，社會財富的衡量標準轉向無產階級將其“生產超越性”投入到的自由時間。然而這卻與以“對剩余勞動時間的榨取規模”作為財富衡量標準的資本邏輯相悖。于是，工人不僅沒有解放，反而成為“機器的延伸”。進而，從第二輪生產開始，工人只有不斷通過生產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來獲得被當做工資的“上一次相對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資本家與工人已經停止了交換，資本家完全依賴于“生產超越性”所異化成的破壞力，將強制無產階級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出來。可以說，這種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實質不過是以一種“流動”的形式，對“‘在’（雇傭勞動）—‘在者’（資本）”的二元結構進行不斷復制罷了，它是無法鎖住物質資料生產所蘊含的“生產超越性”的。也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只能通過新的社會形態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取而代之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所以，馬克思“對‘生產超越性’的忠誠”不只是捍衛人的生存根基，更是對人類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史現實性的肯定！對必須以革命方式突破作為阻礙人類與其本質“生產超越性”相統一的資本主義的揭示！ “‘對生產超越性’的忠誠”以價值所指的方式隱喻于革命話語之中，也隱喻于《國際歌》的旋律之中。不論聽者背景如何，《國際歌》雄壯的前奏一經響起，人們尚未對歌詞的實體所指進行“轉譯”，就已經被革命話語“價值所指”的“不可轉譯性”內置于“對這種忠誠”的“守護”之中。資本主義所形成的世界歷史不僅使不同地域的底層民眾以“無產階級”作為彼此得以凝聚的身份認同，更在世界范圍內促成了了新的歷史單位—無產階級政黨登上政治舞臺。因此這種價值所指所產生的“內置性”效果絕不是個體化的，“同樣，革命政治的主體不是個別戰士—正如他也不是階級主體的幻影一樣，它是一個單一生產，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有時是“黨”，有時不是）。當然，戰士進入了這個主體的構成之中，但這個主體在一次超越了他（恰恰是這種超越，使其成為不朽者）”。 借用阿多諾的術語，我將這種由“革命話語”的“價值所指”所促成的，以政黨紀律為組織規范的集體稱為“革命星叢”，以標明共產主義政黨集體作為一種新的文化范式，對西方傳統“二元對立”文化結構的超越。在這個集體中，整體生成個體：“星叢只是從外部來表達被概念在內部切掉的東西：即概念非常想成為卻不能成為的更多”，個體也促成集體，“這個星叢一經出現，他便在自身中帶有個別。” “革命星叢”在革命實踐的經驗中領會“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超驗體悟，這讓被轉譯的母本，其“實體所指”不斷的得到豐富，同時其價值所指不斷得到鞏固。因而，“革命星叢”通過轉譯革命話語，而充實實體所指的合法性和操作性，恰恰來自于對母本“價值所指”— “對‘生產超越性’的忠誠”的“不可轉譯性”。 七 然而在拉莫二人看來，“革命星叢”是沒有合法性的，多元化的主體無法在“星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話語”母本價值所指的“不可轉譯性”所造成的只能是“斯大林體制”的“虛幻忠誠”，因此，沒有什么是不可轉譯的。“那么，能指的模糊性特征，它相對于任一所指的不確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生擴散的前提下。不是所指自身的貧乏，而正是歧義中斷了語境的結構，這就是所建構的每一社會認同的多元決定的象征維度。” “接合”代替了“轉譯”，“價值所指的不可轉譯性”退化為“確定意義節點”這一偶然性建構。革命活動變成了對“鴨兔圖”無休止的話語式復制。這種理論絕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與二戰后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一脈相承—建立在“遺忘”私有制的平臺上，反對“宏大敘事”（利奧塔），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德里達），宣揚“異質性”（阿多諾），主張“他者倫理”（列維納斯）。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似乎只要給“現代性”定了罪，資本主義就會“主動退場”。但是“解構”能逃脫“被解構”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這種著名的‘他者’只有在是好的他者的情況下才是可接受的”原因是：“在不尊重差異的差異中不可能有尊重”，那些在后現代主義文化邏輯之外的“絕對他者”是不可能被后現代主義者接受的。 不只是在文化邏輯上成為哥德爾論證的那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在革命策略上，如同內格里所分析的：后現代主義所打擊的目標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所放棄的東西。當代資本主義已經意識到自身具有盧森堡所認定的“非自足性”，進而改變“強行拉入”策略，而是通過贊揚異質性，使“他者”接受資本主義秩序“反向格義”的邀請，甘愿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替補隊員”。后現代主義對異質性的推崇，實際上是以批判者的名義“幫助”資本主義進行“自我辯護”。僅以當代西方主流電影文化取向為例：從近年來好萊塢電影不斷以“惡搞”為嚎頭，來賺取票房，到觀眾在這種異化的想象力中滿足于以“阿Q”的方式“戰勝了”現實資本對他們的壓迫，后現代的理論后果就可見一斑。出于這種“解構”立場，后馬克思主義將加速資本主義的“異質化”進程當做革命的最終目標，因此它“必然的”反對生產力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反對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而得出它的結論：“民主的實現不是打碎資本主義民主，而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完成。”“但是社會主義是激進民主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反過來卻并非如此。”革命的目的只是“更好”的“延伸”資本主義固有邏輯，這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不如說是“后現代主義為體，馬克思主義為用”，就像伊格爾頓所說的：“只想把馬克思主義用作一種批判，異見，進行痛斥的工具，他想要的其實就是一種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說按照他自己的條件舒服的占有了馬克思主義。” 齊澤克也認為：當代很多西方學者雖然以左派學者自居，然而他們卻是在“自由—民主霸權”這種意識形態控制下“履行”自身的“批判職能”，但是，“真正的思想自由應包含對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識形態共識的質疑，否則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八 對此，齊澤克提出了一個口號“回到列寧。”“在今天的情境下去發現那種相同的脈動；回到列寧不是象一個懷舊者一樣回到“美好的革命的舊時代”，或者是在“新的條件”下，對舊的方案作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式的調整，而是象列寧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條件下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樣，去重新認識當前的世界條件。”“重復列寧不是去重復列寧所做的，而是去重復列寧所沒有能做的，他所失去的機會。”， 這里，曾被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以一種否定之否定的形態為人們呼之欲出，歷史辯證法又一次彰顯了自身的威力。可以說，“回到列寧”意味著一些學者開始試圖打破資產階級“學術控制”鏈條，開始以重新吸收東方國家共產主義革命的寶貴經驗作為“穿過資本主義符號秩序，走向真實界”的思想武器。“回到列寧”就是要在打破一切教條性結論的高度上“重建宏大敘事”，聆聽列寧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題，與20世紀初期俄國國內外局勢進行“交談”所產生的對話機制，讓這種對話機制成為我們今天對抗資本主義的方法論意義上的決策性參照在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已經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然而進入“壟斷”階段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為爭奪殖民地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同時，俄羅斯這個還存有大量農奴制殘余的國家暴露了其作為資本主義“薄弱環節”的身份。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如果說，“生產力與生產生產關系是社會現象的基礎”的“雙重歸結”是列寧關于馬克思“對生產超越性的忠誠”這一革命話語母本“價值所指”的“守護”，那么列寧提出的“一國勝利論”，“灌輸論”，“黨內黨外同盟論”，“社會主義合作社”理論，則是為解決不斷變化的現實難題對馬克思“革命話語”實體所指的不斷充實。因此，借用張一兵針對《哲學筆記》的非同質性所提出的“擬文本”概念，“重建宏大敘事”絕不意味著將列寧的其他著作，特別是那些富有論戰性質的著作當做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而是也應該將其作為一個“持續生成”的“擬文本”，對其進行“歷程追尋”。讓那個領導了十月革命，反擊了列強干預，鞏固了蘇聯政權的革命家列寧得以真正“出場”。 “回到列寧”是一個啟示。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哲學基礎理論”劃分成三個相對獨立的理論方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通過對后兩者的細心探究，找尋所謂的“理論增長點”。而研究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著作多數還停留在“原理+例子+政策辯護”的水平上，這使中國馬哲界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成了“跟著說”，而不是“接著說”。要想改變這種“被動交流”的局面，中國馬哲界必須調整自身的學術取向。列寧重新受到西方學者的重視，恰恰是因為他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大學教授，而是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者和捍衛者。列寧在俄羅斯這片彌散著“黑葡萄酒”（別爾加耶夫語）氣息的土地上，在工人階級數量只有不到全國百分之五的1917年，將馬克思的哲學理論“轉譯”成了一場實實在在的本土化革命。因此，不論是改變學術界對社會現實的“失語”狀態，還是增加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話語權”，都需要我們國內的馬哲學者更多的將研究對象定位在以“改變世界”為己任的“本土化”革命家和理論家身上。所以，我們不僅要“回到列寧”，還要“回到毛澤東”。 九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和最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革命家，政治理論家。“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夠憑借幾乎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間，審時度勢，謀形造勢，縱橫捭闔，橫掃強敵，而締造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中共”），一只裝備簡陋而能克敵制勝的軍隊（“解放軍”），一個赤貧然而精神強大的新興共和國”如同學者何新所說“這個駕馭中國革命一度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社會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20世紀歷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卷人口最多的偉大國內戰爭和革命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偉力，試圖營造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私有制的烏托邦的人；這個打破了雅爾塔三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巍然崛起而起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這個導致20世紀后半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結構發生根本改變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于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億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巖石之后的方形大廈的人；——必將永遠屹立于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為了繼承毛澤東思想的寶貴財富，我們應該破除原有“教科書”式的解讀體制，將毛澤東思想的共時結構置于不斷生成和開放的“歷時過程”之中：從建立中國共產黨，到發動文化大革命，重新揣摩毛澤東與錯綜復雜的20世紀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所進行長期創造性互動的內在思想邏輯。還要結合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以思想構境論的氣魄，重新開啟毛澤東思想照亮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明光。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通過社會調查和田野工作，來獲得導致同一階級內部“多元政治取向”的“生活材料”的方法，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強調節制性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多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所體現的“民主博弈論”精神，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傳達的“運用大眾文藝傳媒，奪取文化霸權”的策略等等都尚未得到馬哲界進行開放式的深入發掘。我認為，毛澤東一生思想的理論形態，蘊含著一維隱而不顯卻十分重要的演進路向：政治人類學時期（1921—1928）—區域戰略辯證法時期（1928—1936）—國家資本主義時期（1936—1953）—勞動社群主義時期（1953—1966）—革命生存論時期（1966——1976），當然，這有待于學術界的前輩同行，在一種“思想空間的當代筑造”的意義上，作進一步研究。 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重建宏大敘事”意味著：“真”實踐理論的登場和“偽”思辨話語的退卻。因其如此，“回到毛澤東”不只是學術需要，更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新時期的全面復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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