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勞動者階級經濟利益和意識的首次理論概括　　

資本主義制度較以前社會制度的進步在于：它承認了勞動者的人身權和與之相應的經濟政治權利，其中基本經濟權利就是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對于沒有資本所有權的勞動者來說，要從事生產，使自己唯一所有的勞動力能夠發揮作用，就必須將勞動力所有權中的使用權能派生使用權，并賣給資本所有者由其支配。正是由于擁有人身權，勞動者才有了對自己利益的思考和發表議論的權利，從而也就有一部分腦力勞動者從勞動者總體角度對經濟關系和矛盾的理性探討，由此形成了以勞動為根據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稱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早期社會主義者開始到馬克思，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級體系，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矛盾的系統論證中，概括了勞動者階級的經濟利益，提出了勞動者的階級經濟意識，初步確立了自己的主體、主義、主題和主張，以此與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相抗衡，凝聚勞動者形成階級勢力，并為爭取自己利益進行斗爭，以至演化為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　　

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相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晚起的，大約是在斯密創立了資本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之后，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才開始從政治經濟學來表述勞動者的利益和意識，對現實經濟矛盾發表見解。他們雖說還沒有形成對主體、主義、主題、主張的明確、獨立的見解，但已表現出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區別。在理論上，他們大體是依托斯密、李嘉圖的學說體系，在對主干概念如價值、貨幣、資本、利潤、工資等解說上加進勞動者的經濟意識。這個時期比較突出的經濟學家是西斯蒙第，他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部系統著作。他在此書中強調對于公認定論原理的懷疑：“我推翻了一種科學，它好像是以其單純、以其法則的明確和整然的推理而成為人類智慧最寶貴的創造物；最后，我攻擊了一種在哲學中如在宗教中同樣有害的正統學。”[①]從而表達了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同的主義和主題，他明確表示，社會財富的進步應當在“社會力量的干涉”下正常化，而不是使政治經濟學遵循一個表面上好像“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的方針。“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的政治經濟學，“不管應用在什么地方，當然可以增加物質財富，不過，那些學說也會使每個人應得的享受量減少；如果說那些學說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樣使窮者更窮，更加處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剝削得一干二凈。”[②]西斯蒙第提出自己的主張：要由社會力量，主要是有一個公正的政府來調節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使物質財富公平地分配，而不是積累于少數人之手。然而，他所說的公正的政府來自何處？是啟蒙學者所宣揚的抽象人性和理性嗎？顯然這是不可靠的。而且資產階級也正是以抽象的人性和理性來論證其統治的。西斯蒙第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提出解決其矛盾的設想，應當說其要點至今依然有意義，但問題還在于如何實現這一設想，即怎樣形成一股社會勢力并主導一個國家機器。近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勞動群眾，是社會主義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西斯蒙第所代表的勞動者還主要是剛從封建統治解放的農奴轉化的個體農民，以及從農民轉變的雇傭工人，而且當時法國及歐洲大陸的工業化尚未完成，以這樣的群體為自己學說的主體，無疑是有先進性和開創性的，但由于主體的局限，西斯蒙第還不可能提出一個系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雖然粗陋，他的體系畢竟反映了勞動者利益和意識，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和主張，明確了所要論證的要點及其難題所在。二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演化，實際上都是在探討這些要點和難題，不過是在變化了的條件下來探討的。　　

西斯蒙第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出版（1819年）后約半個世紀，馬克思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以產業雇傭工人為主的勞動者階級經濟利益和意識理性概括的系統化，并成為凝聚勞動群眾，組成新的社會變革勢力，向資本統治展開斗爭，進而建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制度。這是一個比西斯蒙第及其他早期社會主義者在經濟思想上的實質性進步，也是第一次明確地從勞動者主體對勞動者經濟利益和意識的理性概括。西斯蒙第和其他早期社會主義者雖然代表著勞動者，但他們往往是站在勞動者之外，從抽象理性或社會正義的角度發表意見的，馬克思則積極投身并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以腦力勞動者的身份將自己納入無產階級，因此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者主體對其階級經濟利益和意識的理性概括。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早在他青年時期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就已開始。為了系統概括勞動者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意識，只是知道勞動者的主體性是不夠的，必須具備足以與資本主義相抗衡并在歷史上比其進步，在邏輯上比其更為深刻、系統的哲學觀念和方法，進而對現實及其歷史的經濟矛盾作深入、全面的實證研究，在揭示矛盾中概括、論證勞動者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意識。　　

馬克思明確地認為他所代表的主體是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以此為前提，他在概括無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進行深入探討，并形成了解決矛盾、建立新社會制度的途徑和原則，使社會主義理論得以系統化。他批判繼承了資本主義哲學、法律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的進步因素，并從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的主體性對之進行了辯證否定，創立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即他所堅持的“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開創了人類思想史的一個新時代，也正是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勞動者的利益和意識才第一次得到了系統的理論表達。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開創思想史上這個新時代，首要一點就在于他深刻而系統的哲學思維。他對黑格爾哲學的學習，不僅使他掌握了辯證的思維方法，而且體會了時代精神的發展趨勢。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受費爾巴哈在批判黑格爾哲學過程中提出的人本主義的啟發，對黑格爾哲學及近代以來的唯物主義哲學進行反思，在繼承其中貫徹的時代精神一般性的同時，批判了其歷史的局限性。對歷史發展所體現的新的時代精神，用“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真正的人道主義”、“新唯物主義”等加以概括，形成了以“改變世界”為主題的新哲學觀念和方法論。馬克思將實踐看成人類社會生活的本質，實踐是“改變世界”的過程，也是認識和社會生活的基礎。人的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人的本質就在“社會關系的總和”之中。不能將人視為孤立的個體物質存在，而應從眾多個體內在統一的總體存在規定人。“改變世界”，不僅是改變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更重要的是改變人類的社會關系和制度。他認為，人類演變到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承擔改變社會關系和制度的，就是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新的哲學必須與無產階級相統一，“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③]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④] 　　

馬克思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勞動是實踐的核心和主干，也是理性的根據。只有以勞動為根據并作用于勞動的理性，才是促進人素質技能提高和社會進步的導引。因此，只有勞動者才需要真正的理性，只有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理性思維才能概括勞動者的利益和意識。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同情勞動者，甚至會從勞動者立場來進行理性思維，如西斯蒙第和費爾巴哈等人，但都未能明確勞動者的主體性，也未能將自己作為勞動者主體的一分子，因而不能提出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理論。馬克思克服了他們的缺點，是第一位以系統的理性思維論證勞動的思想家，而他的社會基礎，就在于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斷擴大并提高素質技能的產業雇傭勞動者，他們在與資本所有者的矛盾中，形成了初級的對自己利益的意識，馬克思通過參與和領導工人運動，深切地認知這一點，并以實踐為根據的系統辯證的理性思維將之概括，形成理論認識，貫徹于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規定論證中。　　

在馬克思以理性所構建的體系中，勞動實際上已是一個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他肯定并繼承了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將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自然的觀點作為自己哲學觀念的歷史前提，因此才有“新唯物主義”的提法。但他更強調自己哲學觀念與唯物主義的區別，區別的根據就在于時代，在于所代表的主體。“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前者是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后者則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就是要為勞動者成為社會主體而進行理性的探討與論證。　　

在馬克思的時代，勞動者群體中已經形成階級并開始組織其階級勢力，具備階級意識的只有產業的雇傭工人，即無產階級。“無產”就是沒有資產，不具有生產資料。與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擁有其必要生產資料不同，雇傭工人不可能購置工業生產必要的生產資料，只能出賣勞動力的使用權，勞動成果不是歸他們所有，而是歸資本所有者所有。由此形成異化勞動與資本的私有財產制度，這是無產階級形成的基本社會條件，他們的利益是與這個制度相對立的，無產階級與此制度所維護的資本所有者階級的矛盾就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經濟利益和意識的概括，主要就是針對這個主要矛盾及其展開的各具體矛盾的理論分析，規定了相應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承接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從人出發，形成了系統的社會主義學說，這是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義，其核心概念是勞動，“共產主義”就是全人類共同勞動的主義。以主義為前提，他明確了以勞動為核心的主題。他所規定的人是以勞動為基本存在形式，以社會關系總和為本質的人。他對人的考察集中于勞動。勞動既是馬克思哲學觀念的基本，又是他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起點和根據。從規定異化勞動概念形成異化勞動學說，到改造和完善勞動價值論，規定剩余價值理論，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探討和主張公有制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勞動作為基本和根據，貫徹于整個體系之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就是探討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經濟關系，即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矛盾，從這個矛盾的規定中，探討勞動解放的途徑。為此，他在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時，就認識到勞動的地位，他寫道：“英國國民經濟學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大進步是，它把勞動提高為國民經濟學的唯一原則。”[⑤]而他從中所繼承并發展了就是這個原則。馬克思對勞動概念的規定。還來自對黑格爾勞動概念的論證，他指出，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⑥]馬克思對勞動的規定，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統一。他認為，勞動是人的本質性活動，也是在商品經濟中創造價值的活動。人是以自己的本質活動來進行生產，并創造商品價值的。　　

勞動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馬克思對勞動的規定，主要是對勞動社會形式及由此產生的矛盾的分析。他面對并首先考察的勞動社會形式，就是勞動者處于被雇傭地位的資本主義制度，他認為，在這個制度下，勞動已經異化，“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已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⑦]勞動產品對勞動者是異化的，它屬于不勞動的資本所有者。資本所有者又用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作為進一步奴役勞動者的手段。在這種矛盾中，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規定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制度的一系列概念，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等都是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兩個范疇矛盾的具體形式，由此構成馬克思規定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初級體系——異化勞動學說。　　

馬克思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展開了更深刻也更系統的研究，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他從改造勞動價值論開始，展開勞動概念，規定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進而以剩余價值概念規定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也即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者的矛盾。　　

勞動價值論是資本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的，他們所代表的初期資本家還參加技術性和管理性勞動。從勞動價值論反對封建領主制和集權專制，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們的勞動價值論是不徹底的，而且很快就被代表占統治地位并不參與勞動的資本所有者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家所拋棄。西斯蒙第和早期社會主義者都堅持勞動價值論，但未能對之改造完善。馬克思從他對勞動的規定，明確認識到勞動價值論對概括勞動者經濟利益和意識的意義，集中對之進行改造和完善。在《資本論》中論證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從分析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入手，綜合規定了勞動的性質和勞動創造價值，以及價值量、價值形態、貨幣等概念，批判了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以勞動價值論為前提，馬克思形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本質的剩余價值概念的規定，這個概念同時也是對產業雇傭工人的經濟地位及其利益所受損害的規定。剩余價值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所有者對勞動力超過其價值量勞動時間的使用創造的價值。這部分價值歸資本所有者，并變成新的資本，即積累，進行再生產，繼續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剩余價值概念為核心，馬克思規定或改造了資本、工資、積累、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利潤、平均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主干概念和一系列的輔助概念，建構了剩余價值理論體系。　　

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改造和剩余價值論的論證，系統地概括了在資本主義經濟矛盾中產業工人階級利益之所在，明確指出只有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這種利益。在對這個主題充分、系統探討和論證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必須進行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自由人聯合體”的公有制的主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從他所處時代經濟矛盾的分析中，系統地概括了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意識，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創立了勞動者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為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帶動的勞動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揭示和規定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目的在于解決矛盾。前者是主題，后者的實現是主張。馬克思相當清楚二者的關系，早在寫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明確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⑧]哲學觀念的變革，使馬克思成為一個革命的思想家，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是他研究的主題，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他的主張。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西斯蒙第遇到但解決不了的難題：以一個什么樣的力量和方式組建能夠代表勞動者利益的政府，由它來調整經濟關系和制度，以實現勞動者的利益。　　

在那些堅持“純經濟”研究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眼中，政治是經濟之外的又一“領域”，解決經濟問題不應考慮政治因素。而蘇聯教科書及其培養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家，也將政治看成經濟之外的“另一門學科”研究的對象，因此他們能看到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張，只是建立公有制一個環節。但問題在于：靠什么力量和方式建立公有制？　　

馬克思并不拘泥于資本主義學者關于學科的分類，在他看來，經濟與政治并沒有截然分開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矛盾的解決，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否定資本私有制，建立以勞動為根據，以全部勞動者為主體的“個人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并由其主導、掌控的社會機構共同占有的制度。這才是馬克思系統的、可行的關于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主張。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主體，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限制生產力的發展，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是生產力的發展對舊生產關系的突破，因此革命的主體就是無產階級。無產者因被資本所有者雇傭而聯合起來，并因共同利益而組成為階級，進而形成自己的政黨。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展開無產階級的革命，首要的任務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利，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⑨] 　　

馬克思認為，人類的理想境界，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共產主義”，即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勞動，組成“自由人的聯合體”，各盡所能，按照每個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分配其生活資料。但歷史的演進有一個過程。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⑩] 　　

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不是單純地奪取政權，不只是變換政權的掌控者，而是要“炸毀”舊的國家機器，以民主方式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還不能消滅國家，但要對國家進行革命改造。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還要繼續無產階級革命，而“行政權、國家政府機器成了革命所要打擊的最大的、唯一的對象。”[11]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蘇聯模式的教科書所說的只是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殘余的鎮壓，也不是維護社會秩序而對“不穩定因素”的控制，而是“把集權化的、組織起來的、竊據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仆的政府權力打碎。”[12]他根據“巴黎公社”的實踐，對無產階級專政進行了論證。　　

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原為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但被組織起來反對和打擊他們。）[13]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即以人為單位而非以財產所有權為單位的民主選舉、監督、罷免國家機構的負責人，并以國民自衛軍代替“保護政府反對人民的常備軍。”與此同時，將政權中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并只付給“相當于工人的工資”。可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一種政治形式，是對國家政權的根本性改造，是保證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主體地位，保證其人身權、公民權、勞動力所有權、對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民主權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是民主權派生并集合、控制公共權利。對此，馬克思雖然沒有更細致的論證，但其原則和要義都是相當明確的。　　

只有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證和內在機制，才能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建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和“個人所有制”。這是對西斯蒙第所遇到的難題在理論上的解決，而后俄國革命和蘇聯模式是對這一理論的實踐，但由于理解的誤差，導致諸多失誤，以致失敗。　　

“自由人的聯合體”是馬克思關于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后新社會形態的設想，要點是：一、明確了新社會形態的性質，以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為目的。二、確定了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三、規定了以勞動為根據的個人權利的平等。四、規定了個體人思想的自由。“自由人的聯合體”繼承了資本主義社會在個性獨立和人權、所有權等方面的成果，并對之否定和發展。在“自由人的聯合體”中，每個人的基本經濟權利，即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平等的，因此其經濟制度應是“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認為，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14] 　　

“重建個人所有制”這個提法及馬克思上面的論述，使許多人困惑不解，其要點在于：一、“個人所有制”與“私有制”有什么差別？二、“個人所有”與“共同占有”是什么關系？　　

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二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后者是前者的否定，二者的差別在于所面對生產方式的變化，前者是個體勞動，后者是協作勞動；更為重要的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化及其與勞動者的分離，由此而形成對雇傭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它恢復或“重建”了個人以勞動為根據的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同時保留和發展了“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要點，在于個人所有權，但占有方式卻不可能退回“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只能是“共同占有”。　　

至于“個人所有”與“共同占有”，這對于學法律專業的馬克思來說，是比較清楚二者關系的。無論古羅馬法還是由它演化而成的“大陸法系”，以及在這些法系基礎上建構“法哲學”的黑格爾，都明確規定了所有制中的基本權利是所有權，而且所有權的權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置等。所有制的性質是由所有權的歸屬決定的，而占有、使用等權能則是所有權自身的內容，他們在經濟關系復雜的情況下，可以從所有權派生并成為相對獨立的權利，但最終還要由所有權主體控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可以理解為：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后，財產（主要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勞動者個人，因為協作和工業生產不能將之切割分歸每個勞動者，因此要“共同占有”，也就是說，由個體勞動者將其所有權中的占有權能派生并集合起來“共同占有”。“重建個人所有制”雖然難以從形式邏輯上理解，但它卻相當準確地以辯證邏輯說明了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后所建立的所有制的性質和原則：財產的所有權，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權，對于生產來說主要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屬于個人的，而個人之所以擁有這個所有權，不在于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而在于作為人本質核心要素的勞動。個人所有權的原則和根據，就是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歸勞動者所有。“以個人自己勞動的分散的私有制”中，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是明顯地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它體現了勞動創造價值，價值及包含于其中的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當然還要交納稅賦）的原則。　　

對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具體形式，馬克思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論述。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將仍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合作工廠”稱為“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之一。至于后來蘇聯模式中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都是蘇聯領導人提出的，雖然也可稱為“公有制”，但與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又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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