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觀改變將使基本的社會關系紊亂

　　與動物不同，人類擁有“觀念”。人類的“觀念”無限多，而價值觀不是一般的觀念，它是關于是非曲直的觀念，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正因為有了它，人類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恥辱和光榮，才有了關于光明的夢想。

　　作為政治學人，作者關心的是能給“現代民族國家”帶來和諧社會關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觀念。作者把關系到社會凝聚的價值觀稱為“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那么，什么是“社會價值觀”?人與人之間發生交往關系的場合被稱為“社會”;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社會關系”;人們關于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就是“社會價值觀”，它集中體現為社會“綱常”，也就是埋藏在我們意識深處的“社會行為準則”。

　　“社會行為準則”由人們對社會關系的認識而來，這種認識經過長年積淀，因潤滑社會關系而成為“綱常”，成為“人文知識”。行為準則與社會客觀條件有關系，與本地的文化傳統也有關系，從而在不同民族之間具有很強的相對性。所謂“人類的普適價值”，大多承載著某些強大富裕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偏見。

　　強調社會價值觀對社會關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發點。社會行為準則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認同，即確定“我(們)是誰”。自我身份界定清晰，與身份相關的行為準則就能得到公認，價值觀就比較穩固并能潤滑社會關系，整個社會才能和諧。

　　相反，如果自我社會身份定位混亂，價值觀就不穩固，社會行為準則也隨之紊亂，社會關系中的矛盾也會被催化。如果男人同時認為自己是女人，教師同時自認是賺錢機器，官員同時自認是商人，商人同時自認是官員，則各自的行為準則就會混淆紊亂，導致怪異行為。比如，掌握公權的官員挖空心思去賺錢，官場綱常就崩潰，官員的行為就似強盜了。老百姓視官員為強盜，社會就可能烽煙四起。

　　既然價值觀是人們關于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價值觀的主要源泉就是社會關系，價值觀變遷的主要動力就是社會關系的變遷。生產技術在進步，社會分工在變遷和細化，社會在運動演化，社會關系也在運動演化。倘若社會關系變動不居，人們對自己身份的界定就變動不居，人們內心深處與身份相關的行為準則也就不穩定。

　　在一個高速變遷的社會，社會關系不可能穩定，價值觀也不可能穩定。價值觀分為兩大類，即“核心價值觀”及“非核心價值觀”。能維持社會基本團結的價值觀就是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以外的對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都是非核心價值觀。在一個社會里，多元的非核心價值觀能增進社會活力，統一的核心價值觀能阻止社會分裂。

　　區分核心與非核心價值觀非常重要。基本的社會關系沒有變，核心價值觀變了，可以使基本的社會關系發生“不應當的”紊亂。核心價值觀有其自身的變化邏輯，相對獨立于社會關系的變遷。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闡述核心價值觀變化的獨立邏輯，及其對基本的社會關系所發生的杠桿作用。

　　中國核心價值觀體系在七個層面的迷失

　　“基本的社會關系”是社會構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會”就崩潰了。當代社會的骨架由七大類關系構成：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與社會的關系，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人民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以及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對應這七大類基本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就是“核心價值觀”。若把這些基本的是非判斷當作一個“體系”——核心價值觀體系，就能觀察到這個體系的分層，乃至層次間相互關聯的邏輯。對應“基本社會關系”的種類，核心價值觀自成一個七層的同心圓體系，自內而外包含七大類核心價值觀：(1)道德觀，(2)自然觀，(3)群體觀，(4)社會觀，(5)政治觀，(6)民族觀，(7)國際觀。其中，最外層是國際觀，內核是人類普適道德觀。

　　1 . 第一層:個人與他人的關系——道德觀

　　最基本的社會行為準則是六條區分“人”與“動物”的“普適道德”。既然我們是“人”，就不可：(1)殺人(比如隨意監禁、濫殺無辜);(2)搶劫(比如強占農民土地、違法迫使工人超時工作);(3)偷竊(比如剽竊別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體所有竊為私有);(4)欺騙(比如出爾反爾、不講誠信);(5)遺棄(比如拋棄老人和缺乏勞動能力的人);(6)濫淫(比如強奸及同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

　　人們在普適道德觀方面有分歧嗎?一般而言在這方面沒有分歧。不過，近代市場體系確立以來流行的“物質主義”——個人的物質享受至上，及“理性主義”——盤算利益得失是個人行為的至上準則，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評對象。其實，在任何時代，追求物質享受都是人的本能。農人努力使田地多產，商人努力賺錢，自古皆然。即便對于孔孟先賢，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厭精”。對物質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類基本的前進動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質享受是人類本能，而不是價值觀。價值觀不是本能，而是精英們制造的關于“社會”關系的觀念，要求在獲取個人利益的同時不能不擇手段，不能傷害“社會”中他人的利益。

　　物質利益是重要的，成為“主義”，則**了。個人理性是重要的，成為“主義”，也是**的。本能以利己為要，社會價值觀本質上是利他的。當社會精英把“人類社會”的法則簡化為市場法則，甚至簡化為動物界法則，普適道德就成為“理性主義者”們的(邏輯)“累贅”了。維系人類社會，靠的是人類成千上萬年痛苦經驗積淀出的普適道德規則，亦稱“正義”或“基本法”。這正義觀是深深種植在人類心靈里的，正是這種“人性”使人類脫離動物界。與動物界相比，人類社會優越得多。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會精英們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認是動物王國里的一員，贊美弱肉強食自然法則下的“自由”及“理性”，心靈里的“普適道德”就會迷失，這個社會就有墮入動物界的危險。

　　2 . 第二層:個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氣、動植物——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條件，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被歸為社會關系。人類的自然觀，也在深刻地影響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影響著各種社會觀念。

　　我們在自然觀上有什么分歧?近代以來，有教養的人們摒棄了萬物有靈的迷信，放棄了“天人合一”的玄學，避開了成體系的宗教解釋，用科學的懷疑求知精神去解釋大自然，解釋“為什么”。正是因為對科學的信仰——科學精神，才有了近代以來物質文明的跨越式進步，以至于人類近三百年的知識積累超過此前上萬年。如果我們自認是“現代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尊重科學就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學校教育的主體，更是社會進步的基礎。社會潮流是由社會精英引導的，如果我們社會的精英不再自認是“現代人”，不信科學而信迷信，用迷信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用迷信來處理其他種類的社會關系，那么，我們的社會就會盛行“怪力亂神”。

　　3 .第三層: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觀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對任何一種生物來說，群體的存在是個體生存的先決條件，群體和群體結構大于個體，群體的生存競爭能力取決于群體結構的復雜性。人是屬于社會的，個人的地位是由群體賦予的。沒有群體認同的個體，雖然自由，卻是社會垃圾，也是社會碎片化的原因。所以，個體的自由和創造力不是在傷害群體的行為中體現的，而體現在為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做貢獻。這種群體觀有相當的普適性，各種成體系的宗教觀里都體現了這點。

　　然而，在群體觀上，當今中國出現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體在先還是個人在先?群體觀被中國很多“精英”倒著講：雷鋒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鋒、見死不救，倒是“人性”。像這樣的“價值多元化”、個人至上，是**的，不會讓中國的社會和諧有序。

　　以為西方社會信奉個人自由至上，這是中國一些社會精英“食洋不化”的誤讀。相對于中國社會事實上的個體家庭至上，西方社會自希臘羅馬時代就是群體主義的。中世紀自不待言。進入工業時代后，紀律和規則成為社會紐帶，群體嚴絲合縫的配合勞作成為社會強大的關鍵。在西方的群體里，等級、紀律、服從、權威、共同意志之類的詞匯屢見不鮮，那是西方社會的“基因”。Civil Society，無論翻譯成市民會社、公民會社、或者文明會社，首先是“會社”。不屬于組織起來了的“會”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會這群體至上的傳統與現實，尊重“個人”，分清“群”與“己”的“權界”，才成為那里的永恒話題。

　　中國傳統社會關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識相當淺淡，僅極少數精英有在意“公共”的傳統。一直到19 0 0年，中國的四億五千萬人還被兩萬洋兵打敗，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如果中國人能團結一心，不是每人賠一兩銀子，而是每人向這兩萬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會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價值觀都不如現代發達國家穩固。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是個強化群體意識的過程。日本、新加坡、韓國在亞洲率先由發展中社會進入世界的發達社會行列，是加強和擴展了群體價值觀的結果。在當代中國，(社區范圍的)“社會主義”是強化群體意識的核心價值符號。

　　4 .第四層：群體與社會的關系——社會觀

　　在當今市場社會里，市場競爭是以群體為單位的。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競爭關系。村與村、企業與企業，每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之間，都存在競爭關系。群體間的優勝劣汰是“自然”法則。然而，人類社會并不處在完全自然的狀態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類進步的希望。群體競爭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到更大群體利益的限制。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群體價值觀的邊界一直在擴展之中：小集體之上還有大集體，還有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之外還有國際社會。換言之，由家族認同而村落認同，由村落認同而鄉鎮認同，由鄉鎮認同而縣市認同，由縣市認同而省份和國家認同，這是靠不斷擴展邊界而進步的“現代”群體價值觀。我們稱這種現代觀念為“公民”意識。因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傷害社會整體利益。

　　近代以來，交通運輸通訊工具發達了，地球“縮小”了，國際競爭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所以，全民族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這個核心價值觀基礎上，各地各單位的人民必須遵守全國統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國的《基本法》規定，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近來還調整為“社會環境市場經濟(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說，社會整體利益和環境保護利益高于群體競爭的市場利益，而且這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群體間的市場競爭，可能引發階級斗爭和利益集團的斗爭，從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因此，對市場機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會整體利益”為前提，以服從關于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強制性規范為前提。因此，在當代中國，（全國范圍的）“社會主義”也是強化社會整體意識的核心價值符號。

　　5 .第五層: 人民與政府的關系——政治觀

　　群體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組成社會，社會是由政府統一管理的。人民與政府的關系應當如何?這是個政治價值觀問題。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個獨特的政治文明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會結構和政治價值觀兩個來源。社會結構不同，各國的政治體制就不同。有些政治體制貌似相同而實際不同。葉利欽時代的俄國，雖然進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在實際運作上更像哥倫比亞，甚至西西里的黑手黨。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其實際運作卻與西方大相徑庭：半數日本議員出身于傳統的政治家族，部長的兒子是部長，部長的孫子也是部長，部長的重孫還是部長;日本的“首席部長”(首相)實際由70 0個左右自民黨黨員的選票產生，其中的掌控者不過寥寥數人。中國農村的基層選舉也是這樣，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實際運作是另一回事。

　　為什么有些國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襲與自己社會結構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就在于政治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可以獨立于社會結構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們信奉、宣揚而流行的。政治價值觀集中體現為如何看待人民與政府的關系，特別是關于應當如何遴選政府官員，以及應當如何約束政府的觀念。倘若精英們認同的政治價值觀過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價值觀與中國實際的社會條件不兼容，就會撬動并扭曲人民與政府的關系，社會就不可能和諧。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價值觀是選舉，是直選，是多數決定，是人民組成階級和利益集團，由集團的代表爭奪政府權力，通過占有政府權力來保衛和促進本集團的利益。于是，政治成為政府權力的拍賣場，相對勢大者贏。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政治價值觀變成了人民與人民、人民與政府激烈沖突的催化劑。在歷史上，別國靠兩黨或多黨競爭解決了階級戰爭;在中國，兩個黨或多個黨卻制造了戰爭，制造了所有人與所有人之間的混戰。中國因擁有自己獨特的核心政治價值觀而擁有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從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歷史上，中國靠儒家精英集團來領導;在今天，中國由一支稱為“共產黨”的“先鋒隊”來領導。兩者之間顯示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價值的傳承，異曲同工。不可否認，歷史上，儒家精英集團屢屢出現退化;今天，中國共產黨也出現了退化跡象。但同樣不可否認，在歷史上，西方民主曾經墮落為希特勒統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人民對政治失望、無助、乃至冷漠——20 0 6年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廣大發展中地區，西方式的選舉民主也在四處遭遇“合法性”危機：街頭政治與票箱政治齊飛共舞。社會被急欲綁“票”的政客挑動得四分五裂。

　　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首先是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如果中華民族不擁有自己民族的政治價值觀，就不可能擁有適應自己獨特社會結構的杰出政治文明，就會去播種“龍種”而收獲“跳蚤”。

　　6.第六層:人民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族觀

　　不管什么樣的個人、群體、社會，都存在于民族國家之中。世界范圍的競爭，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過去是，現在更是。世界市場將當今世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加劇了世界范圍的競爭和沖突，導致民族國家的快速興衰，也導致龐大國家的天然競爭優勢。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歐洲大陸過了氣的強國聯合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歐羅巴合眾國。世界各大區域的中小國家之間也盛行區域合作。

　　民族國家是以“現代民族”為基礎的國家。“現代民族”是個政治概念，指的是國家行政疆界內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堅民族、中華民族。“傳統民族”，是指現代民族內部依照宗教、人種、語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劃分的民族。中華民族在20世紀靠浴血奮戰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成了中華民族終極的安全保障。所以，愛國主義就是愛我們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在與其他民族國家的關系里，視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至上。只要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愛國主義就是天經地義的核心價值觀，毋庸置疑。

　　7.第七層: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國際觀

　　國際體系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因為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沒有統一的世界政府，各國都依賴本國的武裝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國際社會”的基本法則是“弱肉強食”。由于被欺壓的民族會反抗，甚至聯合起來反抗，所以弱肉強食是需要結盟的，沒有任何強大的民族國家有能力單獨主宰整個世界。于是，在國際體系里，一方是壓迫者，另一方是被壓迫者，當然還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壓迫和抵抗壓迫的中介和中間地帶。

　　由于被壓迫者也有國防兵器，會給赤裸裸的壓迫和掠奪帶來代價，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便成為國際財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其實并不“公平”，大多摻雜著強國集團的政治和軍事壓迫。

　　文化血緣可以成為利益紐帶，對國際關系體系的是非判斷則構成結盟的紐帶。然而，世界體系里結盟的基礎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壓迫者對壓迫有一套辯護詞，被壓迫者對反抗壓迫有一套辯護詞。認同壓迫者的說辭，當然有可能成為壓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為盟友，并不主要取決于對國際體系的認識，而主要取決于利益，取決于你的國家是否被壓迫和被掠奪。最悲慘的國家是，一方面流行認同壓迫者的國際觀，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壓迫者，不得不反抗壓迫。 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國，是冷戰末期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國。在美國入侵前夜，伊拉克電視臺還播放著好萊塢電影。因為石油和地緣優勢，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壓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壓迫的伊拉克政治和軍事領袖們，并沒有抵抗美國壓迫的意識和意志，卻有變成美國盟友的夢。意識混亂，內部就分崩離析，就軟弱，就“招”搶“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個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需要有對國際關系的清醒認識。當今國際體系的本質到底是“相互依存”還是“壓迫與被壓迫”?我們自己是不是被壓迫民族?我們要認同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還是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

　　概言之，對七層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構成了七大類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即：道德觀、自然觀、群體觀、社會觀、政治觀、民族觀、國際觀。如上所述，在核心價值觀的所有層次，在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種是“主流”。這種情形就是“核心價值觀的迷失”。

　　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崩潰往往始于國際觀

　　今天議論價值觀，大家容易集中著眼于“普適道德”觀念的缺失。普適道德是人類最核心的價值觀，維系著人類“社會”，“人”皆有之，怎么會“迷失”?

　　運用上節提出的七個分層，我們可以分辨核心價值觀獨立于社會關系變遷的邏輯機制，從而解釋普適道德的“驟然迷失”。筆者由下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崩潰往往始于最外層，即國際觀的崩潰。

　　1.國際觀是核心價值觀里最薄弱的一層

　　國際關系體系與人民的日常生活距離最遠，一般人對國際關系的理解遠遠弱于對身邊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對國際體系的判斷基本來自本國精英的看法，精英們對國際體系的看法變了，整個社會的國際觀也隨之變化。

　　在中東，美國采取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政策——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該區域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除了占全國人口不到2%的猶太人，美國似乎沒有多少“利益”去實行這種政策。與該區的穆斯林國家不同，以色列沒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種族清洗政策甚至還導致了美國國內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數美國人對深究國際關系沒有興趣。美國對中東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傳、執行，都掌握在猶太人精英集團的手中，他們成功地引導了美國的國內**，把反對美國中東政策與反猶主義、反基督教文明，甚至與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殺聯系在一起。

　　同樣，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并不了解國際事務，對國際關系的看法大多來自精英。倘若精英們認同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這個世界就沒有壓迫與被壓迫民族之分，而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文明社會”在創造和維護進步的國際秩序，是美國正在領導與反文明、反進步的“流氓國家”進行正義戰爭。在國際關系現實中，妥協和討價還價是一回事，持有某種國際觀是另一回事。國際觀變了，妥協和討價還價的性質也會變。羅馬帝國喪失了區分羅馬人與日爾曼人的意識，羅馬帝國的末日也就不遠了。“華夷之辨”消亡了，中華帝國體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蘇聯經濟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脹的年代，但在該年舉行的第一次“歐安會”上，前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向西方的國際觀繳槍。當一部分前蘇聯的知識精英改變了對國際體系的認知，其核心價值體系就開始了自內而外的多元化歷程，直至最終崩潰。

　　2．國際觀的迷失會觸發民族觀的迷失

　　如果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是正義的，代表進步，那么與這個體系的沖突則罪在本國，本國的愛國主義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就應當遭到抵制。中國一些知識精英常把中美矛盾歸于中國對主流國際機制缺少認同，歸于“極端民族主義”。對于壓迫國家聯盟的成員，認同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與認同愛國主義毫不沖突。美國社會里的愛國主義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強的，美國國慶日家家戶戶都自動高掛國旗，“不愛國”的帽子對美國精英們是不堪其負的。同樣，對于被壓迫國家而言，認同反壓迫的國際主義與認同愛國主義也毫不沖突。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今日美國一樣，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渾然一體。然而，在壓迫國家內部，信奉反壓迫的國際主義與信奉愛國主義會發生激烈沖突，比如美國的語言學家、政論家喬姆斯基就是一個例子。同樣的道理，在被壓迫國家，信奉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與信奉愛國主義會發生激烈沖突，因為，**抵抗國際壓迫的現實與其國際觀必然發生沖突。

　　在中國，國際觀的迷失正在導致愛國主義的消解，反對愛國主義的價值觀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應當堅持愛國主義已經成為一場**混戰。不信奉現存國際體系的人指責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大丈夫，現在有人存心讓中國做美國的小老婆。而信奉現存國際體系正義性的精英們，像美國那樣要求中國“理性地融入”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無例外地斥責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主流媒體，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態給雙方提供“平等”的平臺，助長非愛國主義的**，直至讓歷史教科書“淡化”民族國家意識。**混戰和教育的變質體現了中國民族觀的迷失。

　　3．民族觀的迷失會觸發政治觀的迷失

　　如果認定現代民族是虛無的，如果相對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愛國主義是可以反對的，那么，民族的政治價值觀就要讓位于所謂的“普適政治價值”。迷失了民族觀，會喪失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就會輕浮地談論“普適政治價值”信仰，而無視其能否適應本國特殊的社會結構。

　　民族觀，并不與某種具體的政治觀必然相聯——“愛國”與“愛黨”當然是有區別的。但民族觀要求以本國利益為至高標準，不會被什么主流的“普適政治價值”嚇倒。人類道德觀是普適的，但政治價值觀的所謂“普適”性明顯不是事實，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政治價值觀就豐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豐富多彩。例如，中國的民本主義與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兩類不同的政治價值觀。以“多數決”為程序的普選不代表普適政治價值，正如公開考評也不代表普適政治價值。羅馬的政治價值觀風靡整個羅馬帝國，卻與中國漢朝的政治價值觀不同，因為兩國的社會結構不同。若小農的中國也奉行羅馬的政治價值觀，這世界上就沒有“中華文明”了。美**威給阿富汗帶來了“民主”，也制造了軍閥混戰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基地。毛澤東所持的政治價值觀與“世界潮流”不同，鄧小平也頂住了所謂的“世界潮流”，堅持非西方的中國政治價值觀，而戈爾巴喬夫則被所謂“世界潮流”嚇壞了，因而，兩國的結果也就大不相同。

　　在西方成長的孫中山先生，本來認同西方的政治價值。但當他看到中國正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而衰落的，就對原先認同的價值產生了懷疑，轉而求助于中國本土的政治價值，以及能使中國獲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價值。孫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不談民族自主的“主權”，哪里還談得上“民主”?中華民族的社會過去是獨特的，現在也是。中國社會不是由階級和利益集團組成的，一如臺灣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這些與西方不同的中華社會結構里，選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區隔，所以多數決在本質上是分裂性的，反現代的。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暴力階級斗爭的政治價值觀，還是程序階級斗爭的政治價值觀，我們對待它們的唯一標準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沒有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蘇醒和自覺，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化自覺。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就不難發現：乞丐并不因為獲得一張選票就成了“主人”，對他來說，那張選票還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國，政治價值觀是爭議最大的一類核心價值觀。精英們的思想一片混亂，而且在進行著“百花齊放”式的混戰。在政治價值觀方面，我們應主要靠以集團為基礎的“多數決”，還是繼承中國政治文明傳統，靠考評考選的“績優”原則來公開透明地選拔一個中立的領導集團？決策者應當是全民利益的代表，還是某些集團利益的代表？應主要靠“多數決”的票箱子，還是靠“分權制衡”的法治來約束政府？中國今天在政治價值觀上的混亂，還體現在官方的反應上：一旦美國批評中國沒自由、不民主，中國就極力辯解。這種辯解體現了對美國“普適”政治價值的認同，以及對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慚形穢。

　　4．政治觀的迷失會觸發社會觀的迷失

　　政治價值觀是關于政府與人民相互關系的價值觀，在邏輯上與社會整體觀緊密相連。“官”者，“管”也。為什么社會需要政府“管理”?因為社會要求整體的和諧。在當今市場社會里，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會的整體和諧;但沒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沒有社會關系的整體和諧。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價值觀制約的。在結構不同的社會，處理社會關系的方法不同，政治價值觀也就不同。政治價值觀不同，關于如何維系社會整體性的觀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價值的混亂將導致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混亂。如果維系社會的整體價值觀迷失了，人們的認識不統一，維持社會的整體性也就極為困難。

　　法定的固定社會分工，是維系封建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物競天擇，自由競爭，強者獲勝的集團型社會分工，是維持資本主義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競爭服從社會整體利益的社會分工，是維持社會主義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群體間的競爭經常呈惡性競爭態勢，以鄰為壑、無法無天，規范群體競爭的社會準則滯礙難行。

　　傳統中國的社會整體觀是非常薄弱的，這也是引入社會整體利益觀的主要原由。這個社會整體觀就是(全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當政治價值觀崩潰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也就崩潰了。缺少了社會整體觀，群體之間的競爭利益就至上，社會就陷入群體間的惡戰。于是，為了小集團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財產；為本單位利益，可以無視國家環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國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擱置一旁。

　　5．社會觀的迷失會觸發群體觀的迷失

　　如果全社會的利益是虛無的，較大群體的利益也就不實在，小團體的信念也將隨之動搖。當群體的精英和領袖們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領導的群體，搞“五鬼搬運”，竊本集體內的“公家”利益為自家所有，哪個員工還會珍惜自己的團隊?群體觀垮掉了，團隊就會“兵敗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業瞬間被“企業家”搞垮，而這些企業家還振振有詞地引用“經濟學家”們的話，指責“產權不明晰”，認為只有“明晰”到“個人”的產權，才是真正實在的產權。然而，“股份公司”難道不是集體企業？股票的所有者對企業必然有“責任心”，而不會“望風而逃”？“職業經理人”沒有產權就肯定不敬業？教師不擁有學校產權就應當不認真教書？軍人因為不擁有軍隊的產權就不拼死作戰？總理因為不擁有國家的產權就不認真辦事？

　　群體觀的迷失，會導致個人利益無限膨脹，就只剩下原子般的“個人”了。社會不是由個人組成的，而是靠群體串聯起來的。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只剩下個人主義，我們得到的只是普遍的“**”的意識，這個社會離陷入“所有人與所有人”之間的戰爭也就不遠了。中國社會的群體觀就是(社區和集體范圍的)社會主義——強幫弱，富幫窮，扶老攜幼，同舟共濟，共同進步。

　　6．群體觀的迷失會觸發自然觀的迷失

　　在當代社會里，個人是脆弱無助的。缺少了群體的信念，無助的個人就只好乞靈于各類神怪賜予的“奇跡”。科學的知識與個人利益相距遙遠，需要靠群體、靠群體的配合、乃至全社會和全人類的協作才能發揮效益。缺少了群體信念，對科學的信念就喪失了根基，因為科學知識無助于克服個人恐懼，也不解決個人面臨的重大社會挑戰。 當社會賴以進步的科學精神被打入冷宮，這個社會就會流行各種“妖道”。在中國最近15年間，傳統迷信和各類變種了的西洋宗教雜交，遍地開花。其中，社會精英們的推波助瀾，可謂“功”莫大焉。西安有所“華中科技學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二百學生，遂在教學樓一層的副院長辦公室設了神壇，還請專職神棍做法。據說設壇之后的第二年，學校就招了六百學生，而今已經招到一千五百學生。此事竟然發生在每年要培養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學院”。以前，曾有報道說，西部某縣的首腦機關里也設神壇。在當今的中國，不少官員和商人們靠求神拜廟打卦來祈求升官發財，樓層不設4、13、14層號，車牌、門牌揀選88，66之類“吉祥”數字。如此這般，邪教流行便不足為怪。王道衰，妖道興，自古皆然。

　　7．自然觀的迷失會觸發道德觀的迷失

　　群體觀迷失了，科學觀也迷失了，“社會”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概念，適用于社會關系的普適道德也就沒了依托，我們對“人類社會”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學信念和沒有群體歸屬的個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學信念，但人們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現代人類社會也無法依賴宗教來引導群體的生產活動。當“社會”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個人，人的獸性就彰顯。喪失了道德觀的人們，是非常可怕的。喪失了道德意識的社會，當然不可能是和諧的社會。

　　國際觀、民族觀、政治觀、社會觀、群體觀、自然觀、道德觀，就是這樣層層相關，構筑了“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

　　道德觀是普適的，最為堅固。自然觀基本上是普適的，堅固程度次之。群體觀和社會觀的普適性依次遞減，堅固程度也依次遞減。政治觀是普適性的分水嶺，人們在政治觀上的顯著區別已經說明其非普適性。盡管政治觀的堅固程度相對較低，卻是有關社會統一的核心觀念基礎。民族觀當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獨立，“現代民族”的歷史并不悠久，長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觀不是堅固的觀念，卻是現代民族國家賴以生存的關鍵。國際觀被明顯分割成“陣營”，不可能普適，因為各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國際觀的堅固程度最低，卻是核心價值觀體系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上文定義了核心價值觀體系，分辨了體系內的層次，并指出了層次間的邏輯。作者由此判斷，核心價值觀的崩潰是自外而內，由易到難的，越往里越難崩潰。在這個體系里，政治觀是普適性的“拐點”，也是堅固程度的拐點。倘若我們看到了政治價值觀的多元化，那時，核心價值觀體系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了。倘若我們看到了最內層的價值觀開始崩潰，那時，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肯定處在全面的混亂（多元化）和崩潰之中。 因此，攻擊一個強大的國家，攻擊其核心價值體系是最廉價的進攻手段，能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隨著大國的武器系統先進到了“相互確保摧毀”的程度，爆發世界戰爭的機會大為下降。由此，通過意識形態戰來明晰己方的敵我友觀念，模糊對手的敵我友觀念，便上升為國際競爭戰場上的戰略武器。于是，在信奉新聞自由的美國，有了《國家網絡戰軍事戰略》，建立了“媒體戰部隊”，還設立了隸屬于美軍戰略司令部的“網絡作戰司令部”。

　　有效的攻擊往往從最薄弱、有爭議的外層開始。被攻擊方的核心價值體系是自外而內崩潰的，直至垮到最內層。蘇聯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給這個邏輯提供了生動的案例。

　　中國核心價值觀的迷失，也是從“國際觀”的變化開始的，從不會發生世界戰爭的判斷，發展到今天的“融入論”。同時，我們要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一個有效方法是從國際觀著手，重新審視本國的戰略方向，將那偏向“事秦謹，與諸侯信”的連橫，逐漸調整為傾向制衡霸權的合縱。

　　需要形成維護核心價值觀的精英共識

　　維系社會整體性，關鍵在于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和鞏固，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認同。在“價值多元化”的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如何能被“確立”和“公認”?回顧中外社會的變遷史，核心價值觀生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路徑大體如下：

　　1.知識精英形成關于核心價值觀的共識

　　核心價值觀是由知識精英界定的。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層核心價值觀，最終形成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體系。在現代社會，這些知識精英包括以下四大類人：（1）主要大學的人文和社科類教師，（2）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和政府中高級官員，（3）主流大眾媒體的管理者和從業人員，（4）大型企事業機構的管理者。社會主流價值觀體系形成之后，知識精英們會自覺地群起圍攻挑戰這個價值觀體系的企圖，甚至以徹底忽略抵制之。在這四類人中，核心價值觀體系組織對于“事實”的理解。

　　2.通過思想論戰取得和鞏固精英的核心價值觀共識

　　精英們思想混亂，對自己擁有的價值體系沒信心，又不敢放棄，就心虛，就不許爭論，就本能地進行思想壓制。然而，核心價值體系是在論戰中成長的，也是在批判中創新和進步的。知識精英們的共識是通過激烈辯論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壓制爭論，是一個主流價值觀體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壓制占據上風。相反，壓制討論使對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為公眾本能地要求了解和關心受到行政壓制的思想。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野蠻壓迫制造了數以萬計的“殉教者”和數以千計的“圣徒”，促進了基督教取代羅馬的多神教。漢初對儒家思想的壓制促進了儒家確立“獨尊”地位。基督教神權對近代思想體系的壓制促進了西方整體上的世俗化。同樣，近代國家對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強烈壓制，反而促進了共產黨人的思想如狂風暴雨般傳播;而共產***家對現代西方思想體系傳播的壓制，則導致了原有正統思想體系的僵化與虛弱。

　　在傳播技術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作為建立或者摧毀思想的工具，監獄和行政壓制是極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對傳媒的控制。懷疑本國精英和大眾的價值觀判斷力，不允許手中的**工具論戰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在制造核心價值觀的多元化，損害原有的核心價值體系。在中國，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觀有強大的**基礎。然而，行政對**的壓制，已經把承載主流價值觀思想的精英和**工具邊緣化了。而反主流的價值觀卻在主流媒體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壓制原有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使其流落到網絡大眾論壇上。在當代社會里，不掌握傳媒的思想，幾乎等于不存在;同樣，主流傳媒如果拒絕思想領域的論戰，自己就會失去活力和公眾影響力，從而喪失對主流價值觀戰場的主導權。

　　3.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取決于精英與大眾的交流能力

　　一種核心價值觀能否成為主流，以及能否鞏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創造和宣揚這種價值體系的精英與人民大眾交流能力的強弱。及時更新語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強大的滲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熱切關心的現實問題，就能把知識精英團結在“主旋律”周圍。如果“主旋律”成為官氣十足的“黨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們“認真學習”的黨的文件誰都看不懂，也不愛看，就不叫“黨”的文件了。傷害核心價值觀，“黨八股”是最致命的，體現了思想的封閉、枯竭、無能。美國和日本的保守主義，伊斯蘭世界里的原教旨主義，之所以迅速流行，因為他們更新了表達傳統思想體系的語言，給出了親近人民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毛澤東慣于使用人民的語言，是他成為人民領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農***動考察報告》里，他用“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來說明他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一個全新的價值觀，就這樣傳播到了全社會。過去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發明了能打動民心的通俗口號。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這六個字，通俗而又精確地體現了黨的復雜綱領，深刻地觸動了所有人。自“五講四美三熱愛”開始，中國官方文件里的“大眾語言”日漸拙劣，成了毫無生氣的“新八股”。深宮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類的廉價數字口號，官僚氣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強”、“健全”、“推進”，彌漫在所有黨和政府的文件里。這種語言被蕓蕓眾生“惡搞”，成為笑話，遑論團結知識精英。

　　4.知識精英讓核心價值觀贏得關鍵的機構、人群和場所

　　知識精英選擇和界定了核心價值觀。若要使之被“公認”，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就需要通過知識精英與人民大眾的強大交流能力，使這個觀念體系掌握關鍵的機構、關鍵的人群、關鍵的場所。

　　所謂“關鍵的機構”，指的是關鍵的大學(比如一流大學、黨政干部培訓機構、民族學院、行政學院、政法學院)，關鍵的政府機構(比如立法、行政和執法機構、主要政黨)，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機構，以及關鍵的大眾傳媒(在西方，教會也屬“關鍵傳媒”的一種)。

　　所謂“關鍵的人群”，指的是大都會居民、大學生、媒體從業者、青年白領、婦女團體和社會最貧困的人群。比如中國城市里的“民工”——當今產業工人的主體。為什么社會最貧困的人群是關鍵人群?核心價值觀忽略社會最貧困的人群，給不出解決貧困問題的答案，就喪失了社會道義上的制高點，就難以成為社會主流。比如，宗教價值觀的傳播，往往在于他們扶助最貧困人群，占領了道德制高點。共產黨人價值體系的核心是照顧和解決貧困。攻擊這個價值體系，也在于指責其制造貧窮。

　　所謂“關鍵的場所”，指的是各種能集合人群的場合，比如電影、戲劇、小說、大眾的網絡聚會空間、城市和社區的集體活動場所、以及各種民間社團的活動場所。

　　當核心價值觀體系掌握了關鍵機構、關鍵人群、關鍵場所，這個社會就擁有了主流價值觀，而這些機構、人群、場所就會自覺地排斥挑戰主流觀念的企圖。有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社會的團結就是有機的。

　　5.精英們要堅決和不懈地維護代表核心價值觀的符號

　　在七層核心價值觀里，每一層里都有歷史的和當今還活著的社會榜樣，這七大類符號是主流價值觀的旗幟和號角。金字塔是埃及政體的象征符號，遍布全國的孔廟是傳統中國政體的象征，斯巴達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傳說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為開國之王，天主教為殉道者們封圣，莊嚴的華盛頓紀念塔和杰佛遜紀念堂穩固地聳立在美國首都的中心。當列寧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蘇聯的價值觀體系必定無以為繼。

　　當一些知識精英開始丑化中華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戰社會核心價值觀。當臺上的“勞動模范”被賺大錢的商人替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就開始裂解。當鶴崗市為保護國家財產而致殘的方玉榮女士被社會長年忽視，生活陷入困窘，我們就不難知道，為什么在常州——蘇南一個擁有深厚社會主義傳統的城市，上百市民會“圍觀”小偷毆打“多管閑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無人出手救援。

　　核心價值觀是依賴一些符號才能被社會傳承的。那些符號背后的故事，當然有事實根據，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那些故事全是事實，或者說應該全是事實，因為那故事比事實更壯麗，更動人，是我們人類和民族的精神遺產，是學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們由此懂得，當他們為做人的尊嚴，為科學的探索，為社區的利益，為社會的團結，為政治的正義，為祖國的安全，為世界的公正而奮斗的時候，即使犧牲了，也會博得永恒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同胞樹立榜樣。

　　在今天的中國，個別學者拿著所謂“理性”標桿去批判所有導致中國今天制度的社會運動，特別是愛國主義運動，貶低中國20世紀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指南，卻沒有主流媒體刊載批評的立場。沒有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被閹割了精神的“理性”，會讓孩子們成為沒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沒有“精神”，中華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體系。維系和鞏固這一價值體系，有賴于我們細心地呵護承載這一體系的典型符號——從《義勇軍進行曲》，到狼牙山五壯士，到八女投江，到黃繼光，到埋葬在坦贊鐵路邊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尸骨——這些符號是我們國際觀和民族觀的載體和基石。正是這些處在核心價值觀體系外層的基石構筑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現代“精神長城”。

　　(相關簡介：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領導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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