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
社會主義的三個版本
社會主義的三個版本是跟中國走過的發展階段聯系在一起的。按照國際不變價格計算，1949 - 1978年，我國人均GDP為500 - 1000美元，我稱之為匱乏階段。人們只能維持生存，連溫飽都不能保證，這時候的要務是保證所有人都能生存下來，所以需要一定的平均主義。
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 - 2002年，人均GDP為1000 - 4000美元，我稱之為溫飽階段。一方面私人收入和私人消費大幅度提高，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另一方面是扶貧，消除貧困，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階段，貧困人口大量消除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第三階段，從2002年至今，人均GDP已達6000美元，我稱之為小康階段。此時出現了這么一種現象，即個人收入的增加對整個社會福利的改善是邊際遞減的，這時候就應該增加公共支出。比如，上海很多人家里生活條件跟西方人差不多，甚至比西方一般家庭更好，但是一出門，你會感到空氣不好、交通不好、公共服務不太好，等等。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1.0版的要務是解決生存問題，2.0版是解決衣食問題，3.0版是解決住行、安全、環保、健康等基本生存之外的更高需求。
“小政府大社會”走不通
中國現在要破除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小政府大社會”。這個觀念從根本上是錯的，走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個樣子的。西方也不是“小政府”，比如美國，已經被世界上公認為是“小政府”，但其實美國政府比我們大很多，公務人員比我們多得多，每8個人就要養一個公務人員。我們中央政府加起來只有4萬人，而美國光一個農業部就有10萬人。所以，成天地看到我們的媒體批評政府監管不到位，可是這些批評者有沒有想一想，到底靠誰來監管？監管部門沒人怎么實施監管？不是說制定一部法規就能自動執行到位的，事情都需要人來做。可是如果你去政府部門跑一跑就知道了，許多部門人手都不夠。用“小政府大社會”能解決監管問題嗎？
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建設好一個緊湊、高效的政府，一個能辦事的政府，當然我不建議政府無限制地發展，但“小政府大社會”這類觀念已經成為發展有效政府的障礙了。
選舉從來跟民主沒有直接關系
現在知識界對民主化的理解很片面，往往跟選舉聯系起來。選舉從來跟民主沒有直接關系。我認為民主更多的是指決策過程。我最近提出一個觀點“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民眾應該在決策的各個階段都有參與，但是執行政策的人應該是有經驗、有學識的。中國的干部選拔制度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
中國的民主化事實上一直在進行著。對比中、美兩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我認為中國的更加民主化。我正在研究中國五年規劃的決策過程，包括如何搜集民意，如何匯總討論，如何出臺等。我的看法是決策過程中要更民主，但決策者要是賢者，這種賢者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精英，而是指擁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人。
很多知識分子動輒指責體制，完全是因為不自覺不自信
很多人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實行競爭性的選舉，我認為這是個錯誤的標準。打個比方，選美比賽中如果沒見到金發碧眼的人，就說沒有美人，這樣做合理嗎？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改革的定義放寬，所有涉及政治資源分配發生變化的都歸為政改，那么可以看到，過去30年、60年我們一直都在改。
從國際對比來看，美國的政治經濟模式在全世界有兩個國家完全復制了，一個是利比亞，一個是菲律賓，而迄今為止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完全失敗了。我覺得現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眼里的政治改革只有一個標準，而這個標準恰恰是錯誤的。
以前費孝通先生講“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我現在講“體制自覺和體制自信”，中國這套體制本身也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我們很多知識分子指責中國體制有問題。這個體制在一個超大型的國家運作這么多年，總體表現不錯，里面一定有成功的地方、值得總結的地方。可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不承認，反而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正常問題視為體制的弊病，動輒指責體制，完全是因為不自覺，不自信。
（《環球視野》第351期，摘自2010年第12期《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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