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笑到最后？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馬克思的邏輯　　

2009年以來，一個名詞開始在中國學界走紅：“后危機時代”，其潛臺詞或政策含義是：“危機已然過去了”。遺憾的是，資本主義很不爭氣。美國還沒有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失業率始終在10%徘徊），從2009年12月開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就出來添亂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國的債務違約風險鬧劇。到了2011年9月，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紙醉金迷的鬧市區開始頻頻上演“現在就革命”的社會動蕩。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就連現代經濟學的忠實信徒也不得不承認，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的本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恐怕還遠未結束。問題在于，承認事實是一回事，而追問“為什么”卻分歧很大?！　?/p>

關于這次危機的根源，現代經濟學（也稱“主流經濟學”）最經典的解讀是：“監管缺位”、“政策失誤”和“低估風險”。也就是說，對于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而言，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不是系統的，而是局部的；不是內生的，而是外生的。比如，面對有關危機責任的指認，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解雖然也承認“危機遲早都會發生”，可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主流經濟學的眼界：危機的根源最終被框定在“投資者低估了風險”云云。如果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投資者會低估風險呢？現代經濟學的標準答案除了歸咎于人性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對這個追問聳聳肩膀了。　　

問題在于，如果只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上轉圈子，那么，這種認識頂多也就是把華爾街的過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而已。比如，在追究危機根源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指出：“現在回顧來看，這其實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聯儲縱容了上世紀90年代末所創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資產依賴型的美國經濟”。看來，這種將危機根源追溯到人性貪婪的“本體論”，大概也算是現代經濟學的最高境界了。可惜的是，用“經濟人假設”的邏輯來衡量（追逐私利是人的天性），我們發現，這個“本體論”顯然經不起如下追問：同樣都是逐利的經濟人，為何次貸危機只發生在資本主宰的當今世界，而與資本不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無緣呢？　　

在我看來，現代經濟學之所以對這次經濟危機的把握力不從心，其原因就在于：現代經濟學只能描述資本主義社會“低一級”的運行規律，而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高一級”的運行規律。換言之，只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境界上，我們才能科學地揭示能反映資本主義社會內在本質的“更高一級”的運行規律，才能準確地把握這次危機的內在邏輯?！　?/p>

如果把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做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1929年大危機的導火線是“有效需求不足”；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卻是“有效需求過度”。也就是說，從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但是，如果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境界上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古典危機與其現代危機并無本質不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換言之，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僅用“風險—監管”的分析框架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因此，必須對這次危機作“馬克思的追問”?！　?/p>

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這個邏輯包括以下要點：（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產過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馬克思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經受得住現實的拷問嗎?　　

 二、需求不足與需求過度　　

不少人認為，對于192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以及之前的古典經濟危機，馬克思的理論或許還有較強的解釋力，可是對二戰以后的世界經濟就幾乎不再有什么說服力了。因為“此資本主義”已非“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具備了克服危機的“免疫力”。表面上看，當下的金融危機，其導火線的確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于旺盛，或者“需求過度”。正是這種“需求過度”造成了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導致信用崩潰。問題在于，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資本主義的“需求過度”呢？馬克思主義的答案是：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邏輯，同樣是導致“需求過度”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框架下，面對不斷擴張的生產能力，避免出現生產過剩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提高個人消費需求。于是我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相繼采用過以下辦法來刺激消費：　　

（1）削減產量，比如把牛奶倒進大海。這種辦法既殘酷，又與資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當今時代，簡單地削減產量已被視為一種愚行。（2）寬松貨幣政策，比如不斷降息。這個辦法將面臨通脹的壓力和債務違約的風險，因此有嚴格的條件限制。（3）擴大政府公共支出。這是在私人缺乏消費意愿和實力的背景下，窮人買不起，富人不愿買，由政府充當“消費者”和“投資者”。由于1970年代以來的“滯脹”并發癥，發達國家政府對這種辦法的效果已頗持懷疑態度。（4）調整分配格局，比如通過稅收政策調整來促進購買力。由于這種辦法有“劫富濟貧”的嫌疑，有違自由資本主義信條，所以不到萬不得已，這種“讓步政策”是不會提上議事日程的。（5）透支消費，比如分期付款、貸款消費、信用卡購物、次級房貸等。這種辦法雖然有損于資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費者提前支付了遠期利益（即“寅吃卯糧”），故既能為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接受，也能為囊中羞澀的普通勞動者認可，這已成為目前西方極為流行的一種生活方式。（6）福利政策，其基本原則是“免費享有”，其范圍主要涉及教育、醫療、失業、濟貧等民生方面，其來源主要由政府開支支持，這也是導致政府債務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二戰以后，福利政策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普及，只是福利的程度不同而已。　　

從實踐過程來看,“透支消費”和“福利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透支消費”和“福利政策”的支撐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居民的個人消費增速不僅沒有收縮，反而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透支消費”、“透支經濟”加上“福利政策”的推行，短期內填補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掩蓋了本國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掩蓋了日益加劇的兩級分化，從而暫時緩和了這些國家的階級矛盾?！　?/p>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毕啾?“透支消費”和“福利政策”畢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透支消費”和“福利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癥患者的疼痛，醫生只好不斷加大嗎啡的注射劑量一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而“福利政策”不過是靠借債來“過好日子”，其作用也只能是把當下的危機延遲到未來爆發而已。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一旦出現債務違約，以至于沒有“未來”可以透支的時候，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和“借債消費”不停止，那么即便沒有“次貸”問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p>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對危機的反思能夠做進一步的“馬克思主義追問”，那么可以預計，類似次貸危機的災難今后肯定還會發生，而且在虛擬經濟嚴重超越實體經濟極度膨脹的背景下，這種危機將會越來越頻繁?！　?/p>

如果把以上的敘事做一個提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的病灶在于違約率不斷上升；違約的原因在于未來預期遭到了沉重打擊；未來預期的悲觀在于“透支消費”的不可持續；透支的起因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內生的制度性矛盾。這樣，一個“馬克思邏輯”便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制度的內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經濟危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過程中的“生產過剩”，與資本主義古典危機中的“生產過?！庇兴煌涸谫Y本主義古典危機中，生產過剩直接表現為本國范圍內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中，生產過剩不再直接表現為本國實體經濟的產能嚴重過剩。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產過剩已經主要集中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的產能嚴重過剩，而在發達國家，這種“產能過?！币呀洰惢癁樘摂M經濟的過度繁榮。當然，不論這兩類危機有何不同，以馬克思的邏輯來看，資本主義的古典危機與現代危機并無本質不同：它們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把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爆發從當下推到了未來。　　

早在2001年，針對當時美國政府預防危機的頻頻降息舉措，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出：“不論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經典分析框架都沒有過時。坦率地說，格林斯潘力圖阻止衰退的努力不過是在‘和歷史對著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過是延緩衰退的到來。即使這一努力獲得成功，也決不意味著美國經濟可以‘人為地’擺脫衰退的周期規律。增長期的延長只會導致經濟失衡的矛盾進一步累積，尤其是個人和公司的債務及投資更加過度”。（趙磊：《透支經濟與財富幻覺》，《光明日報》2001年5月29日第B2版）10年之后回過頭去看，這個分析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其實，我的這個結論不過是馬克思邏輯的具體展開罷了?！　?/p>

三、是福利社會的失敗，還是資本主義的失??？　　

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不僅美國的次貸危機被做了誤讀，作為本次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同樣也被給予了歪曲的解讀。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很多經濟學教授讀出了福利社會的失敗，讀出了馬克思的低能。其邏輯是這樣的：如果連文質彬彬的福利社會都不可持續，那么激進好斗的共產主義就更是扯談了。不久前我在北京開會，有個經濟學教授告訴我：“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雄辯地證明，北歐的福利社會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養懶漢。這再次驗證了‘經濟人假設’的正確，也再次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無能”。在主流的認識中，這個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然而在我看來，這個“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p>

表面上看，福利社會養了懶漢，導致入不敷出，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元兇。但是，這個所謂的“元兇”僅僅是主權債務危機的“其然”，還不是“其所以然”。為什么歐洲要搞福利社會呢？這才是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p>

你可以把福利社會歸結于人權的道德訴求，也可以把福利社會歸結于經濟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甚至可以把福利社會歸咎于馬克思的忽悠。然而，無論你強調的原因是怎樣“普世”，你都不能否認：歐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會，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緩和兩極分化導致的階級矛盾！換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會，人民就會起來造反，馬克思的承諾就要兌現，資本主義的喪鐘就會敲響。是稍稍改變一下分蛋糕的比例，還是被99%的人用暴力顛覆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對于資本家來說，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如果資本主義不想現在就滅亡的話，那么，所謂福利社會就是必然選擇——哪怕是借高利貸也在所不惜。這就是資本的宿命，而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忽悠窮光蛋的結果?！　?/p>

　2009年12月11日　，希臘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國家負債已經高達3000億歐元，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據稱，如果由1130萬希臘公民為這筆巨額債務買單，那么希臘人均負債就高達2.67萬歐元。借債還錢，天經地義。難道借的時候就沒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嗎？明明國庫里已經入不敷出了，為什么還要一個勁地借債呢？其實，之所以要“一個勁地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政府喜歡扮演楊白勞，而是必須維持高福利。這真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只有維持高福利，才能掩蓋越來越尖銳的兩極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問題不是要不要借債，而是為什么要借債？如果搞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就不難發現，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本質，就隱藏在“兩極分化—高福利—主權債務—危機”的邏輯鏈條之中?？尚Φ氖牵鎸οＥD人民的大規模示威游行，歷史學女博士葉檀，居然還在販賣她學過的半吊子市場經濟入門教科書，喋喋不休地聒噪：“第一實現它的企業的私有化，然后實行市場經濟。第二改變希臘目前福利體制的情況下，提高希臘的生產效率”，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國有經濟一腳：“第三是出售它的國有資產”（據《中國廣播網》2011年9月23日）?！　?/p>

明明是資本主義生病，卻要社會主義吃藥。在自由主義衛道士的眼里，一切都是國有經濟和福利政策惹的禍。其實，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給市場經濟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暫時緩和了階級矛盾，西方國家的“99%”早就起來占領華爾街了，資本主義早就玩完了，哪還有葉檀在這里秀私有化的機會呢？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福利本來是想把兩極分化掩蓋起來，從而緩和一下階級矛盾。直到債務危機爆發前，這個目的暫時達到了。沒想到的是，高福利雖然緩和了兩極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權債務危機?！　?/p>

四、沒有高福利，死得更難看　　

為了擺脫主權債務危機，　2011年9月19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了旨在未來十年削減總額約3萬億美元赤字的一攬子計劃，其中約半數將通過對富人和大公司增稅來實現。在奧巴馬看來，要解決美國的巨額赤字問題，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應該為政府開支承擔“公平份額”。用奧巴馬的話說：“巴菲特的秘書不應該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稅率，這毫無道理”；“年收入5萬美元的教師、護士或建筑工人繳納比年收入5千萬的人更高的稅率，這是錯誤的”。（《中國新聞網》2011年09月20日）　　

奧巴馬不是共產黨員，絕無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墒?，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良（稍稍改變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黨人也堅決反對，并炮轟奧巴馬的這項增稅計劃是在搞“階級斗爭”。奧巴馬很委屈，說這并不是在搞“階級斗爭”，而不過是一道“數學題”。其實，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稅是不是在搞“階級斗爭”，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向富人增稅這種“階級斗爭”，那么，“占領華爾街”的那些窮光蛋就會“現在就革命”，就會搞出“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斗爭?？蓱z的奧巴馬先生只能在這兩種階級斗爭中做選擇?！　?/p>

既然富人一毛不拔，那么就勒緊窮人的褲腰帶吧。為了實現2012年之前削減300億歐元預算的目標，　2011年9月21日　，希臘宣布了苛刻的福利削減計劃：每月養老金在1200歐元以上的，金額將削減20%。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由年收入8000歐元，下調至5000歐元。對此，希臘財政部長艾文格拉斯·維尼澤羅斯很有些擔心：“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們的反抗，我們不能在沒有喂飽的牛身上擠牛奶?！薄　　　?/p>

面對危機，現代經濟學絞盡腦汁，開出的藥方也只能是“開源節流”以及“增稅減薪”。這個藥方有點用，但治不了本。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那么，所謂“節流”只能是進一步制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所謂“開源”則是在為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火上澆油。至于“增稅減薪”，如果此舉是針對富人征收“巴菲特稅”，其結果必然遭到資本的強烈抵制；如果此舉是讓大多數窮人“勒緊褲腰帶”，那么結果必然使兩極分化水落石出，最終重新激化階級矛盾?！　?/p>

2001年，我在《透支經濟與財富幻覺》這篇文章中指出，國家債務是持續不了的，最終會導致經濟危機（趙磊：《透支經濟與財富幻覺》，《光明日報》2 0 0 1年5月2 9日第B 0 2版）。有意思的是，我從邏輯分析中意識到，美國政府借債遲早會出問題，在國家債務是不可持續的情形下，最終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不過當時我實在是沒法想象，這個“出問題”的表現形式究竟會是什么？私人借債“出問題”是“破產”，國家借債“出問題”是什么呢？難道國家也會破產嗎？現在看清楚了，99%的人要起來“占領某某街”——這就是國家借債“出問題”的表現形式。所以，國家借債到最后也是有破產壓力的?！　?/p>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的2009年，我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撰文指出：“在資本占統治的背景下，除了‘透支消費’，市場經濟還能靠什么辦法來擴大需求？然而，‘透支消費’的悲劇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費在擴大需求的同時，它又成為新的麻煩制造者：生產過剩催生了透支消費，透支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把透支消費打壓下去了，生產過剩的問題必將浮出水面；一旦社會難以承受生產過剩之重，透支消費又必將卷土重來?？梢姡灰袌鼋洕嬖谝惶?，‘透支，還是過?！@個難題就不會消失。對于發達的市場經濟而言，哈姆雷特的難題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換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就是市場經濟內生的悲劇之所在?！薄　?/p>

基于這樣的邏輯，我當時做了一個預測：“現代市場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必將呈現出‘生產過?！c‘透支消費’的反復輪回，二者此消彼長，不斷折騰，直至與市場經濟同歸于盡?！保ㄚw磊：《金融危機：為什么要重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六期）今天，我把這個預言再做進一步發揮：“借債是死，不借債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沒有高福利死得更難看”。這就是債務危機背后隱藏的真實邏輯，這個邏輯可以展示如下：為了掩蓋兩極分化，美國政府不得不讓窮人負債過“好日子”，結果搞出了一個次貸危機。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歐洲政府不得不向國外借債讓窮人過“好日子”，結果搞出了一個主權債務危機?！　　　?/p>

現在怎么辦呢？現代經濟學開出的藥方也只能是：緊縮，緊縮，不斷緊縮！結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頭。看起來好像這都是福利社會惹的禍，其實，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一句話，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爭”也罷，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來越難吶! 　　

其實，問題不在于社會福利不該搞，社會福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要從“沒福利”向“有福利”進化，從“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從部分社會成員的福利向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擴展。關鍵在于社會福利由誰來搞？在什么基礎上搞？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范圍，容另文討論。　　

曾經準確預言“次貸危機”的宋鴻兵先生認為：歐債危機的根源不在于經濟，也不在金融，而是在于政治，即在于“財稅權不統一”；“如果歐盟能將各國財政權統一起來，就可以消除危機”。此言差矣。因為統一財政也僅僅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雖然可以推遲危機的爆發，但導致危機的基因并未消除。可以預料，如果歐盟真的能統一財政，那么今后的債務危機將不再以國家為單位爆發，而是以聯盟為單位爆發?？傊?，只要不觸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任何藥方都消除不了資本主義的癌細胞，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p>

五、中國的改革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整個世界市場經濟的體系之中，這個基本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中國經濟與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關聯強度。盡管中國經濟具有某種相對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超越不了中國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把中國經濟放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來考察，而不能就中國經濟談中國經濟。這個維度告訴我們，中國經濟不再是一個“自足”的體系，而是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邏輯支配的經濟；對于中國經濟來說，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濟的變化，不再是一個“外生”變量，而是一個“內生”變量。正是在此基礎上，我認為，未來中國的改革發展應當高度重視以下五個問題：　　

第一，這次國際經濟危機的邏輯已經證明，并且還將繼續證明，不論市場經濟是不是當今世界資源優化配置的唯一機制，這個市場經濟都必須是有“限制”的市場經濟，而不能是“為所欲為”的市場經濟。就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就是一種“限制”。這個“限制”，絕不僅僅是主流們天天掛在嘴上的“法制”和“政府”，而必須包含有“計劃”內容的限制（我很贊成劉國光老師的這個看法），甚至還要加上“所有制”的限制（當然不是主流們說的“非公有制”，而是“公有制”）。沒有“計劃”的限制，沒有“公有制”的限制，市場經濟的破壞性、盲目性、殘酷性就會變成現實性。我國的市場經濟一旦沒有計劃和公有制的限制，就一定會發展成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其腐朽性和反動性都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一個現成的例子就在眼前：為什么30年來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兩極分化會無法根治？主流們只能拿“腐敗論”、“代價論”、“改革不到位論”來忽悠大家，還搬出庫茨涅茲的“倒U假說”來壯膽。其實，馬克思早就闡明了其中的根源所在。劉國光老師說：“30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所有制結構上和財產關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迅速集中于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劉國光：《談談國富與民富、先富與共富的一些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0月25日，第10版）。程恩富老師說：“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程恩富：《直接影響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7月14日）。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揭穿了“皇帝新衣服”里面的真相。　　

第二，“利益失衡”正在造成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分裂和敵視，正在極大地損害和瓦解中國社會的凝聚力，這是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最大危機?，F在有一種傾向，只要一說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人們往往把根源歸結為“產權”和“法制”。產權和法制當然重要，但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并非“產權”和“法制”就可以搞定，因為問題的癥結并不是什么“市場化改革不到位”，而是“利益關系嚴重失衡”（參拙文《改革開放30年：面臨的問題與出路》）。如果不能從利益關系的角度去把握改革和發展，尤其是如果不能站在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場上去解讀產權和法制問題，就不能準確把握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癥結所在。在這種情形下，所謂要將產權改革和法制改革“進行到底”的誓言，恐怕也只是發誓要將利益失衡“進行到底”而已。　　

第三，如果說，前30年改革開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的話，那么，今后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轉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改革30年來，中國已經完成了從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轉軌，從而為社會機體注入了競爭的活力；改革30年后，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已經不再是什么“激活”的問題，而是必須有效控制利益分化向兩極分化加速發散的問題，從而逐步實現利益分化向利益均衡的收斂。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科學發展觀已經破了題。在我看來，在實現利益均衡的探索過程中，重慶模式的立場是堅定的（為人民服務），旗幟是鮮明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明確的（共同富裕），理論是有科學依據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是有成效的（人民的衷心擁護）。因此，其發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p>

第四，中國經濟結構中的“綱”是什么呢？很多人總想在實體經濟中去尋找這個“綱”，很遺憾，這只是一廂情愿。自從2000年以來，這個“綱”就不再是實體經濟，而是虛擬經濟了。在實體經濟的產能嚴重過剩的大背景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虛擬經濟之所以成為中國經濟的動力和支柱，并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說，這種經濟結構的問題是內生的，并不是單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所能夠改變的。從全球金融危機中，人們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實體經濟要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二者要“保持適度的比例”。其實，這個教訓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為什么還要不斷重復，常談常新呢？現實中，我們看夠了虛擬經濟的“無組織、無紀律”，看夠了虛擬經濟的“自我表現，自我膨脹”。問題的要害在于：都知道二者要“協調發展”，可為什么就總是協調不了，總是不能按比例發展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現有發展方式的框架內，不是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如果我們現有的發展方式不轉變，那么即使人們認識到了“比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要“協調發展”，也只能是說說而已。因此，切實轉變發展方式不僅事關我國目前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更是我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p>

第五，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也不例外。我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不協調（公有制遭到某種程度削弱的經濟基礎，與國內外環境日趨復雜的共產黨執政的上層建筑），是中國當前一切社會和經濟矛盾的總根子。今天中國的一切不和諧，都能在這個“不和諧”中找到源頭。此“不和諧”一日不除，一切有關“憲政”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和分歧，就決不會休矣；一切有關中共前途的意識形態爭論，就決不會平息。這個基本矛盾如何解決，將決定中國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途命運。對這個重大問題我們應當給予高度重視，誠如陳奎元同志所說：“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什么變化，面對經濟基礎發生的變化，上層建筑應當如何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如何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如果只講隨著基礎的變化而變化，漠視上層建筑的能動作用，甚至于轉彎抹角地削弱它，社會主義的事業只能落敗而不可能成功?！保惪骸缎叛鲴R克思主義 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4期）　　

注：該文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原標題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與中國的改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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