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中：難以“標簽”的喬姆斯基

陳宜中 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005年10月，喬姆斯基在英美兩個知名刊物所舉辦的票選活動中，被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彼時美英聯軍已占領了伊拉克，然而，在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那仍是一場不正義的侵略戰爭。正是在此氛圍下，喬姆斯基獲選為全球公共知識分子的首位。

自上世紀60年代的反越戰運動以降，喬姆斯基以揭發、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動為己任。在2003-2004年間，他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言論，曾遭到美國主流輿論界的口誅筆伐。但今天，即使是西方的主流媒體，大多也不諱言那場戰爭是不正當的侵略。喬姆斯基給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反美帝”，這點上他可謂實至名歸。但值得推敲的是：喬姆斯基這位左翼人士，究竟是從什么角度反美帝？是出于什么樣的政治理念反美帝？

喬姆斯基這次訪問中國，又引發了國內左右派的論爭。不少右派或左派的評論者，直接把喬姆斯基定位成是“西方新左派”，甚至斷言他的思想跟中國新左派有密切關系。的確，喬姆斯基是西方知識界反美帝的首席代表，而中國新左派言必稱反美帝；所以，至少在表層上，兩者似乎關系密切。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把喬姆斯基說成是中國新左派的祖師爺，恐怕是個誤讀。

首先，喬姆斯基的確是左派，也自認是左派，但卻并未把自己界定成“新左派”。他自稱是“解放的社會主義者”、“古典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他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典范，一個是羅素，另一個是杜威。而羅素和杜威，都是帶有平等主義關懷的左翼自由主義者。照喬姆斯基自己的詮釋，他的左翼無政府主義思想所繼承的，就是廣義的“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傳統。

當喬姆斯基論及(西方)“新左派”時，他總是有意識地與之保持距離。而其主因在于：自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西方新左派的主流，在反對美國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同時，似乎總想要從反美的國家政權(包括蘇聯、第三世界、伊朗的神權統治、今日的崛起中國等等)找到救贖。對此，喬姆斯基向來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喬姆斯基的政治啟蒙，始于對西班牙內戰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反思。那時年幼的他，既痛恨法西斯主義(他是猶太人)，也無法同意斯大林主義。他同情的是反法西斯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支流，及其所蘊含的自由、平等、互助、團結等理念。對他來說，無論是右翼的法西斯主義，還是左翼的斯大林主義，都意味著國家政權對民主、對自由的不正當壓制。他所持的左翼無政府主義理想，接近于馬克思所謂“自由人的聯合體”。

喬姆斯基自許為“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之子，這點幾乎無可非議。不同于時下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狹隘解讀(一種經濟主義式的解讀，將其簡單地等同于自由市場)，喬姆斯基更看重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反專制權力、追求社會的自發性或自發的社會性的一面。

喬姆斯基認為，在工業化的時代，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謂的“自由市場”幾已被國家與資本力量所聯合壟斷。既然如此，他對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主要批判，不在于批判市場或國際貿易，而在于批判國家與資本力量以“自由市場”之名行壟斷、宰制之實，以及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下不公正、不民主的市場經濟。

喬姆斯基除了批判國家資本主義對自由與民主的壓制，也出于類似的理由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可以說，他繼承了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反專制的一面，進而將其激進化，亦即：從批判專制政權，到批判選舉民主制度下國家政權的專制與法西斯化傾向，到質疑任何集中化的權力(無論是國家力量還是資本力量)的宰制性格。

喬姆斯基究竟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者，至今仍存在諸多爭議。他說，他不反對足具民主正當性的權力與權威。但他主張：上至國家政權，下至工廠公司內部的權力行使，都要有足夠充分的民主正當性，否則該權力或權威便必須被質疑。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不像是完全的無政府主義，而更像是對洛克“權力的正當性來自于同意”的一種激進詮釋。在此，呼之欲出的是喬姆斯基與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復雜關系。

喬姆斯基對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既有肯定，也有不客氣的批評。在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他表態支持克里，遂引發了一些爭議。此外，喬姆斯基對美國全民醫療保險的支持，對新政自由主義某些成就的肯定，對美國自由派改革金權政治的主張的呼應等，似乎也透露出他并未全盤否定新政自由主義(一種主張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言論自由、同情弱勢、伸張基本社會權的左翼自由主義)。

但另一方面，喬姆斯基也與美國主流的左翼自由主義保持一定距離。而這或許正是因為，他承接了更多的、古典自由主義式的對國家權力的懷疑。他對美帝國主義行動的強烈質疑，與他對于一切集中化權力的懷疑，可謂如出一轍。我們甚至可以說，喬姆斯基對美帝國主義、對國家資本主義、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強力批判，發展了美國建國理念之中，最強調社會的自發性以及權力的民主正當性的那些元素。

基于此，喬姆斯基在痛批美國的金權政治時，不忘肯定美國的言論自由。他在《南方都市報》的訪談中，也不吝于肯定玻利維亞的民主選舉，以及韓國和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盡管這些新興民主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也遠遠稱不上是“解放的社會主義”社會。

喬姆斯基之“反美帝”，在西方乃至全球都稱得上是“第一名”。然而，他的整個思想和精神面貌，不屬于西方新左派的主流。也因此，喬姆斯基式的“通三統”(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美國的某些立國精神、自由人的聯合體)讓國內的思想界普通感到“難以標簽”。而這，或許正是他的中國行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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