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對“反帝反修，救黨保國”口號的爭論?

　　張勤德

　　“反帝反修，救黨保國”的口號引起了較大的爭論。雖然贊成者居多，但反對者也不少。由于這個口號事關重大，只有搞清楚對錯才利于真正實現毛左派的團結統一，我就此以談心交心的態度和方式，和戰友們交流一下思想。

　　怎樣看待“反帝保國”這個口號?

　　不少同志知道，在由本人于2009年9月執筆起草的《09建言》中，已經有了把反帝除奸，救黨保國作為“打倒資改派，實現大轉折”突破口的意思。在《這是不是極左、極右和正確路線三者的一場激戰?》(主人公論壇，2010年1月16日)一文中，更明確地提出當前斗爭的重點應當是“反帝除奸，救黨保國”。這就是說，要以反對帝國主義、鏟除漢奸賣國集團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義來挽救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設和保衛祖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這是因為，對蘇聯，毛主席提的口號都是打倒修正主義，不是打倒蘇聯共產黨。對國內，毛主席也都是講造修正主義的反，不是造中國共產黨的反。并且，我們從來都說毛主席通過同左傾機會主義做斗爭，使遵義會議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的口號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聽取一些戰友的意見，把“反帝保國”和“反修救黨”合在一起，于今年4月在《打碎資改派的最大王牌》一文中提出了“反帝反修，救黨保國”的口號。有些戰友把“救黨保國”說成“保黨救國”，不準確的。

　　[一]為什么要把“反帝除奸”作為打倒修正主義的突破口?

　　[1] 把“反帝除奸”作為當前首要政治任務的主要依據。

　　一是理論依據，這就是毛主席不僅一直講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并且在1965年非常明確地說：“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前奏》，第16頁]。聯系他曾說過我國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也實行八級工資制等等，就是說雖然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由于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因而它實質上是一種附庸資本主義。我們常說的復辟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指復辟附庸資本主義。

　　二是亊實依據，這主要是指現在中國3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大多買了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的債券;西方國家及其附庸在中國的資產也達3萬億美元左右，控制著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的21個;中國的經濟增長70%左右依賴出口，西方國家通過進口廉價商品已攫取中國數十萬億元的老百姓血汗錢。“幾乎中國所有的國內或國外政策都深受美國影響，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慮美國的反應，這是我國決策的一條隱形線索”[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喬良，烏有之鄉網，2009年7月18日]。在副部級以上干部中有相當多以老子官僚、兒子老板、孫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隱性官僚買辦。從上述情況中不難看出，中國確實已基本上成為毛主席所說的附庸資本主義，或者說成為西方國家的新型殖民地。并且，全世界大多數人都是這么看的。連美國人都承認，已出現的“中美國”，就是“依附于美國的中國經濟體”[華盛頓郵報，2008年9月21日]。

　　三是經驗依據，這是指毛左派和革命群眾斗爭的實踐經驗。例如，公訴茅于軾的斗爭能夠取得五萬多人簽名的勝利，就是因為他既是瘋狂的反毛分子，又是公開承認拿美國錢的漢奸。也就是說，討伐茅于軾、辛子陵等人，實質上是把反帝反修結合起來了。

　　[2]把“反帝除奸”作為打倒修正主義突破口的有利之處。

　　其一，賣國罪行，最能暴露階級敵人的本質從而激起眾怒;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教訓中深知，任何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落到老百姓身上。因此，我國人民歷來是堅定的愛國者，視國家興亡和統一為最根本的利益。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之一，是共產黨積極抗日，使軍隊從三萬發展到百萬。近來一些同志列舉出西化派的具體賣國罪行，左派戰友進行了較廣泛的傳播，就使敵人受到格外沉重的打擊。

　　其二，反對西化賣國實質上是最重要的反腐敗、反私有化、反兩極分化、反修正主義。賣國求榮是最無恥的腐敗;殖民地化是最殘酷的私有化;受國內外資本的雙重剝削是兩極分化的最大根源;導致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坐大是修正主義帶來的最大惡果。因此打擊西化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義路線的危害性，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任務。

　　其三，擊潰西化賣國集團，最有利于打開缺口，擴大戰果。這是因為，這個集團的言行最露骨，例如在前些天重慶處理李莊案時，為李辯護的龐大律師團，竟然公開攻擊重慶“唱紅打黑”是“時光倒流，文革復辟”，他們還把幾個“紅二代”進入中央領導班子，叫作“封建殘余”;這個集團最反動，例如他們為了自身的私利，公然要使中國倒退到滿洲國那樣的殖民地社會;這個集團最瘋狂，例如他們公開煽動反革命暴亂和軍事政變，大講要“以暴力克服暴力”。

　　由于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又做過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經濟上受到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影響;國際上敵強我弱的總態勢依然存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一直得到西方國家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占統治地位使相當多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當作極左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等等，都使西化派處于相當大的強勢地位。所以，下決心適當集中力量先把這個集團打倒，會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綜上所述，可見我們在現階段必須實行三步走的戰略。這多少有一點像西安事變后我國革命所經歷的三個戰略階段。當時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為了粉碎日本鬼子在“中日提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下滅亡中國，我們黨實行了聯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是第一階段。抗戰勝利后，進入解放戰爭階段，我們黨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作為最重要的戰斗任務。在新中國建立后的第三階段，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前，我們第一步應當把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作為首要的政治任務。在打垮它之后，我們第二步則要把打倒修正主義作為主要政治任務。打倒它之后，我們第三步要依據毛澤東思想和新的實踐，全面推進復興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3]對一些戰友就此所提不同意見的初步答復。

　　有些戰友認為，只要沒有外敵入侵，民族矛盾就不會成為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就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確實，附庸資本主義具備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戰友強調要重視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特別可貴的，因為這會使我們始終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一定時期內和特殊情況下，它的附庸特色也會表現得比較突出。在十八大前后西化派發動“三年決戰”的時期，情況就是這樣。因此，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矛盾，便逐步上升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忽視或不承認這種附庸特色，把革命導師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的論斷當作教條照搬照抄，在當前的“三年決戰”時期也把民族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表面上很革命，實際上是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個當前最兇惡的敵人重視不夠，斗爭不力，并不真正有利于革命事業。還要看到，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斗爭，本身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是民族斗爭，說到底也是個階級斗爭問題。反對美帝國主義，實質上是反對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斗爭。并且，在蘇東劇變之后，西方國家把國際階級斗爭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通過“顏色革命”搞亂、搞垮中國的圖謀越來越明顯，這就使中國處于受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威脅特別大的時期。還要看到，蘇聯不是在軍事入侵中而是在沒有硝煙的冷戰中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打敗的。轉基因主糧化實質上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一場生化戰。就連美國也公開宣布網絡攻擊是戰爭行為。這就是說，不僅開槍開炮的軍事進攻是戰爭，冷戰以及經濟戰、基因戰等等也是戰爭。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恩道爾在《糧食危機》一書中說：“我更傾向于把轉基因工程的推進比作新一輪的鴉片戰爭。”掌握戰爭的這種新特點，便能如實認清當前的主要矛盾。還要看到，美國1989年帶頭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1999年公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1年用偵察機在中國周邊撞落解放軍戰斗機;2008年策動西藏騷亂;2009年不僅在新疆煽動大規模屠殺事件，而且在背后支持多國侵占我國的南沙諸島、支持日本占領我國的釣魚島。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實質上都是一種軍事侵略行為。因此，我們是不應當籠統地把以“反帝除奸”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義集團都說成只抓民族矛盾不抓階級矛盾的。

　　有些戰友認為，隨著資本主義改革的徹底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早已不存在，因此這樣的國家決不應當再保衛了。

　　大家知道，尼克松在《不戰而勝》這本書里談到蘇聯完成改革的標準時提了兩條：私有化、帝國解體。我們在談論蘇聯劇變時，也是把黨垮臺、國解體作為根本標志的。正是因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等等這些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還在，西化派才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我們則針鋒相對地展開了“反帝除奸”的斗爭。再說，國家的主體是人民，數千年的文明成果屬于人民，如果被洋鬼子們搶占去，人民就會成為亡國奴，生命財產就會受到難以估量的損失，怎么能說不應當保家衛國呢?

　　清源等戰友認為，由于中國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斗爭，屬于新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爭奪。因為，現在中國1.2萬億元的金融資本輸出已經遍布全世界。這就要求我們在美、日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時，按照“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使中國失敗，即讓帝國主義滅亡我國[就是說他們是反對“反帝保國”而主張“助帝滅國”]的。

　　應當看到，和用近3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買西方國家的債券，以及西方國家在中國的資產也達3萬億美元左右[約合40萬億元人民幣]相比，1.2萬億元的對外投資不算太多，所以從總體上說，中國還是屬于附庸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在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時使中國失敗，那末我國就可能會被新的八國聯軍瓜分成八塊，陷入血流千里的內戰之中。這將是一場多么大的災難，再搞革命將多么艱難，能有多少炎黃子孫會贊成這么干?!再說，給美國、日本鬼子帶路殺人放火，老百姓都會把你們當作漢奸宰殺的。我們相信持這種觀點的絕大部分戰友是認識問題，因為他們幾十年來真正為人民和國家利益而奮斗，卻被資改派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力量加以打壓甚至直接派人民警察進行專政，這樣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怎能不激起萬丈怒火、滿腔仇恨?!所以他們有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我們不能因此而成為洋鬼子的幫兇。范景剛同志提出左派戰友要守住這條底線，跨過去性質就變了。這是正確和及時的。

　　有些戰友認為，由于路線是決定一切的，所以制定路線、掌握最高領導權的“特色派”才是主要敵人。現在所謂的“西化派”和“特色派”的爭吵和矛盾，由共同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所決定，他們之間是不會撕破臉皮的。無產階級當前最主要的威脅，無疑是當前的當政者。因此“反帝除奸，救黨保國”，實質上是搞改良主義，是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

　　一些戰友在極其復雜艱難的環境中堅持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可敬可佩的。他們做出的歷史性重大貢獻，應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們特別堅定的革命立場和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非常值得學習。并且應當承認，當年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路線，確實是造成日本大舉進攻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當時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不是主要敵人，而把蔣介石當作主要敵人。同樣的道理，修正主義路線，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勢力得以坐大的禍根，但修正主義集團并不能因此就取代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位置而成為當前最兇惡的敵人，即變成禍首。辛子陵到處宣揚：“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因此，“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全國人民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矛盾”[2010年春節在上海的談話，烏有之鄉網，2010年3月3日]。顯然，他們是要奪取“特色派”掌握的最高領導權，通過實行西方式多黨制推翻共產黨的。如果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反對以打垮西化賣國集團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義來“救黨保國”，卻也主張打倒整個共產黨，甚至主張“聯合極右派，推翻共產黨”，顯然是鉆進了這些人的圈套，有利于他們亂中奪權。正因為這樣，辛子陵在談話中還提出，他主張允許同樣主張推翻權貴資本主義即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左派，作為多黨制下的一個黨派參與競選”。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維系中華民族的統一，滅掉中國共產黨才能達到分裂、奴役中華民族的目的。所以他們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國內外漢奸、買辦勢力來絞殺共產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見，西化賣國派最怕左派把打垮他們作為突破口，最希望“左派”和他們聯合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按照毛主席關于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原則，把打垮西化賣國集團作為打倒修正主義的突破口，顯然最有利于既反貪官又反皇帝。

　　清源等戰友還說：“就當前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攻的一個陣地。”袁庾華戰友也說：“我不贊成《零八憲章》的主要觀點，它的反毛觀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所反對的。但是我認為他們有表達己見的權利，更反對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

　　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民主的核心是多黨制，實行多黨制自然要首先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劉曉波不僅主張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而且主張把統一的人民共和國變成聯邦制國家[明眼人都會看出這實質上是搞民族分裂]，甚至公開宣揚中國再做三百年殖民地。贊成實行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贊成給劉曉波之類漢奸賣國賊煽動民族分裂、使國家淪為殖民地的權利，如果屬于認識問題，那容易解決;如果屬于立場問題并頑固不化，那就確實會像張宏良教授所說的那樣有可能滑向“左右合流”，甚至變成“帶路黨”了。蘇東劇變之后，其中一些國家至今還對真正的馬列主義者進行打擊迫害，更不用說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如蔣介石在“4.12”政變中殺得革命群眾血流成河;李承晚、樸正熙屠殺了四十萬左派韓國人;蘇哈托在印尼鎮壓了五十多萬民主人士。可見，認為可以利用資產階級多黨制打垮資產階級，確實太書生氣了。至于那些頑固堅持搞“左右合流”的貨真價實的“帶路黨”，則應組織力量共討之，以防止他們繼續禍國殃民。

　　怎樣看待“反修救黨”這個口號?

　　[一]為什么說我們黨還有挽救的可能性?

　　首先，在黨內高層確實有社改派和資改派的斗爭。根據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區別兩派的根本標準，陳云、李先念、彭真、習仲勛、姚依林、王震、宋平、鄧力群、王任重、張平化、鄭天翔、李錫銘、陳奎元、魏巍、馬賓、李爾重、李力安、王忍之、張全景、袁木、何東昌、高狄、許永躍、逄先知、李成瑞、武光、劉實、有林、沙建孫、劉國光、盧之超、衛建林、鄭科揚、楊守正、林炎志、王偉光、李慎明等副省級以上干部，就在極其艱難復雜的情況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斗爭。例如李成瑞在文章中說，彭真曾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綱，其余都是目。1983年2月2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習仲勛參觀韶山后寫道：“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王震說：“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很重要。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災難!”[李慎明文章，烏有之鄉網，2011年8月5日] 他們前前后后當然都有錯誤有些甚至犯過嚴重錯誤，但是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公有制為主體這條底線，就不能算是走資派而應劃為社改派。至于中下層黨員干部的情況，僅從到目前為止仍有如南街、華西等約8000個堅持搞集體經濟的村子這一點，便不難看出來。

　　其次，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不少人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由于30多年來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等問題從總體上不但解決不了反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發生仍在繼續惡化，打碎了“跟著美國走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補課式改革能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兩個神話，已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重慶模式的出現就說明了這一點。在“唱紅打黑”的基礎上，重慶采取切實措施解決兩極分化問題，要使基尼系數在近年內由4.2降至3.5;解決公有制主體地位喪失問題，已使其比重提高18%左右，據說已占40%以上。盡管這種模式是一種探索，它今后怎樣發展還有待觀察研究，但它畢竟拉開了對廣東模式撥亂反正的序幕。吳邦國、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周永康等，在當前的關鍵時刻不僅贊成“五不搞”，而且到當地去肯定和支持推廣重慶模式，無疑是對西化派的沉重打擊，是對人民事業的重要貢獻。這必然會遭到西化派及其同伙的多種瘋狂報復，對此我們務必要有高度警覺和果敢舉措。

　　[二]“反修倒黨”會帶來什么危險?

　　清源等戰友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變修成了資產階級政黨，應該打倒。這就是說，他們是主張通過反修斗爭打倒中國共產黨即“反修倒黨”的。

　　在當前形勢下打倒中國共產黨，究竟可行不可行?這個問題確實直接關系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應當慎之又慎，確保萬無一失。經過集思廣益和反復論證，我們認為在當前形勢下還是應當“反修救黨”而不應當搞“反修倒黨”的。理由是：

　　------雖然修正主義路線多年來一直占據統治地位，但是多數黨員仍然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在這個意義上，不能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徹底地變成了像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的資產階級政黨。

　　------蘇聯共產黨垮臺時，1900多萬黨員絕大多數是歡呼的。這當然有理由,因為他們太痛恨修正主義了。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實是，隨著實行多黨制導致共產黨失去領導權，蘇聯便隨即解了體。在解體后的蘇聯再想使共產黨重新掌握政權，顯然太難了。大眾民主網友說：“去看看東歐，特別是去看看波蘭和立陶宛等國家，直接就把共產主義宣布為非法，只要你宣傳就是犯罪。”這就充分揭露了普世價值所主張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也指出了重新革命的艱巨性。

　　------除了共產黨沒有其他力量能夠維系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打倒共產黨搞多黨制無疑會像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多黨亂斗、軍閥混戰那樣，使祖國陷入內亂不止、民族沖突的大浩劫之中。

　　[三]大多數黨員和群眾贊成推廣重慶模式說明了什么?

　　重慶模式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民心民意之所以在重慶模式這一邊而不在廣東模式那一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值得重視的一個，是大多數群眾深知如果西化賣國集團在十八大之前搞亂中國，會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一場大災難;深知“另起爐灶，徹底拆廟”也會在當前使中國陷入亂局。因此，他們起碼愿意把推廣重慶模式，作為通過黨內路線斗爭和群眾斗爭相結合的方式，結束修正主義路線統治，像遵義會議那樣挽救黨的一線希望或者說最后希望。可以說，只有這個最后希望在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阻撓、破壞下破滅之后，人民才會下定最后的決心，采取其他斗爭方式。正因為這樣，贊成“反修救黨”而不贊成“反修倒黨”的人才會迅速增多。我們只有看到這一點，才會自覺防止教條主義擴大影響。

　　這里所說的其他斗爭方式，包括“文革”、“武革”兩種，加上重慶模式所標志的“自革”[即共產黨自我革命或者叫真正的改革]，便構成了附庸資本主義復辟條件下的三種基本革命方式。“自革”的代價最小，但極其困難，當前重慶模式推廣中遇到的多種阻力就證明了這一點。但在推廣遭受重大挫折之后，黨內的社改派便會加強和革命群眾的直接結合。這樣，類似于“四大”但又極力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革運動便可能發生。如果這種文革還不能解決問題，那末類似于中東、北非那種形式但性質不同即紅色的武革風暴便可能發生。利比亞、阿富汗等國的事實都說明，游擊戰和大規模的群眾武裝暴動，仍是人民革命的重要手段。

　　[四]對一些戰友就此所提不同意見的初步答復。

　　有些戰友認為，“提出所謂資改派、社改派等概念很混淆視聽”，應當堅決糾正。

　　如果真的混淆了視聽，本人當然應當糾正并承擔責任，因為不少戰友知道，這兩個概念是我最早提出的。其實，資改派指的就是走資派，社改派指的就是走社派，只是由于走資派總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招搖撞騙，為了揭露他們假改革、真復辟的面目，才叫做資改派的。問題在于如前面所說，這兩派的存在是個客觀亊實。并且，在資改派中后來又逐漸分化成補課派和西化派兩部分。這兩派的根本性區別之一，就是西化派主張推動西方式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補課派主張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今年2月及之后發生在北京和全國十多個城市的“顏色革命”，核心口號就是“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這場鬧劇雖然暫時規模不大，但是其實質已充分暴露，就是西化賣國集團的首領要奪取修正主義集團掌握的最高領導權。在西化賣國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這種斗爭中我們應當首先打擊誰?顯然應當是前者。再說，由于黨內的西化派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黨內的“特色派”，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就從階級根源上決定西化派是比“特色派”更兇惡的敵人。并且，由于西化派掌握著相當大的實權并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騙人，因而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修正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最兇惡的修正主義者。可見，從“反帝保國”和“反修救黨”這兩方面看，我們都應當把黨內的西化派作為當前最兇惡的階級敵人對待。一些戰友回避或否認這一點，甚至否認中國復辟的是毛主席所說的附庸資本主義這個基本事實，這就不容易理解“反帝反修，救黨保國”的口號了。再說，極其嚴峻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勢，必定要求我們按照毛主席關于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教導，格外重視斗爭策略。因此，不少同志是要“等饅頭熟了再揭鍋”的，現在便斷言黨內主流中沒有社改派，恐怕為時過早。

　　有些戰友認為，改良主義一批人士，他們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竅不通，不認為革命的對象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而只是其中的一個“相”。因此，他們自然會成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還有的戰友追問：“勞動人民不應該反抗這種剝奪和壓迫嗎?一反抗就說是反對一黨專政，有這樣的道理嗎?看到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要搞多黨制而反對一黨制，就勸說無產階級放棄自己階級的目標，這是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來說話?”

　　確實，西化派的“大領導”從表面上看是孤立的個人，但是他實質上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美國把他評為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外國政治家，英國皇家學會也授予他最高獎，廣東省的南方報系通過大講戈爾巴喬夫的功績呼喚他上臺，整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都擁戴他，本身就證明他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而決不僅僅是一個一般的貪官。并且，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世界上無產階級及革命人民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正日益成為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更是如此。隨著美帝國主義這個實質上的世界皇帝對中國打壓的逐步加重，一定會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并搞清楚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既反貪官又反皇帝的道理。魏巍同志指出：“我們應分清誰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修正主義集團與極右派的主要區別是，他們還戴著共產黨的帽子，穿著共產黨的外衣，有時還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極右派如果上臺，那就會撕去一切偽裝，對共產黨就會是血腥兇殘地鎮壓。”[烏有之鄉網，2008年8月30日]情況正是這樣。修正主義者搞的是經濟私有化，西化賣國集團則不僅搞私有化而且要在政治上搞西方式多黨制;修正主義者搞的是補一段資本主義的課，西化賣國集團則通過大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表明永遠要搞美國式的家庭農場，永遠要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者搞的是讓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占統治地位，西化賣國集團則要把共產黨作為封建殘余勢力即專制主義，甚至作為“非法組織”即共匪加以取締、鎮壓，“不光要我們的錢，還要我們的命”。顯然，不從這一實際出發，輕視同西化賣國集團這個最兇惡敵人的斗爭，就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有些戰友認為，既然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那么“如果故意攪混主要矛盾，轉移當前階級斗爭的大方向，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修正主義統治集團。”還有位戰友說：“總是有人以為我反的還不夠積極，罵茅于軾、辛子陵還不夠狠。其實我反的最積極，只不過我反的是根子，你們反的是枝葉。請大家認真想一想，是誰在偷偷包養著反毛者?誰才有能力包養反毛者?是誰準許袁騰飛公然在電視媒體露面，并公然污蔑開國之父毛澤東是‘人渣’?一個黨，對本黨的奠基領袖被如此謾罵卻能無動于衷，難道這是偶然的嗎?是小事嗎?是不值得深思的嗎?”

　　這些戰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或者叫走資派，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問題在于，現在我們已處在附庸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下，因此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作教條照搬照抄，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只有按照毛主席關于中國復辟的必然是“附庸資本主義”的論斷辦事，才真正符合毛澤東思想。客觀亊實正是這樣。由于買辦資產階級是在改革開放的中后期越來越多地從一般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主要由買辦商人、買辦官僚、買辦文人構成的社會集團，是通過賣國求榮不僅速度特別快而且規模特別大地富起來的暴發戶，是西方國家的代理人，換句話說帝國主義是他們的后臺，因而特別害怕真共產黨有朝一日領導人民清算他們的罪行，所以這個集團不僅大搞私有化，而且拼命推行西方式的多黨制，甚至公開主張實行聯邦制即分裂中國，以便逃避制裁。俗話說，“狗仗人勢”。西化賣國派這條走狗，由于仗的是美帝國主義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最大的霸權主義國家，自然也很有霸氣。另一方面由于黨內的“特色派”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而民族資產階級既有剝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國際壟斷資本排擠的一面，因此對于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資產階級的斗爭，既有在一定程度上參加的可能，又有容易退讓、姑息甚至投降的可能的兩面性。所以，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斗爭中，我們既要爭取和他們建立反帝保國統一戰線，又要對他們在反帝斗爭中往往動搖、退縮甚至在某些方面與敵對勢力聯手的言行進行必要的斗爭。這種情況說明，修正主義集團雖然是禍根，但并不一定永遠是禍首。養虎遺患者固然罪責難逃，非常可恨，但是老虎畢竟比養虎人更兇惡。這就是說，“特色派”雖然掌握著最高領導權，但由于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軟弱性，因而使西化派掌握了相當多的實權。“大領導”的許多倒行逆施及其爪牙和喉舌如茅于軾、辛子陵、秦曉、江平、賀衛方和《炎黃春秋》、南方報系敢于公開叫板，都能說明問題。由此可見，“反帝反修，救黨保國”并不是故意攪混主要矛盾，轉移斗爭的大方向。

　　有些戰友認為，只有暴力革命，才應成為無產階級斗爭的主要方法;只有那些反對 “暴力革命”理論的修正主義者，才攻擊馬列主義者堅持這個理論是“教條主義”。

　　我們主張不放棄最后一點希望力爭通過黨內路線斗爭和大眾民主相結合的方式來挽救黨，但更主張根據形勢的需要采取一切適當的措施來解決問題。毫無疑問，在街頭政治的沖突中發生反革命暴亂時，我們必須堅決平息;在人民群眾的革命行動受到武力鎮壓時，我們當然要進行自衛反擊。這些，無疑都是“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怎樣回答當前我們應當怎么辦的問題?

　　對于當前我們應當怎么辦這個問題，我曾在《怎么看和怎么辦》、《再談怎么看和怎么辦》等拙文中談了一些初步建議，不少戰友提出了很好的修改補充意見。現將根據這些意見進行改寫的建議再提出來，僅供大家繼續修改和參考。

　　[一] 按照在十八大前后的“三年決戰”時期要把“反帝除奸”作為首要政治任務的要求，當前應集中力量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開展一場對漢奸賣國賊的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在此基礎上，對證據確鑿、罪大惡極者(包括《08憲章》簽名且拒不改悔者)，列出十大或百大漢奸名單。左派戰友應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精神，通過簽名、上訪、請愿、靜坐、聲討大會、群眾公審大會、鋤奸團等多種形式，要求將他們開除出黨、開除公職并依法嚴懲。對黑龍江省方正縣為日本侵略者、殖民者樹碑立傳等亊件，就應采取這類方式進行斗爭。如果這些合理合法要求得不到應有滿足，應采取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的其他適當形式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任何人、任何組織，包括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如果膽敢包庇貨真價實的漢奸賣國賊，那就等于自我宣布是國家的敵人、人民的罪人，人民群眾都有權利和義務對他們實行問責、問罪。對漢奸賣國賊的罪行，要通過手機短信、電子信箱、復印郵寄、口頭傳播等各種形式，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二]按照在取得打垮當前的西化賣國集團重大勝利后，必須把“反修救黨”作為首要政治任務的要求，從現在起就要在原有斗爭成果的基礎上，全面加強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這包括：在思想理論方面，對30多年來的修正主義思想理論觀點進行分類歸納，概括出像上世紀70年代的“黑六論”那類東西，發動群眾全面展開系統批判。在此基礎上，依據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和新的實踐，提出一些指導實際斗爭的具體理論觀點。在政治路線方面，通過對30多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誤特別是使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的失誤[據新浪財經2010年2月9日報道，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公布，200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28.3%，非國有企業占71.7%。由于集體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資和私營經濟無疑已占據主體地位] 進行揭露、剖析、追根等形式，使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實質和危害，得到進一步的暴露，從而為結束這條路線的統治打下基礎。在反對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要特別注意同右傾機會主義和同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不同點。這主要表現在，左傾機會主義一般是思想認識問題，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后，往往容易改正，甚至把手中的大權交出來，例如遵義會議就是這樣。而右傾機會主義者由于大多數本身便屬于黨內資產階級，同他們的斗爭實質上是一種階級斗爭，因此自然會激烈得多。所以，僅僅把希望寄托在修正主義路線頭子的自我覺醒、自發改良上，全盤否定以毛左派為核心的人民群眾在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決定作用，那確實是右傾機會主義或者叫改良主義傾向，必須反對和糾正。

　　[三] 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總結文革和改革的成績、錯誤，打碎資改派用以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新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建國的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經驗]的兩個“王牌”。“大領導”提出改革的阻力是“封建殘余”、“文革遺毒”，不僅成了西化派反對“紅二代”進入領導班子、反對推廣重慶模式的“王牌”，也成了他們和補課派一起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在現階段的指導作用，否定新中國社會主義模式，把它稱為舊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作為改革的對象加以革除的“王牌”。實際上，改革中改掉了公有制、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就從根本上證明走資派確實存在，證明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評價是正確的，證明改革是存在“十大失誤”的。在當前之所以要講明這一點，是因為只有打碎他們這兩個“王牌”，我們才能談得上“反帝反修，救黨保國”。

　　[四] 當前要具體打好聲討茅于軾、辛子陵;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反對惡性通貨膨脹;對30多年改革的失誤進行一次大討論、大總結;開展一場批判廣東模式、推廣重慶模式的斗爭等五大戰役。聲討茅、辛，重在喚起愛國者;“反轉”，重在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反通脹，重在揭露把經濟危機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蘇秦居士認為，前幾年國務院投入的4萬億元，“是憑空印出的”，“實際當年貨幣貶值高達14.6%。等于這4萬億是強搶老百姓的錢來進行投資的。更重要的是，這4萬億的投資，一下將地方政府負債提高到12萬億的水平。地方政府為了投資拉動增長，反而更加盤剝壓榨老百姓。用老百姓的錢，還來盤剝老百姓，你說老百姓冤不冤?”摘自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8月6日];搞清改革工作中的失誤，重在抓住對內搞補資本主義課的改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的開放，其要害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抓兩種模式的斗爭，重在打擊西化派利用廣東模式在高級干部中興風作浪[蘇聯便是雖有82%的人民群眾擁護社會主義蘇聯，但由于76%的高級干部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便使蘇聯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對這些戰役的意義，我們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在省部級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員]中，為什么至今仍有相當多的人不積極學習推廣重慶模式，反而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于廣東模式?為什么汪洋近日仍敢于在省委全會上公開批判薄熙來的“蛋糕論”?這都說明西化派在這些干部中的影響相當大。而我們的優勢和力量，則主要在基層干部群眾之中。喊響“百姓共富裕，熙來當總理”的口號，確實會激起一些人的憤怒和報復，導致幫倒忙以及其他風險。但反擊西化派如江平等人公開在北京大學大講堂上喊出的“汪洋管政法[實指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進中央常委會]，政法將一片光明”;防止西化賣國集團在十八大前后搞亂中國，亂中奪權，更根本的是像公訴茅于軾那樣動員、組織更多的革命群眾關注、支持、參加“反帝除奸，救黨保國”的斗爭，這才是當前真正的大局、大道理、大策略、大政治。這里我要特別提一下五英雄到黑龍江方正縣砸日本開拓團碑的壯舉。他們的家鄉和網名是：湖南韓忠、湖南湘軍500、河南梁智、河北人間不公、江西飛天燕子。在網絡上看到那么多的干部群眾歡迎他們勝利歸來，稱贊他們是“中國脊梁”的場面，令我禁不住老淚縱橫。在我心目中，他們在當前形勢下的這種實際行動，是給每個真正的中國人做出了榜樣。他們是當代的民族英雄，是今日中國最可愛的人。這里，我要向敢于采取這類實際行動以及采取蘇鐵山、古正華他們那種面對面斗爭行動的戰友鞠一個躬，以表達感激、崇敬之情。有一句古詩說得好：“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作為學習這些英雄的實際行動，今后我不僅要積極參加這種戰斗，而且決心拼老命發出生命的呼喚，呼喚左派戰友們多投入這種實際斗爭。這樣，我們就會在當前的“三年決戰”中打勝仗。不久的將來實踐便會證明，這五大戰役是可以和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相提并論的。它不同于三大戰役的特殊意義在于，如果這種形式本身不能解決問題，它便會為采取其他形式進行革命斗爭創造一定的條件。

　　[五]在毛左派隊伍內部要?立健全分工協作、溝通思想、取長補短、團結互助的體制機制。這里所說的分工協作主要是指，基層群眾中包括工廠、農村中的普通工人、農民戰友，確實應當把側重抓反對修正主義補課論帶來的企業黑心老板、農村“土皇帝”的殘酷剝削、壓迫，作為反對身邊的黑惡勢力、腐敗分子，維護自身權利等等具體實際工作的主要內容。而在中上層工作的戰友，則應側重抓住重大事件進行斗爭。溝通思想，就是在談心交心，思想碰撞中虛心接受戰友的意見，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例如，鄭州一些青年戰友批評我對上層動態關注多、對基層情況了解少，就很切合實際，我完全接受。取長補短，包括做思想宣傳工作和做工運、農運工作的戰友之間要學習對方的優點，克服自己的缺點。修正主義路線的統治已達30多年，是機會主義路線橫行最長的，它帶來的私有化、附庸化，使國家到了崩潰的邊緣，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每每想想自己沒能盡到責任，怎能不心急如焚?!要奪取“反帝反修，救黨保國”的勝利，必須靠繼承和發揚革命前輩“提著腦袋干革命”的獻身精神團結戰斗。因此任何破壞團結的分裂行為都是對革命的犯罪。本人愿意和大多數戰友一起為加強團結盡一份力量，渴望能得到戰友們的理解和支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堅信，在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生死決戰中，廣大左派戰友必定會以大局為重，緊密團結起來去爭取勝利!

　　[六]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作為我們的勝利之本。一個政治勢力，不怕有人反對，就怕沒有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要真能喚起民眾，根本性的一條，是實行革命民本主義。這里所說的革命民本主義，指的是毛主席關于人民民主是我們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新路;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眾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實質上是提出了革命民本主義觀。概括地說，實行革命民本主義，就是要堅持民生、民有、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義”。這里所說的民生，就是要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民有，就是要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當前的任務是盡快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進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抵制和反對否定大眾民主的資產階級“精英民主”。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民族，指的是堅持毛主席所說的革命民族主義。只有切實踐行革命民本主義，人民才會真正相信我們，和我們一道走。這樣，我們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頭政治”時，將他們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轉化成紅色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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