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國政治模式?中國政治模式顯然指的是中國的基本政治體制。
什么是中國的基本政治體制?從學理上看，任何政治體制都由四個基本要素組成：一是人民與政府關系的觀念;二是官員選拔方式;三是主要權力機構;四是防止和糾正行政錯誤的機制。分析這四個基本要素，我們可以區分世上所有的政治體制，判斷其異同。
中國當代基本政治體制由四大支柱組成：民本的民主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團代表做主的西式民主理念);逢選必考無功不拔的“績優選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數決”為原則的選舉制);政治上統一的先進執政集團(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團為基礎的黨派在議會政治中競爭執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權制衡)。
西方選舉制的三大困境
民本的民主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國，是關于人民與政府關系的中華正統理念。這個理念的文字記述有3000多年的歷史，代代相傳至今天各級政府門前的“為人民服務”標牌。民本的含義簡單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照看全體國民福祉。近代興起了“人民權力”的思想，產生了(代議)民主概念。民主的基本含義是由“人民代表”組成政府，拋棄一家一姓的統治。民本思想結合民主思想就是“民本的民主主義”。就(代議)民主而言，民本的民主主義與西式民主主義是相通的。不同之處在于，民本民主要求政府代表社會整體利益，西式民主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為利益博弈的平臺。
對任何政府而言，選賢任能都極為重要。選拔政治領袖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多數決和績優制是兩個當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數決的深厚傳統，中國有績優制的深厚傳統。當下不少人誤以為多數決比績優制先進，其實都只是具體社會條件的特殊產物罷了。績優制最大的問題在操作層面，主要是評定功勛的標準容易被操縱。但多數決的問題更大。多數決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對票沒投給當選人，為什么投反對票的人要服從當選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義困境。為什么多數決，為什么數量決?多數既不代表正確或者智慧，也不會天然導致少數的自愿服從。第三是邏輯困境。只要社會分成兩個以上的集團，多數決就意味著當選者得到相對多數票，絕對少數票，從而成為必然的少數決。當然，若強行規定只能有兩個候選人，就能從形式上解決這個邏輯悖論。但這種規定缺“道理”，所以稱“強行”規定。因為三大困境，選舉制的“成熟”有兩個苛刻條件：人民普遍認同這個奇特的游戲規則，以及人民有服從任何既定規則的習慣。這兩條都是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不是必然的。
統一的執政集團是中國的強項
應當有不同黨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團“競爭上崗”?對向來分裂成階級或大型利益集團的社會，這個制度天經地義。數人頭比砍人頭文明得多。但有的社會向來不分階級和利益集團，更不以階級或利益集團操縱政府為正當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團競爭上崗就不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社會向來不是利益集團的社會，自古以來，凝聚中國社會，維持中華政治文明的延續，靠的是“先進”的執政集團，即信奉“民本”的儒門弟子集團。自古以來，這個執政集團的“先進性”就來自“大公無私”，不承認執政集團的私利。中文里的“黨”，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對立面。英文里的“黨”party的詞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體。所以，中華向有“君子不黨”之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一黨、兩黨、三黨、多黨那種西式“議會黨”。這個當代執政集團政治上統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績競爭異常激烈。正因為有了這個統一、中立、先進的執政集團，才有中華走向富強的堅定目標，才有人民的團結，才能拒絕血緣、地緣、裙帶、派系干擾而維持績優選拔，才能有全國行政統一、政令通暢，才能拒絕以軍代政、武裝割據，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義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內外宗教勢力干政。有了這個集團，外國勢力就難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業化。
中國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沒法分權制衡。與美國的分權制衡不同，中國采用分工制衡來預防和糾正行政錯誤。中國的分工制衡至遲始于秦漢，歷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權制衡一樣精致。如果中國官員不受制衡約束，都胡作非為，中華政治文明不可能綿延2000多年，當代中國也不可能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華政體最突出的特點是擁有一個統一的執政集團。統一的執政集團是中國的強項，也是軟肋。當這個集團變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民主主義，績優選拔制就崩潰，分工制衡就失效，這個集團就喪失先進性，于是國家崩潰，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這個執政集團在中國會周期性地再生，成為“新朝”核心。于是，中國朝代興衰循環，政治文明卻延續至今，中華文明綿延不絕。
怎樣判斷政治體制的成敗
政治體制的成敗不應從體制本身是否“完美”來討論。中華政體不“完美”，正如美國體制也不“完美”。現實條件迥異，生活矛盾重重，歷史不斷變遷，不可能有“完美”不變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來自中世紀蒙昧主義，屬于神學而非科學。信奉某種政體“普世”，而且會自動“逐漸趨于完美”，是反歷史，反智的。
政治體制的成敗更不應從國家“跳出興衰循環”的角度來討論。論長壽之方是科學，論長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設計的，也是人來執行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壞了，什么制度都擋不住。世界上沒有能讓國家“自動”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動機”。國家是歷史的，興衰是必然的，沒有哪個國家能逃出興衰的自然法則。中國不能，英國不能，俄國不能，美國也不能。宇宙尚有興衰，何況國家與人。中國在興還是在衰?
如何判斷政治模式的成敗?政治哲學家盧梭曾經寫過一部經典論文《社會契約論》，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論沒有一種政府形式適宜于一切國家》。其次一章是《論一個好的政府》。其中這樣說：
“如果有人要問，哪一種政府才是絕對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了。各民族間有多少種差異，其相對地位有多少種組合，就有多少個關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們要問，怎樣判斷政府治理的好壞，這是可以回答的?！?BR>
盧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進人民福祉的結果。我想不出比實用主義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羨慕發達國家制度，也主要是因為那里人民的福祉，盡管美國有種族歧視，英國養著國王，日本任人唯親。
從宏觀歷史功效上看，中國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能夠順應人民變化著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經驗，循環調整追求公平與效率的政策，適應世事的種種劇變。
中國共產黨展現了糾正錯誤的能力，中國在走向興旺之中
1949年以后，應人民的要求，共產黨努力建設社會平等體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國的努力基本失敗了，因為出現了大饑荒。但兩三年后才知道，社會平等體系建起來了，非常成功。這個體系使我國解決了近代史以來的兩大根本問題，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餓。 平等的制度在中國獲得了偉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醫療衛生、還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進了全人類的進步事業。然而，這套平等體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勞動積極性，導致了日常消費品生產嚴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數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發。1979年，共產黨回應人民的要求，改變了政策，逐漸拆掉了原有的平等體系，開始推行市場化。又是十來年以后，看上去我國的努力基本失敗了，因為出現了“六•四”。但兩、三年后才知道，市場體系建起來了，非常成功。但這套制度的代價也很高，代價就是我國眼下面臨的三大困境。第一是嚴重的環境污染。環境污染正在從東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擴散。第二是嚴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醫療、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擴大。第三是嚴重的官員腐敗。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發，共產黨再次調整政策，已明確決定要在相對富裕的社會里重建社會平等體系，控制腐敗，治理污染，在住房、醫療、教育、收入等方面讓城鄉全體中國人享受到平等的實惠。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從現在開始需要堅持再一個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會體系，中國共產黨不僅有經驗，還有深厚的思想基礎。平等的社會，為最大多數老百姓謀福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也是傳統儒家信念。
沒有任何政體能避免犯錯誤。德國如此，美國也一樣。關鍵在于是否有能力糾正錯誤。在中國的現行政體下，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展現了糾正錯誤的能力。
大國恒定有大問題，大國解決大問題就導致人類的大進步。中國在走向興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中國的進步注定會被妖魔化。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有個與現實中國截然相反的的鏡像：一個黑暗無望的中國。在巨大的困難面前，我國必定有些精英會喪失信心，喪失信念，甚至自挖墻腳，準備“跳船”。迷信存在一個萬能的“先進體制”，就無視中國克服困難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就給自己無能，甚至貪污腐敗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宮、建白宮。于是，繼挨打、挨餓兩大問題后，中國又面臨挨罵問題，特別是挨自己內部一些精英們罵，罵自己的基本政治體制。大國在符號戰中戰敗“自殺”體現了新型的世界戰爭。
中國當代政體深植于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國社會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強大的學習及應變能力，故能成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僅僅一個甲子的時間，不靠戰爭掠奪、不靠殖民，中國克服了種種艱難險阻，從世上最龐大貧窮的農業國變成了最龐大的工業國，高速邁向強大、富裕。眼下的西方無疑仍比中國發達;趕上發達國家的強大和福祉水準，是中國歷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業。然而，中國處于高速變遷的過程中，60年的快速進步是真實的，舉世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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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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