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鄉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①]

——評《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

呂新雨

在“三農”問題討論中，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把國家汲取視為農業危機的唯一原因，其不證自明的前提是:只要國家退出，市場進入，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市場問題被歸結為農村自身的問題, 但農業的市場在農村之外，它不回答中國農業的市場空間到底在哪里,今天的中國農業到底是否擁有這種空間?這其實是最重要的,國家的退出與否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檢討。而檢討國家汲取的歷史動機，就必須把問題放在晚清以來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框架中，因為國家權力下沉到鄉村社會的最底層正是從這里開始的。必須考察城鄉二元對立產生的歷史條件，它并不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晚清以來現代化發展的壓力所造成城市和鄉村的對立，與前現代化的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是不同的，這種區分正是我們認識近代社會以來中國農村問題的關鍵。

秦暉、蘇文先生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是有影響的著述。它把中國所謂“大共同體” 與西方國家模式作靜態的結構主義式比較，卻沒有具體的歷時態的考察與開展，這種方法論本身的問題構成局限，因此該書關注的只是“前近代社會”，沒有把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外來因素放進國家分析的框架里，沒有把現代化和民族國家建立的全球歷史視野放在其理論建構里，從而導致在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尋找“個人化”的農民和“擺脫宗法共同體的自由私有制” 成為其理論的目的和歸屬。全書整個論述都在現代資本主義與傳統封建社會二元對立的邏輯基礎上展開，這里主要檢討它對“封建社會”與“宗法農民”兩個方面的判斷。

該書把任何模式的“封建社會”界定分三個方面：自然經濟、宗法共同體

與依附人格。但這里的“自然經濟”既不是重農學派魁奈的先驗的“自然秩序”，也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生自發秩序，這兩者都是為西方資本主義做合法性理論開拓的。該書的目的剛好相反：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作為東方專制主義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此所謂“自然人”經濟就成了“動物個人主義”，是“本能”也是“獸性”。自然屬性的低級私欲與現代社會作為“社會規范”的高級“私有權”被嚴格區分和對立起來，以“物的孤立性與人的依賴性”而存在的封建社會形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非商品化與非市場化的，市場即便有也是“被權力歪曲的”的打引號的“市場”，“宗法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對立的[②]，從而否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市場意義，唐、宋以來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也被一筆抹殺。它拒絕承認中國鄉村社會的“社會”性，否定“溫情脈脈”的田園詩意義，宗法性是現代契約性社會的對立面，并在此基礎上界定人的“依附人格”：對“共同體”的依附。全書著述的重點正是對中國鄉村社會和農民的否定性分析。

但是，中國歷史中的“封建”到底意味著什么？學術界已經做了不少研究，但這些并沒有進入該書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理論討論中。把中國傳統社會不加分辨地統稱為“封建社會”，是沿用了從西方現代性立場出發的自我“他者化”，也是本質化的建構。所以該書并不分析中國歷史中土地制度與封建制度、郡縣制度的具體的歷史形成與展開，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私有制不斷戰勝宗法共同體羈絆與天然首長超經濟權力的干涉而日益加深的歷史”，地主的土地兼并是“進步的”，而國家的“抑兼并”是封建反動。在分析“關中無地主”、“關中無租佃”時，明明看到了中國傳統社會其實以自耕農經濟為主要形式，但卻把這種“平均”主義認定為是中國社會比西方更“封建”的證據，因為“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制’”，這是中國不能形成資本主義的原因和最大歷史遺憾：“‘朱門’之外有平均，‘凍死骨’中無分化”，不能產生如十六世紀英國那樣的土地兼并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秦暉先生因此反復為英國的“圈地運動”辯護：

“我國的一些書籍往往把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描寫成類似我國古代權貴惡霸‘跑馬占地’強占土地那樣的行為。其實，圈地運動實質上是‘自由租佃’運動，是封建主把其領土上納稅較少的舊‘佃農’趕走而代之以愿意繳納較高地租的租地農業家（養羊業）。它與其說是用‘大私有’取代‘小私有’的運動，勿寧說是用自由私有權取代領主權的運動。” [③]

沒有提到的恰恰是圈地侵占了大量公共用地，這是很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的重要原因。英國“自由私有權”的形成過程有國家機器的強大介入，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議會通過了4000多項圈地法，從而使圈地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④]到十八世紀末，全英國一半的可耕地已經被圈占，“根據私下和一般的圈地法，從1760年起，大約有5000個‘圈地’分割了大約600萬公頃的公用耕地和公用地，并轉而成為私人持有地，而且還有許多不太正式的法令對這些圈地法做了補充”。[⑤]何況，對圈地運動的指控和反對，并不是“我國”書籍上的“專利”，那是在圈地運動發生時期的英國就有的，因為它帶來了大量的乞丐、流浪漢和社會動蕩，特別在饑荒時期。伊麗莎白時期流浪漢的大量出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圈地運動[⑥]。而所謂流浪漢就是失去土地的流民，這是當時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秦暉先生認為：“在實行領主制的西方，封建主也很難說是擁有土地支配權的，否則‘圈地運動’也就沒有必要了” [⑦]，圈地運動的必要在于把大片的耕地圈占起來發展畜牧業，是土地的資本主義化，但為什么恰恰從十六世紀以后封建主想到要獲得“土地支配權”？那是因為城市發展對肉類和奶類的需求使發展畜牧業有更多的利潤可圖，而城市發展是與工業革命和海外擴張聯系在一起的，是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催生和結果，市場是在先的因素，是不能反過來敘述的。

這與其說是“用自由私有權取代領主權的運動”，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從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創造”出來的新的土地制度，正如列寧在討論馬克思關于農業中資本主義變革問題時發現，馬克思注意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大衛·立嘉圖和安德森認為并不存在著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原因是“資本主義自己從封建地主、農民村社、克蘭等舊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中，創造出相應的土地關系形式”，這種“創造”是一種“清洗”（clearing of estates）：

“就是毫不考慮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們趕走，毫不考慮原來的村落，把他們夷平，毫不考慮經濟建筑物，把他們拆毀，毫不考慮原來農業的類別，把他們一下子改變，例如把耕地變成牧場，總而言之，一切生產條件都不是按照他們傳統的樣子接受下來，而是按照他們在每一場所怎樣最有利于投資歷史地創造出來。因此，就這一點來說，不存在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讓資本——租地農場主——自由經營，因為土地所有權關系的只是貨幣收入。”[⑧]

那么，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現代化到底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的農業革命必須與它的工業化進程聯系起來？因為這是由同樣的歷史力量所推動的，是一根皮帶所帶動的互相咬合的兩個齒輪。英國的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是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農業革命本身只有成為工業革命的一部分的時候才能獲得彼此的成功，它們是需要相互促進的，彼此的分離也是彼此的失敗。西方現代化的發生都是在城市與鄉村的互動關系中完成的，是城市與鄉村的彼此決定、塑造和完成。而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問題恰恰在于彼此的斷裂與脫鉤。

布羅代爾在考察英國工業革命的時候，曾與意大利的米蘭做了有意思的比較，米蘭曾有非常繁榮的制造業，并完成了對周圍農村倫巴第平原的“資本主義征服”，分散的土地歸并成大莊園，生產方式也有很大進步，糧食與牧草的輪作制和“高級耕作法”傳到英國，對英國的農業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為什么米蘭和倫巴第的農村與工業部門經歷的巨大變革竟半途而廢，未能導致一場工業革命？”他認為完全不是技術原因，因為十六世紀的技術進步已經相當普遍，“這一進步已如探囊取物”，真實的原因首先是因為米蘭沒有歸它支配的廣闊的民族市場；其次是因為地產收益下降，農業不能賺錢。所以“米蘭的失敗也許適合證明，工業革命作為整體現象不可能僅靠內部，通過經濟各部門的和諧發展而實現；它還必須憑借控制外部市場這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⑨]

英國在十六世紀的中葉，工業遠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尼德蘭、德國與法國，但一個世紀后，情況完全顛倒，“推動工業前進而且很可能引起技術革新的還是國內市場的蓬勃發展”，原因是十六世紀人口增長了60%，城市人口由于工業化開始膨脹，農業生產落后于人口增長，所以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整體上超過了工業品價格的上漲，農業收入大為增加，農民成為工業品消費者，從而刺激工業生產、商業和進口。“這一時期從瑞典與俄國進口的鐵的數量不斷增加，這難道不是因為英國冶金業本身的生產能力不足以滿足需求，而增長的要求大部分來自農業嗎？難道不是躍進的農業走到了工業化的前面嗎？”[⑩]布羅代爾指出 “估計農業在工業革命中的作用時，我們不能忘記，英國農村很早就與島國的民族市場結為一體了。英國農村被納入市場網絡之中，直到十九世紀初為止，它成功地養活城市與工業居民點”，“英國農村形成國內市場的主體，而國內市場是正在起步的英國工業首先與天然的銷售場所”。也就是說，國內市場的發達是英國農業發展的前提，而工業的發展也正是以富足的農村為市場的，從而城市與鄉村的交換形成良性互動，是英國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奧秘。在布羅代爾看來，農業革命本身就是工業革命的題中之義，是工業革命的一部分。但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這些內外部的市場條件都是不具備，也是不可以橫向移植的：

“在民族市場起作用的不單是經濟增長的內部條件。當今國際經濟的現狀及其分工的專斷方式也阻礙著落后國家的起飛。本書已反復強調了這些事實。英國全靠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因為它是世界的唯一真正中心，才完成了工業革命。第三世界各國也企求和渴望實現工業革命，但它們處于邊緣。于是一切都對他們不利……”。[11]

應該說布羅代爾的這個表述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中國的歷史學家早就證明了明清時代的中國也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但為什么工業革命及其現代性后果最終還是首先在歐洲發生？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海外市場與中國朝貢貿易的區別何在？鴉片戰爭以后，魏源等人就意識到，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與英國的差別，并不在于朝貢體制與條約體制的關系，而在于中國不依賴朝貢體制來支撐自己的經濟，沒有內在動力將帝國的軍事、政治與對外貿易直接聯系起來。相反，英國經濟嚴重依賴北美、印度和其它殖民地的貿易關系，所以英國經濟內部存在著把國家與貿易體制直接聯系起來的動力，這就是為什么英國商人從事的“是一種有組織的、兵商結合的、在國家保護下的貿易” [12]。這種區分是重要的，同時說明世界市場正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條件。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都是在關稅保護主義的制度庇護下發展出來的，尤其是英國，直到十九世紀的頭十年，占統治地位的不僅是保護關稅，而且還有禁制關稅，也就是國內市場對外國工業所有的制品一律不予開放，“英國全部經濟實力都是在極端的保護關稅主義制度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且其社會輿論都習慣于這種制度以至連亞當·斯密都認為在英國隨便什么時候推行自由貿易的愿望純屬于空想”。[13]只是從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起英國才改變了自己的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這時候它的經濟已經走到了其他國家的前面，而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當英國越來越因為美國和德國的競爭而受到損失時，就又出現了新的關稅保護主義。

對于中國歷代中央皇權來說，抑制土地兼并，保護中小自耕農的利益，防止出現大規模流民與社會動蕩，正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歷史理性之選擇，因為歷史的動機完全不同。溫鐵軍對中國農業社會的研究表明，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土地所有權不可能向少數人集中，而是表現為逐漸分散，從而使農業資源得以相對優化配置[14]。所以無地主的自耕農現象恰恰是在人地矛盾無法解決情況下最有效率的對土地資源的利用，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養活更多的農民。秦暉先生曾反復提及自己在《農民學叢書》總序中說的一段話：“我們常以世界耕地的7%，養活了世界人口的21%為自豪，卻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農民僅僅‘養活’世界上7%‘非農民’”。他忘記的是：農民首先養活了自己！正如韋伯一針見血地指出：

“舊有的經濟秩序關心的是：我如何能在這塊土地上養活最大數目的人？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秩序所關心的是：我如何能在這塊土地上，以最少勞力，向市場供應最大數目的農產品？因此，從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經濟角度來看，傳統農村社會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資本主義要通過農業、采礦、冶煉、機械來榨取資源，而幾千年的傳統卻抗拒資本主義精神的入侵。” [15]  

至此，新自由主義市場論的“人道主義”話語可以休矣。

其實為圈地運動辯護針對的是馬克思的著名論述，但資本來到世界上滴著的血和骯臟的東西，豈可如此輕易就清洗干凈？為圈地運動辯護的言外之意是清楚的，那就是為發展資本主義而犧牲小農利益其實是合理的“歷史進步”。而只有當農民學研究站在資本的立場上，抹殺舊“佃農”的悲慘命運才是可以理解的。當秦暉先生批判權貴私有化的時候，他沒有發現自己也在分享權貴私有化的前提嗎？

秦暉先生《農民學·叢書》總序里明確說“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推進現代化，而不是‘反思現代化’，僅此一點就會帶來價值尺度的根本差異。” 根本差異到底在哪里？拒絕對現代化的任何反思，其結果已經看到，就是對農民的犧牲，這種犧牲是首先把他們變成沉默的羔羊：替罪羊。激烈反專制的秦暉先生以另一種方式重復了專制的話語：“改造”！“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到底是個農民社會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變農業人口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和農民人格” [16]。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被歸結為對農民的改造，剩余人口也可以被改造掉？

該書在分析“關中有封建” 時，例證是三四十年代橫行于黑白兩道的惡霸，他們對當“大土地私有者”沒什么興趣。這被解釋為官（豪）與平民的沖突，官、“豪”不分，是沒有看到這里的“豪”正是近代民族國家權力介入鄉村后導致的杜贊奇所說的“贏利型紀經”現象，這卻正是傳統的“鄉紳自治” 社會被破壞之后出現的社會惡勢力，這些“政治機會主義者”不受傳統鄉村社會共同利益、道德和文化的制約，而國家由于治理成本的考慮和治理資源的欠缺不能對它做出有效的規范，導致地方權力與惡勢力相互勾結，對下以國家的名義壓榨，對上（國家）則克扣稅收。這其實是“封建社會”受到破壞的結果，而不是相反。雖然該書看到“民國時代關中賦稅之沉重變本加厲”，“陜西農村經濟在30-40年代變得更加閉塞、更加實物化、更加自給自足，商品經濟的發育程度實際上有所倒退”，“關中地區一度商品率較高的作物如棉花，此時也大部退回家庭，成為男耕‘女’織的原料了”[17]，但仍然將之歸結為“封建”的等級和宗法，不論民國與傳統“封建社會”有何不同。這種“邏輯”和“類型學”上的分析，使得作者認為“近代因素在研究的抽象過程中可以舍棄” [18] ！所以他不回答為什么恰好是三、四十年代會出現陜西農村經濟的倒退，因為其理論視野里既沒有三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業的全面破產與世界經濟危機的關系，也沒有對近代社會民族國家權力下沉的歷史動機的分析，惡霸不當地主不是因為他們缺乏現代資本家的創業與積累意識，而是因為農業在當時世界市場的沖擊下根本不能贏利。目前中國農民最沉重的負擔正是為基層權力組織承擔運作成本，這是費稅改革失敗的原因，而基層組織的突然擴大與膨脹卻是與改革開放，也就是新一輪的現代化發展同步的，這個過程中地方基層權力組織與黑社會勾結導致的一系列現象，也是老問題新面孔，歷史總是重復自己，悲劇并沒有落幕。

該書論證中國所謂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比西方中世紀更“封建”：西歐的農民受束縛于地緣共同體，他們的不自由是法律規定的，中國的農民受制于宗法血緣共同體，他們的不自由來源于“自然人”的蒙昧本性，用這種邏輯來證明中國沒有發生資本主義是農民的“天性”和中國社會自身的封建性。這種九十年代以來仍然被中國知識分子自覺運用和發揚的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這種自我否定和自我“他者” 化的啟蒙主義敘述的沖動到底說明了什么？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就是農民被“他者” 化的歷史。在否定了傳統社會的“社會”性之后，農民對任何社會共同體的需求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農民反動保守的證明了。該書用原子式的獨立個體作為理想的模本來批判中國農民，把中國農民全面“他者”化和客體化，形成西方式的市民理念與中國農民的對立，全不顧西方的市民理念其實是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產物。這些現代性話語所具有的赤裸裸的強暴色彩讓人觸目驚心。農民之需要改造，是因為他們是“現代化過程中需要越過的巨大障礙”，該書大量篇幅討論農民的劣等性，從各個章節的題目就可以看出：“‘難對付的階級’及其心態”、“人性的萎縮與人性的膨脹——農民文化的倫理觀探析”、“非理性種種——農民思維方式探析”……，民歌、農民畫、布老虎和“舊式戲劇” 都是中國農民非理性的體現。[19] “理性的覺醒決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進化的過程，它與社會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20]，原來只有資本主義才有理性的“覺醒”，宗法制下的中國農民是不配有“理性”的，如此“科學思維”的農民學研究。

把個人從社會和歷史中孤立地抽象出來，否定人的社會性，把經濟活動與其它社會關系對立起來，這與其說是發現了封建社會的秘密，不如說是用“科學思維”從資本主義那里反向推導出來的，只是這里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是一相情愿的。這是該書拒絕反思的現代化理論所決定的，因為現代化的邏輯正是排斥傳統鄉村社會和農民為前提的經濟發展主義。博蘭尼認為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把經濟作為社會“制度過程”來探討，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社會關系，如互助和親屬間的義務這種“互惠”關系，而非取決于市場和追求高利潤的動機，所以經濟行為是鑲嵌在各種人類生活、制度和文化之中的過程。“自然人”和“經濟人”的預設必須把個人從社會關系中分割出來的，是對社會和文化所造成的人類行為差異的否定，不僅是早期社會，甚至在當代世界中的某些地區，“經濟——即確保人類生計的安排——埋藏在社會關系之中，受到宗教、文化、政治和其它的社會安排的制約，個人的經濟獲利取向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博蘭尼區分經濟的形式含義與實質含義的重要意義，實質含義是指人的生活離不開“自然和他的同伴”，因此經濟是“人與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互換”，形式含義是指“緣于手段——目的（means—ends）關系的邏輯特性”，而這兩者的重疊僅僅是歷史的偶然，而非歷史普遍秩序的呈現，所以建立在這種依賴所謂自我調節的市場基礎之上的分析方法，無法分析經濟體的具體和歷史的運動過程，因為這個歷史過程實質上包含了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各種各樣的制度、國家政策、傳統、習俗和事件聯系雜一起，從而絕不能化約為單純的以價格為中介的供求關系” [21]。因此，看不到經濟生活與社會的鑲嵌性和有機性，用經濟指標來橫掃和“清洗”一切，必然導致對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和自然的災難性破壞，這種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危機正眼睜睜地在我們身邊出現。這個“歷史進步”的代價很可能會超過這個社會所能夠承擔的極限，因此，現代化作為歷史進化論的許諾無法為這種破壞的合法性提供辯護。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法國農民的批判是秦暉等啟蒙主義話語的主要理論援引：法國農民是裝在袋子里的馬鈴薯，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作為西方啟蒙主義話語的一部分，該文有特定的歷史情境，這正需要對它的前提進行反省，而不是無分析地把它普遍主義化。秦暉先生從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歷史進化論的敘述上認同馬克思，也僅限于此。然而中國并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資產階級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挺身而出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樣的歷史情境和模式無法在中國復制，這不過是另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的例證。而該書的推論卻是：“農民的代表即農民利益的體現者同時必定是農民的主子即農民利益的損害者” [22]，結論是農民文化自身具有“反農民”的性質。先設定農民無法代表自己，然后指責他們奴性。農民“無力”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而自上而下的“民主”（為民作主）的反動性也應該由農民文化來負責，左不是右不得，根據這種賤民文化與賤民理論，中國農民受歧視和受壓迫只能被理解為咎由自取了。建立在反國家、反社會的本質主義的“人”的概念，其實是取消和拒絕了任何從農民立場出發的權利訴求，因為已經無法落實在任何現實和政治的層面上，秦暉先生業已論證對國家（大共同體）的需求是農民奴性，對宗族社會（小共同體）的需求是封建落后，而揭竿而起是“民粹主義”！他們除了順從地接受改造還有別的路可走嗎？但即便是這種啟蒙主義的改造之路，也沒有給出一個靠得住的希望，因為它沒有回答最根本的問題：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怎么解決吃飯問題？民工涌進城市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他們“理性”得不夠嗎？

該書寫作于八十年代，出版于一九九六年，表述中自有那個時代特有的啟蒙主義烙印，但作者九十年代后的闡述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有修改的部分，主要是對小共同體看法的改變：

“今天看來，我在寫作本書的八十年代后期對‘問題’與‘主義’的看法仍然成立。而我在近期發展了的一些觀點主要是：在強調傳統社會共同體本位這一基本特征的同時指出中國傳統的大共同體本位與西方傳統的小共同體本位之區別，它導致西方近代化起步時經歷過一個‘市民與王權的聯盟’即個體人權與大共同體聯手首先打破小共同體桎梏的階段，而在中國這一階段可能會代之以個體人權與小共同體的聯盟，以首先打破大共同體的束縛。” [23]
      過去小共同體是大共同體的同構：“中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比歐洲中世紀封建共同體的束縛更強”；現在小共同體成分與歐洲相比其實是弱的，而大共同體是“亢進”的。由于在“封建社會” 內部尋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自由個體”一直是其理論出發點與歸結，改變的只是：過去用中國社會的宗法共同體比西方更“封建”來論證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現在要尋找充當從宗法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橋梁，于是小共同體便解脫出來擔當起這個歷史重任。從批判共同體的宗法性到小共同體是中國農民“走向公民社會”之路，天塹變通途。在另一長文中，他論證小共同體本位的西方是用“個人”與大共同體聯盟來抗擊小共同體的（這一論述本身大可質疑），而中國是大共同體本位，所以用個體人權與小共同體的聯合來抵御大共同體，這可以成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和中國公民社會之路。但是他并沒有論證出從小共同體中如何誕生出自由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新的依附關系。難道小共同體本位就一定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相反則不能？如何解釋近代由晚清政府所推動的資本主義的開始，以及資本主義對民族國家體制及其霸權的依賴？

近代以來，中國的農民、鄉村社會與我們這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之間，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充滿血與火的漫長而艱險的歷程。惟其如此，如何在反思的視野中重建農民與鄉村社會在現代性理論與實踐中的主體性，已經是最迫切的歷史課題。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施康強、顧良譯，三聯書店，2002年。）

2003年6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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